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Walk in the Woods” （20）

有一次在国外的一个网站上看到有关六四的辩论，觉得事实有些出入，就翻出自己的日记，想核实一下。结果发现尽管自己大学期间每天都记日记，但所有学运期间的大事情竟然只字未提，整个事件象不存在一样。我楞了半晌，又读了一遍，才悟出当时将所有想记下的东西都放在留白里面了。

父亲是地主出身，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但文革开始还是被整得死去活来，原因就是和母亲谈恋爱时说的一些话被母亲记在了日记里。这件事情使得母亲一直非常内疚，而父亲也从小就教育我应如何“正确地”写日记，使我具备了一个地下工作者的优良素质。我后来还特意偷看了母亲的日记，发现他们当年的恋爱谈得枯燥得很，而被用来整我父亲的只不过是非常简单的一段话，被不知什么人用红笔醒目地勾出：“他今天和我谈了他出身的问题，告诉我他们家的成分是错划的，按当时的改的政策应是中农而不是地主。我很替他可惜，他是个那么优秀的学生，如果没有出身的包袱，不仅可以入团，而且能更多更好地为革命做工作。我劝他和指导员谈一下，但他的顾虑还是很大。我不理解他，难道我们不应该相信党组织吗？”

89年的春季入学，爸爸已回了东北，我两科补考都过了，生活又回到从前。但我还是没办法去自习教室学习，怕见到芳，更怕见到那些熟悉的教室里的芳的影子，于是天天花太多的时间在球场上。等突然有一天大字报贴满了十食堂，就心里暗喜，盼着出点儿什么事情，将灰暗的生活换个颜色。和同学说，最好再来场学运，省得准备期中考试了。平时没课时就去北大三角地看大字报，听一些头发几天没洗、穿着和自己一样皱巴巴衣服的同学慷慨激昂地演讲，但搞不清出他们想要什么、想反什么；身边激进的同学已开始摩拳擦掌、神出鬼没；而第一次知道方励之其实是个有名的天体物理学家。

刚开始一段时间我们学校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怎么积极，许多班还坚持上着课。但到4月26日，中央广播电台中的声音突然就显得有些阴森森的了，大部分学生蓦地觉得自己已无法置身事外，平日没几个人理会的学自联召集了第一次全校规模的大会，各班都派代表出席。晚上的时候，我们开了班会，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宣布了第二天要游行的决定。尽管班主任和辅导员都来劝说大家冷静，但他们自己显然也已无所适从了。

4月27日是我唯一一天真正投入到学运去。当时觉得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一天的每一秒钟、每一幅场景、每一句口号。但到了今天，有关那一天的记忆就象晚秋时院门上的残存的春联一样，早已字迹模糊、颜色褪尽、面目全非了。只记得夜很深才蹒跚着走回校园，嗓子完全哑了。学校的七食堂竟然特意开着，免费给我们提供滚热的稀饭和包子。路过女生楼时，尽管早过了熄灯时间，但灯还亮着，女孩子们从楼上看见我们，发出一阵阵欢呼声。

这几天发生了许多事情。星期六晚上，妻子突然开始发烧，估计是儿子传染的，结果连续烧了三天，到今天还咳嗽个不停。她自从生老二后就没这么病过了，我一直说她是女铁人兼三八红旗手。这次也可能是前一段时间赶她的那个大项目的申请累的。

梅星期二给我发了个邮件，说：“来了。生活终于正常了！对不起前一段时间让你那么紧张。”她又给我来封很长的邮件，大意是：尽管她一直想要孩子，希望至少有三个孩子，而我无疑是她心目中的最理所应当的孩子的父亲（the best person to father her children），她也一直幻想着和我生个孩子。但这一次的经历让她真正地意识到她其实远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她真非常抱歉会如此地软弱，但无论她如何祈祷上帝也无法让自己安定下来。也许这一次是上帝的声音，他试图呼召我们回头。

我看懂了她的意思，这段故事该结束了。

我终于快看完了Bryson 的这本“A Walk in the Woods”。他在介绍了大量地质学常识后和Katz汇合在缅因州，进行了AT最后一程约三百英里的远足。有一段话谈到了全球变暖：地球在最近的一段地质变更期内还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冰川世纪。而最近的一次是十万年前，整个地球骤然变冷被冰川所覆盖，直到一万年前的样子才又逐渐回暖。而这气温极端变化的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团。

想想今天的关于全球天气变暖的争论吧。

家中，3/30/13, 12:29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