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的“末世”情结及“死亡”情结

谈谈我的“末世”情结及“死亡”情结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
                       ——顾城

      “自从世界的历史进入了19世纪末叶之后，整个人类在精神上就始终末能从一种“世纪末”的情绪中挣脱出来。尼采敲响了人类理性正史的丧钟，斯宾格勒继而又宣布西方已走向了没落，于是人类迎来了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世界之夜。这是人类生存的虚无的暗夜，当此之际，“痛苦，死亡，爱的本质都不再是明朗的了”，这是一种对生存的目的意义和终极价值的怀疑的心态，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吴晓东、谢凌岚在其《诗人之死》一文中如是说。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大段引述过来，用来阐述迄今为止我的整体诗歌创作背景也是适宜的。
       我坦然承认，我的整体诗歌创作是有一个强大的哲学磁场向心力的。这个巨大的磁场辐射出来的高强度能量将我的精神紧紧吸附住。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曾经集中过一整段时间研习了一些中外哲学与宗教的经典著作，比如《周易》、《道德经》、《南华经》、《坛经》、《心经》、《金刚经》《权力意志》、《快乐的科学》、《曙光》、《西绪弗斯神话》等等，目的在于通过对哲学与宗教的学习以消除我对这个世界的种种困惑。可是事与愿违，因为迄今为止，种种错综复杂的疑惑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与日俱增了。尤其是尼采、存在主义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促成了我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直接形成。我承认自己的思想是悲观主义+存在主义的混合体，使得我常常以“局外人”的怀疑角度来观察整个荒诞的世界。“一切皆可怀疑，一切无不可怀疑”成为我的座右铭，用尼采最经典的阐释就是“重估一切价值”。也许正是这种怀疑一切的意识使得我在精神上更加痛苦起来，再加上一些个人经历的因素，悲剧的气质慢慢地积淀到了我的血液里。悲剧其实就是对于古希腊酒神的认可与传承。何谓酒神精神呢？尼采说：“一个如此解放了的精神，怀着喜悦和信赖的宿命论立于天地之间，深信仅有个体被遗弃，在整体中万物都被拯救和肯定——他不再否定……但一个这样的信念是一切可能信念中最高的，我名之为酒神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这种悲剧的萌芽应该发轫于刑天触不周山，传承于嵇康、李卓吾徐渭、朱耷、王国维等非主流的价值载体，他们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异类，是非主流的文化，但却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在我认为，一切艺术都应该是人类生存的强心剂，而非麻醉剂，而悲剧正蕴涵着这种巨大的能量，让人不可小视。悲剧的重大意义在于“表现了那似乎隐藏在个体化原理背后的万能的意志，那在现象彼岸的历万劫而长存的永生”（尼采语）。于是，我从尼采、李卓吾、徐渭等无数先哲们那里继承下来了悲剧意识，从卡夫卡、存在主义那里继承下来了荒诞意识。正是这两种动力推动着我孜孜不倦地以探索。
        从艺术观念的师承来说，我同样认为自己有一个家族的谱系，西方自古希腊的酒神始，承至荷尔德林、梭罗、凡高、卡夫卡、里尔克、特拉克尔等，中国传统自刑天触不周山始，承至老子、庄周、嵇康、李贺、徐渭、朱耷、王国维等。在当代的国内而交于北岛，发展于海子，一直到我这里，分明可以找到一条清晰的脉络关系。也许我创作中的“末世”情结无意之中也正来源于他们那里，而成为“悲剧意识”萌芽的一个基因。我的“末世”情结基于对“现代文明”所持有的怀疑态度。关于现代文明的病症在卡夫卡、乔伊斯、萨特、加缪等大师的作品里已经得到了近乎标本性的解剖。我一直都悲观地认为，现代文明正引领着人类走进一条死胡同。在现代文明的氛围之中，作为“人”的毁灭，主要体现在独立精神的衰亡，人的异化，兽欲化，物欲化，沦为膨胀的病态的欲望的奴隶，于是裹挟着现代人进入“末世”降临的幻象之中。而中国当代社会的现状又是如何呢？正在亦步亦趋地重蹈着西方现代文明的老路。经济的高速发展，而精神的式微，毫无疑问被裹进这场“全球的黑暗之中”（海德格尔语）。其主要症结在于，中国由农耕社会急速进入商业社会，既有的旧的价值体系被打破，而新的价值体系又尚未建立，于是各种价值的混乱也在所难免，缺乏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这个时代里张扬出来的只是各种价值的碎片，有的是传统精英文化与糟粕文化的杂糅，有的是西方价值精英文化与糟粕文化的杂糅，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悲剧与荒诞并重。而我的作品价值在于深化这种悲剧感与荒诞感，撕碎了罩在现代文明身上的种种光环，呈现出一个时代人颓废、迷惘、焦虑、虚无的精神气质，近而重化了这种幻象的“末世”降临的感受。作为“人”的人性与神性的双重流失，而仅仅以世俗的社会群体因袭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更大的悲剧与荒诞。我的诗歌以一名颓废者的视角与身份见证了一个颓废的时代，所以我在阵痛中辗转哀号：“受伤的耳朵/记录着一个流氓时代/的秘史”（《无题》），而在《证词》一诗中则反思：“我们在太阳下做伪证/阳光越洗越脏”，诗风硬朗、坚实而内敛。
       不得不承认，“末世”情结与我个人的气质也有很大关系，造成这种独特个人气质的原因初了与思想渊源有很大关系外，也和个人的经历有很大原因。从个人经历来说，我半生潦倒，始终处于生活的不稳定之中，同时与我少年丧母也有很大关系，家庭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后来父亲的几次失败的再婚也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重创。由此可见，这个世界总给我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好像各种危机随时随地都会到来，表现为情绪上的焦虑、狂躁、沮丧、绝望、迷茫等等，可以说我完全被各种黑色情绪所左右。通过艺术化的表现于作品之中，我又相信这种情绪又不完全仅仅是个人情绪的渲染，而同时是一个时代下现代人的浓缩与投影。究其个人，我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人，只有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才会感觉安全，甚至我常常怀疑自己患有抑郁症，卡夫卡的《地洞》更像是我气质的写照，而我与卡夫卡又有特别相似的性格，怯懦、孤僻、多疑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卡夫卡一直被我奉为“精神之父”。写作成为我与外部世界发生唯一联系的手段，我紧缩在“甲虫”壳里通过写作清醒地打量着周围的这个荒诞的世界。写作让我在绝望中产生力量，正如我在诗中所说：“我试图从阴影中打捞出力量”、“我试图从绝望中打造天堂”等。总之，“末世”情结成为我诗歌整体创作的一种巨大背景情绪。
       “死亡”情结是与“末世”情结相随相生的。加缪的《西绪弗斯神话》我也曾经认真研究过，还有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两部书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如果说从我崇敬的诗人身上找寻原因的话，也很容易看出端倪来，我所崇敬的诗人大多充盈着死亡的气息，例如嵇康、李贺、徐渭、海子、特拉克尔、普拉斯等等。如果说从个人的经历上找原因的话，也许跟我幼年之时增祖母、母亲之死以及成人之后的祖母之死的阴影有很大影响，不仅塑造了我的个人性格，而且还彻底改变了我的成长的轨迹，直接形成了我对人生认识的宿命感和悲观感，似乎用弗洛伊德的某些理论完全可以解释清楚。另外，从诗人的特质来看，绝大多数诗人都生性敏感、脆弱，很容易形成“死亡”情结，我自然也不例外。这样的一种情结在我的诗歌作品中也有不少的投影，细心的朋友自然可以找到。
       尼采说过：“最富精神性的人们，他们必首先是勇敢的，也在广义上经历了最痛苦的悲剧。但他们正因此而尊敬生命，因为它用它最大的敌意同他们相对抗”。也有人说过，坚强的人救赎自己，伟大的人救赎他人。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救赎自己起步而止于救赎他人，尽管可能会引起别人的嗤笑，认为我只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

2007年12月16日黄昏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