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贼佳人何其多

有人说，宋代是士大夫崇尚节操的时代。这固然有相当多的事实依据，可是同时也忽略了另外一些重要的事实，即宋代正是士大夫相互倾轧愈演愈烈，很多读书人道德沦丧的时代。这种苗头在晚唐五代就开始了，譬如牛李党争中，两方都曾竭力拉拢阉人，又作小说来相互诽谤，手法之下流，前代未有。稍后的石敬瑭，是一个胡人，生长于完全胡化的晚唐五代时期，其不能恪守中华民族固有之君亲忠义之道，不知保全我民族固有之气节操守，不能恪守读书人之品操，固然不足怪，而阜昌天子刘豫，身为北宋进士，却认贼作父，沦为金人的奴才，只不过是因为自己所谓的抱负未能施展罢了。一代权臣秦桧，也是深谙中国固有之文化，开始时尚能以名节自励，却终究沦为高宗的工具，迫害贤能，逞一时之快，心胸之歹毒，行事之龌龊，罕有其匹。北宋与辽、金作战时，被北宋皇帝倚重的士大夫不少是未见敌人，已经仓皇逃窜，死难者远不如开溜者多。士风日下，于斯可见。

另两个盛产汉奸的时代，一是明末清初，一个是清末民初；前一个时期的研究较多，后一个时期则由于各种忌讳，浮上水面的研究甚少。后一个时期的大汉奸，多是能诗善文，才华出众，甚至学兼中外，博贯古今，“乱世佳人还作贼”说的就是这样一些人。其中包括了郑孝胥、汪精卫、梁鸿志、黄濬、周作人等大人物。这些人中，郑孝胥著有《海藏楼诗》，汪精卫著有《双照楼诗词稿》，梁鸿志著有《爰居阁诗》，黄濬有《聆风簃诗》，龙榆生著有《忍寒楼诗》，皆是诗名甚著。另外，像王揖唐则著有《今传是楼诗话》，黄濬著有《花随人圣庵摭忆》，识见颇为精审。这些人，除了郑孝胥、周作人、汪精卫的研究比较深人，其他多数已被忘却。其实，只有正视这些人蜕变的轨迹，才可以为知识者提供借鉴。在这些汉奸看来，文学或许只是邀名的工具罢了，适时地展现一下风雅，也能给自己加分。初未必以此为志向，终只能让后人感叹，而知行合一终究是一种奢谈。今日士风日下，人人皆以攫取为务，以猎色自诩，伪学纵横，伪士竞驰，这只不过是上述这些人为代表的士风的延续罢了。今日尚有真士乎？曰：不过为稻粱谋，为名利忙而已。龚自珍曾有《尊隐》篇，可是今日学术与气节，真的尚在民间，尚在人心吗？故掇拾碎屑，检讨士风，析其蜕变，以为伪士之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