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国去---- 之七 （完）

 

 

这是前两年写下的。一并置上。

 

谢谢耐心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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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进站的速度慢下来，我趴在窗口等不及要看那个物质的上海。雨中成片的平房，灰的，黑灰的，木的，棕色的，棕黑的，一片一片，平常百姓的家居生活从一扇扇窗里招摇着衣裤向我致意，跟我的城市看不出区别。视野里，远处有一些楼。不高，更不现代──我在拿它们跟我看过的广州的比。原来上海是这个样子的呀，我想。很好奇。

 

那个我们去找的大姐好像在中一百上班。她早年在广西工作过，所以认识茹姐。她很热情，让我们放心，因我们来之前已来给过她信，她已安排。果真很快就定下日程，二月十七日乘中国民航经洛杉玑入境，转飞旧金山，再转飞华盛顿州的斯波坎。机票两千多元人民币。我一穷二白，老爸赞助了我，那时他在弄律师事务所,该是万元户：）他说：这钱你以后得还啊。

 

拿到机票，找到一个小邮局给父母挂长途电话报告离境日程。母亲接的电话，说，知道了，一路小心。她从头到尾，没有表示过对我的不舍。年轻人，要出去闯，走得越远越好，这是他们对我讲的话。

 

又给美国方面发电报，天啊，那时竟想发电报到美国！一想不对，又转而挂对方付款电话。机票搞定，离起飞还有三天，可以购物去了。

 

我那时住在延安路一家离民航大楼很近的小旅馆里，是朋友介绍的。他们出国前到上海，就住那儿，说是离民航近，跑机票方便。那好像是个街道办的旅馆？还有地下室，是防空洞里改建出来的。

 

我手里有好些个父母的同事朋友叔叔阿姨给写的介绍信，让我如果有事，可去找他们在上海的亲朋戚友，中国人就这样，一出门就想到投亲靠友的，这些都是那些叔叔阿姨主动提供的。记得其中一位还是牧师呢。我那时没这根弦，要不真该去看看那个时代的中国牧师是怎样的。

 

在火车上认识的一位年轻母亲，也给了我她在上海的联系方法的。她是从柳州上车的，带一个非常漂亮可爱的八岁小女孩。我很快发现，那女孩是个哑巴，说是小时用药弄坏了。那母亲说，她们家里是上海支边到广西的，在柳州的工厂里。她们的亲戚都在上海，常来常往的。小姑娘的爸爸在小姑娘两岁多时就到美国探姑妈去了，从此就留在美国。那母亲说，孩子爸常来信，说在打工，很辛苦，但他的动力就是有一天将女儿接出去，到美国治病。那爸爸相信美国能治好她的。如今那女孩该好大了，不知际遇如何。爸爸接她来美了了吗？病治好了吗？那真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啊。

 

买完票，换到四百多美元收好。剩下千来元人民币，我决定在上海花光它。同去的茹姐说，那就去淮海路吧。

  

街上很多很多的人，比广州多。

 

我走上南京路的天桥，下面黑黑的全是人头！根本看不到水泥地，那么多黑黑的人头！我呆住了。他们都从哪里来？都在干什么？

 

他们肯定都是我这样的乡下人，都说上海人是不大到南京路买东西的。我进商店去，给人挤出来，连柜台都接近不到。我想我过去真不懂事，让人家到上海给我买东西！她们都受的这种罪吗？

 

我离家的时候，买了两个箱子，里面装了一点书，其它都是衣物。我带的书不多，却有一本<<徐志摩选集>>，那时深爱志摩。

 

我朋友跟我说，不是去美国吗？干嘛像是去沙漠？

 

我不是去沙漠，但是舍不得漂亮的衣裳。那时我穿蝙蝠衫(去秋今冬美国又流行起来)；酷爱高跟鞋(我今天还不喜平跟鞋)；长裙，短群，A型的，连衣的，红的，绿的，黄的。不停地换发卡；总而言之，烧包，全是跟华华学的。装了一大箱。我的那只软皮的大箱子至今还留着。他们告诉我最好弄个罩子，要不软尼龙面会给勾烂的，华华帮我弄来很长一匹那种做工作服的布，我母亲为我车缝了一个罩子，我至今也将它好好地收着，那已成了纪念。

 

我到淮海路买羊毛衫，买全毛的裙装，买皮鞋，买风衣，买丝巾，手套，毛巾被，小礼品。到走的时候，箱里塞下新旧毛衣十几件，新皮鞋四五双，在广州买的牛仔裤、波鞋，羽绒服等等等，看得茹姐目瞪口呆。后来到了美国，让朴素的中国同学看到我整日花里胡哨的样子，竟不时撞过来开玩笑说：你是来上学的吗？：（

 

那时的淮海路都是小小的店家，一家接一家，门面不大，店子大多很深。二月的上海一直阴雨，店里亮着暗暗的日光灯。

 

物质是很丰富的，像我心中的上海。全是国货，多还是沪产国货，质量是实打实的好。我有一件深红锈花的纯羊毛衫至今留着，看着仍象新的一样。那时四十多元买的。皮鞋的款式非常多。我买了乳白的，黑的，和紫红的。价钱都在三十到三十六七元间。

 

我并没有找到去沙漠的感觉，却把老爸赞助的钱挥霍一空。如果我不出国，按当时的趋势，大概很快就会变成啃老族L

 

我去上海前，了解情况的人都说，要换全国粮票去，那里小吃店都要粮票的。我已经很久很久不用粮票了，在我们那儿，你多付一点钱，所谓议价粮到处都买得到了，副食品都不用票了。

 

但八九年的上海还要票。他们竟还有半两的粮票。我用全国粮票去买饭买小吃。吃当时是不重要的。

 

也许是水土不服，也许是跑得太多。我病了，发烧，头晕，呕吐。茹姐给我喝水，吃药，顶到第二天，烧还不退，吃不下东西。马上就要上飞机了，我去一个区级医院挂急诊，看病的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女医生。我说要不要吊针？她说不用。我就坚持要吊针，因为第二天就要起飞了，我浑身无力，头重脚轻，真怕耽误了行程，如果走不了，改个机票，天晓得又有多少麻烦。年轻的女医生翻翻白眼，就开了点药，说回去多喝水，休息就行了。

 

我回到旅馆，又是一番呕吐，吐完了，休息了一下，突然非常想喝杯糖水。茹姐出门办事了。我慢慢摸着走到旅馆外的街边的小卖部，想买一两白糖。人家说，要票！我说我粮票有的，可糖票没有，我买议价的吧，我是外地来的，生病了，很想喝一杯糖水。卖东西的人说，没糖票不好卖的。我走回旅馆，转到后面的食堂，问那里的师傅，可不可给我一勺白糖？他说不行！出去小卖部买吧！我说去了，我没有糖票，人家不卖。我又说我就是病了，特别想喝一杯糖水，我跟你买。他用纸折了一个小斗，舀了小小的一勺糖，说三毛钱！我给了他三毛钱.

 

那个时候，在南宁，白糖随便买，一斤七毛钱.那就是一九八九年的上海。她开放的程度远远比南方滞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在二月十七日那天一早就叫了出租车去虹桥机场。茹姐送我去的。虹桥机场朴素无华，我排队过关，向茹姐招手道别。旁边有一家父母在送一个男孩子。那母亲哭得像个泪人，以她的年纪，这个儿子一定是生得很晚的。她过来跟我说，希望我路上帮照顾她的儿子，孩子第一次出远门。我点点头，却没有告诉她，我也是第一次出远门啊。

 

飞机腾空而起时，我看了一眼雨云下的上海。我没想到我竟然流泪了，我想，我这就走了啊。

 

旁边的男生也在哭。他是同济二年级的学生，退学去加大戴维斯分校。

 

在一九八九年，我不读书，不看报，不学马列，深陷在无尽的青春问题中，慵懒，忧郁，厌世。一九八九年，后来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在那个早春，我后来认识的那么多朋友，都开始卷入，可我却与“我”之外的一切无所关联.“我”在那个时候，是我前行的道路中，在前方吸引着我所有注意力的一个路牌。我在1989年的早春忽然得到机会踹了它一脚，它应声倒下的时候，我寻到了去往新大陆的那扇门。

 

我当年亲密的友人们大多在那之前都离开了中国，我期待跟他们重聚。

 

奋强那时甚至说：如果人间有天堂，美国就是天堂。我其实并不信这样的话。但美国在一九八九年成了一根稻草，我抓住了它。

 

 

很多年后，我听丹青兄说，感谢美国包容他于无形。就是这个意思，我非常喜欢他的这个意思。在我人生陷入低潮的时刻，我选择了美国。美国也选择了我---在我两手空空，连正式的入学录取通知书都没有的时候，它的广州总领馆向我发放了去往美国的通行证。它确实包容我于无形，让我获得了过一种全新生活的机会，平安度过最危险的青葱岁月，变成一个知道感恩的人。

 

在感谢所有我该感谢的人之外，我真诚地感谢这个伟大的国家。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