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热播电视剧看中产阶级的成长

         一、如今打开电视，依然是革命战争故事当家，其它则是武侠、奇幻、古装、卡通等等，好像一个民族的头脑飘在别处。稍具当下感的，就剩下新闻、广告和综艺节目了。前些年，影视中的现实生活内容，还可以由韩剧担当一部分。经过近来的政策性收缩，韩剧几乎销声匿迹。否则再过若干年，中国的少男少女和大爷大妈们，该扪着胸口唱我的韩国心了。这种情形下，间或出现几部反映本土现实生活的剧目，便十分显眼。
    今年陆续热播的电视剧有--《老大的幸福》、《杜拉拉升职记》、《手机》、《我是业主》、《婚姻保卫战》等。令人诧异的是，与以往的百姓戏不同，这几部戏几乎全是表现新兴中产阶级的。强调"新兴"这个概念，是为了同知识分子戏相区别。尽管中产阶级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但按照传统理论，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是要由头脑中的意识形态来决定身份归属的。
    新兴中产阶级则不然，它是一个有着明确属性的阶级实体，是名副其实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越发展，这个阶级就越庞大，相应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规模就越小。无须在理论上纠缠，看一看世界现状，问一问工人和农民兄弟姐妹，谁愿意在家乡种地？谁愿意做一辈子蓝领？毫无疑问都想往中产阶级行列里挤，只不过机会不足而已。
    06年的时候，官方的预测是，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将达到4亿。去年，一些学者乐观地估计，现在就已经超过4亿。从这几部电视剧来看，均安排在黄金时间播出，说明电视台、广告投资方、制片公司、编剧、导演等等，从各自的角度和经验出发，作出的判断是比较一致的。这类剧目的收视群体，已经完全可以期待、可以依托。"广大工农兵喜闻乐见"虽未过时，广大中产阶级喜闻乐见却也正当时了。
    电视剧并不等同于社会现实，但经过利益相关方的悉心修正，出入也就不大了。何况任何大众产品，都可以看作是供求双方约定的产物。所以，当其它文本尚不能提供完整资讯时，以这些电视剧为参照，探讨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状况，应当是可行的。
   

    二、《婚姻保卫战》与其说谈的是婚姻，不如说谈的是两性权利的制衡。在工业化以前的历史中，包括工业化，体力强悍的男性，是生产行为的主要担当者。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自然由男性说了算，伦理纲常也是围绕这个框架编织的。
    社会主义革命试图人为改变男尊女卑的地位，鼓励妇女就业，反抗男权统治。以奋力干重活的方式，同向来干重活的男性分庭抗礼。废除上层标榜的贤淑和下层要求的柔顺，培养出亿万"敢想敢说敢干"的"社会主义小辣椒"（匈牙利语）。中国社会所继承的，恐怕更多地是后一种精神遗产。
    当服务业以"狂飙突进"的态势成为产业主体，体力不再有优势可言。相反，稳定、细致、灵巧、亲和力等更多地属于女性的特点，成为发展的保障。产业链越延长，各环节之间的连接越至关重要，而这些环节显然不是靠肌肉来连接的。尽管在中国，服务业崛起时间尚短，但与发达国家一样，女性的收入和影响力逐渐赶上或超过男性，已成为普遍趋势。《婚姻保卫战》呈现的，正是这一趋势为中产阶级家庭带来的冲击。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格局，被女强人们玩魔方一般翻转过来，而且是以不留情面的革命方式，令心理准备不足的大男人们十分受伤。弱势状态下自我捍卫的"妇联"，戏剧性地蜕变为"夫联"。凡是男性放下架子，甘心辅佐的，家庭就稳定和谐；凡是男性不服气，像旧时代的妇女一样争取就业、与女性一较短长的，家中就战争不断，面临破裂的危险。
   所谓婚姻保卫战，其实并非保卫，而是寻找。即中国社会突然出现的一个庞大阶级，在陌生的历史平台上，茫然寻找自己的情感方式、精神方式和生活方式。由于文化上和人性上的强行断乳，这个新兴阶级是先天不足的。红色年代"敢想敢说敢干"的戾气与青春小资的矫饰和自恋，填充着那些衣着光鲜的身体。一个命定的文化建设阶级，却热衷以反文化的插科打诨来消解自身价值。大量书面语的介入，也显露出这个阶级的"夹生"性。对于新的历史角色，还处于猜测的和词语亢奋的阶段，还没有透熟地"化为体验"。
   

    三、《杜拉拉升职记》详细演绎了杜拉拉从小资到中产阶级的嬗变过程。她拥有小资宝贝的全部可爱之处。但公司内外的一系列事件，却与她的理念无情地顶撞。在顺应职场和保持本色之间，她痛苦挣扎。由于得到职场高手的点拨、推助和情感呵护，她得以在不过分扭曲的状态下，侥幸地迈向职场高层。
    促成杜拉拉升职的，还有那位最高决断者，即那位蓝眼睛总裁。他来自那个经历了两个多世纪发育，处于完成形态的中产阶级行列，既老奸巨猾又不失原则和素养。对于后发展国家的中产阶级学生，他既是导师，也是裁判。尽管这些学生身上，携带着农业社会的种种陋习--浮躁浅薄、怠惰粗疏、贪渎舞弊、内斗不已等等，他处理得宽严有度，入情入理。
    有趣的是，这部颇似职场教科书的戏，从侧面提供了一个微观的"新权威主义"版本。就公司而言，没有绝对的权威就不可能有对内的协调和对外的竞争力。但这个权威是怎样形成的呢？无外乎以下几种途径：1、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的行政指派；2、以家族为背景的血亲继承；3、以股份比例为基础的资本掌控；4、以种族和文化为依据的监管特权。《杜拉拉升职记》显然属于后一种。
    试想，如果那个最高职位也是可角逐的，公司内部的争斗无疑会更激烈，波及也更广。杜拉拉的升职，便取决于她所从属的那个帮派的实力，以及她在帮派中的位置，"不在于他是否有能力，而在于他是谁的人。"这是中国人太清楚的潜规则。而权威的既定性，犹如一层不可逾越的"玻璃天花板"，大大缩小了竞争的范围，避免了公司的过度动荡。
    新权威的要义，在于权威的新的程度。所谓新，就是科学的管理手段和效益最大化的管理目标。以权威来保障新、强化新，效益就是可实现的。把权威本身看作目标，不惜牺牲效益。新权威就会退化为旧权威，最终被市场淘汰。
    不管新权威采取的是哪种形式，只能由效益来判定优劣。即使行政指派，选对了人也会大放异彩。但从普遍的效果看，行政指派是最差的，否则那个行政指派的时代不会结束。血亲继承或许稍优，却也带有旧权威的痕迹。如果杜拉拉进的是全民企业或家族企业，升职的机会就小得多。

    四、《我是业主》是一部细节讲究，性格鲜明的优秀剧目。埋藏在其中的主线，是两种管理思维的对比。以陈经理为代表的旧管理思维，既要保住位子，又力图将管理成本最小化，自然采用糊弄、拖延和吓唬的手法；以林冬梅为代表的新管理思维，勤谨热忱、忍辱负重，同时不乏智慧和机谋，看上去却几乎沦为仆从。
    毫无疑问，所有的业主都倾向于选择林经理这样的管理者，所有的管理者都倾向于像陈经理那样来做，这符合动物趋利的本能。虽然管理者人数比被管理者少得多，但历史上，从来都是管理者肆意而为，被管理者只能屈从。被管理者发动的暴力革命成功了，涌现出的新管理者，仍是千千万万的陈经理而不是林经理。是什么扭转了这种局面？
    看，该剧一上来就是业主买房，而不是单位分房。如果分房，那些忤逆管理者意志的人，肯定是得不到房的。资产的私有化，使人们摆脱了对管理者的人身依附，并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变成对等的契约关系。我付款，你给我房；我交物业费，你为我提供服务。你服务不到位，我拒交物业费，你就没饭吃。物竞天择，林经理是被时势逼出来的。
    当我们感叹商品经济导致两极分化、世风日下、文化沦落时，往往忽略了它对官本位的决定性的侵蚀作用。三十年前，连售货员都要摆出一副官的嘴脸，嫌顾客搅扰了清净。如今，官员们也学着作出服务员的笑脸，向被管理者邀宠了。从中世纪的"神赋人权"，到近代思想家倡导的"天赋人权"，都没能使普通人获得真正的权利。近现代大众的解放，实际上是"商赋人权"的结果。《我是业主》细致地演绎了这个过程。以典型的中产阶级人物方律师为代表的被管理者们，依据法律和对自身权利的不懈坚持，使这个过程有惊无险地展现出来。"我是业主"的潜在含义，也许就是"我是公民"或"我是纳税人"。

    五、电视剧版《手机》虽是对电影版《手机》的扩写，却没有像电影那样，在大城市再次引发"猜疑热"。这可能因为，从电影版到电视剧版的五年当中，正好经历过一场"国学热"。人们在唯利是图的商品经济挤压下，开始追寻传统伦理价值和精神安慰。质疑的触角很自然地从身边的人，伸向广大的社会空间。
    电视版《手机》沿袭着电影版对城市文明和商品经济关系的不信任，对中产阶级特别是文化领域的中产阶级的嫌恶和批判。为深入发掘这个话题，两个人物的戏被异乎寻常地加重了。一个是主人公严守一的奶奶，另一个是他的哥哥严守礼。
    奶奶仿佛是传统文化的化身，具有天然的和纯粹的良知，富温情、明事理，像地热一样把自己的影响投射到每一个主要人物和重大冲突当中，无形中成为这部戏的灵魂。编剧似乎有意以此来反衬现代生活的虚伪、冷酷和悖谬。
   哥哥则如同现代阿Q，永远有良好的胜利意识。如果说，阿Q是躺在地上不怕跌倒，那么，哥哥则像皮球一样，每一次落地都是为了再跳起来。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众多不甘底层卑微，千方百计想混出点模样的活跃分子的影子。但编剧设计这样一个人物，似乎并不是看重他的代表性。他更像是一个搅局者，以生吞活剥的勇气和装疯卖傻的狡黠，来拆解这个貌似进步的时代，将一部分中产阶级文人的脓血挤出来。
    与《我是业主》相比，《手机》更侧重对不成熟的、根基浅薄和丑态百出的中产阶级进行反思。若简单归结为否定中产阶级，未免不准确。但怒其不争是很显然的。

    六、《老大的幸福》播出较早，一路看下来，这几部戏中，它仍属于上乘。作为一门综合艺术，文学性在电视剧中占很大比重。这部戏可以说是文学性最强的，几乎是一部优秀长篇小说的直接视听化。包罗社会生活的广度和丰满的细节，也使其带有史诗的特征。对电视剧来说，文学性表现在较少地运用噱头，始终把焦点对准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情节逻辑的展开，意识及潜意识的深度，文化象征的涵义，以及无所不在的照应和微妙控制。
    《老大的幸福》讲的是一个父母早亡的家庭，老大含辛茹苦把四个弟妹拉扯大，相继进入中产阶级甚至富豪阶级，他自己却在老家给别人捏脚。弟妹们回老家祭拜父母，才发现老大的窘境，强行把他带回大城市，享受中产阶级幸福生活。但是，过惯纯朴日子的老大，不适应弟妹们的安排，屡屡想返回老家，却因弟妹们依次遇到的重大问题而不得不留下。老大在底层摸爬滚打练就的江湖招数，却成了弟妹们解决问题的法宝。尽管如此，弟妹们仍不同意老大娶他心爱的女人，因为她来自他们脱离不久的底层，还带着一个病孩子，是中产阶级的身份和理智所不能接受的。
    在这部戏中，老大与《手机》中的奶奶有相近之处。身处社会底层，却世外高人一般，成为遭遇困境的中产阶级的拯救者。他们秉持的理念和方法，无外乎传统文化价值和人之常情，即生命和生活本身的智慧，远比"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来得深刻。
    《老大的幸福》有一组十分动人的情节，即"付老大健身养生操"，在戏中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开头，老大带着公园里的闲人来做，一派喜剧气氛；第二次是在现代化办公室，老大带着员工来做，很有荒诞剧的意味；第三次是老大心爱的女人被弟妹们暗中赶走，他在马路上溜达到天黑，苦闷抑郁之极，做起养生操，形成震撼人心的悲剧效果。养生操的三次运用，串联起整个剧目，完成主题的深邃铺垫和点化，像一条绳子将石头抡了起来。

    七、纵观去年的这几部戏，每一部结尾都有些类似，概括起来就是"退"——退思、退让或退隐。并非编剧们构思雷同，而是中产阶级殊途同归。在第一波的刚性进取中，触到了外部扩张和内心良知的双重底限，整体地进入"震荡整理"状态。
    年轻的中产阶级，更多地是伴随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和动荡成长起来的，履历中不乏"原罪"的劣迹。当产业常规发展的阶段到来，旧的手法就行不通了。
    观众看到，极尽能事的"坏人"开始忏悔，说对不起；互相误会的好人尽释前嫌，相关人等各得其所，协同方式随之改变。道德突然从书面落下，在地上生根。它不仅是面对良知的自我慰藉，也开始成为基本生存的前提。因为，没有人愿意同不守承诺、惯于作弊、品行不端的人合作，高速分化滋长和密集交织的服务业，在创造利益供求的同时，也创造着道德供求。趋利本能破天荒地将人们引向善，引向"温良恭俭让"和"仁义礼智信"。 这是戏剧的收尾，也是历史的告一段落。
    曾有经济学家痛心地指出，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从产出端到市场终端，百分之九十的收入都被别人拿走了。那百分之九十，恰恰是服务业的领地，是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说明貌似庞大的中国中产阶级，是相当孱弱和低效的。尽管演绎了这么多喜怒哀乐，这么多艰难苦恨，仍需要放开眼量，尽快成长。而人们对中产阶级的希望，也不仅是提高那一点产业份额。整合东西方文化，在品质和效率上作出表率，将是更高的挑战。我们一起来期待更加精彩和更加伟大的剧目上演！

[ 本帖最后由 老周 于 2010-12-31 14:0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