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蝴蝶

      周末在元典美术馆看展览，误入二楼的教会活动场所。工作人员没聊几句就开始向我布道，并说我的误入是一种缘分。由于以前读过圣经，交谈起来便容易一些。说起路西弗率领三分之一变异天使在人间为恶的事，不断有小孩子前来骚扰，有的让她领着上厕所，有的只想让她抱一抱，弄得她手忙脚乱。

      祷告大厅里一些教徒在讨论，外面的游乐设施是为孩子们准备的，如果他们留在大人身边，大人们就无法与上帝交流了。工作人员的职责就是照顾这些小天使，或小魔鬼。这种空间的隔绝很有意味，人是逐渐从天使变成魔鬼的呢，还是相反？直观的情景是，天使们只要做游戏就可以了，他们的监护人却需要拯救。

      工作人员是大陆人，先生是新加坡人，两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周末来教会做义工。“魔鬼潜伏在我们四周，随时引诱我们跟他们走。”她盯着我，目光幽怨、愤恨和不屈。我不禁有点发毛。“天使也在我们四周，为我们提供帮助，只要我们信他。”她的目光温暖而明亮了，我心里也坦然了些，眼前幻化出许多扑打的翅膀。

      回到画展休息室，与画家兼导演韩宁宁闲谈。他说《圣经》是很厉害的，以前读过一遍，险些栽进去。他松弛了肩膀，略呈蜷缩状，似乎在回味当时的心境。艺术家都是敏感的，容易被形象的力量征服。回家穿过立交桥时，看着下面熙熙攘攘的人群，也觉得有阴影窜来窜去，仿佛路西弗正携着属下，诡秘地忙碌着。

      路西弗，天使的首领，图谋篡位而被贬至地面。那追随他的变异天使，虽然只有三分之一，却堪与所余的天使匹敌。这种力量对比是悲剧性的，人生中却屡被证明。如果仅仅善良、忍让、忠诚、悲悯等等，便几乎柔若无骨，只剩下受伤的份儿，令人轻蔑和生厌。惟有适当地具备魔鬼的品质，才显得富有活力和魅力。

      如果拿《圣经》和佛家的经典著作相比，显然前者更善于借助形象和故事，调动相关的情绪、体验和本能。佛家则借助理念多一些，佛家的主旨也是怀疑和否定形象，消解情绪、体验和本能的。所以，就传播而言，《圣经》以及相关的音乐、仪式、场所等，具有更强烈的感官冲击和经验共鸣效果，佛家则需要缓慢领悟。

      形象化的另一个好处，是论及善恶时，可以轻松推诿。某人作恶，是因为受到魔鬼诱惑，责任在外。只要忏悔，罪就被宝血抹除，可以从头再来，继续追究反而不义。佛家的善恶皆在一念之间，责任在己，不因知罪而自动赦免，反须付出更多牺牲来冲抵，甚至殃及后代。体现在世俗中就是，西方倾向于道歉，东方决不道歉。

      形象化也有糟糕之处。比如某个人犯了错和罪，或没有任何错和罪，只须把魔鬼的形象投射到他身上，就可以用最残忍的手段对待他，他的一切权利都会被剥夺，没有任何分辨机会。多少杰出人物都死在这上面，包括耶稣。妖魔化是一种最原始、最幼稚、最愚蠢、最恶毒的认识方式，至今仍很通行。

      如果像艺术分析那样，把形象理解为要素，就同我们的日常经验接近了。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令人怀疑。性本恶也未必讲得通。三分之二善、三分之一恶，便是比较好接受的。这同路西弗率领三分之一变异天使在人间为恶的说法，恰好契合。如此，形象就变为外在的隐喻，而非外在的存在了，本源仍在身心内部。

      将这个比例视为平均值，有的人路西弗含量高一些，有的人低一些。同样的人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境遇下，路西弗的含量也不同。比如一个善良的人，他的亲人受到伤害，他激起的报复心，可能极其残忍和邪恶，但我们并不能将他简单地归为魔鬼，那只是一个动态系统的一个瞬间变化值，有复杂的因果线索可以描述。

      试想一个女孩选择男友，路西弗含量偏高会缺乏安全感，偏低则社会生存能力孱弱，最终会趋向平均值。一个团体的经营，一个国家的治理，也分别需要两种角色——天使的笼络和魔鬼的威慑。路西弗含量偏高就是暴政，偏低则难免涣散低效。然而，在社会文化水平和人口素质较高的地方，路西弗含量低是主要标志，因为大家都无须设防。

      一般情况下，热衷将他人视为魔鬼的人，往往离魔鬼更近。所谓的蝴蝶效应，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起作用的。美国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就源于一个低头系鞋带的人，在银行门口被撞倒，引发挤兑风潮。在这个末日传闻风靡，人心异常脆弱的年代，如果执意制造对抗，任何一双蝴蝶翅膀，都可能比魔鬼更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