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光荣与梦想的碎片

              那些光荣与梦想的碎片                                 ◎ 戈多

      “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一个愿望：用一本书，展示新时期以来百转千回的诗歌之河，记录一个时代精英的光荣与梦想。那是一本理想中的书，如果它能够完成，也将成为作者本身的光荣与梦想”。诗人、评论家刘春说。于是，终于有了辗转到我手里的这本书《一个人的诗歌史》。这本书很薄，280页，二十万字左右，梳理、还原并评论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左右活跃于诗坛的六位诗人——即顾城、海子、于坚、欧阳江河、西川、黄灿然的生活经历、创作历程与其诗歌作品的考证与解读，并以相当大的篇幅折射了那代人的整体氛围与精神气质，从而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了一代诗坛精英的成长史与心灵史，以及一个浪漫主义激荡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回顾与阐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与诗歌创作的专属可谓多如牛毛，要不就是连篇累牍的学术腔，让人味同嚼蜡，要不就是执着于考证细枝末节的一些东西，缺乏对整体脉络流向的把握，结果只能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刘春的这部《一个人的诗歌史》尽管是个人视角中的一个时代精英的诗歌历史，但是极具客观性与在场的向度，不论是从整体上对于诗学的梳理与探讨以及对于作品的解读，还是对诗人个体性格特征的把握上，都能够细致入微，做到了抓其形绘其神，使读者对“这一个诗人”的形象与性格气质有了深刻的了解与把握，他们各不相同，独有这一个，如顾城的任性透明、海子的浪漫偏执、西川的睿智舒缓、欧阳江河的犀利通透，让人掩卷回味齿留余香。总体上来说这部书极具史料与诗论价值，其魅力性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不容小觑。
       作者以在场化的视角最大程度上还原了那个时代，表现出那个时代人的精神风貌与精神追求。那是一个精神激荡诗人被奉为“神明”的时代，全民对诗歌近乎疯狂的程度，从这本书的许多趣味轶事、诗人掌故中也可以略见一斑。1986年12月上旬，《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中国·星星诗歌节”，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门票就被一抢而空。开幕那天，主办方为了防止意外还专门安排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诗人在场上演讲时，不时被台下“诗人万岁”的呼喊声打断。诗人们演讲结束，大量读者在通道旁等着索要诗人签名，需要警察或纠察队保护才能顺利走出会场。有一次，舒婷甚至被“围困”得举步维艰，最后只好由几个警察架着她，另几个警察在前边开路。看这阵势，怎么也不会与诗人联系起来，和今天的歌星演唱会情景十分相似。也许这种场面，今天的读者很难想象得出来，恐怕只有亲历者最清楚不过了。刘春引证了叶延滨、洪子诚等当事人的叙述资料来加以佐证。由此可以看出来，文革刚结束，青年人在精神上正处于如饥似渴的真空状态，诗人在当时的地位有多么崇高，与今天的被叱骂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本书细致入微地勾勒出来当时那个时代人们整体上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许多细节又描摹了当时正统人士思想上的状态，《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一文中，在诗刊物社的第一次“青春诗会”中，顾城的一段发言引起了轩然大波。顾城谈起现实与自然之于诗歌创作的关系之时，认为政治口号只是一阵风，大自然要长久得多，随即举了一个例子：以云朵的角度看大地，国徽跟瓢虫身上的花纹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没瓢虫好看。话一出口，好几个老诗人拂袖而去，唯一留下来的柯岩很严肃地说：你要是我儿子，我现在就给你两嘴巴，你知道那国徽上有多少先烈的鲜血吗？当时人们在思想上被禁锢成什么样，由此可见一斑。可以想象得出来，朦胧诗人浮水水面是多么的不容易。徐敬亚就曾为发表于《当代文艺思潮》上的《崛起的诗群》一文在本单位中做出深刻的思想检讨，并在未征得其本人的同意之下，单位领导就擅自将检讨发表于《人民日报》上，并引起众多国家级的报纸纷纷转载。而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交往以及性情作品则又通过一些劲道的文字予以烘托，谈及四川诗人尚仲敏、幸存俱乐部一些成员在对海子一些诗歌的批评上，尚仲敏在《怀念海子》一文中对燎原呼应说：“如果你真的对诗歌有真诚，你就应该回到八十年代，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那个年代的诗，也读读我本人的诗……”而芒克所说：“没什么不能接受的。诗人之间因诗发生争论太正常不过了。”可见那个年代诗人思想异常活跃，意气风发，很少有后来诗坛的功利、伪善与虚伪。在谈及诗人交往以酒为媒介的文字就更多，他们大多因袭了以酒来交往的中国传统，在《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一文中，谈到“四川五君子”是魏晋文人式的，除了诗歌什么都不聊，而第三代诗人的交往则是“江湖式”的，也就是纵侠任酒式的，并引用了欧阳江河、孙文波、西川、杨黎多人的叙述并刘春本人所亲历的，从精神气质上勾勒出来第三代诗人的精神与血液。西川谈及一次去圆明园诗社社长戴杰家里聚会。一个叫刑天的诗人，头发烫得跟个印第安人式的，吹嘘自己是打架的好手，如何地一个拳头打好几个人，然后拉着西川说：“你要是有了三长两短，就找兄弟我……”
      这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对一些诗歌名句的重新解读和一些重要诗歌版本的考证上面。一些诗人的名句早就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海子的那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曾经被房地产商人作为新楼盘的宣传广告。而我们对于一些耳熟能详的诗句解读当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至少说是不全面的，常常忽视了其中更为深层的一些精神内涵。而刘春的这种解读无疑是建立在客观、全面、理性的基础上来完成的，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是一种有意义的实践。顾城《墓床》中的那两句经典名句“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曾经让众多读者茫然不知所措，请看刘春是这样重新解读的：“两句话里的‘走过的人’，不是指同一个人，而是指不同的人；甚至不是指两个，而是指川流不息的人群。对于同一种事物‘树枝’，有的人只看到了它的方位——‘低了’，而另一些人却看到了它内在的生命力——‘在长’。”其诠释得妥帖、自然、合理，让人心悦诚服。海子的《春天，十个海子》诗中说：“大风从东刮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刘春版本的解读：“这里的‘大风’，可以理解成自然界的大风，也可以理解成人世间的贫穷、诋毁、伤害、利用、背叛等人性之恶的代名词。海子一生饱经痛苦，饱受冷落，处处被‘大风’侵袭，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已经对‘曙光’绝望，不再抱任何信心，‘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一些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诗歌篇章存在着混乱的现象，版本研究也显得异常有必要。比如因为海子早逝，他的诗歌混乱、芜杂，尽管在编《海子诗全编》中西川已经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与错正，但是工作依然不彻底，而《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第九小节就是以与一个读者书信往来的方式，谈及“海子诗歌”版本的，以期待引起海子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再比如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自发表以来，纷纷选入各种诗歌选本，业已成为西川的代表作，但是却一直有两种版本各自行世，即使是同一句诗也有两种版本，“射出光束穿透我的心”和“射出光来穿透我的心”，一个是“束”，一个是“来”，这两个字放到诗里都能说得通。有一次刘春问西川——“哪一种版本正确，西川想了想，摇摇头说：‘我忘记了’。”目的正是为了引起西川与研究者的注意。另外还有涉及于坚《尚义街六号》一诗的创作时间问题，“这首诗语言虽然平实浅近，它的创作时间却扑朔迷离，在一些版本中，写的是1983年，一些版本写的是1985年3月，更多的版本标注着‘1984年6月’”。几经刘春考证，坐实为1985年3月。综上看来，刘春是一个严谨治学之人，落实到这本书的创作态度上自然也一样。
       刘春在本书的篇章结构特色上，不是一泻千里式的，颇能符合“随笔”这种特殊的文体，真正达到了曲径通幽的效果。这样的文章才见其妙，显其微，见其广，掘其深，颇能凸显作者本身的艺术修养与功力，文字精练而得当，这跟作者本身也是诗人有很强的艺术积淀不无关系吧。有些篇章初看似随意无理，其实正见作者的深意，如《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一文中，叙述的主体是顾城及其诗歌创作，而第九小节却陡然增加整整一小节谈及杀人犯的天才诗人阿橹（鲁荣福）的文字，看似闲笔信至，其实细细琢磨：图财害命的阿橹正反衬了顾城的悲剧，与导致顾城悲剧的那些致命性格弱点，偏执、任性、自私。再比如《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一文中叙述的主体是于坚及其诗歌创作，第五小节整整一小节引用2003年10月30日《南方周末》第1029期发表的黄端采写的《寻找尚义街六号》一文片段，提供了该诗中人物的生活和去向，看似旁枝斜出，其实正可以加深对《尚义街六号》一诗的深刻理解与解读。像这样独具匠心的文字可谓多矣，大凡好的公园的风景并不是一览无余的，其佳处恰恰在曲折、绵延、通幽等处，伏草灰千里之外不留痕迹，刘春可谓深谙此道。
      以诗为轴心，以史为纬线，最终编织成了这繁花似锦的好文。以个人化的视角在记忆的微光中摩挲那些光荣与梦想的碎片，此书可谓功德无量。


2010年2月8日完成于北京琉璃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