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听雨歌楼上 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 江阔云低 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 ……

史家唐德刚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11-07 00:10:12 / 个人分类:扬尘庐吟

20091026上午,安徽大学文典阁。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赠书仪式在这里举行。安大原副校长刘永生代表唐德刚将其一生全部藏书捐赠予安大图书馆。

这批漂洋过海的藏书包括外文书籍1002册、中文书籍2776册、古籍16515册,中文期刊786本、外文期刊506本,另有手稿、复印件若干,共计124箱。

当天深夜,这位祖籍安徽合肥的史家因肾衰竭在美国旧金山的家中安然过世,走完了自己的89个春秋。

获知舅舅过世的消息,当天才出席了安大赠书仪式的刘永生感慨,“似乎冥冥之中他知道自己的最后心愿完成了,于是就飘然而去了。”

1920年,唐德刚生于安徽合肥,1948年负笈美国,先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口述史工作,撰写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口述史著作。可称道的《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著作更是流传甚广,为其带来极大声誉。

由于其在口述史和历史研究上的成就,唐被称之为“华人口述史之父”,“当今海外最有成就的著名历史学家之一”。

夫人吴昭文说,唐临终前没有遭受任何痛苦,甚至没有住院“插管”,“走得非常平静”。唐夫人是中国国民党元老吴开先之女,两人在纽约相识相恋,写下“千金小姐下嫁穷小子”的佳话。

 

“华人口述史的开山之作”

 

19481215,北平南苑机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匆忙登上一家冒险降落的飞机,直飞南京,从此作别北国故园。

半年后,他和夫人江冬秀经上海辗转赴美,开始了人生中最潦倒失意的8年寓公生活。江冬秀是安徽乡下的“小脚千金”,不懂英语,年迈体衰的前驻美大使不得不亲自出门采购食品蔬菜,在来回摇晃的电车上被挤得“东倒西歪”。

一年后,为了生计,好面子又找不到工作的胡被迫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聘约,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研究员。日常生活除了“搓麻将和卖菜”,就是去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看中文报纸。在那里,他遇到了“进进出出推书车的小职员”唐德刚。

那是一次美丽的相遇,“一个是从叱咤风云的圣人位置沦落为穷愁潦倒的寓公,一个是从处处由书僮服侍的公子哥儿沦为事事要小心谨慎、寄人篱下的打工仔。”

唐德刚的出现,对于寂寥无助的胡适来说,简直就是意外的惊喜。很快,这个去国怀乡的“乞丐小和尚”就常常出现在“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的破旧公寓里,品尝着小脚太太拿手的徽州名菜“豆腐渣”——他们同属一支几百年前从江西瓦砾坝迁至安徽的老乡,胡适甚至“还能扳着手指,列出唐家当年许多在京城做官的叔叔大爷”。

于是,自称“纽约的华裔知识界流浪汉”唐德刚不再“流浪”,他要帮胡借书、查书、整理回忆录,开车带他外出,处理杂事,还要“不时喊一帮小兄弟陪师母打麻将”。

更重要的是,幼承庭训打下坚实古文根基又兼受西学浸润的唐,几乎成为老寓公驰骋讲坛、激扬文思的唯一听众和辩论对手。

数年间,那些不可抑制的“一贯性”的思想,照准他的脑瓜“狂轰滥炸”。胡适从这位年轻人身上获得了极大的精神和情感满足,以至于大字不识一个的小脚太太也拍手称赞唐是胡氏门下“最好的好后学”。可以佐证的是,正是这位后学门生不经意间斗胆道破了老师对著名女史家陈衡哲讳莫如深的情感秘史,发掘出一代文宗“胆小君子”般“发乎情止乎礼”的另一面。

唐德刚加入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口述历史部,想对寓居美国的国民党要人逐一采访,以保存历史。老寓公胡适自然成了首选对象。

“我跟哥大讲好了,给他三千块钱一年。胡适高兴死了,那时候三千是笔巨款。”日后,唐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国人也知道胡适可怜,像他这样的人不能死在美国吧?那样就成了美国的大笑话了,所以他们一定要给胡适薪水。”

就这样,他们先拟订《自述大纲》,确定工作程序,然后,由躺在书房破藤椅上的胡适用英文零零碎碎地口述,坐在凳子上的唐德刚边录音边手记,偶尔对老夫子并不完全可靠的记忆提出质疑。在唐整理出《胡适口述自传》英文初稿并得到认可之后,19584月,胡适回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四年后在台离世。

胡适是幸运的,1972年,哥大影印出版了这本师生俩常常“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胡适口述自传》。

1979年,唐德刚又根据原录音和经胡适修订的底稿,将口述自传译成中文。后世称此书为“华人口述史的开山之作”。

《胡适口述自传》中文繁体版付梓前,台湾《传记文学》主编刘绍唐请他写篇“短序”,“旧情喷发”的唐德刚一发而不可收,一天一节,洋洋十几万言,竟成了后来脍炙人口的《胡适杂忆》。

之后,唐的“口述史”事业就变得一发不可收了。《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等作品相继出版,“开一代史学之风”。

 

历史仍在“三峡”中

 

唐德刚是史学中人,也是文学中人,既有深湛的古典文学功底,又能诗善文。

唐幼时在私塾念书,十多岁即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19岁时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师从柳诒徵、郭廷以等史学大家。年轻时办过文学期刊,出版过杂文集,后对《红楼梦》有深入的研究,成为著名红学家之一,还写过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

他明说,这部小说“也是口述历史”,虚构的只是人名、地名罢了,他要用这部小说“为同时代那些历尽苦难的小人物们的噩梦留下一点见证”。

在他看来,小说写的是“真实的社会、虚构的人物”,历史写的是“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两者不过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他的口述史和其他历史作品,之所以都有很强的可读性,就在于他以“小说笔调”来记录“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忽庄忽谐,亦文亦史,字里行间,令人笑声连连。

19969月,唐德刚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认为两千多年前,中国完成了从封建制到郡县制这一“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前后经过了二、三百年。而现在,正是第二次大转型之机。

“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他进一步指出,“但是‘帝王专制’,所牵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个政治社会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体运作。也是一部统治机器的有效操纵。‘民主政治’亦然也。它是一种制度;也是杜威、胡适师徒,口口声声的所谓‘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也。所以从帝王专制,要转变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几。二者要从政治经济转型开始,而一转百转,要全部转完,实非数百年不为功也。”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也要历时两百年。”他自称,这是“积数十年治学与教学得,对祖国历史,和国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浅的认知和‘大胆的假设’”。

他将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视为进入“历史三峡”的起点、第二次大转型的开端,并提醒人们“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

“两百年出三峡说”因为收入《晚清七十年》的开篇而广为流布。20006月,两位与唐德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研究自然科学史的许良英与“公共知识分子”李慎之有过一番讨论。李认为按照两百年出“三峡”说,还有四十年,不算太长。许则认为“历史的变化,常常是难以逆料的……”

对此,唐德刚则以他惯常乐观的历史预言家的口气回答,“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洋了。”

 

“一颗泣血的中国心”

 

唐德刚祖籍安徽合肥,28岁负笈重洋之前,除了在山城重庆度过了四年“沙坪坝的黄金时代”,他的青少年时光都是在安徽度过的。

拿了政府官费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书的唐德刚,念出来后发现“改朝换代”了。“我当时是学传统历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差太远了。”唐德刚随即在哥大改学了一年多的建筑,“然后看情况,毛主席要我们,我们就回去,不要我们,我们就在美国。”

未料,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回乡之路就此堵住。

留在美国的唐德刚最终放弃了建筑,回归了他喜欢的历史研究。他在哥大主修欧洲史和美国史,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72年,唐德刚在纽约市立大学兼课,第一学期教中国现代史,只教一个班,每周一次课,时间排在学生最少的周末。但每次上课,“都有不少学生挤在门口和窗外”,平时空荡的大班教室竟令人难以置信的堂堂爆满,引起了洋人教师的“反感”。第二学期,学校将“中国现代史”派给了洋人教师,让唐德刚教授“美国史”,结果又是“一大班”学生“人头挤挤,满堂生辉”。

正当此时,校方决定成立亚洲学系,要从全美亚裔学者中选聘一位系主任,在“选聘委员会”拟定的十余名候选名单中,唐德刚排在最末,但经过委员会十名委员的秘密投票,唐德刚竟获得了九票。

看不起中国人的学校当局居然反悔并将投票结果调包。愤怒的学生们冲进校长室,逼迫校长安排飞机将唐德刚接回学校。

在电视台镁光灯照耀下衣锦还校、走马上任的系主任唐德刚,一口气将原有的课程砍掉了一半,开出了“亚裔民族移民美国史”、“美国政法制度与亚裔移民适应之研究”、“亚美文化冲突”等十几门美国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亚美学”课程,将百年来洋人史学家避而不谈的华侨移民美洲的血泪史搬上了大学讲坛。

唐认为,近百年的美国史上,华侨所受的苦难“远在美国内战后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之上”,而美国的发展进程,“又有着华人的巨大贡献”。

古稀之年的唐德刚和夫人吴昭文省吃俭用,捐钱给慈善机构,为建造华人幼儿园和医院奔忙。十几年前,他还梦想着设法把百余年来,美国各级法院保存下来的有关华人诉讼的案情和判例中,华人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实例,做通盘的整理和研究,在美国司法界甩它一个“原子弹”。

晚年的唐德刚多次往返两岸三地,省亲、讲学、座谈,还参与发起了在全球征集一亿人签名要求日本支付战争赔款的运动。19947月,在台北师范大学召开的“日本侵华百年——华人对日索赔国际研讨会”上,他慷慨激昂地作了《纪念抗日,对日索赔》的长篇演讲,以历史学家的犀利,“历数了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侵华百年的罪行”。

有一次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一小撮台独分子问他同意不同意台湾独立的主张,唐德刚答道:“台湾独立的问题不是我同意不同意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

话没说完,“咚”地一拳,鲜血顺着他的嘴角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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