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茶，听老林说电影！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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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客
发布于2008-08-15 03: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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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你一直住在上海吗？
林旭东：基本上是。我中学毕业以后去江西插队，户口在哪里有十年，实际上后几年就不去了，在家呆着画画儿。
一直到那个时候，电影只是让我想入非非的一个神话，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生活会跟它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画画儿是很早就开始了，因为从小过敏体质，经常得病，在外面一淘气一出汗以后就会病病怏怏的，我妈就不让我出门。老在家呆着没什么事，就拿着纸这么瞎画。不过现在想起来，还是跟电影有点关系，因为画的东西多半跟我看过的电影有关，什么公主、骑马的将军、阿拉伯宫殿什么的。后来有朋友看了说画得还可以，该培养一下，我母亲就给找了个老师，一本正经地教我画起了素描啊静物什么的。但碰巧那老师也爱看电影，经常一边画一边聊电影。画了几年，家里又不太愿意我专门去干这一行，我们认为这只能作为一种修养，一种业余的爱好，他们让我往数理上发展。但人算不如天算，碰上插队下乡，能画点画变成了“一技之长”了，可以时不时地借调到县文化馆这样的地方去混两三个月啊，画宣传画，搞阶级教育展览什么的，比种地舒服，说不定也是一种出路，比方说给部队招去当文艺兵，于是也就随是去了。
查建英：后来你是考到中央美院来的吧？
林旭东：我是1985年考上的版画系研究生。考上前我已经发表了一些连环画什么的。
不过从画连环画起，倒真的开始“研究”电影了。大概是七五年左右，北京《连环画报》约陈逸飞画一套鲁迅的《风波》，他正忙着画《占领总统府》，那边又急着要稿，他就把这活儿介绍给了我，我又拖上了夏葆元。那个时候我的正式身份是个“盲流”回城的知青，夏葆元在上海是被打入“另册”的画家，所以要能在全国性的刊物上发表东西的话，那种登堂入室的成就感，大概就像今天的边缘艺术家入围了威尼斯双年展一样，所以我们干得很投入。
怎么画呢？尽管是奉命之作，但还是憋不住想偷渡一点自己的想法，总之是不想画成简单的图解。原作是鲁迅的小说，加上我们学的都是写实油画，又都喜欢读十九世纪的旧俄小说，所以那种带阴暗的插图自然成了我们的参照。但插图是由一个或一组通常不连贯的画面综合或单元性地来完成叙事，怎么通过一组连续的画面来展开叙事？这样就想到了电影。
我当时的做法通常是从找“景”开始的。一般来说，在没有得到具体的空间感受之前我无法深入想象故事的基调，只有先确定特定的空间氛围，我的“电影”才能“开演”：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人，他们如何生活，彼此间可能会怎样地发生这样的故事……
电影就这样开始变成了我生活里的“有用之物”——我去看电影的时候，开始有意识地留意到许多比较具体的东西：光、调度，人物在特定情景中的具体表情，故事是如何一点一点展开的，尤其是场面和镜头的转换……小时看过，还记得，但不明白的许多东西这时候一点点地有了理解。
恰好在那个前后“文革”结束了，电影院里比较有意思的电影多了起来，开始是“文革”前的一些国产老电影，《林家铺子》、《早春二月》都被我在电影院里反复揣摩过。
有一回，陈逸飞从北京出差回到上海，神采飞扬地说起在北京看了多少“内参片”，接着报出一串长长的片名：《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叶塞尼亚》、《倾国倾城》……
当时我就想，就为了那些电影，咱也得去北京！
查建英：陈丹青说，他也是“文革”结束后就参加全国美展了，什么《泪水洒满丰收田》？
林旭东：是的。不过据我知道，他是从很小起就一直在画画，从没间断过，家里，特别是他父亲很明确地在这方面培养他。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那年过完春节，我马上要回江西，几个画画儿的朋友瞎转悠，这家看看，那家看看，正好转到他家附近。他们说：这儿有个孩子，也在江西插队，特别用功，一天到晚都在画，速写画的熟练得不得了！去看看吧。就这么上了他家。再见面就过了一年多。中间听说他在江西得了肝炎，不久就回上海了。我们是在上海大街上碰到的，一下子觉得他好像变化特别大。我记得上次见面时他矮矮胖胖的……
查建英：哦，他还有矮矮胖胖的时候？
林旭东：嗯，反正个子不是那么高，脸是圆乎乎的感觉，留着“螺丝头”，戴顶新四军帽，下面穿一条很瘦的“黑包裤”，这装束在那会儿算是最另类又最摩登的，上海话叫“克勒”。再见面时好像哗地一下高出了我半头，脸上也有了棱角，只是“克勒”依旧。以后来往就多了。在当时上海画画儿的人里头，我有个特殊的条件，就是我在家里一个人占有一个房间，大约有三十平方米左右，这在当时的上海算是很奢侈了，家里人很少进来，所以朋友来了后可以想干嘛就干嘛。加上那房间临街，人家来找很容易，靠在街边在楼下冲窗口叫上一声，就上来了。所以大家都喜欢来我这儿聊一聊。
查建英：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这在当时比较特殊了。那一九八四年你考到北京来，其实已经是美术界的一员了。那时候八十年代这些各种各样的文学、电影等等已经开始了吗？
林旭东：是啊，特别热闹。那会儿“伤痕文学”、《星星美展》已经过去了，高校里最热门的话剧是《WM——我们》，还有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美院人爱读的是阿城，后来是莫言，翻译小说有《百年孤独》，还出了一套《未来丛书》……我感到就在我上学这几年里，北京的变化特别大。刚到美院时，壁画系曹力画的半抽象风格的画在美院就已经算很出格了，有的老先生已经看不惯；像吴冠中、郁风啊，谈点形式美什么的言论在美术界就已经是很超前了，到我快毕业的时候，《现代艺术大展》就已经进了中国美术馆了。
那几年可能是整个文化气氛最活跃、最宽松的一段时期。一个是大家对各种新的知识有了解的热情，还有点理想色彩，愿意不那么功利地去做一些事；另一个是好多东西开始不停地被允许介绍进来，一些从前忌讳的话题也开始被议论，一些界限也开始被一点点地突破。我觉得自己那几年的精神总是处于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亢奋中，除了上课画画儿，天天听讲座、跑展览、看演出，忙得不可开交。也许跟当时美院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各路好汉走马灯似地来亮相，特别热闹。
一些理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陆陆续续被翻译过来：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有许多还是通过电影理论刊物，特别是《当代电影》。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有机会比较系统地看了一批各国的经典影片——通过电影回顾展。记得第一次看的是英国电影回顾展，一下子突然能连着看几十部久闻其名不见其“影”的外国电影，真是恍若梦境。
查建英：当时的电影回顾展一般是哪里主办的？
林旭东：是电影资料馆。当时还是归文化部管。一度频率特别高，一个刚搞完没几天，下一个又开始了。
查建英：除了电影学院的人，都是什么人去看呢？
林旭东：所谓的对口专业人员，也就是文艺单位的。但有一度搞得很松，甚至公开对外卖票。后来在法国电影回顾展期间出了件事，就开始收了。当时有部《火之战》，里面有表现原始人交媾的场面，据说有一个小男孩看了后，到幼儿园里去冲着女孩模仿，完了老师一问，回答说是电影里看的。后来那个教师给胡耀邦写了封信，胡批示了，接着那片子就撤了。等下面一个日本电影回顾展，入场就要查专业单位的证件。美院算文化部直属的艺术院校，算对口单位，照旧可以去看。美院学生会还组织大家去看，几个学生一套票，大家轮着看，还不用自己花钱。
那阵子在美院，上上下下只要一说到看电影，许多人的眼里就发光。每逢有电影回顾展，从校尉胡同到小西天的一路美院的人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来回地跑。有一次，我下午要去看苏联电影回顾展，但已经排了素描课。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跟导师请假，没想导师说：去看吧，研究生就该多看点东西！要是有好的的话，你也帮我弄张票。（大笑）后来，我就给他弄了张《安德列·鲁布列夫》的票送去。
查建英：俄国塔科夫斯基那个片子，特长的。
林旭东：对，那是第一次看到他的电影。记得那天晚上已经十一二点了，我导师来敲我宿舍的门，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开门后他激动地只对我说了一句：这个电影，好！——原来是他刚看完电影回来，说完就走了。
查建英：那片子的画面特棒，都是一幅幅画啊！
林旭东：特别是我的导师是五十年代留苏的，看起来更容易动感情。
[ 本帖最后由 海客 于 2008-8-15 03:1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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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客
发布于2008-08-15 03: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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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可能是整个文化气氛最活跃、最宽松的一段时期。一个是大家对各种新的知识有了解的热情，还有点理想色彩，愿意不那么功利地去做一些事；另一个是好多东西开始不停地被允许介绍进来，一些从前忌讳的话题也开始被议论，一些界限也开始被一点点地突破。我觉得自己那几年的精神总是处于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亢奋中，除了上课画画儿，天天听讲座、跑展览、看演出，忙得不可开交。也许跟当时美院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各路好汉走马灯似地来亮相，特别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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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 吾辈没有能够赶上那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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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客
发布于2008-08-16 00: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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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455[/attach]大家不看我自己看 其中精妙 不经历80年代90年代初的人如何识得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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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海客 于 2008-8-16 01:0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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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客
发布于2008-08-16 00: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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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林说电影（3）
查建英：这些片子应该是中国新电影的重要营养了？
林旭东：至少对于我来说，一部世界电影史，终于从抽象的文字变成了具体的电影经验。
查建英：不过，“第五代”那批人当时已经毕业了吧？
林旭东：他们都已经名声在外了。我记得很清楚，也就是在看意大利电影回顾展的时候，我第一次听说了《黄土地》。
当时我还在上海，意大利回顾展来了。一个朋友在北京先看了，到上海很兴奋地告诉我：这次有安东尼奥尼的片子！实际上那次回顾展还有很多重要的好片子，但当时国内一般人只听说过安东尼奥尼——因为报上的大批判，他的名字和那部纪录片《中国》一度变得家喻户晓，不管到哪儿，是人人挂在嘴边的“敌情”，尽管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真的看过他的影片。结果安东尼奥尼的两部片子《奇遇》和《红色的沙漠》的票在那次回顾展上特别抢手。但实际上真正全部看完的人并不多，特别是《红色的沙漠》，终场灯亮时我看全场大概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左右的人，但大家也不敢说不好。我当时是每看完一部片子都特别激动，特有倾诉的欲望。那天走出电影院正好碰到一个朋友路过，我也不管人家愿不愿听，跟他扯了一大通安东尼奥尼。他听完慢条斯理地问我：最近有部片子《黄土地》，你看过没有？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有一点像你讲的安东尼奥尼的意思，总之以前没见过这样的国产片。
我听了有点将信将疑，因为说老实话，那时侯拍的国产片特别没意思。尽管这样，我一回到家里还是马上去翻报纸，查上面登的电影预告，查来查去都没有。后来去问一个在电影院画海报的朋友，他说早下片了，没人看。这么一来反倒把我的胃口吊了起来。
过了一阵，报上有消息说《黄土地》如何轰动香港电影节。于是又拿出来放，为此，上海还把地处八仙桥的“嵩山电影院”特辟作“探索影院”，开场戏就是《黄土地》，这会居然场场爆满，连续一个多月。我就是那会儿赶去看的。看得确实很激动，特别是看到腰鼓的一场，我突然热泪盈眶……我想这是一种生命的元气，在长期压抑后的迸发。现在想，也就只有那个时候的人会拍出这种东西来。
查建英：我是在纽约上学期间看的《黄土地》，当时看了也很激动，而且意外：中国电影还能拍成这样？！
林旭东：从那个以后，我又开始经常去看国产片了——这部电影让我对中国电影重新产生了某种期待。那家“探索”影院接着又上了几部“第五代”的片子：《一个和八个》、《喋血黑谷》，还有滕文骥的《海滩》……后来我就来了北京。几年前我回到上海，八仙桥一带已经变得认不出来，这家电影院也早拆了。
查建英：那“第五代”上学期间看过电影回顾展的这些片子吗？
林旭东：我想应该没有。他们是七八年入校，八二年毕业。电影回顾展上放的大部分片子，听资料馆的人说他们也是第一次见。那段时间正在电影学院上学的应该是王小帅、张元他们。
查建英：那“第五代”的人上学时看哪些电影呢？
林旭东：具体不清楚，当时我还在上海。当时的西方电影刚刚陆陆续续地开始进来，大家都所见有限，看了老实说也不太摸门，但是特别好奇。在上海搞过一次西方现代电影观摩，范围很小，片子也不多，在费里尼的《乐队在排练》，赫尔措格的《人人为自己，上帝反对大家》，法斯宾德的《埃菲·布里斯特》——那次我第一回听说什么“新德国电影”，总共放了五六部片子。当时大家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玛格丽特·杜拉的《印度河之歌》，整个片子在一座房子里，一个女的从这个房间里晃到另一房间，在某个房间里遇到一个男的，两人不知道有什么关系，一会儿在另一个房间里又有另一个男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从头到尾只有时断时续的旁白和画外音响（据介绍同一条声带还用在导演的另一部影片上），声音、画面各走各的，似乎有关系，又好像没什么关系，片子还挺长，两个多小时，大家看得懵里懵懂，但是特虔诚，没有人走的，看完还都说好，又都说不懂。
查建英：实际上这种场景和感觉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末。比如说，九〇年我住在芝加哥，有几个朋友从国内出来了，黄子平、甘阳、刘再复、李陀等等，都是八十年代北京活跃人物，他们就定期到我家来看电影，也是因为当时我家有间比较大的客厅，可以靠窗坐一排人看录像。记得放那些西方经典片的时候，气氛也是挺神圣，看完了还讨论半天。最逗的就是放《去年的玛里昂巴德》，人人看得一头雾水，但没人说这片子简直莫名其妙，或者说我真不喜欢这个，没有，就还都是那种学习经典的心情。记得我嘟囔了一句，李陀还瞪我。
林旭东：这差不多就是“第五代”上学时候的事。那会儿对西方那现代派作品的介绍，在政策上忽紧忽松——上海的《外国文艺》在那次放映后还发表过《印度河之歌》的剧本，后来一反“自由化”，编辑部还特地登“编者按”做检讨。
再则当时能接触到的资料也来源极其有限，特别是影像——在八十年代初录像机还是稀罕之物，要看，大家只有老老实实想办法去找电影看，哪像现在DVD满天飞，谁家里都能坐拥成千上百部片子。我觉得“第五代”的早期片子里有日本电影的明显影响，特别是黑泽明，比如说《罗生门》；还有很多人说，《红高粱》里对高粱地的处理是从新藤兼人的《鬼婆》里学来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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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客
发布于2008-08-16 0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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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林说电影（4）
查建英：《东京故事》呢？
林旭东：我不太清楚他们是什么时候才看到这个片子的。在我的记忆中小津的片子好像是八四、八五年左右才出现在北京的。先在小范围内放了《东京物语》，后来在第一届日本电影回顾展上（一九八五年），又放了《晚春》、《麦秋》，还有《秋刀鱼的味道》。
查建英：有人说，如果“第五代”先看的是小津的片子，中国的新电影的发展走向就可能不会一样？
林旭东：我看未必。在我的印象里，当时小津的片子虽然在北京放了，但激起的反响并不热烈。一直到一九八八年举办第二届日本电影回顾展时小津还不是大家话题的重心，大家谈论的焦点多半是像黑泽明、大岛渚、今村昌平这样一些风格比较生猛的导演。这应该和当时比较激进的文化氛围有关，小津那种平和隽永的“日常化”表达在这种语境里很难被那些指点江山的热血青年们细细地体味。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日本导演成濑巳喜男的片子在北京放过后也没有太大的反响，圈内人看过最多也就说好罢了。我想关键的是，这和那时期人们的文化诉求有关，还有成长的背景。在我的印象里，第一个对我说起如何喜欢小津片子的导演是贾樟柯，那是在九八年，他拍了《小武》后，趁去香港电影节的机会，他花了很多钱从香港买了一堆小津的VCD回来，美滋滋地放在家里直乐。
至于我自己，是在看了侯孝贤的片子后，从那些“太阳底下的人和事”中，才回过头来慢慢地体会到小津的纯粹和不朽。
查建英：你是哪年毕业的？
林旭东：一九八八年。毕业以后就去了广播学院，去当美术老师。但在那儿上美术课其实特别没意思：给一帮学电视的，基本上就没什么感觉又不爱画画儿的人上美术课，总之你讲得没劲，学生也上得没意思，尽量逃课。后来就借着一个机会，就跳到导演专业来了。
查建英：教导演？
林旭东：是的，教电影史，变成搞专业的了。转过去很顺利，到那儿突然发现，其实我比那些所谓搞专业的人还能讲！我不过就是多看了点电影，回来后自己再找些书看看。最近，广播学院改成了中国传媒大学。
查建英：这是前几年那个院校合并的潮流中改的吧？
林旭东：对。现在是什么学校都有影视导演专业。我前一阵子给凤凰卫视做一个DV栏目，才知道现在连舞蹈学院都有影视制作专业。
查建英：阿城和丹青都向我介绍，说你在幕后做了很多推动电影电视的工作，策划、制作、剪辑，包括像帮助贾樟柯……
林旭东：多半只能说是友情客串，无非帮帮忙。
先要说到我跟“第六代”这帮人的关系。那还是在美院上研究生的时候，我和刘小东宿舍正对门，天天时不时地照面。快毕业的时候他突发奇想，要去考电影学院的研究生。他觉得还是搞电影牛——你看张艺谋一下就拿到个金熊奖，要是画画儿，混到猴年马月才能到国际上拿个奖？他和喻红从附中起就是一对，本科四年他俩又都在油画系三画室，老师老说喻红画得比他好，搞得他心理一直特郁闷。正好附中比他低一届的王小帅、路学常附中毕业后考到电影学院以后据说很得宠，弄得刘小东心里痒痒的，决心要投笔从影。他那会儿一有空就在那里捧本《电影辞典》吭哧吭哧地背什么“场面调度”、“阿仑·雷乃”什么的，我看他背得吃力，就忍不住在旁边点了几下……这样，他就老跑到我屋里来侃电影。
有天刘小东很激动地跑来说：等会儿到我画室来，他们电影学院的人要来给我拍个电影！我就去了。那是王小帅拍一个作业，摄影是张元，后来就这么认识了。
那是八八年的五月，背景呢，就是陈凯歌的《孩子王》去了戛纳。那几天媒体上的有关报道很多。到快闭幕的那几天，我们有空经常一起去美院电视房里看新闻。当时的他们对“第五代”心情表现的很矛盾：一方面呢，挺不服气；但是呢，对陈凯歌能不能在戛纳得到“金棕榈”呢，又非常关心。结果《孩子王》没拿着“金棕榈”，拿了一个“金闹钟”，弄得导演系好些人都有点沮丧。
查建英：是大家有一种集体荣誉感吗？
林旭东：这就说不清了。后来跟他们来往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在八九年以后，就经常在一块儿玩啊、聊的。碰到他们拍片，也会在一起商量些事。
查建英：那贾樟柯呢？
林旭东：那是后来了。他比他们小好几拨。他一九七〇年出生，九四年进的电影学院，那会儿张元、王小帅他们已经几乎是电影节上的“腕儿”了。我认识他是在九八年，他刚毕业。他在电影学院有点压抑。他考过两次，都因为文化课分数不够，最后上的是旁听生。
查建英：而且好像他也不是导演系的吧？
林旭东：文学系的。所以电影学院里有些人一直看不上他，老认为他没文化。
我认识他的经过说起来也挺逗的。那会儿我老去法国使馆文化处借录像带，那里的图书馆有很多电影录像带，只要办个证就可以一次借两本，在盗版碟时代前是我收集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当时负责电影部门的专员叫苏菲，我跟她很熟。有次我去换带子时碰到她，她问我最近有什么关于中国电影的新闻，我说：我已经多少年没进过电影院了。那段时间里大家见面后都基本不谈中国电影，要谈也没什么可谈的，一句话就完了。就这样。
实际上，在很长时间里，电影院已经几乎看不到几部像样的中国电影，多数是好莱坞大片。
查建英：但引进大片是有限量的，一年只有十部啊。
林旭东：但是大家大概就只能看这十部。记得有次我想去看一部黄建新的新片子，大热天老远路打的赶去，买票进了电影院，临开演前说不演了，因为只卖了一张票！电影院的经理劝我说，可以退票或去旁边的放映厅里看《泰坦尼克号》……
在分账引进大片前，电影院主打的大多是港台的旧片。那会儿电影院到了晚上就基本上成了进城民工的休闲场所，那里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票价也不贵，一两块钱一张，他们觉得还可以承受。民工们爱看武打片，还有悲情的台湾片《妈妈再爱我一次》，电影院就放这些。一九八八年，吴子牛的《晚钟》在柏林拿了银熊奖，但回到北京就是没有几家电影院肯演，说是卖不出去票。这恐怕也是许多“第五代”导演在那几年里经常碰到的事。引进大片以后呢，票价一下抬到了二三十元，现在从五六十元到七八十元，成了一些白领的时尚消费。
那天见到苏菲后就这么聊了起来，她说我这儿有几个年轻人新拍的片子，挺有意思的，你可以去看看。她借了几盒录像带给我，其中有《小武》，当时已经去了柏林电影节，在“青年论坛”得了奖。
回去后我先看的是另一部片子，看得很失望，就想算了，不看了，录下来留个资料吧，这样就把《小武》录上了，完了我去上了趟厕所。所以实际上第一遍我不是从头看的。出来时看到那个镜头：就是几个小孩偷完东西一溜从景深处走来，小武一个人在路边小摊上喝闷酒……一下子就把我给吸引住了，坐定一气看完。那时候很少有一部片子，特别是录像，能让我一口气看下来。完了从头再看，第二遍看了更激动，那种早熟的世故里透着一份率真——我好像一直在等这样一部电影，它以如此电影的方式入木三分整合了我的当下体验！我马上给苏菲打了电话，说这是我最近看到的一部最喜欢的中国电影。（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