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朱亦川·
我已忘却初时作诗的动机了。
《川蜀少年》一书的写作，于我，也算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务。但这种自觉而且有些“自迫”的“业余爱好”，不敢说没有半点“打发时间”的嫌疑，不过，好歹终究是做了出来，也不算“白费了许多功夫”。
如果说我创作诗歌的目的只是付梓发行，多少为了赚些“人气”，那就未免太看小了我。在创作之余，我常常这样想：我，首先，得有模有样地活着；其次，得有模有样地关注些问题；再次，还得做出些有模有样的事来。此三者前后承启，缺一不可。
写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且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我最佳的生活状态。
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动摇》中的一节《燃烧的绿树》说的是：一棵树，一侧在熊熊燃烧，一侧却郁郁葱葱挂着露珠。这里暗喻的是：一半是志于升天的灵魂，一半是根植于现世的肉体，肉体与灵魂共生。我觉得，这是一种理智的生活方法。对一个作家而言，生活和文学创作息息相关，共同构建着一种“多边形”的人生结构。于我来说，现实生活就是“肉体”的部分，写作便是“灵魂”的部分。
文学创作是一种意识本能。文学作品本身的具体形态和存在形式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和多样性。因为生活的内容极为丰富，又是多极化的，要立足于哪一个点以求得“内部结构”的大致坚实，这便要涉及“得有模有样地关注些问题”的问题了。
“关注”即关心重视。当下，人们关注的对象可谓形形色色，但就文学创作而言，如果“关注者”成了被关注的焦点，那就本末倒置了。拙句“不关注痛苦/同样不被幸福关注”，充分阐明了我的观点。时代的物质性要先于人的主客观意识存在，这便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创作文艺作品，理应在“物质的蓝宝石”上进行，然而物质只是基础，其目的是至少引导一部分个体关注物质内部的东西——“精神”及其“射线”。
任何事情都有目的性，单独存在的“纯粹”事件是没有的，即便有，大概也意义甚微。文学创作的目的就在于引发个体对某种事物的局部甚至是整体的“关注”。无所表达、无所揭示都是不成功的作品。
“关注”之后往往陷入感情和理智的双重茫然，而这茫然或许才正是“关注”本身所指的“黎明”。
人生最怕的就是沉睡醒来后路已经没有了踪影。
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每每看到那些鸿篇巨制，再回头看自己的“流水账”，真有撕之欲焚的冲动。不只是“量不及人”，更多的是“质去甚远”。虽如此，然我日复一日，勤加练习，心想：进步或许还是有的。这样想时，我便得了些许安慰，即又鼓舞起来，边学边作，边作边学，融入自我，久之，就又自感进益了不少。
我以这些小小的经验鼓励过不少好友，也得到了很可观的响应，更是坚定了我创作的信心。
这本集子里，除去作为“实验”的大多数篇章外，其余的“成品”也还远未趋近于我的理想值。如果您硬要问本集子哪里可圈可点，就又全在书外了。集子本身是最易朽的，这一点显而易见。
2005年我第一次读到舒婷，她的诗篇一下子将我拉进了一个邈远的时空，悬在半空中，喊不出声来。又因为舒婷，我“走进了”北岛，北方海洋上一座巍峨的岛屿。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更加使我震撼的是“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回答》）。自那以后，我便将整颗心给了文学。对于文学，虽然我不敢也无法做“鼓动者”，但我定要做一个忠实的“陈述者”，无论将来的路多么曲折难行，理想的种子一旦播下，就定会发出芽来，开出花来，结出果来！
毫不遮掩地说，我现在还是一个地道的“临摹者”。
当海子从图书馆走进我的大脑，他和他的诗就成了无所不能的黑洞，每当有思绪盘旋起飞，都无法挣脱它致命的吸引。而这致命的吸引，如今又成了我急于想摆脱的“魔阵”。
2007年夏末，我“突然心血来潮”，开始自学近体诗词的创作。那是一段使我身心极为难堪的体验过程，如今想来，真是十分佩服自己当时的勇气。值得高兴的是收获还真不算错。这本集子后面刊了若干首近体诗词，望读者朋友们只当我在卖弄，笑笑丢开罢了。
有人说，诗歌之于这个时代是滑稽的。当然，这不完全是这个时代本身的问题，问题主要在于当下某些人的“生活观”严重“偏向”和“生活感”迅速丧失。这种偏向和丧失直接的后果不言而喻，它淤积在大众“主流意识”的头皮层下，直接对其思想的神经末梢起作用。
其实，生活倾向就是理想倾向，这种倾向于诗歌创作者，即一种感情倾向。诗歌本身便是这若干倾向的产物。诗歌，是最具倾向性的。它是创作者“受时代的作用”而产生的“心理条件反应”对个体意识起某种效应的客观表现。换句话说，如果说诗歌是时代的滑稽剧，然而诗歌又的确是时代的“倾向性”产物——那么，它便是“滑稽的时代”产物了，这种滑稽恰恰“滑稽”了“滑稽论”的命题者。
又有叶、韩二位先生先后跳将出来说文学死了，诗歌死了，不禁令我吃了一大惊。文学到底死没死，我真没有那个能力去做科学考证，因此，不敢妄下结论，但先前倒是有许多“文学家”、“诗人”真死或装死了，还有一些正在死或装死，更有一些天生的半死不活，其他的，怕是也要真死或装死了。但如果真就这样真死或装死了，或仍旧半死不活的，那就未免太让人耻笑了去。又如果“见死不救”，只在那“地势高”的地方冷不防地抛出一句宣布“文学死亡”的“口号式判词”来，却是毫无意义的，可恨的。因为他不但不愿而且不能拿出主意和对策，只是尽其诋毁之能，哗众取宠罢了。譬如有一个人病危了，医者早早下了“病危通知”，以防“万一”，只告知其家属要考虑后事，却并不对其进行实际医治，最多在那里打打“望闻问切”的幌子，美其名曰“观察治疗”，还要收取相当不菲的“红包”。许多日子过去，病人仍奄奄一息，医者又再三叮嘱其家属要考虑后事，也并不拿出真功夫来“救死扶伤”，不过“按时点卯”完事。及至最后，病人一命呜呼，医者暗说：“可不，我早说了总是要死的，果然……”如果这样，文学也不算白死，至少总还被一些冠冕堂皇的“大”人物“关注了一把”。
假若文学真的“忽然没了”，那些“宣判者”要么成为“预言家”，要么成为“‘互动’文本”的开国领袖，或者转行做无坚不摧的“榴弹炮”，但他们终归要失去“辉煌的”舞台却是铁定的。这才是他们的第一顾忌。
要说文学的生死，那也绝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谋害的。就诗歌来讲，韩先生说用“空格键”写诗是个好主意，但“梨花教派”又给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这告诉了他一个道理：并非“白话”只要一遇上空格键都会成为诗，更有可能变为“尸”。诗歌创作者不是键盘，人脑也不是电脑芯片。如果诗歌该死并且说死就死，那白话早就该绝种了，世界也早就末日了。
人生来当有书写和言论自由，但如果只是“跑到人多的地方”去进行二流子式的“调侃”，至多再在“微博”上用“空格键”敲出几句“惊天地泣鬼神”的“名言”来，算不得好汉。如果没有“有所行动”的切实的准备，那就请拿出相当的责任感和良知，对诗歌乃至文学重新做出最起码的“估计”，假若做不到这点，至少请对“文字”、“文本”保持“缄默”。
多年后，当后来者打开历史的“账簿”，希望我们都是“无账一身轻”的人。我们现在一次次刷新的“赤字记录”已经带来了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当后来者踩在我们现在站着的大地上时，希望他们脚下是鲜花和“五谷”，不是废墟和“子弹壳”。
是为序。
2011年1月4日于仁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