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中文
这座大学就像一座空城，不是指没人，而是没有生气，特别在这肃杀的季节，阴气从脚底升起，“嗖嗖”穿过全身，空气中散发的是冰块儿的味道。出租车司机与距离作抗衡，而这里的人在与自己的意识作抗衡。他们麻木而阴沉的脸绷着极快的步伐一点也不协调，好像上半身生活在空洞聊赖的监狱，下半身处在在分秒必争的香港。在嘲笑别人的同时我也在审视自己，在这座空城里我也许被同化，每一次的位移估计更不协调，更不可思议。
中文系，一个很大的名词，我就囚居在这里，旁观它的喜哀。以中文为生的那些传道授业者——教授们，从衣着上林林种种。一种是西装西裤型，衬衫一般不白，但依旧敞开露着，关于衬衣纽扣，严谨者一般一排封死，直抵喉结，发出声来总感觉有半句呛在喉管里，潇洒者则敞开两三颗，从干黄的脖子往下直达胸口，fan色的肌肤没有弹性，一路看去是幻想消弱的过程，通常不会有荷尔蒙加速分泌的风险。另一种是成熟男人派装束，有领套头针织衫加休闲裤，这就更没什么期待了，经典的搭配总被穿出八九十年十年代的效果。关于上课携带的家伙更是千种风情，有只携几本薄书夹腋下而来的；有背一侧挎包的，火候在于包一定不能太沉，肩带不能背得太靠里，只消往肩头轻松一靠晃晃荡荡走人，留下一股清风；有拎一透明塑料文件夹来的，里面杂七杂八，讲稿，书，笔，或许还有收据，假条，整个一教学系统，这样的文件夹有的有绳有的没绳，有绳的拎长拎短都要保持晃荡，无绳的要么夹要么拿，显不出个体的差异。至于什么也不拿的和拿台电脑来的则是牛的，后者在电脑扫盲的今天地位已紧逼西服西裤者，唯独前者几乎寥寥，除非监考，那手抱得比什么时候都优美好看。从言谈举止上，有的激情澎湃，如黄河奔腾，但是回应的只是刹那的骚动。有的低沉冷峻，如唱挽歌，回应的是一个学期的沉默，仿佛远程教学，互不干涉。然而总有一点相通，即是课堂里少不了的摆家谱或者名人谱，有时故事里还会夹带着妻子儿女，哪一个热闹，简直琼瑶连续剧啊，唾沫横飞，两眼放光，这要在革命时代，估计听的人早已拎上菜刀跟随着出生入死了。
我每天仿佛幽灵，穿过教学楼就好像停尸间。文院的开拓者钱穆被上层领导者肢解了，硬在文学院前加了人字，将毫不相干的菜单合并。汉语给了这个时代语言的寂寞，能有一种语言文化没有争论，没有朗诵，没有观点的交流，只用带着眼睛去上课，好像活在哑剧里。
汉语活在当下似乎是多余的，除了用为交流工具，没有人赋予它生命。
汉语的昨天和今天
自
衣食住行，的确，汉语给不了什么实在的东西，学了中文专业的人大都委靡，不知路在何方。秘书证，记者从业资格证，会计证，教师资格证一堆摊开，一问中文知识一窍不通。窝火呀，大学四年哪敢一心只读圣贤书？黄金屋早就没了，颜如玉早就死了，还不如狂考证啊！火车上，街巷中，闲谈里，一问甚专业，“中文”，便是哀叹的眼光，毕业失业呀！你能做的什么人不会做？
当中文面临这样的尴尬，大多数的人只是随波逐流，对中文有兴趣者绕行之，去寻求更有钱途的方向；以此为生者将中文引向商业化政治化的道路，能红就红，不计代价和原则；剩下那些无兴趣又不以此为生的人，他们对待中文，只是交流工具没有感情，甚至在互联网铺天盖地的当下用各种网络语言在肢解中文，寻求新奇，各种口水文体横空压顶。
与汉语的距离
08年，北岛终于漂泊到亚洲区，安居香港。一个漂了二十余年的老反骨，曾对犹豫中的张枣说你回来就等于放弃诗歌。诗人这句话很有意思。试图与古汉语搭接的诗人张枣对于汉语如同北岛一样，同样的执着，没有回旋的余地，“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写着这样诗句的人为什么回来就只能是放弃呢，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需要答案，它的问题就是答案本身。在只有黄色土地和红色革命的时代，北岛就认识了张艺谋，陈凯歌，后来他的评价是，“陈凯歌是个讲故事的天才，能把一部外国电影完整地讲出来，连同场景对话动作等所有细节。他们后来的电影你可以看出不断妥协让步放弃的过程，直到完全从艺术中撤离。我现在对他们不再报任何希望，决心再也不看他们的任何电影。”每每想到中文，我总想到当年阿开（北岛在工地的外号）扛着折叠钢丝床大街小巷躲人耳目写《波动》的情景，想着芒克等人在《今天》创刊的那些日子，凄迷的夜里，烂醉的他走在十字路口撒了泡尿，竟然满含热泪的问：“中国有诗人吗？”。
不知道中文有怎样的魔力，让这些人可以在醉里醒里，生里死里念叨的都是它，也最尊重它，从不委屈它半个字眼，宁愿和当局抗衡，遍体鳞伤。也只有这样的汉语是有生命的。那样的时代，他们这代人从写作之初就断了功名利禄的念想，自己生死难卜，却正是他们给了中文生命。今天高度发达的出版印刷业下制造的快餐垃圾，寿命不如蟪蛄。
中文的美在于其真实。只会“唱歌”的语言或者在“高音区”装哑的语言是苍白的，它的存在仿佛沙粒。食指呼出“我的理想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北岛大声喊出“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的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当联合国秘书长，我国的沙祖康叫道：“America, shut up!”时，我们为他捏着汗，但事后的采访，那字字句句的真实使人震撼，问到他当上联合国秘书长的后台，他说他有啊，就是十三亿中国人民，再就是他的老婆儿子儿媳。这样的中文是美的。陈丹青给某房地产杂志题字时，写了“房地产=官商勾结”，还说“他只是一个暂时还没有学会说假话的人”，这样的风骨可以肯定，但从另一面来说，现今中国有这样胆气的少，于是便形成一旦社会事件出现时，等待韩寒、陈丹青的声音成为大多数人的习惯。每个人都有思想，都有嘴巴，可让他们讲出真实的中文却这么的难？！这到底是好是坏，当他们成为公众的风向标，焦点时，对于受众是更加的迟钝与麻木，只等着他们批批心头痛快就行。而对于批判者自身，这样抛头露面，长期的镁光灯下，明里暗里的利益制衡之下，能吐出的真实的东西还有多少，是否在妥协，有些需要沉淀的东西是否都为了社会反响而一股脑倒了出来？我害怕看到易中天，他仿佛错过生长期的植物努力争取阳光雨露补回那些年头的营养不良。他的每次出场都好像写满了政治和商业诱惑，我害怕当下或以后的学术人以此作为模范。诱惑对于人就是毒药。有的职业，选择了就是选择寂寞，要像立军令状那样坚守。
不然，出局！芒克不再写诗，他也没有资格写诗，他怕辱没了中文。张枣死了，幸而死了，不然不知会不会耐住寂寞。
要想保持最独立的人格，保持最清醒的状态，做最对得起中文的事只能是保持一段局里局外的距离。不能身在其中，又不能置之不理。有两人可以作为典范。一食指，一北岛。当太阳堵住食指的嘴巴时，他没有出走，没有妥协。他疯了。显现了那种时代最合理的精神状态和颠痴表情，所有不似他这样状态的都是没有真正进入革命状态的，都是带着红袖标，喊着口号的假革命。他的大脑不受控制的癫狂状态是最清醒的局外。当太阳遮住北岛的眼睛时，他苦捱，扭曲的活到三十来岁，终于飘扬过海到了局外。想放声高歌却发现喉咙已沙哑，那是该沉淀的时候，虽然哑了却更浑厚。那段距离就是孤独，给了他渺远的眼光和语言，使他从没有过背叛中文的邪心。他站在局外，被迫漂泊，仍不回来。
光棍节这天，听说学校有个七堇年读者交流会。天空擦黑，循着路灯，胯着自行车昏昏糊糊的去，一路上那首唱烂了的校歌，从欢快的旋律竟听出无尽的寂寞，一股油腻荤腥的烤鸭味儿冲鼻而来，到了，交流会地点就在离食堂最近的地方，看来当下人对知识的饥渴好比对事物的本能需求。门口排满了自行车，错落的展板在黑暗中端坐，其中一张却熠熠生光，灯光打到的地方有一女人头像，就像是艺术学院学生表演的广告招牌，小桌后面坐是一小扎人，桌上摆着几摞书。演播厅门口早已叠满了人，有的等人，有的交谈，有的顾盼，光影中他们的表情动作有种舞台效果的韵味，闹哄哄的声音从老远就能传来，混杂着厅里乐队的糟糕摇滚。静静的站在远处消停片刻，放了车，我觉得这活像一出闹剧，身边骑过一辆自行车，后座坐着一男生，他好奇的扭过头去，平静的对骑车的人说，怎么这么多人。暗淡的灯光下，自行车仿佛排浪，穿梭在期间的密密匝匝的人群，有的急切的走进演播厅，有的平静的走过往自习室的方向去，投下孤独而坚定的背影。我随了大流浑浑噩噩的闯了进去，演播厅里早已人丁旺盛，寻往角落，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叫唤，“学姐，快来这里坐”，苦笑着过去，叹息着人真多。她饶有兴致的眨眨眼，注视着舞台上。还没开始呢，我说，你看到七堇年了吗？看到了呀，喏，前排那不是？她尖下巴点了点。我将目光高挑越过人头，形成一条弧线，最后落点定位在前台，极力搜寻，怎么都是女的？难道七是女的？极力掩饰着惊讶，这远比不知道曹雪芹是男的更令我震惊，我居然犯这种错误。这时PPT开始放映，“畅销书女皇，出生
突然脑子卡壳，那展板上的头像刺激了我，那男生说人怎么这么多呀的话刺激了我，那背着书包往自习室走的背影刺激了我，那25元刺激了我，那销售女皇刺激了我，那1986刺激了我。他们把中文当成了什么？我的无知刺激了我，阎连科，七堇年二者怎么能混呢？我把中文当成了什么？
我对不起它，为了一条生路，我常常的把它让位于其他，为了一点分数，我过去闷着良心屈辱它。
我没有芒克的热泪，只有憋着的一泡尿，想让它酣畅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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