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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 残雪(六之二)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2-06-07 07:51:42

canxue

 

 

    她一上来,车门就关上了。见是一个女子,人们都安静下来,不再计较。

 

  寒气从她的嘴里一股股地冒出来。她咬着嘴唇,微微点了点头,目光扫过全车厢,冷漠里带着些许歉意。当她的眼光最后停在我身上时,她吐了一口很长的气,脸上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我下意识地抓紧了椅把,带点无奈的哭腔在心里叫着,噢,NoNo!女子这时开始移步,往车厢后走去。我注意到她穿上了那件军绿色短大衣,还围了一条鲜红的开司米长围巾。那围巾的鲜红,在她苍白的脸色映出了好看的红光。

 

  车子在这个时候开动了。

 

  车厢内的喇叭里响起司机语调平静的话语:“我们这就上路了,愿上帝保佑我们的旅程吧”。我下意识地掉转目光,望向前车窗上端的大反光镜。头发花白的大个子司机被镜子映出的表情其实相当紧张。在拉开车档的短暂间隙里,他猛踏了几下油门。大马力的汽车发动机发出了底气十足的“轰、轰、轰”声。在寒冬早晨的黑暗里,它呼应着外面时高时低的风声,很有几分悲壮。

 

  我收回目光,却发现自己映在身边车窗里的镜象,被拉长、变形得厉害。身上紫红色的高领毛衣,被幽蓝的光线反射到玻璃上,呈变为黑色;凑近再看,映在玻璃上的脸相更扭曲了。我皱起眉头,快速地在它上面划了个大叉,可是玻璃上那张充满焦虑、跟我似象非象的冷面孔,并没有消失。我忽然惊想,这倒跟那个通体阴寒的中国女子有了几分的神似,随即回转头去,紧张地伸长了脖子,从高高的椅背顶端探出小半个脑袋,向车厢深处窥望。

 

  车子这时晃了一下,显然是出了车站,转上街道。车内的照明大灯突然关掉了。因为没有准备,没有人事先拧亮阅读灯,车厢里立刻陷入一片短暂的漆黑。灰暗的街灯打照进来,车厢里是一片黑影憧憧;而我旁边座位上的年轻美国男生,已打起了轻轻的鼾声。

 

  我无法确定那个中国女子的位置,可却有一种直觉,她很快就会有所动作。就在这时,车厢最深处、靠卫生间门侧对面的座位上,站起了一个人。我的眼睛已经开始适应车厢里的黑暗,我能分辨出,正是那中国女子的身形。她走到通向卫生间的过道,推开了卫生间的门。微弱的灯光从卫生间里散出。借着光亮,我仍看不到她的脸,但她左侧面一把散乱而下的长发,让人感觉到她深深的疲惫。她穿着厚重军棉短大衣的身影,很快闪进了卫生间。我注意到,她推开门后,额头顶到在门上,很短暂地停靠了一下,然后才走进去,将门反锁。

 

  车厢里有人拧亮了阅读灯。我的精神有些松驰下来,转眼再去看身边那个美国男生,发现竟是个相当健壮英俊的小伙子,一派阳气十足的样子。我不由自主地笑了笑,靠到椅背上。其实那个中国女子看起来还正常,我在心里跟自己说。可是,咦,车里暖气这么足,她为什么还穿着那么厚的棉大衣呢?我自问道。够了,你太夸张了,自从来到冰山镇,你的心智都出问题了,你现在已经成了不大光明的窥视者,我在心里责怪自己。好了好了,就要离开了,我有点惆怅地望向窗外。天色比先前微亮,怕是又要下雪了吧,我想。我注意到前车灯打照到的路牌,显示我们很快就要上高速公路了。

 

  再见了,冰山镇。我将额头贴到玻璃窗上,可什么都看不见。我心里的感觉有点复杂,到现在为止,我其实还是不太肯定自己对冰山镇所持的真实态度。于是我便进一步在心里设问:如果蒙大冰山分校给你这个职位,你会来吗?如果你来,你能够在这样的地方快乐地生活吗?这些问题我都没有答案,只好在想象里,朝温文的费里教授不舍地挥了挥手。再转过头来,眼皮就耷拉下来,很快迷糊过去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忽然惊醒过来。发现邻坐那位英俊小生,正轻摇着我的手臂。我一面恍惚地“啊、啊”应着,一面懵懵懂懂地坐直了身子。请原谅,他说。他的话音未落,我一眼看到站在过道上,微侧着身子朝我打量的那个中国女子。

 

  英俊小生很快地指了指那女子,示意是她在找我。我的神志清醒过来,竟然能听到自己胸腔里“咚咚咚”的急速心跳声。我使劲咽了两下口水,双手扶到前排座的椅背上,努力使自己看上去从容一点,然后朝中国女子点点头,同时不自然地咧了咧嘴。

 

  外面已经下起大雪。风大得让人甚至能感觉到车子有点飘,给人一种坐在船上的错觉。因为坐得靠前,更因为车厢里那一片黎明前的沉寂,前车窗上的大雨刷与玻璃高频率的磨擦声,听起来特别清晰。每个间隔里短而尖锐的尾声,“吱、吱”地,让人头皮一阵阵发紧。在车里零星亮着的几盏阅读灯打出的浅桔淡光里,中国女子披着橄榄绿军棉衣的身影,看起来非常虚幻。

 

  她朝我点点头,脸上的表情是友善的,却没有笑意。我注意到她的脸色更加苍白了,长发随便地扎了个马尾。她换下了昨夜那条引人注目的咖啡色大花的厚布裙,穿了一条深墨绿的半旧灯芯绒裤,脚上还是那双皮靴。她那双细长的眼睛微微眯着,使她的阴郁里染上了些许的柔色。我叫丹文,她声音里藏着隐忍,很轻地跟我用中文说。是咬字清晰的北方口音。她也没有作任何试探,就跟我说了中文。

 

  啊,啊,你好。我向她点点头,有点紧张地回答,却忘了作自我介绍。

 

  打扰了。她又说。同时扶了一把前面的座椅,身子还晃了一下。她披在身上的军绿色棉衣在这时滑了下去,她赶忙去扯它。我不经意地一瞥,看到她右手腕上有一个刺青。棕黑的一小团。直觉告诉我,那是一只小动物的图案。她身上竟然有刺青!我走神一惊,她的袖子就滑了下来,在这短暂的间隙间,我没有看清那是只松鼠还是猫,或者是只小狗儿?

 

  丹文没等我回答,又开腔了:你有没有带止痛药?我头疼得厉害,吐了一下,缓解了点儿,可还是不行。说着,她皱起了眉头,表情相当痛苦。我发现,她右眉里藏着一颗不小的痣,使她从侧面看上去,别有味道。她是个挺好看的女人,我想。只是没有好女人该有的温润,我在心里又评论了一句。

 

  我那时年轻,绝少尝到头疼的滋味,自然没有随身带止痛药的习惯。真对不起,我没有止痛药。我话一出口,看到丹文很痛苦地蹙起了眉头。连我身边的美国男生,也注意到了她明显的不适,赶忙问:Are you alright?(你一切都好吗?)

 

  还好,丹文先说中文,然后赶紧又说,I’m OK, Thanks!(谢谢,我没事)。同时抬起手来,去揉太阳穴。

 

  我赶忙起身,说,你进来坐一下,我帮你去问司机,车上应该有常用应急药品的。丹文偏开了身子,让我走到过道上,然后跟在我身后,说,是吗?她的口气听起来颇为惊讶。这让我意识到,她来美国的时间一定不太长。

 

  当我按司机的指示,从车上配置的急救箱里取出两袋小包装的Tylenol止痛片时,丹文在我身边很轻地说,谢谢,谢谢了。先前在雪地里来回跑,受冻的时间太长了。说着,又缩了缩脖子,很轻地“嗤”了一声,似乎她现在还是在雪地里。你觉得很冷吗?我望望她身上披着的棉衣,问。她的表情忽然变得警觉起来,看我的目光很冷。我赶忙说,如果你现在还觉得冷,那可能是发烧了。她马上摇了几下头,没有接话。

 

  走到我的座位前,丹文停了下来,要等我坐进去。她手里捏着药,在过道里有点虚弱地问,怎么称呼你呢?我心里有点犹豫,嘴上的口气便有些勉强:叫我阿兰好了。真的谢谢了,丹文轻轻地说,感谢的话听起来竟有点冷淡。别客气,我回道。其实我是想显得友好一点,可总有什么隔阂着,使我的语气听起来,没有一点我平素的热情。

 

  阿兰,这是个好名字,她又说,还努力笑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笑,可那笑让人看着竟带点淡淡的心酸。我知道她话里的意思,不少年长些的朋友都跟我说过,那是以前中国一部很有名的匪特片里漂亮女特务的名字。

 

  我没有回答她。丹文显然也不期待我的回答。我坐回座位上,再从椅背顶端回望时,看到的是一个让人有点莫名心酸的背影。我摇了摇脑袋,有点怀疑这是不是在梦里。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几分钟前,她因为病痛,跟我走得那么近,我甚至看到了她眉中的痣,她真实得顶不住风寒。她甚至朝我笑了。可是,她还是让我紧张。

 

  天微亮的时候,我去上卫生间。看到丹文靠在椅背上睡着了,身上盖着她的军色棉衣。我想药效起了作用。窗外是银白的世界,风雪交加,放眼望去,能见度很差。车厢里被茶色玻璃过滤后的晨光,带着浅浅的烟蓝色。车子还是飘。车厢里开始有轻轻的说话声,压抑着,却是此起彼伏。在这样的背景里,丹文的沉睡显出了动人的安祥。

 

  车子在风雪中走了三个多小时,来到了蒙州最大的城市比林斯。这时天已大亮。比林斯是风雪初停,天空中竟出现了白白的太阳,乍眼看去,象是一轮高悬的月亮。从高速公路上看下去,城市的格局很宽大,成片高低不等的楼房、民居,慵懒地晒在太阳里,看起来特别素净清明。我的心情似乎也给暖和了过来。终于!我没头没脑的吐出这两个字。终于逃出来了──我当时肯定是这个意思。

 

  我要在比林斯作第一次转车。

 

  我拿了行李随着人们下车,在温和的阳光下站定,伸了一个大懒腰。心里有点犹豫,是不是应该等着跟丹文道别一下,便没有很快移步。丹文几乎是最后出来的。她肩上背着那个大包,围上了红围巾。她围上红围巾就很有人气,我忽然想。

 

  她站到车门口的台阶上时,停下来,抖了一下肩膀,目光在人群里搜寻,显然是在找我。发现我时,她抬起手来向我摇摇,随即就下了车,向我走来。

 

  你要到哪儿去?丹文站到我面前时,一边问我,一边用力地拽了拽她那大背包的带子。我要去莫城,我在那儿的爱州大学上学。在这里要先转上到华州斯波坎的车子。噢?丹文的眼睛亮了一下,说,是吗?我也要去斯波坎,只是我得先进城去办点事儿,所以要搭下午的那班车。她说完,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她军绿色棉衣的上兜儿,同时似乎是自言自语地叹道,只是恐怕没那么容易。

 

  我听说她不跟我一块儿走,心里觉得莫名的轻松,但又忍不住好奇,问,你也是在西北上学吗?我?丹文的表情有些犹豫,停了一下,才说,我是去找人的。这话一出口,我看到丹文的脸色阴郁起来,显出明显的焦虑,身上也冒出了寒气。找人?我重复着,一时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该再问下去,我下面的问话应该是:找谁?为什么?

 

  丹文的身子前倾了一下,用略带凄凉的眼神看了看我,然后语气很淡地说,有些事情,不知道更好。你很年轻,真让人嫉妒。你让我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再见了,你一路保重,丹文最后说。我听得都有点感伤起来。我们然后就没有再说话,并肩走到候车大厅里,相互摇手别过。走出两步之后,我才想起,我们都没有提出要交换地址电话。其实我们是有缘的人啊,我想,便回头去看丹文,她却直往大门外走,步子还有点急,没有回头。

 

  我查看了车站里的班次信息,知道我将转乘的下一班车,要一个半小时后才能到。便到车站边上的麦当劳店里,吃了早餐。然后买了杯咖啡,回到车站闹哄哄的候车厅里,掏出一本书,慢慢翻看,打发时间。

 

  候车厅里暖气开得太足,空气里有股闷闷的铁腥味儿,弄得我有点昏然反胃。好不容易捱到起身准备上车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我:阿兰,阿兰!我寻声望去,只见丹文朝我快步走来,她的红围巾搭在肩上,配着棉衣的军绿,非常显眼。

 

  怎么是你啊?我很轻地答着,声音听起来竟有点失望,还有些紧张。丹文显然并不介意我的缺乏热情,她站下来,等我拿好行李走过去,然后才说,我在比林斯的事办得不太顺,就决定提前离开。还能赶上跟你一块儿走。她又说。

 

  我们还来不及多话,广播里就催人上车了。

 

  外面的天色暗下来。我们上得车来,坐在一起,成了引人注目的一对儿。车子上路的时候,我们有好一阵没说话。丹文弯下腰来,很小心地折好她的棉衣,搁到前面的椅凳下,然后将红围巾再搭上去。我这时注意到她的红围巾很特别,围巾两头留出的毛线须节比较长,几根一股、几根一股地并结起来,看着很像一只只精巧的小红灯笼,煞是好看。等她抬起身来,缓缓地理好额前的乱发,我终于忍不住,问道:你说你是去找人?

 

  丹文将脸偏过来,很深地看了我一眼,说,对啊。我很害怕她会停下来,让我又要追问下去。可这回她没有停久。她转过头去,直看向前方,自嘲地哼了一声,然后说,我在这大冬天里,从纽约一站站地坐着“灰狗”过来,有点孟姜女的味道吧?听到“孟姜女”三个字,我脱口而出:啊,你这是千里寻夫?暴风雪的大冬天里,你一个人就这么从纽约一路过来?我的声音越来越高。丹文轻拍了一下我的手臂,示意我声音低一点。

 

  是前夫。丹文盯了我一眼,很冷地说。

 

  这我就更不懂了,我说,然后坐直了身子。按我同龄女友们的笑谈,如今已经是“丈夫是衣服,情人是鞋子”的时代了,如果是已经脱下换掉的东西,唉……我想这样去开导她,可是我的好奇心压制了我的善意。我没有出声,脑筋却在急转弯儿,想着怎么再将话题进行下去。

 

  丹文侧过头来,有点挑剔地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然后用颇为尖刻的口吻说,所以说你年轻啊。我安静下来,有点泄气,不知道要将好奇跟礼貌之间的界线划在哪里。丹文却又说了:我只是想找到他,我只是要他当着我的面,给我一个Why(为什么)

 

  我说不出话来。不明因果,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丹文却说了:你肯定你想听?我连忙点头。那时我是嫩,遇事只会往前冲。其实丹文警告过我的。如果我有今天的老道,我一定会考虑她的预警,那样,丹文的故事,很可能就不会变成我的故事了。

 

  是的,丹文在那个似乎十分漫长的旅程里,断断续续地从天明说到黄昏的故事,经过我多年的温习、消化,我当时将她的叙述一次次打成碎片的插话和提问,已被岁月一点点抽出,抹净;丹文的本意留存下来,零散的碎片被串起,最终变化成我的语言,如今在我已是烂熟于心。每一次从雪地上险恶的梦境中惊醒,颤栗平息之后,我总会消沉在黑夜里,脑海里过电影一般,将丹文的故事,用我的旁白慢慢回放。

 

  丹文是在大三的暑假里遇到胡力的,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情。在那之前,丹文从来没有离开过北京。胡力后来成了丹文的丈夫;再后来,丹文遇到我的时候,他成了丹文的前夫。

 

  丹文是她父母唯一的孩子。她早年留学苏联的父母,是中国航天工业部的空气动力学专家。而丹文的母亲,是这个三口之家的灵魂。按丹文的描述,人们都说她跟母亲是一个模子里打出来的,只是丹文的身材比母亲高一截。我就想,丹文的母亲也会是一个相貌斯文的女人。

 

  可是,丹文提到她的母亲时,眼神里有一阵的空茫。我母亲很偏执,丹文有点犹豫地说,似乎对自己这个结论的准确性没有把握。停了许久,她又说:那是一个爱我爱到让我常会觉得窒息的女强人。没等我作出任何反应,她又强调说:真的!

 

        这是我第二次在生活里亲耳听人这样描述被爱的感觉。第一次是房东男主人逸林。在我跟男友冷战时,他真诚地开导过我。他告诉我,其实爱也是要平等的,跟一个爱你比你爱他更多的人在一起,是非常危险的。太多的爱,会让人感到窒息。那是在一个夏夜里,逸林下到在地下室的洗衣间洗衣裳,正碰到我在电话里跟男朋友吵架。他知道,我总是抱怨男朋友向我要求“自己的空间”。我摔了电话后走出来,在洗衣间过道明晃晃的灯下,逸林开始劝我。逸林比我大十多岁,和太太许梅都在爱大做助理教授,正在打一场力争终身教授的六年持久战,我视他如兄长。

 

丹文显得非常忧伤地说,她对我的期望太高了,我是彻底辜负了她。丹文说出这话时,我感觉到了心痛。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给过我压力,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才不会失望。可是我还是最怕辜负他们,我总在按我的理解,去做想象中他们会高兴的事情。我自然不敢为丹文去想,她明明知道母亲对她的期望,却辜负了那么爱她的母亲,她的心里该会有一个多么大的洞。

 

  可是我如果不辜负她,我就只能按她的意志生活,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丹文又说。我相信丹文从小到大,一直是努力顺从的。因为她说,不知怎么回事,母亲总象压在我们的头上似的,我们最怕她会不高兴──她说的是“我们”──她和父亲。

 

  丹文的母亲是一个公认有成就的人。她有她的执著。年轻的时候,她与丈夫和幼女聚少离多,常是一年有大半年住在甘肃酒泉的基地里,从无怨言。她真诚地希望,自己唯一的女儿也能象自己一样,成为一个对国家有大贡献的人。

 

  母女俩的第一次分歧是在丹文选择高考志愿的时候。丹文因为迷上了前沿科普书的缘故,那时执意要去北大念分子生物学,可母亲说了:你应该到北航去──没有更多的解释。那时丹文还不知道,在酒泉那地方待过的人,多少是有些“献了青春献子孙”情怀的。丹文在北京的初夏夜里,因为悲愤咬烂了钢笔,墨水染黑了口齿、衣裳。母亲由她放声痛哭了近半小时。丹文那时已是一个身材高佻的半大姑娘了,她的哭声惊动了四邻,各家的长辈过来相劝。母亲说到动情处,竟也抹了眼泪,无非还是那句话,丹文是她唯一的孩子,她做什么,还不是为了丹文好,可是丹文却那么不懂事。在这整个过程中,丹文的父亲先是叹气,然后自顾着拿了书,躲在里屋不出来。邻居走后,母亲并没有坚持,也进里屋去了。丹文的父亲好一会儿才出来,到厨房里轻轻拍拍正在洗衣裳的丹文,示意她赶快出来填表。那个夜里,丹文在父亲犹犹豫豫的目光下,一笔一划地按自己的志愿填上了北大。因为心中对母亲的亏负,丹文随后还是将北航放到了第三志愿的位置上。尽管丹文后来考出了足够上第一志愿的成绩,可还是落到了她的第三志愿北航。

 

  很多年后,丹文看到了自己档案里那张有些发黄的高考志愿表。北大这个丹文的第一志愿竟被母亲的第一志愿北航取代了。那是看上去非常随意的置换:只是在北大前面的那“1”和北航前面的那个“3”分别画了一圈,然后用两个箭头示意出位置调换。丹文后来知道,这个手脚是在高校录取开始时作的。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需要打通很多关节。可是,她是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女人,丹文这样说。这不,就给她做成了!就这样霸道地改变了我的命运。丹文说到这时,苦笑了一下,带着一个凄凉的眼神。

 

  丹文也曾反抗过,可是母亲会哭,母亲一哭,丹文就没有了主意。你是我唯一的孩子,母亲说。言简意赅。到了青春期,母亲的意志,忽然成了丹文心里最重的负担。丹文将这负担在心里扛着,到了大学里,已是不堪重负。她羡慕学校里的同龄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远离父母,过得自由自在。她虽说是首都的孩子,可被母亲牢牢拴着,记事以来,从没出过北京城。这样的生活经历,让丹文混迹在同龄人,心里总有些自卑,久而久之,竟有些不合群。

 

  到了大三那年,学校里的同学开始流行在假期里结伴全国各处旅行,丹文跟同学都有些隔阂,人家热热闹闹三五成群地纠集着准备出行,丹文却没事人一样地又一次落了单。她嘴上虽不说,心里却真感觉坐不住了。她回家跟母亲说,她要出去走走。母亲先是不同意,见丹文没有退却的意思,母亲大概也意识到,女儿毕竟大了,便改口说,要去一起去。丹文在那个夏天突然有了豁出去的冲动,她坚持要独自出一趟远门,母亲不依,她便开始吵闹,还摔了家里碗柜里的东西。青春期的火山岩浆吓着了母亲。母亲终于松口让她在暑假里南下,去广州的姨妈家住一段。

 

  丹文的姨妈在粤大教书。在那个长满了柠檬桉的校园里,丹文遇到了胡力。我一见到他,心里就想:这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丹文说。

 

  漫长的暑假里,如果不出游,没事的时候,丹文便到校南园的实验楼里去听日语带子,看日语片。丹文在大学里学外语时,被分到日语班。按她母亲的意思,她毕业后就到日本去留学。留学的路子母亲已经打通了,就从航天部的口出去。将来学成回国后,就到航天部研究院工作。

 

  语音室在实验大楼的五层上。丹文按姨妈的指点,总是将自行车放到地下室的大厅里。一来免日晒,二来也安全。那时,大学校园里老闹自行车丢失,有时即使整辆车不被偷,座垫或车铃也会不翼而飞,让人徒添烦恼和不便。

 

  丹文很快就注意到,在地下室过道深处,每到接近傍晚的时候,常常会传出手风琴声,悠悠的,有时是《鸽子》,有时是《三套车》、《喀秋莎》,还有《敖包相会》。那都是很老的歌子,是属于丹文母亲那一辈人的吧。每次听到琴声,丹文总会停下来,往楼道深处望去。那是一个长长的走廊,白天并不亮灯,走廊的尽头,有一扇窗,半截露在地面上。南国夏季的烈日,折射进来,能照出空气中厚重的浮尘。那里潮闷的空气中,常夹着化学品的气味。偶尔有一两个人影,在走廊两侧时开时关的门口外活动。姨妈告诉过丹文,那里是化工系的实验室。

 

  然后有一天,丹文听到了《草原之夜》。反反复复的,是那句“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的旋律。这旋律深深打动了丹文。她想起母亲多次说过的,当年在莫斯科大学,母亲想家的时候,最喜欢听的就是这首歌。在远离北京的南国潮热的夏季傍晚,在黯淡的地下室大厅里,母亲的旋律使丹文眼里突然盈满了泪水。她忽然觉得孤独、想家、无助。后来丹文每次到实验楼去,已经不是为了那些间语言室,而是为了那楼道深处的琴声。在一个雷雨初停的南国午后,丹文站在地下室的大厅里,忽然意识到,已经有好些天没有听到琴声了。梳着两条长辫,穿着白色的确良短袖衫、黑色春纺绸长裙,踏一双白色塑料凉鞋的北京女孩儿丹文,迎着过道里扑面而来的潮热水汽,吞吸着愈发浓烈的化学品的刺激气味,慢慢走到了楼道深处。在那里,丹文遇见了穿着半旧军衣的胡力。

 

  丹文出现的时候,胡力正在他窄小而整洁的办公室兼卧室里修理他的电风扇。为了通风,他的房门大开着,他抬眼见到倚门而立的丹文时,很淡地笑笑,然后点了点头,就象在跟一个常来串门的老朋友打招呼,连拨弄电扇零件的手,都没有停下来。

 

       后来胡力告诉丹文,停止拉琴,是因为不再觉得郁闷。而那时为何郁闷,胡力却从来没有解释过。

 

  那个傍晚,丹文留在胡力的办公室里吃了他用电炉煮的方便面。胡力比丹文大八岁,那时是粤大化工系化学工程实验室的实验员。他有一双深沉的眼睛,看上去有点忧郁,丹文这样说。其实并不是忧郁,是抑郁。丹文又说。然后她问我:你相信一见倾心的感情吗?我摇摇头,不敢肯定。丹文不需要我肯定,只顾自己说,经历过的人,都会信。我就信的。

 

  胡力回城前,在海南岛建设兵团里割了七年的胶。他总是喜欢穿军衣,那是建设兵团的制服。虽然他们曾经是军队的编制,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戴过领章帽徽。丹文强调胡力喜欢常年穿军装时,我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她的军色短棉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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