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 | 下一篇

评《伤痕》的社会意义

发布: 2009-4-10 05:21 | 作者: 赵振先



       短篇小说《伤痕》是四人帮及其文化专制主义被粉碎以来的一篇以社会冲突为背景的悲剧作品。这篇小说的出现,在社会上和人民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以至于形成了一股新文学的潮流。

       在此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伤痕》这篇小说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影响,它涉及到整整一个历史时代。那么,我们就要看看《伤痕》这篇悲剧作品是不是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而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小说是以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干部的“叛变”和“复出”对其子女的心理影响为线索的。在这个线索的开头,社会先是在王晓华这样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身上留下承继母亲“叛变罪”的心理创伤。中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九年。这九年是在对命运的遗恨和曲折的爱情之间穿插度过的。线索的结尾,是新的转机结束了“不白之冤”,女儿重新投入刚刚死去的母亲的怀抱。一场噩梦终于过去,社会冲突造成的创伤终于愈合了,它是人生一首不幸的插曲。

       “伤痕”从它被割开一直到愈合,这个过程是在干部子女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和属于这个阶层的思想意识之中完成的。那么,干部子女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是不是在这场剧烈的社会冲突中代表了整个社会,或者是这场冲突中最不幸的、最有社会代表性的阶层呢?作为个人来说,他们确实可能遭到的冲击如同父母一祥大,从优裕的生活环境和优越的社会地位跌进社会底层的深渊,这是够不幸的。但是作为阶层来说,他们远不是最无保证的社会阶层。有多少所谓“黑五类”子女仅由于血缘关系,被虐待、歧视,随父母遣返,剥夺政治生活权利等等,并在这场社会冲突之后,渐渐被社会遗忘了。可是我们的干部子女呢?一旦父母“复出”,恢复了职权,他们也随之恢复了优裕的生活环境和优越的社会地位。这样看来,以干部子女这个特殊的阶层来表现社会悲剧未必是深刻的主题选择。

       我们权且认可这种主题选择是有代表性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在社会生活中超脱自己所在的社会阶层。既然如此,我们就要看看王晓华在动荡的社会生活中是不是超脱了自己所在的社会阶层,自此有了哈姆雷特式的悲剧个性,这种悲剧个性将成为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反映了时代对青年的世界观的影响和反作用,以此成为活生生的形象再现主题,使得社会中个人的悲剧结局,具有整个的社会意义。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王晓华的母亲因“叛变罪”致使年幼的孩子在心灵上蒙受耻辱,“像是一条难看的癞疮疤依附在她洁白的脸上。”这不仅仅是王晓华一个人,多少人因血缘关系,都蒙受了这种耻辱。王晓华给自己和家庭划出一条界线,便出走了。这也是许多青年人曾经做出过的选择,我们在这里指出的不是这些经历的合理性,作为一篇以社会冲突为背景的作品,绝不应在社会冲突反映在个人身上的时候,就“必须按照心内心外的声音批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彻底和她(母亲)划清界限”, 选择这种迅速避开心理冲突的办法。这种选择意味着作者和她的主角的思想意识始终规范在一成不变的政治概念中,这已经暗示了整个作品的发展将不可能达到所希望的反映社会冲突的悲剧效果,也必然使得整个小说失去它所要表现的深刻的社会含义。悲剧刚刚开始,就按心内心外的声音来确定思想界限,这样的做法先是从自我方面否决了真实的心理活动,紧接着为了年轻人的虚荣心弃家出走,以此达到使自己“清白”的目的。这就失去了悲剧所应有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在这里作者避开了个人和社会的内在和交互冲突,这就决定了整个作品的局限性。首先,作为悲剧作品,个人的真实心理活动是至关重要的,它将决定悲剧在感情上的深刻程度,悲剧作品正是需要这种心理活动的感情或(感)染力。其次,社会冲突对于个人的影响,并不是清白做人就能了事的。也许出于年轻人的幼稚心理,这也倒是一种选择。但是以社会冲突为题材的作品,不能不表现出社会的正义和不义对于一个年轻人的心理反应,具体地说,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血缘意识对于一个纯洁无瑕的年轻人所起的痛苦的矛盾心理。可惜,我们的悲剧主角王晓华从此学会了忍受这种痛苦,而不是思考这种痛苦于个人和社会的整个涵义。

       王晓华在痛苦之中得到了一股排解力量,就是爱情。于是爱情改变了她的生活,使她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但是这并不长久,“叛变罪”由于血缘关系这根纽带,魔鬼跟踪而至,使她痛苦地避开了心爱的人。我们的悲剧主角再次避开了思考,轮回到了净化境界——“把自己残存的女性的感情奉献给学校的孩子们。”

       悲剧的结局来到了,形势由于人民的斗争出现了崭新的局面。(我们的悲剧主角却没有参加到这场斗争中来,甚至没敢想一想)。母亲的“叛变罪”得以昭雪,当然也就解脱了血缘关系的锁链。母亲立即写信召回自己的独生女。而王晓华却在“犹豫不决”,直到“妈妈单位的一封公函”,“叛变罪”确实解除,才赶回上海看望母亲。非常不幸,她赶回上海只看到刚刚死去的母亲。

       我们在这个结局中看到,悲剧的冲突开始出现了,它不像开始的出走那样简单,它是欢欣和悲痛俱来的典型的悲剧结局。先是锁链的解除,只此就意味着噩梦已经过去,血缘问题再也不会烦扰人心了。它已经作为一个不幸的故事要过去了,可是突然,她母亲死了,她未能见到她母亲,隔膜了九年的母女之情只有一具冰冷的尸体为结果。由此,不幸的故事由于死亡的不可更改,成了永久的“伤痕”,成了悲剧。

       《伤痕》的结局使它有了悲剧的影子。它运用了惯常使用的悲剧手法,使故事情节渐渐走到了生死——悲欢——离合这个人生主题上来了。它遗弃了人对于社会问题的任何探讨,用故事情节网络并加以人生主题冲突化来完成这场悲剧。但是悲剧的影子仅仅是影子而已。这种以人生主题为背景的悲剧作品在任何时代都是不乏其作的。可喜的是,一篇全部以社会冲突为其背景的作品,竟然没有涉及到这种冲突的任何内在涵义,其结局也不是这种社会冲突的悲剧结局,仅仅是人生主题的冲突。这就不能不说,《伤痕》是一部以社会冲突为题材,却又没有表现出社会冲突的人生悲剧。

       从对《伤痕》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小说没有表现出它所要表现的社会意义来,它只是由于它的人生悲剧的意义使得它从侧面站住了脚。《伤痕》由于它的应时,也是由于人民对社会悲剧作品的迫切需要,在作品自身之外获得了某种成功。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反映时代的文艺作品是多么低劣和贫乏。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伤痕》提示给我们,然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如何通过艺术形象再现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呢?这就是说,《伤痕》及其所影响的文学潮流为什么能够提出,却不能揭示时代的奥秘,没有能真实地表现出作品的社会意义来。

       这个问题的提出,我想并非出于臆想。在我们面前所展现的文化沙漠里何处有绿洲和清泉,那是要靠我们艰难的跋涉才能发现的。

       这个时代为中国的青年一代作家提供了广泛的社会问题的素材,他们将能够借助于思想的射线,窥见那颗跳动的、殷红的时代之心,而不是以治愈“伤痕”为满足。

       原载《今天》第四期  署名:史文
       


View My St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