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奔波一路险 大火熊熊烧客车》*99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1-11-16 11:42:26 / 个人分类：长篇纪实《九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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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梅花女人
发布于2011-11-19 09: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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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逝世，权力之争白日化。江青认为华国锋在中央没有根基，人老实，魄力差，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无用之人、傀儡。拉华入伙没有必要，动手一搬掉，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而代之。搞倒华，江采取了两种手段：一是造华不可信任的舆论。二是控制一部分权力，江频频出镜，时而摘苹果，时而慰问驻军，为自己上台造舆论。
治丧期间，王洪文走了一步棋。9月10日王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在中南海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有些解决不了的、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被指定的值班人员（王洪文的秘书）。王企图切断中央政治局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由他指挥全国。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认为情节可疑，便立即打电话报告了华。经汪东兴查明情况上报，华、叶两位副主席同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通了气，对王不经其他中央负责人同意便向全国擅自发令极感震惊，并立即采取两点紧急措施：一是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知王洪文，立即关闭未经中央同意开设的“中央办公厅值班室”。二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打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军队系统，凡重大问题，均应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请示报告。
“四人帮”在毛死后立即控制对全国的发令权失败，便动用舆论工具。被“四人帮”控制的首都几所高等院校均有活动，姚文元动员了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希望她当主席。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特大喜讯等。
应该参加的吊唁活动不到场，江青却忙于到中南海“202”毛泽东原住地争夺文件，为便于活动还从钓鱼台迁回中南海住进了代号201号的房子。9月14日，江青打电话找华国锋大闹一场，要求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她和毛远新等人还要参加。华满腔怒火，当场将江顶了回去。
接着，“四人帮”向华发难，通过两件事，一是篡改毛的临终嘱咐。9月16日，“四人帮”根据自身需要，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毛泽东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篇文章里，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这一“遗言”，篡改了毛的原话并大肆宣传。本来，毛在76年4月30日晚，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向毛汇报工作。华说及有几个省的情况不大好，流露出着急的情绪。患帕金森症的毛，用颤抖的手给华写下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毛“御笔”所写的这三句话，成了华作为毛指定接班人的重要依据。对此，华向中央政治局通报过。当时，毛的病情日益发展，说话已经不方便，指示很少，又面临着在毛之后谁来接班的问题，因此，对毛那时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的人都很注意。“四人帮”对毛写的条子，逐字研究过，心中自然非常清楚。但是，他们却偏要把毛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这一篡改，等于把华的解释权剥夺了，也就等于动摇了华的接班人地位。10月2日，华在审批乔冠华拟在联合国大会第31届会议上的发言稿时，批示：“稿件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张看到了华的这个批示，怕他们的阴谋被戳穿，在这个文件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另一件事是不同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华提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张率先向华发难说，现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只会对右派有利，不如出单篇。“四人帮”手下的亲信则攻击华，说他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为了捞政治上的稻草。9月21日，张在北京听取了上海突击发枪的情况汇报，交待“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9月28日，张送口信给上海同党：“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姚文元宣称：“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将来斗争还是暴力解决问题”，声称要用民兵武装“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10月3日，王洪文到京郊平谷县讲话：“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当日，“四人帮”阴谋策划，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开进北京城。不管以军事演习或者平叛为名，坦克开进北京城，威慑一方，夺权应该是问题不大。不知是没有机会还是王光说不做，坦克开进京城成了笑话。
面对挑战，华有三种选择：一是：在“四人帮”的压力下，委曲求全，维持下去；二是：与“四人帮”又斗争，又联合，最终与“四人帮”搞“权力再分配”，让给一部分权力；三是：与“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斗争，搞掉“四人帮”。对华所面临的三种选择，叶剑英也估计到了。叶希望华选择最后一条路。
搞掉“四人帮才有活命，才有出路。各地老干部老军人严阵以待，伺机而动。自1975年以来，随着国家前途命运面临严峻考验，那些老一辈革命家不管在野在朝，都自觉地把国家的生死存亡责任肩负起来。王震将军与叶飞、李强、王诤等将军聚谈，怒目奋臂曰：“我要上山打游击，你们敢不敢跟我去？”又曰：“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枝枪？”王将军后来还找到叶帅，建议把江青等四人“抓起来”。宋时轮将军忧心如焚，与军队诸将领商讨局势时，扼腕奋臂曰：“万不得已时，我们要实行兵谏！”说：“现在形势很严峻，我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如果形势继续恶化，我就上山打游击！”老干部王于畊有一次对陈丕显儿子说：“如果我们国家出现打内战的情况，我们家跟定叶帅了。”江西省领导黄知真也对小陈说：“如果‘四人帮’上台，许多人会被抓去坐牢，会被杀头。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再次发动群众，再次上山打游击闹革命。”黄密切关注着江西“四人帮”死党们的动向，作了应急准备，甚至还跑到井冈山查看线路和地形。在得知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宾后，黄果断下令，让掌握着全省武装警察指挥权的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周克用以拉练为掩护，命令全省武装警察向南昌靠拢。这样，如果一旦形势发展需要，就可以在一个晚上，把在江西紧跟“四人帮”的那些人一网打尽。在小陈工作的南昌汽车附件厂，他把厂武装部和保卫科的枪支都准备好了。这些枪都经过细心的擦洗和保养，还到野外试射过。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说：“现在形势很严峻，我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如果形势继续恶化，我就上山打游击！”罗瑞卿正在福州养病，皮找到罗说：“罗总长，到时候你就给我们出主意，我们背你上山，一定保护好你。”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说，他们当时也做好了跟“四人帮”拼死斗争的准备，不仅是我们这一辈人，就连小一辈，像张体学的小儿子等，都准备跟“四人帮”作斗争。这些小一辈还说：“杨司令要做准备，如果‘四人帮’篡取国家最高领导权，我们请杨司令起兵。如果你不起兵，我们也会逼你杨司令起兵。”76年9月前后，傅崇碧因腿伤住进“301”高干病房，与住在这里的十多位将军秘商解决“四人帮”的对策。许世友来了，告诉他们：“上海帮全来了，你们要小心。出门要带枪！”
上下一心，众志成城。
华表面上对“四人帮”逆来顺受，暗中积蓄力量，默默地忍耐着，同时密切注意“四人帮”的动向，胸有成竹。对付他们的主意就是依靠党中央内部的老同志，尤其是依靠掌握军权的叶剑英。华十分清楚叶在中国政局中的份量，也知道毛在临终前让叶辅佐自己，因此，他对叶十分尊重。据时任叶剑英秘书的范硕回忆，华刚刚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时，叶驱车到华家里时，华恭候在门口，亲自给叶打开车门，迎接到房间里。谈话中，华恭称叶是“8亿人民的老帅，德高望重”，华在依靠叶的同时，特别注重争取汪东兴的支持和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军区政委吴德的支持。华还争取到了在中央领导层中工作的工农出身的干部陈永贵、倪志福、吴桂贤的支持，逐渐在中央领导层中争取到了多数支持者，壮大了自己的力量。76年9月下旬，华国锋、李先念、吴德曾分析过当时中央政治局内的力量对比，认为拥护华国锋的人在政治局中已经占多数。此外，最重要的是华还特别注意争取许世友等其他军队高级领导人的支持，听从并实施了了叶关于各地不能搞第二武装的建议，这就使“四人帮”失去了掌握武装力量的“合法”性。
“四人帮”的“倒华”的动作越来越大，在上海壮大第二武装――上海民兵的同时，威胁华必须按照他们的路线走。江青早在毛逝世的当天，就向华提出，毛泽东是被邓小平气死的，必须开除邓的党籍。华对江青的纠缠不予理睬。江青又纠缠张玉凤，拿走毛的一些文件和档案，张被逼无奈，让江青拿走了两份。华得知后，让汪东兴追回了这两份文件。江又向华提出，要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张春桥等也随声附和，但华决定，毛远新回辽宁省工作，江对这个曾经见面就表忠心的华无可奈何。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会见徐景贤，听取8月间南京军区司令丁盛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秘谈的情况汇报，当得知南京军区有一些部队不但不听丁盛的，还调动了三个师驻扎在上海外围的情况后，张说：“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在中央，在上层......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张指示徐，要在上海尽快扩大第二武装，现在要“提高警惕”，有人要“整上海”，上海还没有经受林彪一类上台的考验。9月21日，王洪文跑回上海，多次召开会议，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打巷战”，并亲自视察民兵装备，带领民兵训练。对上海民兵的布防问题，做了部署,突击给民兵发了74000余件枪、300门60迫击炮，弹药1000多万发，准备打仗、杀人用。王回京，拍照上台用的标准像，炮制就职演说，唆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劝进书”。张春桥连续两次到中南海江青住处长谈。9月28日，江青在迟群等人陪同下去了昌平驻军某部，王洪文去了河北保定驻军某部，10月初，张春桥在提纲中亲笔写道："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么巩固政权，杀人。”接着去通县驻军某部活动。
“四人帮”抓“枪杆子”的活动，引起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高度重视和警惕。9月26日晚上，华约李先念等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华问李，“对那几个，你看怎么办？”李反问，“你的看法呢？”华说，“我要听你的意见。”李沉吟了一下，说，“开会吧。”华答，“不能开会，要抓人。”并说，现在看来，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这场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就会断送我们党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华“不能开会，要抓人。”的谋略是对的。姚依林回忆说，毛逝世后，他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云家去送一份关于江青是叛徒的材料。陈云在家里琢磨：在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有无可能利用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他把中央委员名单反复研究，算来算去感到“四人帮”力量还是雄厚的；何况毛刚去世，“党内因循守旧、封建传统思想仍成风气，恐对局势敢怒不敢言者大有人在。三中全会上以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是无把握的事”。陈云和住在西山的叶帅时有来往，恐情况暴露，常令孩子们传话。叶掌握着军委的部队、西山警卫部队……叶和陈研究后觉得要打倒“四人帮”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大会合法斗争，二是武装解决。通过十届三中全会解决，算来没有把握，叶同意采取第二种办法，于是亲自去找华商谈，华立即同意，去说服汪东兴。“交起手来，野战军有重武器，警卫部队不是野战军的对手......”汪见大势已成，同意调动八三四一部队。
9月30日晚上7时，华灯初放的天安门一片萧索，金风吹落一片片枯叶。城楼大厅，“首都工农兵学商群众代表国庆座谈会”在没有掌声，没有笑声，没有口号声中进行。留着平头，身着中山装，年龄55岁的华国锋与41岁的王洪文并排而行，身后是28位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叶剑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等。华待工农商学兵代表发言后，在身旁王咬牙切齿的嘴脸中，作了一回历年来中国首脑发表的国庆讲话中最简短的讲话。讲话一分多钟，不现棱角：
“同志们，今天，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前夕，我们参加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举行的座谈会。我们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10月1日国庆节，江青到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说邓小平迫害毛主席，要中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并发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下去，要提高警惕。
10月2日，王洪文在钓鱼台驻地刮脸梳头，着装总共拍了一百一十四张照片，其中穿便服、中山装的五十三张，穿军装的十六张，办公照片二十一张，室外单人像二十四张，并从21张8寸样片中选了标准相，指令按周恩来标准像的样子进行7次修改。原来，四人帮已经排定夺权后的“座次”名单，以江青当党的主席，王洪文当第一副主席兼军委主席，张春桥当总理，姚文元当委员长。同日，东北方向已发现异常行动：江青的亲信、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身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往北京。叶剑英获悉之后，立即去电，命令该装甲师停止前进，返回原地……同日下午3时许，叶来到汪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叶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进门时把身边随员都留在大门外，自己一个人上了楼，一坐下来，便对汪说：“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接着，他压低声音问汪：“你考虑好了吗？”汪正中下怀，他不愿意跟着江青他们走，对四人帮仇恨已久，早在庐山会议前后，他发誓赌咒地要把张春桥、康生这些人揪出来。现在机会来了，他表明态度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叶马上表示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接着表示：“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下午和晚间，叶、汪分别单独去了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在华的办公室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天，汪还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的武健华等人到中南海南楼办公室开会，说明了“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毛死后，中南海内中央警卫局的领导干部普遍对江青更感恐惧，一些人还在圈内大胆地发牢骚说“毛主席去了，我们也要完了”。如今新的中央领导人能下达抓捕这伙人的任务，正好遂了心愿，并献计献策，抓四人帮。同日，华国锋秘密召见了吴忠，并向他进行了政治交底。吴当即表示:绝对听从党中央、华总理指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实际上，在华之前，叶剑英已通过吴忠的老上司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这条渠道，做通了吴的工作。吴请苏振华转告叶帅:只要我吴忠在，除了来自华总理和叶帅这个渠道的命令，任何人都休想调动卫戍区的一兵一卒。有了汪和吴这两支武装力量，华对粉碎四人帮胸有成竹了。当晚，汪来到华在东交民巷的住地。俩人沟通了相互与叶帅的谈话内容后，华要求汪赶快拿出一个具体执行措施，汪答应第二天拿出后再来向华汇报。
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平谷县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他并且肯定地说：“建国以来，中央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
10月4日，东南方向的上海，苏振华上将给叶剑英元帅打来电话，报告上海民兵的不正常的集结。上海民兵在东海舰队机关附近构筑工事。“注意他们的动向！”叶马上意识到，这表明上海的民兵在准备动手。同一天，江青得意忘形，带着大小随从30余人到景山公园摘苹果，她不但在苹果树下搔手弄姿地照了穿军装的照片，而且还说：“苹果留着吧，过盛大节日时再吃吧。”这一天的深夜，“四人帮”的死党、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催促写作班子连夜加快整理有关党政军领导人的黑材料，并匆匆要去。同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其中称：“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矛头明显是指向华、叶。担负注意报刊动向任务的李鑫，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华，说明形势危险。这篇文章，等于是“四人帮”向华宣战了。华看了这篇文章后，决心要尽快解决“四人帮”问题。
10月5日，华给耿飚打电话，并派车把耿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谈话。耿接过华倒的一杯茶，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华问：“你有何依据？”耿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十月八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九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华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华解决“四人帮”问题时，已经胸有成竹。他在9月未与李先念、吴德等人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时，就确定了“越快越好”的方针。他说“早比晚好，愈早愈好。”李、吴二人都同意华的这一方针。这一方针正好同叶不谋而合。叶在看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后，专门驱车进城，向华汇报了解决“四人帮”的方略。叶的意见是，不能再等待了，必须当机立断，以快打慢。这个意见，正合华之意，他当即表示同意，并且决定，解决的时间，最迟在后天。这样，华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最后拍了板：在10月6日抓“四人帮”。拍板后，为了更慎重些，华要叶通知陆海空等各军种、兵种，三总部，“务必搞好战备”，“一切行动听从军委指挥”，把军队牢牢掌握住。
华拍板后，要叶立即到汪那里，把解决“四人帮”的方式和一切细节都安排好，落实好，做到万无一失，并且亲自送叶上车。叶从华那里出来，已经是下午，立即到汪那里，把华拍板做出的决定告诉了汪。叶来到中南海南楼汪的办公室，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听汪汇报。汪把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一一做了详细汇报。叶听得很仔细，说：“兵法上有这样的话，‘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凡谋之道，周密为宝’。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叶接着嘱咐：“当然，还要特别注意保密啊，因泄密导致失败的历史事件太多了。同时警戒要严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一定要把紧这一关。”并且与汪一起商定了10月6日解决“四人帮”的方式问题。因为此前华已经把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告诉了汪，此时汪已经考虑好了一个抓“四人帮”的方式。他向叶谈了这个方式，这就是：在10月6日下午，由中央办公厅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就说会议有两个议题：一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一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问题，让姚文元以列席名义来怀仁堂参会，等他们到怀仁堂时，安排警卫将他们抓起来。至于江青及他们的死党，则派人到他们的住处把他们抓起来。叶与汪商定，一定要严格保密，妥善安排，严密组织，人不能多，但要精干。到时，对“四人帮”的警卫人员也要实行隔离，对每一个细节，都要慎重决定，并由汪完全负责。随后，他们向华做了详细汇报，华做出决定：就按汪确定的方案办，以突然行动的方式将“四人帮”一网打尽。10月6日，由汪负全责，抓“四人帮”。之前，准备工作充分，华在汪的陪同下，到中南海地下室逐一察看了用来关四人帮的囚室。执行抓捕任务的都来自中央警卫团的团职以上的干部，汪都一个一个地面谈，但他们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任务。每个人站在什么位置，怎么抓，抓后放在哪里，只有汪清楚。这天晚间，华国锋、李先念、吴德、陈锡联在国务院小礼堂看完电影又继续开会。华通报解决“四人帮”问题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和10月6日动手的时机，并讲了主要部署，与会者表示一致赞成。随后，他们又研究了解决“四人帮”在北京两个亲信即迟群、谢静宜问题的具体措施。特别强调保密，还有一个上海方面的问题。“四人帮”并非只是一伙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他们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还掌握着部分武力，在北京也有少数追随者，如果措施不周便会造成流血战斗。当然，以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力量，粉碎他们还是有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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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梅花女人
发布于2011-11-20 19: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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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8时，中央办公厅以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和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设计方案及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安置为由，通知四人帮参加中央常委会。华国锋提前一个小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朝南而坐。同一时间，叶剑英也来到中南海怀仁堂。两百多平方米的怀仁堂会议厅，往常摆放的会议桌椅全被搬了出去，只在前厅摆放了两个大沙发，华和叶坐在大沙发上。华、叶、汪的秘书和卫士，均躲在屏风后面。在这里，华亲自坐阵，与叶共同指挥抓“四人帮”。
时年41岁的王洪文第一个出现，左手提着文件包，挺胸直腰、趾高气扬地走向正厅。负责抓捕王洪文的第一行动小组组长李广银和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一跃而上。王大吼，“你们干什么？我是来开会的！”吼叫着，一边用脚去踢那些扭他的行动小组的卫士，一边拼力将手挣脱，向卫士们挥动起拳头。王年轻、有力气，前两个卫士没摁住他，他往前踉跄着冲了一下，后面又冲上来两人将他摁住。行动小组的卫士们一拥而上，很快就将王洪文制伏。王被扭着双臂来到大厅里，华国锋两臂依托在桌子上，面对王庄严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还未等华念完，王挣脱开卫士的手，大吼一声，如同一只发怒的恶狼一样，张开双臂，向着不远处的叶剑英扑去。华惊诧了，身旁的汪摸出手枪，就在王距离叶只有1米左右的时候，几名卫士冲了过去，用力将他扑倒，然后死死地摁住，并给他戴上了锃亮的手铐。王奋力挣扎，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连揪带架地将其抬出大厅，拉进了早已停在外面的红旗牌汽车，拘押到隔离室内。
刚把王从后门抬走，张春桥就从前门走了进来。担任第二行动小组组长的纪和富和队友们，迅速擒住张，张没有反抗，只是眼睛向上看天花板，听华念中央决定。
姚文元第三个来，在怀仁堂东休息室就被第四行动小组组长滕和松等截住。姚大声喊:“我是来开会的……”武健华当即宣布对姚的逮捕决定。整个抓捕过程仅用了35分钟。接着，张耀祠于20点30分左右，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中南海怡年堂后院毛远新住处，要毛交枪受审。毛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反……”拒绝交枪。张等人立即上去，收缴了毛的手枪，迅速将其押走。同时，张耀祠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这边已经结束了，快点把她弄走算了！”张一行人又迅速赶往中南海万字廊201号江青的住处，抓捕江。春藕正厅，背西朝东坐在沙发上的江忐忑不安地问来人：“你们要干什么？”张威严地说：“江青，你不听中央的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篡党夺权。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江问：“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武健华叱责道：“中共中央是什么人，你难道会不明白？”江改口说：“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张立即明确正告她说：“我们是奉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实现中央决定的。”武催促道：“快，马上离开这里。快走，快走!”江又问：“那我这里的文件呢？”张说：“我们会有人接管的，你把钥匙交出来。”江说：“那不行，这里许多都是中央的机密，我要对党负责。钥匙，我只能交给华国锋。”张说：“那好，你把它装在信封里由我转交。”江的声音又尖又细，话后面一个字的尾音，拖得长长的，还不住地微微颤抖， “我找 国锋......”在张等抓捕人员的冷冷目光下，江无可奈何，交出钥匙，装在信封，在信封皮上写了“华国锋亲启......”然后默默跟着抓捕人员上车走了。北京卫戍区同时出击，抓了北大、清华的迟群、谢静宜等。远在云南，17岁从上海下乡到云南西双版纳山寨，被姚文元树为先进知青典范而入党三个月当了中共十大中央候补委员的朱克家被隔离审查。辽宁高考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也落了网。
21时，华国锋在中南海命令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机关。飞机场已经由军队控制。
21时15分，汪东兴用保密机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那‘四个人’的事，今晚已经解决了，进行得很顺利。中央决定，今晚10时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离开怀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里开会。你马上去玉泉山九号楼安排布置会场，做好各项会务工作。”汪又说：“还有一件事，你走前要安排好，指定秘书局收发处一个负责人，坐镇中南海西门收发室，对京内外所有部门送给那‘四个人’的文电、信件、资料、报刊等，全部由他扣住和保管，不送文电处处理；秘书局文电处发给那‘四个人’的文件、资料等，送到收发室后，也由他全部扣住，不发不送。”22时，中共中央在北京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华国锋、叶剑英在会上就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和重大意义作了讲话，到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同意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处置。经过大家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叶剑英的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会议一致决定：
一、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二、通过隔离审查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决定；
三、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来谈话，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等各项决定。
会议还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在10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定稿，9日见报。最后，安排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决定出席这次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和随行人员都住在玉泉山.....会议从10月6日晚10时开到10月7日清晨4时多，历时6个多小时。
10月7日，中共中央做出决议：“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通报王张江姚事件。中央机关、各省市区和大军区负责人参加。会议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形势”的方针。在会议上，华国锋主张继续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接着， 中央“王、张、江、姚专案组”专到中南海万字廊201号、怡年堂后院、钓鱼台9号楼、16号楼和西城区按院胡同41号院，清理登记“四人帮”住地的文件、资料、书籍及物品，并于11月上旬开始做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准备工作。
内紧外松。之前，军队京内外布防，进入战斗准备状态。
76年10月11日，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韦德韦德在北京向英国伦敦报社拍发了三篇报道，10月12日即独家刊出。当日的《每日电讯报》在头版头条显要位置写下了三栏标题：“华粉碎极左分子”、“毛的遗孀被捕”、“四个领导人被指控策划北京政变”。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对“四人帮”被捕事件所做的新闻报道。
双方的较量和斗争，若干年，即1999年3月9日上午10时20分—11时50分，在北京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华国锋家中，华是这样对采访者口述的：
问：......来看你，身体怎么样？现在社会上出现一些书，四人帮的经过，有的是有事实根据；有的是互相传抄；有的则是胡编乱造、歪曲事实，弄的真假难辨、混淆听闻。特来看看你，并澄清一些重要事实，以正听闻。
华说：我身体还可以，糖尿病天天打针吧，高血压好了，但心脏有些问题，有时心绞痛，所以不能多外出了。毛主席1976年因病逝世，我们全党都很悲痛，但是四人帮不顾全党全国人民的意愿，在这一时期他们更疯狂地进行阴谋篡党夺权活动。这一年周总理去世了，朱总司令去世了，邓小平又被打倒了。他们认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拉又打。我心中很明确，绝对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
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在七六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叶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上述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70年林彪搞的第一号命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较多，75年8月，叶帅接见广东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专门叫我去参加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我早已考虑很久，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9月10日，先找先念同志交谈当前形势、四人帮动向，认为与他们的斗争要早日解决，这是没法避免的，早比晚好。请他去看叶帅交换看法。9月13日，先念去参观植物园，顺便去西山看叶帅，开始叶帅对李来的意图搞不清楚，也不敢多说。二人互相问候后，便说到院中走走，看看园林。边走边说，回到屋中交谈，主要谈了四人帮的情况、看法，没深谈。有的出版物上竟说叶帅在10日曾到华国锋处商谈粉碎四人帮问题，是无中生有的揣测而已。
华：四人帮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是别有用心的。乔冠华在9月2日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稿子上也有这句话。我在审查稿子时，改为“照过去方针办”的原话。张春桥不让向下传达，怕引起震动。实际是怕暴露他们篡改毛主席指示的阴谋。
这以后我亲自和叶帅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我与汪东兴几次研究，叫他做准备，挑选可靠人员。我也和吴德、卫戍区司令吴忠谈过，叫他们防备迟群、谢静宜利用学生闹事。叶帅和聂帅、王震、杨成武等部队同志，也有酝酿准备。
后来发现张春桥的弟弟张××是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到坦克六师进行活动，促使我们早下决心。在10月6日，通知晚8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五卷定稿问题，通知姚文元也参加。坐在怀仁堂内会议室中的只有我和叶帅，汪东兴具体指挥行动。抓住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时，是我亲自分别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隔离审查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妄图篡党夺权的罪行。
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处抓起来的，毛远新同时被抓。北京卫戍区抓了迟群、谢静宜。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叫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且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严惩他们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宣传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的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绝不可采取的办法。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总理、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青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后来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
胜利者一方的主帅是这样述说。
历史的时针定格在了1976年10月6日。天罗地网罩住了“四人帮”。
面对党内外一些领导人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工作，他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10月7日清晨，他不顾疲劳，赶紧给老战友邓小平和陈云打电话，把拘捕“四人帮”的消息告诉了他们。在北京三〇一医院治病的邓小平接到叶的电话后，一阵激动，对妻子卓琳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不单是可以安度晚年了，还又有出山的机会呐。是的，早在６７年７月１６日的武汉，有人问毛泽东：主席多次说过对刘邓要区别，可现在的口号叫"打倒刘邓陶"。毛这样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 毛还有一次向外国客人说道，"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还有他自己也已年迈，"只有他（邓小平）算一个壮丁。" 处在长期内乱中的中国，的确需要邓小平这样精力充沛而又经历丰富的政治家。周恩来在７３年秋天向外国客人谈到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同年１２月１４日，毛与部分中央政治局同志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74年10月20日傍晚，毛在长沙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要她们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人再考虑。 毛还要她俩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重申：总的方针要团结、要安定。毛发 话，邓出山了。担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要安定，更要整顿。就当年74年来说，状况不容乐观，全国没有完成工业生产计划，主要工农业产品除原油、粮食增长外，其它全都减产。钢产量比７３年下降４１０万吨。原煤产量下降４００万吨。铁路货运量下降５．３％，比７３年少运４３２１万吨。外贸逆差１３．４亿美元。全年财政赤字７．７亿元。 当然，复出的邓小平按自己的思路搞整顿，自然引起四人帮干扰和打击，带来灭顶之灾，黯然下台。
风水转动，机会难得。 人贵有自知之明。10月10日，邓由汪转信给华，表达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及华国锋荣任党中央主席的拥护和兴奋之情: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1976年10月10日
邓小平真诚的感情和谦恭并没有引起华国锋的回应。华将邓的信弃之一旁，转身就去参加天安门“双庆大会”了。而政治资源丰富，还掌握着毛泽东批阅过文件的中办主任汪东兴，迅速晋升为党中央副主席。他理直气壮又不屑一顾地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尔后，不论是出自官方的正史，还是来自民间的野史，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毛逝世后的权利争夺中成了失败者，当了死刑犯自杀于秦城监狱。不到一年，穿着中式棉袄的邓小平在元老派叶剑英等人的支持下，很快复出。集党政军首脑于一身的华，大权落榜，拱手相让，两年后，淡出公众视野，若干年后以88高龄谢世。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失败者像菜板上的肉，任由胜利者宰割。胜利者，操纵现实，掌控天下，大权在握，发号施令，哪怕以后洪水滔天，星火燎原，都不管了，没办法了。没办法，70年代初红得发紫的林彪也是没办法，“我就是天才，脑袋特别灵，爹妈给的嘛，没办法！”无可奈何又豪气冲天啊！
历史，留给人们评判、借鉴。
金色的十月，大地生气勃勃，硕果累累。弯弯的长江上，两个身无半文的流浪者，背靠背坐在船舱煤堆上，天时地利人和侃了一大通后，禁不住瞌睡虫的侵扰，在朗朗秋风中，不禁闭上眼睛，相拥而眠了。
月儿西坠，启明星闪烁。
“幺二幺二哟，嗨咗，嗨咗，嗨咗！”船工的声声号子，惊醒了熟睡的人。此时天色朦胧，江风扑面；两岸路灯闪烁，面面旗帜飘摇；房屋歪歪斜斜，重重叠叠。顺江而下的木船，正向江左岸标牌上的宜宾南门码头缓缓驶去。听甘二娃在吩咐船工，船靠码头，大家伙吃了早饭再开船，于是，侯明明便与李英小心翼翼走下煤堆，手牵手踏过木跳板，爬上长长的石梯子，进宜宾城逛街了。
大清早的宜宾街道冷清，行人稀少。在昏黄的路灯照射下，二人沿着关门抵户的东街走，走到东街与南街交叉口，围着城中的大观楼转了一圈后，见天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便准备往回走，到合江门码头停泊的木船上休息。走到大观楼附近的保安路，见公安局傍边，有几个人蹑手蹑脚，正在往墙壁上抹浆糊张贴大字报。侯明明悄悄走近，听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嘀咕，“朱一平朱司令，你娃娃胆子大，以赤子之名来这一手，大字报一贴，天亮震惊全城。”傍边的瘦个子嘿嘿一笑，“庄眼镜儿，告诉你娃，老子有后台，是军分区徐政委喊老子写的，出了事不得虚。”听到这里，侯明明收住脚步，一傍观看，见墙上白纸墨字，全文千多字，标题分外醒目：打倒张春桥！绞死张春桥！正看得津津有味，听不远处公安局大门吱吱吱声，“干什么的......”那几个人立刻丢掉浆糊桶，蹬蹬蹬直跑，转眼无踪无影。公安局出来的脚步声越来越响，侯明明拉起一傍观看大字报的李英抬脚就跑，呼啦啦，沿着回程一口气跑到码头，跳上木船。喘气的功夫，李英笑笑，感叹地说：“看来我们的同志多，四面八方都有。大字报是匕首，是炸弹，革命的烈火要烧起来了”。
“噩梦醒来是早晨，大学生......”
“天亮了，明明，你看朝霞满天”。
[ 本帖最后由 画梅花女人 于 2011-11-20 19:5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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