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下楼 （三之二）

 丹桂微喘着跨进位于六楼的餐厅时，餐厅里的酒吧已是人声鼎沸，电视里正在放橄榄球赛的实况转播，起哄和叹息声相互追逐，在有限空间里轰成噪音。戴比迎上来和她握了手。丹桂拉高了声问，你的病人没事吧？戴比迟疑了一下，表情有些犹豫地说，目前是稳定下来了，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随即又说，今天下午真是对不起了，希望你喜欢这个餐厅。丹桂有些紧张地摆摆手，感觉不妥，又赶紧点头。戴比会心地笑笑，领着她往里走，一边说，今天是星期五啊，好在订了位。你要知道，我这样中规中矩的时候并不多的。

　　她们很快被领到窗边落座。从巨大的落地窗看出去，太阳正在下落，四周的水面一片通红。湖汊远处接往开阔的海湾。丹桂这时注意到戴比上衣的领口绣着一圈本色的蔓陀萝花饰，让她想起荣格对蔓陀萝的情有独钟，正想由此说开，戴比示意她一起先点菜。合上菜谱的时候，戴比忽然说，我看你在电邮里说，你的家乡就在中越边境上？丹桂点头，说，我来自中国的广西，那是与中国与越南接壤的一个省份。准确地说，那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地区，那里住着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叫壮族。戴比表情有些好奇地打量着丹桂，说，你确实长得跟我见过的大部份中国人不大一样。那你是壮族人吗？

　　丹桂答道：我母亲是壮族人，所以我是是二分之一的壮族人吧。戴比表情认真地说，那么壮族人好看的。丹桂笑着道了谢。戴比深深地盯了她一眼，说，我见过的中国人，很少有你这样立体感的大眼睛的。丹桂咬着嘴唇，抬抬眉，没响。她知道自己的眼窝像母亲的那样，是有些深的。戴比又问，那你们当年对越战担心过吗？这样的话题，由戴比这样的美国人提起，听上很有几分天真，让丹桂忍不住想笑，可出于礼貌，她得接下这个话题。她开始讲起小时候见过的那些防空洞，大人们总是说，它们是用来防范美国人从越南飞过来空袭的。说到这儿，丹桂想起初恋男友凯鸽跟她说过，他的在防空洞周边度过的快乐童年，心下有些伤感。

　　丹桂点的冰茶正送上来。她喝着冰茶，看到沉坐在夕阳余晖中的戴比，一身的色彩跟自己手上的冰茶融成一体，温暖安详得令人感动。她完全放松下来，手不停翻动，凯鸽那些防空壕里的蘑菇，青蛙，蛇，都变成了她的。看着戴比黄昏中越瞪越大的眼睛，她的故事愈发离奇。她被自己的故事打动了。戴比表情非常专注，眉毛随着她的语气和语调挑起，平落，或皱结。戴比最后果然拿出主持小组讨论的教授派头，双臂抱在胸前，哼了声说，噢，太好笑了！其实美国哪里有轰炸中国的意图呢！丹桂说，我说的是那时候的中国啊。那边戴比的脸色突然严肃起来，若有所思地点头：嗯，那就是共产中国了。还有文化大革命。我理解你们所有的经历。丹桂一愣，未必——她在心里接上一句，嘴上却说：这是为什么我对你的研究有兴趣。这是真话。只是她没有说，最要紧的是她给堵在梦中父亲出没的黑巷里冲不出去，她其实是想找一个可以突破的缺口。

　　戴比点点头，脸色有些庄严，说，我明白了。可你们国家闹文化革命的时候，你还很小啊。让我想想，你那时出生了吗？这时，她们点的蛤蜊汤和主菜上来了。丹桂刚想开口接戴比的话，戴比将手里那把正在往面包上抹奶油的刀停下，摇了摇，说，你等等。她的眉头皱起来。不到一秒钟，将餐刀搁下，说，你知道吗？那还是我在耶鲁的时候，有年秋天，九三年那样吧，我跟导师杰里·彼得森博士去上海开过一个国际心理学会的年会。杰里，噢，你知道杰里·彼得森？戴比问。丹桂赶紧点头，她这几年对美国心理学科的版图是下过点功夫跟踪的，杰里·彼得森是美国心理学的前辈大师级人物，沿革的是荣格学派，对东方文化跟西方心理学的交融有独特贡献。

　　嗯，杰里。他早年在苏黎世留过学，后来在哈佛完成他的教育。我是跟他到了上海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热恋过一个哈佛女同学康妮。康妮是个中英混血儿，学英美文学史的，她的博士论文你猜写的是谁？戴比盯着丹桂，问。丹桂摇头，等她的下文。戴比将奶油抹到一片面包上，递过来，笑笑，说，亨利·詹姆士！哈哈，那个老头！丹桂不很明白这有什么可笑，便不吱声。戴比说，亨利·詹姆斯的老哥是心理学大师啊，这倒让杰里跟康妮有联系了，对吧？丹桂安静地喝着汤，听戴比接着说，可那个姑娘爱的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唐先生。唐先生是个好人家的孩子，非常聪明。他拿的是旧中国国民政府的钱，公费来美国留学的，是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专家。完啦，杰里的心碎了。他们念完书，那姑娘，噢，康妮随唐先生回中国，到了上海。唐先生在大学里教书，康妮做些文字翻译方面的事情，结婚生子。我看过他们的结婚照，很美的一对人儿。两人都穿着中国式长裙。丹桂听到这儿，噗哧一笑，说，男的那叫袍，长袍。戴比耸耸肩，说，袍！对不起，我总是搞不清。可怜的人儿，他们的好日子没过几天，接着就是红色中国几十年的隔绝。

　　戴比喝了口汤，又说，我们到上海时，杰里托接待我们的中方人士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们的下落。你猜怎么了？丹桂心里一个“格登”，口开就说，他们自杀了？

　　咦，你怎么知道？戴比一愣，盯牢她看。丹桂轻搅着汤，说，猜的。戴比拧紧了眉，点头说，他们说，打听到那个唐先生，在文革中已经跳楼自杀了。丹桂听到这儿，身子就有些僵住，几乎就要脱口说，我爸爸也是在文革中自杀了，但话一出口，却变成：啊，中国那时自杀的人太多了。戴比听了摇摇头，眼睛微眯起来，表情看上去很痛苦，说，太可怕了。你还小吧，那时。好在你还小，感觉不到那种疼痛。

　　丹桂原来捏在桌边的手松开了，在桌下摊开，无法自制地有些抖。戴比注意到她的表情，问：你没事吧？我还要说下去吗？丹桂将喉头憋紧的一口气轻缓地呼出，点点头。戴比接下去说：我们就去看那位太太。康妮？丹桂轻声问。是，康妮。她住在上海市中心一条僻静的小街上，我记得是离美国领事馆很近的地方，街边有很茂密的梧桐树。走在那一带，你会在某些瞬间，根本想象不出自己是在共产中国了。那个太太那时该有七十出头了，打了条纯白的长辫，在脑后整齐地盘起来，高高的个子，身板挺得特别直，真是一个好看的老夫人。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她穿的那种粗布的衣服，样式很简单，几乎都是直线条，跟她那种很欧化的，轮廓分明的长相之间，有种特别的张力。她站在楼梯口等我们——她的儿女之前告诉我们，自从她的丈夫在文革中自杀后，康妮二十多年都没有再下过楼！你能相信吗？二十多年啊！二十多年再不曾下过那个楼梯！

　　丹桂正在吃沙拉，下意识地一下就咬住了叉子。她感到冰凉的铁叉在舌尖戳出一片刺痛。戴比摇摇头，说，难以置信吧？但那是事实。康妮的肤色很白。我见到她时，她老是老了，仍然很优雅，那双深陷的大眼很亮。康妮跟杰里在楼梯口紧紧地相拥着，两个老人都流了泪。康妮将我们迎进她的小屋里。那是一栋很老的西式洋房，似乎住着好些人家。她住在楼上一个小小的单元里。木头的地板都发黑了，家具不多，清一色的明代家什。康妮告诉杰里，那些都是唐先生的收藏。从美国回来后，唐先生只要有点余钱，就去收明代家私。文革给抄走了很多。也许是那些家具的颜色和风格吧，塞在那么陈旧的狭小空间里，让整个房子生出一种令人压抑的陈旧的暗。屋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直立的老式斯坦威钢琴，我是在那上面看到康妮和唐先生的结婚照的。

　　那是深秋了，窗子大开着。窗外是梧桐，叶子开始掉落。寒气很重。我们坐着喝茶说话。康妮话不多，英文带很重的英国腔。说起她丈夫的离世，她转过身看着杰里，说，唐，那么温文的一个人，他自杀了四次才死成的啊！杰里握住了她的手。出来后，杰里告诉我，她的手冰得让他老想打颤。康妮重复了好几遍：四次！前面都给抢救回来了。割腕，上吊，开煤气。他真笨啊，选的每一种死法，都那么痛苦。中国没法弄到枪，不然能像海明威那样，福克纳那样，他就不用吃那么多苦头了。丹桂想，她的父亲吃安眠药之后沉江了。他一次就成功了，应该没吃很多的苦头吧？这个想法让她得到些安慰。

　　戴比又说，你猜唐最后是怎么死的？他跳楼。说“跳楼”时，康妮指了指窗外，她的手在那个瞬间看着像玉一样。她朝窗外点了点。杰里很轻地问：从这儿？当然不是，他计算过的。从关他的楼里。他跟看管他的红卫兵说要上卫生间。他说腿实不行了，蹲不住，那天要去大楼另一边有马桶的老式卫生间，他们就让他去了。他们看着他扶着墙一步一步挪过长长的走廊去的。他一拐进那卫生间，就爬上窗口，一下就栽下去了。六楼。康妮说，她去看了现场。她平静地说，血倒还好，但那一地的脑浆！原来脑浆是那个样子的，一地的豆腐花一般。我才知道，人和物是可以这样转换的，唐，那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就那样，中国有句成语怎么说的，肝和脑掉到地上？丹桂的身子哆嗦了一下，知道那说的是“肝脑涂地”，就说，我知道的。戴比就接下去说，可你猜康妮怎么说，她说，在那个瞬间，她甚至觉得自己都解脱了——唐若是如此执意，他得到了成全。虽然她知道，作为基督徒，唐不应该选择这样的道路。你能想象吗？康妮说她站在那现场时，一滴泪都没有流。

　　康妮没有告诉我们，她从此就再也不肯下楼了。那么多年来，中国的文革过去了，她的子女亲友也一直在劝，说世道变了，变得好起来了，你要出去走走，亲眼看一看那个新世道啊。可就是劝不动她。后来只能放弃。她日复一日，每天就独自看书，长时间地冥想——没人有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完全拒绝电视，收音机。日常的饮食家用，就靠子女亲戚和邻人帮忙捎买，后来年纪太大了，就请了保姆照顾生活。杰里问她是她是不是还弹钢琴。康妮说，那钢琴文革后还回来时，就已经坏掉不能弹了。它是唐送给我的结婚礼物。如今就是一件家私了。若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这样的事情？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