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1日，"收租院泥塑群雕"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展览，来自城市、乡村的观众，携带着干粮行走几十里、或上百里路程来像赶场一样蜂拥而至，观者激动万分义愤填膺地怒吼，有些人泪流满面失声痛苦，更有甚者，竟忘了自己所处场合，用木棍敲击泥像中的坏人，以泄不平。过度悲伤，以致当场昏倒在地的观众也不乏其人。
1965年1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收租院展览，从1965年12月24日到1966年3月6日，中国美术馆共接待观众473,500人，创展览会历史最高纪录。“文革”期间到1974年，收租院泥塑群雕被复制修改6次，加拿大、日本、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家巡回展出。
1990年，德国卡塞尔美术学院教授莱勒·卡尔哈尔德到四川，参观收租院泥塑群雕，走访原创作者，同时德国组织收租院研究小组，撰写有关研究论文。1996年4月，“雕塑收租院国际研讨会”先后在美术学院和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两地召开，对泥塑群雕30年来艺术魅力展开讨论。
1999年6月，在第48届国际威尼斯双年展上，一位中国艺术家邀请当年一名原作者配合，以威尼斯收租院为名，把36年前四川大邑县收租院创作组的制作过程搬到意大利的威尼斯城重新复制表演一次，因此获得该展览国际大奖，西方人称赞他“以最学院派的艺术样式，将制作过程变成一种行动艺术，在东西艺术对话之间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桥梁！”。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从未有任何一件艺术品像"收租院泥塑群雕"那样半个世纪以来持续产生强烈的社会公共影响和专业关注。
创作组集体住宿在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内。他们组成一个像解放军那样的战斗集体。寝室里，床排成一条线，贴上毛主席的语录和革命口号，学习解放军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有空就大唱革命歌曲”。
小组制定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每天六点起床，参加馆内民兵训练或学习毛主席著作，具体为每星期一、三、五早上操练，二、四、六早上学习。七点半吃早饭，上午八点至十二点工作，十二点午餐，十二点至二点午休，下午二点至六点工作，晚上八点到十点开会，讨论有关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和业务创作经验。
每两周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学习毛"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阶级斗争资料和时事资料。创作组成员来自各方面，文化水平与业务知识结构完全不一样。他们始终强调集体创作观念，“提出‘要党的事业，不要个人事业；要集体观念，不要个人杂念’的口号”。严守纪律，集体服从于一个共同的目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阶级观点，站在社会主义的高度”来创作这一“阶级斗争教育的重大题材”。
1962年，毛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艺术界的创作活动都以阶级斗争为纲，省、地、县三级领导组成的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改馆委员“用大型泥塑的形式把旧社会地主剥削农民的收租情景表现出来”，“增强正面教育的分量”的大事。创作过程 “配合了三大革命运动，而且成功地采用领导、专业、群众三结合的方法”。
造型形式以阶级斗争为目的“要让农民看懂，看好，从中受到教育”。从1960年到1964年，“买飞田”、“做狗道场”、“背磨沉水”、 “割耳”、“审讯肖汝霖” “刘益山的亲戚被杀”、“张二娘怒砍丈田弓”、“宋木匠巧改刘家斗”等。有的直接使用展区现场真实道具，一些腊铸人物模型还穿真人衣服。
后来不断澄清的结果是：
从1958年到1962年间四川省大邑县人口负增长。为转移翻身主人的不满情绪， 刘文彩的罪恶故事就在大饥荒中制造出来。
1964年前后，组织上成立了"家史演讲组"的专业忆苦思甜班子。水牢说第一人冷月英，讲述坐刘文彩水牢的故事时，当地人问她：我们怎么不知道刘文彩家有水牢呢？你是哪里来的，我们怎么不认识你呢？面对这些问话冷月英回答说："我说的是冤枉话，但这不是我要讲的，是上面叫我来说的。"主管部门首长不安，立即通知她：除持组织部介绍信的来人外，对任何人不得泄露真相。后来，真有个持组织部介绍信的姓郝的干部找到她，要她把过去坐水牢的诉苦报告重说一遍，并录了音，成为阻挠当地人对水牢真象质疑的主流意识形态。后来冷月英常对家人说她所作的水牢报告并非她本人自愿，而是看在公粮和首长的份上。
万洪云原是刘文彩长兄刘文渊家的厨师，因做得一手家常菜而深得刘家的赏识。共产主义化后，万红云有一次打针打漏了，手上留下一道凹痕。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延安意识形态专家就想到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要他说手上的凹痕是当年刘文彩打的，并专门设计制造了一条恐怖的钢丝皮鞭。万洪云从此就进入到能吃饱饭的"家史演讲组"，到全国各地去作血泪控诉，以自己手上的凹痕和钢丝皮鞭为证，控诉刘文彩压迫贫下中农。成了仅次于冷月英的二号明星人物。
罗二娘是一个川剧艺人，戏唱得很好，为人处事也很能讨人欢喜，安仁镇的小姐太太们都喜欢与她交往。刘文彩听说儿子退了自己定下的婚，又背着自己去与别人见面！背后就是川剧艺人罗二娘的主意。刘文彩叫来罗二娘，她硬着头皮挨了一顿骂，刘文彩叫她滚。罗二娘离开了安仁镇后再没有回来。延安的意识形态专家又派出一男一女（男的叫熊正甫，女的叫王俊华）到新津川剧团找罗某迫其就范。在强大政治威胁和诱逼下，从未在庄园留宿过的罗某被迫说："我在刘文彩家住了三年"。还说出林奶子、李二姐等人物和许多荒唐的情节来。刘家雇工说："安仁镇从来就没听说有过这几个人物！" 在口粮和阶级立场要挟下，罗二娘还是选择了有口粮的官方，说看见刘家大门挂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主流意识形态媒体大肆宣传说当年刘文彩家门上还挂有血淋淋的人头。
主流意识形态见民愤还没点燃，感觉罗二娘还有可以进一步发掘的价值，又要求罗二娘编刘文彩未成年儿子强奸自己的故事，为人妻为人母的罗二娘，在延安精神的羞辱中跳楼自杀。罗二娘死后，佛堂右边的女客房门口部置了刘文彩父子强奸罗二娘的现场对外展。甚至还有刘文彩父子强奸罗二娘展开枪战的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冷月英、万红云、罗二娘等人出来诉苦，拉开了地主成为大饥荒的革命祭祀牺牲品的大幕。远比古代牺牲动物祭天要恢弘。
刘文彩的先祖都是普通小农，没留下任何口碑。到了民国时期，刘氏家族群雄并起，给小镇安仁平添了万种风情。刘湘（即刘元勋）是刘氏家族第一颗将星，官至川军总司令、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1938年率部出川抗日，不幸旧病复发，殒于汉口。政府追赠一级上将，并在成都南门外武侯祠侧举行国葬典礼，其陵墓地辟为“甫澄纪念公园”。刘湘是抗日将领，文革中被毁墓掘尸。
刘文彩早年因家贫失学，在家照看小弟文辉。年龄稍长，刘文辉到刘家祠堂读书，刘文彩负责陪送，跟着弟弟哇里哇啦，算是拣了几个字。一年半载之后，刘文辉能够自己上学了，刘文彩的陪读生涯也就到了头。那时他已经是半大不大的小伙子了，父亲刘公赞不能不为他考虑出路问题，几个儿子，或充士，或务农，或做工，他心想，要是刘文彩能经商，开爿门面，士农工商不就样样齐全了吗？而且刘文彩虽学识不多，但不乏机敏，经商未必会处下风。就让他农闲时走街串巷卖烧酒。跑了几年，刘文彩入了门，便与族中别的人家合资开办烧酒房。烧酒房而外，还曾与刘湘父亲刘文刚合营水碾一座。
亦农亦商，离乡不离土，这就是刘文彩早年经历的大致情形。他的这段早年经历对他一生的影响至深且巨——对下层隐情、 江湖内幕一览无余。 其长成后操“十万兄弟伙”于股掌中，就不单是凭借乃弟刘文辉的权势，也是凭借他早年的摸爬滚打。刘氏家族的政治巨舰，舰长无疑是老幺刘文辉。撇开刘文辉，刘氏家族和刘文彩个人的历史都将无处落笔。
刘文彩到宜宾是1922年冬，即接任叙府船捐局局长。1925年，刘文彩升任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兼四川第四十二区烟酒专卖局局长。1925年底，刘文辉将帮办公署、第九师师部设于成都，行政财政诸权则尽落刘文彩之手。刘文彩自此独当一面。
刘文彩《三字经》都没读完，按说不懂什么治乱之道，对权术却能无师自通。运用各种手段，联合各种力量，刘文彩从无到有，建立了自己的班底。无论文还是武，无论商还是政，也无论庙堂还是江湖，都有刘文彩的触角在延伸。刘文彩由叙府船捐局局长而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而叙南护商事务处处长，而川南水陆护商总处处长，而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处长，直至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宜宾等十三个叙府辖县，全部归刘文彩主治；二十四军防区的其它数十县，所有税收一律送缴“川南税捐总局”转解；各县对“川南税捐总局”均用呈文；各县征收局局长、禁烟查缉处处长等财政要员的任免经刘文彩认可才算有效。实际上，刘文彩的辖区并无一定，二十四军军旗插到哪，他的权杖就指到哪。
二十四军防区凡与聚敛钱财相关的要职，集于刘文彩一身。为刘文辉家族集团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就构成刘文彩十年宦海生涯的主要职责。
刘文彩一生有过五房太太（结过两次婚,纳过三小老婆），还好大烟（被意识形态化的“水牢”，就是存放鸦片的民间式的恒温恒湿室）。收租院中的活捉刘文彩更是典型化的正义精神的胜利，刘文彩故于1949年秋，他临终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亲人。刘文彩待人厚道，常对邻里乡亲扶危济困。到了晚年，他个人出资2．5亿元（折合当时200多万美元）兴办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并刻碑明示：“学校成立之日，刘家不再对校产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刘文彩发战争之财却又行公德之善，是个人物。但后来成为“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延安式的典型的魔鬼形象，他的大邑公馆，则被艺术化成人间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