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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程

发布: 2009-4-10 05:40 | 作者: 高默波



——一个农村孩子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

出生在江西一个小村庄的贫苦家庭。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厦门大学,后选派到英国留学,先后就读威尔士大学、剑桥大学、西敏寺大学和埃塞克斯大学。后移民到澳大利亚,先后在格里菲斯大学和塔斯曼尼亚大学任教。现任阿得莱德大学讲座终身教授,兼任阿得莱德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发表了四部专着和一系列文章及合着章节。最新专着是《解释中国过去的论争:毛和文革》。


       一
       
       要说七十年代,还得先从六十年代末我刚上初中时说起。
      
       那时一个农村孩子能上初中已经了不起了。拿我们两百多人口的高家村来说,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个孩子上了中学,其中一个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
      
       父亲是在我上初中前一年去世的。他临终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我能继续升学。那时的初中离高家村有十几里地,不可能天天来回走路,只能在校寄宿。父亲省钱买了个搪瓷脸盆,生怕把农村人用的木盆带到学校丢人现眼。
      
       在我上中学期间,父亲去世了,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我是三兄弟中的老大,虽说才十几岁,但也该是挣工分的劳动力,可上学非但不能养家,还得由家里负担学杂食宿费。三寸小脚的母亲也不得不下地干活,贴补家用。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时,我刚上初中二年级,学校突然就宣布停课了。文革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搞不清楚,但高年级同学写的那些大字报我倒是看得津津有味。一个地理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被抄,他单身多年。大字报上说,他有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因为他日记中写道,有一次乘公共汽车坐在一个女人身旁,贴着她感觉很舒服。另一个证据是,他嫌公共厕所臭,每次都要跑到学校旁的树林上厕所。
      
       甚么是资产阶级?我们似懂非懂,只是觉得这老师的确有点怪。村里男女老少之间,打打闹闹动手动脚是家常便饭,为甚么身体接触一下,就会激动得写进日记?让人不可思议。
      
       学校里有好多新鲜事,让我们好奇。比如说那些单身,我们数学老师个子高挑,虽说没多漂亮,但找个对象应该易如反掌;另一个女老师也是,还总是穿高跟鞋,这对我们农村人来说感觉挺怪的。还有教导主任黄某,胖得出奇,腆着个大肚子,跟我们这些皮包骨的乡下人相比,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
      
       我们对老师很尊敬,没人打老师,甚至也没人给他们戴高帽子。文革初期,我目睹了唯一一次打人事件,是学生们殴打学校食堂兼仓库的管理员。那时候农村学生在校寄宿,星期六回家,星期天从家挑一担大米和柴禾到学校,交给管理员过秤,再根据重量给我们饭票。他过秤时总是偷奸耍滑,饭票比大米少,而到口的米饭又比饭票含量少。很多人都怀疑他贪污,但又找不到证据,文革终于给了人们发泄的机会。
      
       有一天,上面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要从学生中选代表去北京,十里挑一,协商提名,公开投票。家庭出身很重要,一定要贫下中农、工人和革干家庭;第二条就是学习成绩,外加公信力。我被提名,但我的同桌强烈反对,说我道德品质有问题,偷过他的折叠小刀。这是胡扯。我在屋外捡到一把小刀,爱不释手,就留下了。他非说那刀子是他的。好在没人相信他的指控,我还是被选上了。
      
       那趟旅程最让我激动的是头一次坐火车,这比见毛主席更令人激动。北京街道宽敞豁亮,高楼大厦,真有点儿像神话世界,连发给我们当干粮的饼干也挺神奇。
      
       那天早上四点起床,步行去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接见。我们编队坐在地上,等啊等啊,唱呀唱呀,再一条条读毛主席语录。终于一辆辆敞篷汽车开过来,一晃而过。周围有些人瞬即大哭大喊,我有点莫名其妙。说实话,连毛主席长啥模样我都没看清。回到高家村,人家问我看到毛主席了吗,我当然说看到了。啥模样?跟画像上一样。
      
       那些高年级的造反派头头是些爱虚荣的家伙,军大衣、自行车和白塑料底鞋让他们出尽风头,惹得漂亮女生频送秋波。至于红卫兵是甚么,为甚么造反,造谁的反,我很茫然。停课闹革命,我稀里糊涂成了公社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在公社无反可造,最多在食堂白吃白喝。接着,造反造到我们生产大队,我又为挨整的大队支记辩护,结果成了保皇的造反派。
      
       村里的年轻人最向往的就是离开农村,比如入伍和招工。而我从小听力不好,入伍我身体不够格,招工机会更少,所以对我来说,脱离农村的唯一途径就是上学高考。文革一来,不管学习成绩好坏,这条路都断了。于是我成了「返乡知青」,造反不知道怎么造,上学上不成,我这本来就是农民的学生就又成了农民了。
      
       不过,我倒也没觉得天塌下来。跟那时多数农村人一样,我总是认为,事情是怎样就怎样。我们农村人跟黑格尔一样理性: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以,后来的遭遇再如何,我也能坦然面对。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也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之一。「一打三反」工作队的人看见我读《水浒传》,就把书没收了,说是封建书籍。另一件事也惹了麻烦。为了铲除农村的封建思想,工作队把村里的宗谱收集起来准备烧掉,我那时正热衷于练毛笔字,农村缺少纸张,就从查抄后存放在仓库的宗谱中拿了一些来练毛笔字。工作队觉得「偷家谱私藏有封建意识」,连同读封建书籍的罪名,数罪并罚,将我抓了起来。
      
       那时我已经是高家村的「赤脚老师「,工作队就把我交给教师群众们批斗。我在中心小学被软禁了两个星期,白天写检讨,晚上接受来自各村老师的批斗。不过,最后这事也不了了之。但对我以后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多大妨碍。一九七三年国家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还被推荐去厦门大学读英文——而我并没有任何家庭背景。
      
       二
      
       如果仅仅从世事的环环相扣上来看,人生中的很多事情看起来实在是自相矛盾。在那样的年代里,我有政治运动中受批斗的「污点」,但却又因为「政治可靠」被推荐上大学。只是事过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其实这些并不矛盾。
      
       文革前有个「四清」运动,那次运动中,徐家村人徐从旺因为「四不清」而被撤了大队会计的职务。很快,文革给了这个徐家村人一次机会,他立马起来造反,要打倒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常银。于是高常银被炮打靠边站了。
      
       高常银正好是我们这个族系的人,为了寻找罪名打倒高常银,已经在大队文化革命委员会掌权的徐家人指示「一打三反」工作队,要我承认我做的那些事都是受高常银指使的。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巧,当年批斗我最起劲的中心小学的徐校长也恰恰是徐从旺的妹夫....到一九七三年时,徐从旺造反没成功,高常银也没有官复原职,高徐两人的争斗悄然成为历史,没翻出甚么浪花。
      
       恩怨永远纠缠不清。此其一。再说我被推荐上大学的事,那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公社文教组负责推荐大学生的名字叫高常艶。巧的是,他名字的前两个字,恰恰跟我的本名「高常范」前面两个字一样。所以,当高常艶把我推荐到县教育组时,负责人竟然误以为我是高常艶的弟弟,而这位在选拔上掌有生杀大权的负责人,又正巧是高常艶在上饶师专的好同学。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不少当代中国政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潜规则」。首先,政策和指示从最高层下达,到地方上执行时,可能已经跟原来的意愿和内容完全不一样了。「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反革命活动,反投机倒把、反贪污、反铺张浪费。但我当时受的指77控,和这些内容完全沾不上边。
      
       再者,在像高家村那样的农村小圈子里,宗族、族系的传统和意识,总在或明或暗地左右着政策执行和政府的运行。从「四清」到文革,高家村的不同宗族、以及高姓和徐姓两家,一直在你争我斗,看不出谁会长赢谁又皆输。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同一件事情上,不同的人大多有不同的感受和经历。我们谴责毛泽东时代用阶级斗争的教条来解释和指导一切,但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和需要,这是不可否认的。
      
       就拿所谓的样板戏来说吧。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可是我的记忆恰恰相反,它是我在农村最好的记忆之一。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间,为了解决广大群众「看戏难」问题,当时的文革派决定普及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等联合,由谢铁骊等执导,将样板戏先后拍成舞台电影片,在全国农村发行、放映。
      
       也是由此机缘,我学会了欣赏和演唱京剧,特别是它的唱腔和台词,由此得益一辈子。现在还时不时唱一两段,使我在需要的场合能出个节目。国内外的朋友,包括搞京剧专业的,都会对我这个没有师从的农村京剧爱好者的水平大吃一惊。
      
       所以说,巴金的经历和我们农村人的不一样。巴金的回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有很多人读,包括外国人;而农村人一般不写回忆录,不会写,写了也没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还成了历史;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没有记忆,也没有历史。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文革期间小说、电影、戏剧创作枯竭,文化生活长时期极其枯燥。八亿人民八个戏,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板戏,这成了文革时期精神和文化生活贫乏的代名词——但是,这要看是对谁而言。
      
       文革前就算有一百个戏吧,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都是给城市老爷们看的。粗略地估计下,当时七亿中国人是农村人,很难说「一亿人一百个戏,七亿人民没有戏」的状况能证明整个中国更有文化生活。况且城镇的一亿人也不是人人都能看上一百个戏。
      
       「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版戏的京剧应该说也是文化生活,而且是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更反映出现代的所谓民主和人权理念。而且,样板戏普及的过程中,广大的老百姓变客体为主体,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就是证明。
      
       事实上,我和高家村的人就加入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戏剧移植工程。我们用本地的方言、本地的传统戏曲曲调来改演京剧。移植很成功,我们不但在本村演出,还应邀到几个其他的高家村去表演。我在工作的中心小学既当导演又当主演,给大队也演了一齣京剧。这些活动不但大大地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而且加强了社团和公共活动意识。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熟悉的曲调上台演戏,都兴奋得很,而且,他们全都认真地读剧本,也提高了识字和阅读能力。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的活动还开辟了年轻人之间自由恋爱的先例。文革前,所有高家的婚姻都是通过介绍人而达成的。而戏剧移植的活动,让各乡邻间走动得更勤,两对年轻人自由恋爱成功,而且他们的婚姻打破了阶级成份和族系门户。主演阿庆嫂的就是高家村一个富农成份的女孩,她没有受到歧视,反而扬眉吐气,大大风光了一番,成为很多年轻人羡慕的对象。
      
       我们把这种活力带向了周围的各个村落。高家村还建了个篮球场,还组织各村之间的的比赛。在那个年代,这给年轻人带来很多欢乐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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