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Country Driving》 by Peter Hessler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12-03 08:09:16 / 个人分类:读书心得

读书笔记:《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from Farm to Factory by Peter Hessler

2002年的冬天,三十出头的美国作家彼得,来到北京远郊的三岔村,在一个三口之家的农户那里租了一套简陋的房子。彼得在书中这样描述:冬日的村庄,一片寂静,人们三餐并作两餐,午后便沉沉睡去,整个村子都像在冬眠。然而第二年,随着买车潮的兴起和高速路的建成,越来越多的城里人跑来乡下度假,从此打破了这小村庄的宁静,人们也乐呵呵地忙碌起来。

接下来的六年,时常往来于北京和三岔村之间的彼得,就选择在这间安静的小屋里写作。《Country Driving》是彼得的中国三部曲的最后一本,他在此书中写道:

“清晨我在宣传喇叭声中醒来,整个早晨我都在写作,晚上我和主人一起用餐。热天我常去附近的水库里游泳,冬天我就花很长时间走路,穿山越岭。这里的山路我都熟了,我还徒步探访过附近的村镇…… 那些带几分睡意的小山村,正悄悄发生变化,就连从前最无声息之处也添了个新的餐馆和客栈…… 在三岔村呆得越久,我就越喜欢这乡村生活的步调,日子总顺应着四季的流转。”

其实早在1996年,彼得就以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他的第一本书《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 River》讲述了他在长江沿岸小城涪陵做英语教师的两年。彼得轻松幽默的笔调为他赢来了许多读者,这本书几乎成为许多想来中国任教的美国老师的必读。彼得的第二本关于中国的书《Oracle Bones》也备受好评,并获得一系列美国图书奖。

彼得的笔下大都是他所接触过的小人物的故事,他让他们来直接讲述自己的生活。正如彼得在接受采访时谈到:

“我的探索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批评性的或带有偏见;整体而言我比大多数外国记者更少关心政治,我想写的是中国的日常生活。”

彼得不同一般的文化感悟力也许得益于他多年来单身徒步旅行的磨练。他在访谈中说,1992年以前,他对美国以外的世界知之甚少,但这一年发生改变,大学毕业后他申请到一笔奖学金,去了牛津大学读研。这要算是他的海外经历的真正起点——在牛津的生活很节俭,时不时能找到一些特别的工作,偶尔还有些约稿,这些工作使他有机会在欧亚大陆做广泛的旅行。牛津大学在假期方面非常慷慨,因此读研的两年间他差不多去了30个国家,他用省钱的方式上路,买火车通票,经常露宿。1994年毕业时,他决定先环游世界再回美国。这趟行程没有什么计划,从布拉格开始,经由陆路和水路,取道俄罗斯和中国,最终到了泰国。回国后,他过了一段自由职业的生活,继续旅行。

1995年的夏天,他得到了一笔钱,资助他徒步穿越瑞士的计划。那两个月里,他在山区徒步和宿营,从法国边界走到了意大利边界。1995年,他搭乘跨西伯利亚火车从莫斯科到北京,把旅途所见写成一篇文章寄给了《纽约时报》,然后就见了报。接着他参加和平队来到四川涪陵,去偏远的农村师范学校教书。

后来作为《纽约客》北京通讯记者的彼得,也是通过旅行的方式来认识这个城乡差别显著加剧的发展中国家的。《Country Driving》的第一部分,就记述了他沿长城自驾旅行的经历。在中国长途自驾,首先要过语言关;其次是会认路。2001年,彼得终于在北京拿到中国驾照,凭着一本Sinomaps出版的全国地图册就上路了。出发时,他给租来的白色旅行车里塞满了瓶装饮料和高能干粮。他一路上风餐露宿,开过颠簸的乡村小路。为减少在旅馆登记时因外国记者身份而引起的不必要的麻烦,他还时常在公路边的荒漠中扎营,沿途经过山西、内蒙、陕甘宁等边区,穿过河西走廊,直开到青藏高原。

一路上,彼得的美国记者身份让他在西部某些地区碰了红灯。比如刚到陕北榆林,疲惫不堪的彼得破例地选择在当地宾馆入住。洗澡更衣完毕,还没来得及睡个安稳觉,就被楼下的当地政府人员叫出去,并不由分说地被“请”出城。他只好南下延安,没想到这里的官员警惕性更高,没等落脚就打发他回京。第二次旅行,在宁夏境内他也遇到相似窘境,一头雾水的彼得被带到公安局,吃了百元罚款。当地政府声称此地不对外国记者开放,观光过境也不允许。

彼得还回忆道,在人烟稀少的河西走廊,几个娃娃脸的小警察挡住了他的车。检查完驾照,他们给他放行,然而,打量着这单身外国人的背影,小兵们仍然你一言、我一语的笑嚷:“他是个间谍!瞧,他一个人开着车东游西逛,还能讲中文,那他肯定是间谍!”

彼得对陕北靖边一个小村子的印象却很好。和其它北方村落一样,年轻力壮的村民都进了城,村里只剩下老弱病残。然而好客的民风犹在,家徒四壁的村民照常邀彼得进屋喝茶,村里老人还放心地把全村最后几个孩子塞进彼得车里,欣然叫孩子们带他去看长城。

在这本书中,彼得的文字既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也不仅仅是道听途说的游记。他强调亲身经历和个人感受,字里行间充满善意的幽默。

讲到中美两国年轻人学车的差别,书里说:中国的驾车族可不像美国中学生那样,随便叫你父亲带你到停车场溜溜就行。其一,中国的停车场已没什么空地;其二,中国第一代买车族的父亲们自己还没拿过驾照。

再比如,当彼得的许多美国朋友听说他居然敢在北京开车独闯时,都觉得不可思议,彼得却从容答道:当我见识了刚从中国驾校毕业,就开着我的车横冲直撞、差点要了我的命的新司机后,倒觉得还是自己亲握方向盘更安全。

长城之旅中,一个令彼得匪夷所思的现象就是农村铺天盖地的标语。有些标语格外激励人心,比如“知识给您添三头六臂”;有些俨然是废话,比如“人人用电,节约用电,用电好”;有些则让他浮想联翩,比如“拥军爱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有些明明与他所了解的事实不符,比如“生男生女都一样”,那么多头胎是女孩的农村家庭不都在继续努力生二胎吗?

在陕北和内蒙的一程,彼得碰到过形形色色的搭车客。有些头发染成霜叶红的打工妹蹬着高跟鞋回乡,远远地在路旁探着身子摇手,像在抚弄一只隐身的狗。她们上了车一股刺鼻的香水味,彼得干脆套用法语称名贵香水的句型称之为“内蒙水”。还碰到过一位俊秀非凡的乡村佳丽,衬着尘土飞扬的北方原野恍若天仙。还有一次,有个搭车的农村老汉一听说彼得来自北京,就立刻问他是否认识韩某。韩某是谁?彼得困惑,老汉答道:噢,韩某是我们村的,他也去了北京,不知道你有没有撞见?

在山西农村,彼得私访村民,了解到在这个世界银行贷款下的干旱地区,不乏底层干部的腐败。他们用几包泡面打发村民“只挖坑、不下苗”地空种树,这就是所谓的“山高皇帝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彼得对身边的人和事观察入微,时常能捕捉到不同文化间人们的共性。在描绘陌生的文化现象之余,也不乏自己的理性分析,这些都需要清醒的头脑和充分的调研。

在第一部分的长城之旅中,他穿插介绍了长城的历史,并总结说中外详细研究长城的专家并不多。他摘取了许多David Spindler关于古长城的文献。第二部分中,彼得从屋主的小男孩那里,间接了解到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他浏览了孩子拿回来的几十页的通知书,并有如下评论:

“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最让他感到自己是‘老外’的正是当他目睹这异国文化的早期教育。这的确是打基础,孩子的一切都要从这里开始,比如这个沙峪小学。一个课堂就是街上人们举止的缩影,并反映出村政府如何运作,甚至执政党如何组织分配权力…… 中国的父母为孩子付出很多,就连最穷的父母也知道读书的重要性;相比之下,美国贫困家庭的父母,本身就缺乏教育,却很难鼓励他们的孩子们继续读书。然而,如果说重视教育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其缺陷正在于实施的细节上…… 按部就班的习题演练和重复记忆固然对孩子们学习数学很奏效,但在其它学科上,就缺乏对孩子们分析和创造力的培养和开发。”

彼得还观察了村民们入党和选举的过程,发现小小村子也是个政治关系复杂的小社会:有里外一把手的女强人,有专爱打小报告的嚼舌者,有聪明又好学的创业型人才,也有被政府遗忘的中年傻子。他还注意到办农家乐虽给屋主带来一片新天地,很快屋主也与时俱进地添了新车,但屋主妻子却未得到同等的实惠,生意的兴隆却把她更牢地栓在厨房里,她想学车也遭到拒绝。彼得从她那里听到两个口头禅:“我不管。没办法。”

在中国农村呆了好几年的彼得,对村民的心理也琢磨得更透。比如,彼得在三岔村附近走访过一个八十多岁的小脚老人。一问起她这么多年的山区生活,老人只有一句话:“没什么意思”。的确,在这山沟沟里,每天能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彼得这一段描写却很传神:“只有当话题转到儿女们,老人才来了神。她使劲埋怨孩子们自私,丢下老娘进城打工就不回来了。不过这些怨言倒更让老人家开心:你看她斜靠在炕上,舒展着两只皱巴巴的小脚,表情自在地数落着自己那没心没肺的孩子们。”

彼得文中的另一个特点是:摒弃Illusion(错觉), 不忘compassion(同情心)。这也许正是他生活的写照---尽量以理性去应对陌生文化中不免遇到的尴尬。比如,当三岔村屋主的孩子患血液病急需输血时,他立即接孩子去北京就医。孩子要输血,为查明血库来源,他还专门打越洋电话征询了几位在美国当医生的朋友。在中国处处受礼遇的彼得,竟和态度生硬的医生发生争执。当医生认为他一个外国人、不该管这等闲事时,他就另找渠道打探血库来源,排除血液有染的可能,并给锦囊羞涩的屋主垫上近万元的医药费。他内心很明白自己之所以激怒此医生,并非因为他管了闲事,而是因为他竟敢对医生的话发出质疑。

第三部分记述了他在浙江丽水经济开发区的体验。三年里,他到过布满雷管的爆破现场,打着光脊梁进过生产人造革的高温厂房,在路边聆听了因修呗征地而上告不成的农民们的哭诉,还和打工仔们一起看过最便宜的非法表演,与不上档次的流浪艺人共过餐。在这开发区的三年里,他主要体察了一个内衣撑生产厂的兴衰,目光由北方农村转向工业化的南方城市。

在丽水,他和厂里的技术骨干、一个自学成才的农村子弟交上朋友,还认识了另一家农村来的打工老少。他对那个生性活泼、敏捷泼辣的陶家女有格外生动的描写。十五岁的陶妹妹隐瞒年龄进厂,转而给一家老少在厂里找到饭碗。她两年后跳槽,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城市少女,和发达国家的同龄姑娘一样,朝气蓬勃的她充满对未来的憧憬。彼得这样记叙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从前的小村庄已留在她身后两年,却恍若隔世。”

在开发区,彼得还看见一家名为“简爱”牌的开关配件厂。这个以维多利亚名著人物命名的开关,本该叫这个牛津语言文学毕业的彼得啼笑皆非,彼得却不以为然地说,也许有些(西方)人会认为这名字荒唐,那是因为你没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挣扎过,也没在穷乡僻壤的中国农村里长大。

在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彼得观察了许多农村走入城市的个例,他从打工仔打工妹身上看到了前所未有的个人奋斗的精神,感受了“树挪死、人挪活”在当代社会的演绎。然而,他又指出当西方媒体惯以政治化角度来分析中国的不安定因素时,他却认为巨变所带来的危机是内在和个人化的流动人口内心的迷失,尤其是精神和信仰方面;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信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很难建立。

彼得深知中国的国情复杂,他建议对中国有兴趣的外国人不妨试着从中国人的视角去看问题,毕竟文化不同,看法也会相异。另外,彼得还提到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不要单以文凭来评判一个人,而要看他走过的人生轨迹。比如,在他所接触的官员中,有一位令他印象深刻,此人大概是彼得在中国打过交道的官员中的异数,因为彼得一旦留电话给官员们,鲜有回音,而这个负责人不但及时回复,还对彼得提出的问题有问必答。他坦率告诉彼得他并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因为文革耽误了学业。他下过乡,当过坦克兵,复员后给调去管银行,现在又招来搞开发区。他的管理风格可谓目标明确、雷厉风行。

在书的末尾,他花了好几页描述厂子搬迁时,陶家父女如何与工厂老板在去留问题上讨价还价。他描写得很细致,连双方打着小算盘的微妙表情都写出来,看来他是跟前跟后好几天在现场观察了。为了写作他如此投入,以至于厂子的技术骨干坚信他潜伏三年并不真是为了写作,而是有心打入胸罩环加工这项有利可图的生意,几乎拉他入伙办厂了。

彼得也非常清楚自己对中国的认识有限。他在这本书里说,中国是这样一个时刻变化的国家,几乎每天你都对它有新的感受,不过,他发现竟连中国人自己也有同感。这里变化太快,无人敢过分自称已对中国了如指掌,因为总有令人费解的新情况发生。

彼得的书还给非虚构类(non-fiction)写作提供了新的启示。谈到写作,彼得说,高二那年,他想当一名作家,不太清楚兴趣从何而来;后来受到一个高中英文老师的鼓励。在大学里,彼得的专业是创意写作,专攻小说创作,但是在大学三年级时,他选了一门课----教授的非虚构创作。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非虚构作品发生兴趣。很快,这种兴趣变得相当有用武之地:旅行途中,总能发现有趣的故事,通过写作获得路费也很容易。到了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想成为一名职业的非虚构作家。他这近十年的中国三部曲,让国外读者对中国的了解不再停留在空洞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上,而变成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有人读后甚至会惦念他们,有一位读者竟特地上网,想找找看那个三岔村的男孩,那个彼得看着长大的中国孩子的模样。

@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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