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国去---之五

 

 

 

 

 

从美领馆回来，当然立刻就去电美国托办银行证明的事。

 

想来那时美国也是很乌龙的，我人都没到美国，却要开个有我名字的帐号！开帐号要社会安全号码，身份证等，要开办独立帐号，显然办不下来。但是，那时的留学生都是这招：和人在美国共开一帐号，作为一个银行帐号里的共同拥有者开个户头，存钱进去，让银行出具存款证明时，只写你的名字就可以的。这些具体的事儿于我而言，只能望天了。

 

那时UI 一年的学费是近八千美元。

 

那时的酒店，好像不好挂美国长途的，我就由阿红领着，到酒店附近的一个挺大的邮电局往美国挂电话。那时打到美国的电话一分钟几块钱，我没钱，只能打对方付款的电话。填单之后，要交点押金，然后坐着等，总归要十几二十分钟才能接通，然后告你到那个小房间里去接听电话。

 

我将签证的情况通报了原子他们和甲等。甲就在我UI 所在地去帮开帐户了，好像是一位中国女孩子代我去签的字。说办好后用国际快递传到五羊城酒店，大概得要一周时间。正好这期间美领馆也放假，到它再开馆，我就可以再去了。

 

在等存款证明的那一周，我没事就跟阿红出去逛街。我特别喜欢阿红领我去吃的那些大排档里的煲仔饭，还记得风味茄子煲，腊味煲，都非常够味儿，真是百吃不厌，特别是在冬天里。广东人也吃很多uo米粉，肠粉，可他们的米跟广西的米很不一样，所以那汤河粉的质感在我看来是不好，没有点韧劲儿，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冬天夜里，还去吃炖甜品。五羊城酒店在闹市区，小街巷里很多大排档的摊位，热闹非凡。有时阿光也领我去他的生意合作伙伴的家里吃饭。

 

记得那家人住在深深的巷里，典型的广州人家的天井，青石的老屋。那个太太好像是不工作的，天天在家煲汤做饭，她家男主人跟阿光合作，相处像家人一样，他们跟着阿光“表姐”长“表姐”短地叫我，做的饭非常好吃。后来他们家里那个跟阿光跑进跑出的儿子去了澳洲，又说澳洲很不好混，再又回了国。

 

我还跟春宁去了珠江电影制片厂她朋友家。春宁从小生活在中国新闻图片社广西分社的院子里，那家人是她父母的朋友，我们在那儿还吃了饭。珠影过去是个好厂子，我很喜欢他们的一些电影，象《大浪淘沙》等等。它在离市区很远的地方（想来也是因过去交通不便，现在连顺德都感觉在郊区了，所以珠影该不很远的），占地很大。

 

春宁的签证签下了，但要领到签证，还要等十来天。她开始想念她的儿子，就说想先回家了，让我到时帮她领签证带回南宁。我应下。她就收拾了回家去了。

 

我还去了在仲恺农大的唐阿姨家。唐阿姨跟我老妈在一个教研室里共事几十年，是看着我长大的。她当时调到广州不久，在那儿当系主任。唐阿姨有两个女儿，静和鸣。静在广西医科大毕业，在当医师，非常斯文。鸣则念的是艺术学院，学的是钢琴。鸣是为高考才学的琴。

 

唐阿姨在南宁时，和我来往密切的中小学的同学阿文住她家楼下，两家不知怎的就彼此有了意见。阿文老爸是院长，满脑子想的是送阿文去美国，所以阿文跟着当英文老师的老妈狂K 英文；而鸣在恶补钢琴。我就听唐阿姨曾很不屑地讲，楼下的阿文“天天只念ABC”；而阿文他们就说，楼上的鸣呢，“天天就弹哆莱咪”：）---阿文后来去了日本；而鸣呢，考上了艺术学院师范艺术系。我去唐阿姨家时，鸣也跟着调到广州，在老妈那个学院的团委当个小头目；而静则留在南宁。她们两姐妹向来都很时髦，特别是鸣。

 

唐阿姨和先生郭伯伯见到我很高兴，正好老妈他们的老同事，去了香港的陈叔叔那日也到广州，我们在唐阿姨家碰上，一起吃饭聊天。很开心。他们说，日子过得真是快啊，孩子们一下都这么大了，你都要去美国了！

 

唐阿姨的哥哥是台湾空军里的一个将军，当时已联系上，说是想那侄女儿马上要才德国来看看。我小时，总是见唐阿姨跟我的好友阿康的妈妈在学院的牧场里放养水牛，有时我也跟阿康去找她妈妈。我很怕动物，总是离得远远的，后来在美国，有一次我谈到我怕动物，对狗，猫，猪，牛，马，都很怕，阿康很淡地说一句：我根本不怕。我心下一酸，小时候，她常陪她妈妈放牛呢，怎么会怕呢？

 

 阿康的妈妈是金陵女大毕业的国民党员，阿康的爸爸在文革中自杀。她妈妈拖着三个幼女，真是可怜。唐阿姨呢，老哥在台湾也罢了，关键是她跟建国初期一件轰动全国的匪特案有牵连！那时刚解放，局面很乱。唐阿姨在上海的姐姐，将一个朋友的朋友介绍到广西来找唐阿姨。那个人却是个男扮女装的流窜的“国民党特务”！特务在南宁时，在唐阿姨家住了好些日子，唐阿姨说，他老穿着旗袍，领子很高的，根本没看出是个男人！ 特务要去桂林时，唐阿姨又将她介绍给在桂林的妹妹。特务后来被抓了，说是全国新闻，好像文革后还有作品写过那个故事的。唐阿姨算是收藏过特务的，文革中当然过不了关，真的放了几年牛呢。

 

唐阿姨前几年因乳癌去世了。我母亲去世那年，她正好回南宁养病，住在静家。静的家离我父母最后住的地方很近。唐阿姨来家里看望我们，她告诉我，我母亲几乎每天都散步过去她那儿聊天说话的啊！她在我准备回美前，请我到静家跟他们全家吃了顿饭。唐阿姨说，你妈妈走得太突然了！她指着厅里的一张小凳子，说，她一来，就坐在那儿的。我听得说不出话来。唐阿姨那时自己刚做了手术，看上去恢复得不错的。我还保留着我们的合影，没想到，唐阿姨后来也走了。

 

我回想这些往事，还记得唐阿姨说着一口标准好听的桂林话，在她广州的家里谈笑风声的样子。我也有一张我们那日在唐阿姨广州家中的合影。二十年过去了，唉。

 

那段时间，阿光用他那该让乃宁羡慕的摩托车，载着我去了一趟华南植物园---那是我要求的。我非常喜欢那个亚热带风情浓郁的植物园。

 

我们一路出城。去华南植物园要过广州的银河公墓的。我是很喜欢坐摩托的，人就在风里，跟自然是一体的。银河公墓那一带是广州殡仪馆所在地，很是热闹。我知道萧红墓在那儿，多年来一直想去看看，跟乃宁也提过的，可没人愿意陪我去，在他们，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当我坐在阿光的摩托车尾上掠过银河公墓时，我看到了侧边安静冷清的铁门后的墓地，我想，萧红墓大概就在这边了，但我也没开口让阿光停下---就是感觉不是该跟阿光他们这样的人去看萧红的。

 

我的银行存款证明果然在一周后收到。就一页纸。我看到，上面的存款数目是八千多美元。我拿到它，第二日就去往东方宾馆。又重复一次，交表递表。这回多了上次大胡子给我的申请表的副联，要补的材料等都写在上面，所以一进去，将存款证明一递，啪啪，那个签证官---当然不是大胡子了，将大印敲了几下，就让我去交钱了！

 

签证费好像是八十元。我到交款处交了钱，哈哈，大功告成! 签证要在十天后来去。

 

走出签证大厅，我想，说去就要去了！我真的就要去美国啦！这也没想象的传说的那么难嘛！

 

出了东方宾馆，我就上了公车，去往离那儿比较近的广州火车站，因我记得那儿有个很大的邮电大楼，我要去那儿打电话去美国报告签证结果。

 

火车站前的那个邮电大楼很大很新，人潮汹涌。我填好表，在那儿等着，忽然，就有人在我身后拍了我一下，我转头看去，是我大学同班的同学阿泉！！

 

他乡遇故知啊！一个劲儿地傻笑。他和女朋友在去往深圳的路途中。他给我介绍了他的女友。其实我之前已听说她是华华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们都是桂林人。那个女友眉眼非常细致，好看的，但是表情很淡，很有距离感，一看就比我们成熟的。她的年纪比阿泉大很多岁，非常能干，阿泉对她是言听计从，做牛做马。可是她对阿泉好凶啊---当然是听别人讲的。阿泉怎么努力，她都不能满意。她后来做得非常好，就跟阿泉离了婚。我去年秋天到珠海跟同学们聚会，阿泉都没来—他曾在珠海生活过的。听说他过得不是很开心。

 

可二十年前，大家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在热恋中奔向前方，哪里知道二十年后各自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那时，我看到阿泉跟他的女友在一起，很好看的呢!  他笑得那么甜，那么开心的。

 

阿泉问了我住在那儿，说要将借我的八十元钱给我送去---- 他之前曾给我电话，说他在南宁学习的表妹的好友出了车祸，有点麻烦，需要八十元钱，他从桂林寄的话，就太慢了，让我帮给他表妹送钱去救急。我回家马上就跟我老爸报告了---我手头没那么多钱，老爸听了二话没说，拉开抽屉就给了我八十元，让我快点给人家送去。我按阿泉讲的地址，找到他表妹。小妹说她的朋友骑车撞了人，那人伤了，要她朋友陪钱，要不摆不平。我看那小妹紧张得不行，就让她快点拿钱去给人家吧。

 

阿泉在碰到我的第二天，就将钱送到酒店了。我那时不在，他将钱留给那里的人。去年我在珠海，听到他们说阿泉借了朋友的钱也没还等等，我在想，或许他如今真的很有难处了？我愿意他是过得开心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他多活泼的一个小伙子啊。

 

因为心里还惦记着一月考TOEFL 的事，我给家里挂了电话，老妈说那你先回来吧，到时我去趟广州，帮你取签证就是了---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父母了，那时并不觉得这有甚么不妥。我挂了电话就开始收拾行李回南宁了。

 

我是乘飞机回去的，那时广州飞南宁的机票好像是六十元（曾经是四十元）。我很讨厌坐飞机，要晕机呕吐的。可是想到从广州到南宁只用飞五十分钟，就忍下了。飞机在傍晚起飞。整个白天，广州的天空电闪雷鸣，到了下午四五点后，开始放晴。阿红他们叫了出租车，一路将我送去白云机场。

 

巧的是，我在飞机上的邻座是一对北方口音的老夫妇。他们跟我聊起来，说是广西公安厅的。老爸刚到广西时，就在公安厅做事，我就提了老爸，想他们都是前后南下的那批人吧。夫妇俩都笑起来，说原来你是他的女儿啊！ 到了吴圩机场，他们一定要我跟来接他们的车一起进城，并将我直送到家门口。我回到家中，告诉老爸我碰到的这对夫妇，老爸笑说那是公安厅的X （秦？，忘了）副厅长嘛。

 

不知他们如今可好?

 

TOEFL 考试是在1989年1月，春节前考的。考场在广西大学里,我碰到很多熟人，我那教室里监考的那位外文系的年轻男老师我也认识的，我在他的班上学过“阅读理解”。听说他如今也在美国了。也许是广西人出来得比较少的缘故，在美国碰到的广西出来的人，几乎彼此都是认识的，大多就是那几所大专院校里出来的。就算不直接认识，也是都有共同朋友的。

 

 

我的成绩是到了UI 才从学校的档案里查到的，没有考得我期待的那么好，但也大大超过了学校要求，我就不需再考，或去补习英文了。我达到了“条件”，那张I-20表，就由“有条件录取”变成了“无条件录取”---我的其它条件在之前已满足了。这样，我就成为UI 的正式学生了。

 

在南宁过了我出国前的最后一个春节，从那时起，到如今，整整有二十年，我不曾再在中国过过农历新年。那清晰的一刀，就切在1989的春天。

 

1989.

 

从此去国离家，成了一杯泼出去的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