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民族钢梁是怎样炼成的（转贴辑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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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雪
发布于2012-01-02 02: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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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千千万万中国人被迫离开家乡，流浪到关内，爱国歌曲《松花江上》就是反映流浪到关内的民众的痛苦心声的。日本的赤裸裸侵略行径，不仅全中国人民义愤填膺，也被国际社会一致谴责，当时由43国组成的“国联”中的42个国家，表决承认中国拥有满洲主权，只有日本反对，日本不得不退出国联。
然而，鲁迅对日本的这种野蛮侵略居然不写一字予以谴责。
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炮轰上海，日本浪人、民兵在上海大肆杀人放火，日本浪人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全国最为齐备的各种志记2600多种，共25000册，全部烧毁，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从此绝迹，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剧之一。（注，文化人的命根子就这样被毁于鲁迅的庇护贼手上。）
我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上海文化界一致声援抗日，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到前线慰劳英勇的十九军。
宋庆龄亲自上街头鼓励中国将士。战火殃及鲁迅居住的虹口区。那么，鲁迅在干什么？
他非但没有同仇敌忾，抗议日本侵略，反而全家躲到日本间谍内山完造的书店里，由内山完造安排躲避战火长达一个半月。
＜国民有难，狎妓作乐＞
在躲避战火期间，鲁迅还狎妓作乐，并兴致勃勃记在日记里：
“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鲁迅日记1932年2月16日）。
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说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杀害，其他中国人在围观，他为中国人的麻木感到悲哀，因此，要用文字来唤醒中国人。现在，就在眼皮底下日本鬼子正在满街大肆屠杀同胞，耳边日本大炮日夜轰鸣，家园被摧毁，文明遭焚毁，可是，鲁迅连一句谴责的话都没有，竟然能那么麻木？他怎么不去唤醒民众啦？国难当头，没胆量上前线劳军，躲到老家绍兴去也成呀，却一头钻进敌国间谍侨的怀抱，半点嫌疑都不避，其“光明磊落”真非常人所及。
不过，鲁迅并没麻木，他出头来行动了，他放冷箭了，只不过不是射向日本鬼子，而是本国的将士。
鲁迅在《伪自由书》里谈“一二八”事件时，说到：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讽刺文笔确实辛辣，但是，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淞沪抗战期间，我三个航空队共25架飞机进驻上海真如机场，战况十分激烈，多次击落击伤敌机。进驻真如第一天，新婚即上前线的副队长黄毓铨不幸牺牲，是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名飞行员。此后，中日连日展开多次空战，日军皆有证实。中国飞行员赵甫明等殉国或负伤，参战各机无一不伤。
飞行员斗志昂扬，每有飞行员受伤，返场后立即有其他飞行员抢飞机上天作战。撤退到杭州后更发生震惊中外的笕桥空战。
我空军第二队司令石帮藩冒死登机突入敌机集群血战，激战中两架日机被击落，石自己也被打断一臂，带伤降落。此后石成为空军高级指挥官，人称“独臂将军”。
广东空军参战也确有其事。当时广东空军中一混合机队北上参战，共10人，6架。2月10日从广州飞上海参战，指挥官丁纪徐性如烈火。2月26日，日军空袭杭州空军基地，丁纪徐的座机当时正在维护，当即持枪从中央空军的飞行员手里抢了一架飞机上天迎战，斗志可见一斑。对这些战斗上海各报刊也多有报道，海内外反响也十分强烈，鲁迅不可能视而不见吧？
自己躲在敌人间谍保护伞底下寻欢作乐，却造谣我英勇抗击的空军将士，做人怎么能如此呢？
以后，在当年的11月30日，鲁迅在北京《世界日报》发表“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此文是是他于11月22日在北平辅仁大学关于“一二八”事变的讲演稿。 文中这样说道：
“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震惊中外的九一八和一二九的事件，鲁迅就这样轻描淡写），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
鲁迅又讲到，亲遇见许多被日本兵“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
还说，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成员多有徽章或照片，也不当一回事，而一旦被日军发现，就难免被杀。
“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注，呜呼哀哉！杀人犯是太认真才随意杀人放火的，而我们的被杀只不过是倒霉的，是因为我们的不认真……什么道理？）
接着，对中国下结论：“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
话锋一转，又骂中国go-vern-ment了：
“还有感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 ….。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则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
“上海的事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了，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不过忘只好忘，全记起来恐怕脑中也放不下。倘使只记着这些，其他事也没工夫记起了。”
这就是鲁迅对北京青年学生介绍的一二八事变，这确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
“九一八事变”震惊全球，世界各大媒体大幅报道，国联连续开会，他居然说，“详情我一点不知道”。而对于打得十分惨烈的“一二九”，他说，“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并且，连“九一八”、“一二八”这样的名称都不敢提。鲁迅避而不谈日本兵满街大肆烧杀抢掠，却只说许多中国青年被日本兵抓了后，就下落不明了，接着话锋一转说，在中国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所以，这样的事并不稀奇。而日本人杀中国人，并不是日本人太残酷，只不过是脾气不同，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倒霉是必然的。看来死了活该，谁叫你不认真的。面对同胞被屠杀，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鲁迅另外还说过：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日本人会杀中国人，中国go-vern-ment也杀中国人。日本人杀中国人是中国人不认真，而“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
其结论不就是，还不如让日本人来杀的好吗！他还告诫北京的学生，眼光不能放得太大，把上海的事全忘了，打牌跳舞去吧。 他不是在明目张胆的企图麻痹听众吗？
这样的一番话，简直让人怀疑是不是出自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的。汉奸有两类，一类是，直接出面为皇军效劳屠杀同胞，另一类是搅乱自己的内部阵营。后一 类比前一类更阴险更危险，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当时中国的形势是非常危急的。
从实力来讲，当时日本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往往是中国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只要看一下航空母舰就知道了，日本在二战中已经拥有十艘左右的航母，而我们中国到70年后的2010年还没有一艘航母下水。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我们的武装力量是非常单薄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可是，大刀片子真能砍得了坦克的装甲吗？中国的形势已经危急到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万众一心”，“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奋力抵抗日本的侵略。那时候，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日本帝国主义继1932年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件后，1933年又占领热河，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控制察哈尔，指使汉奸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制造第二个满洲。 要把包括北平在内的广大土地从中国领土抢夺出去。12月9日，北平北平爆发“一二九”的规模抗议运动。
面对日本侵略形势十分严峻形势，左翼领导人之一的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作家都站在民族统一战线上，宣传国防文化、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国防音乐等等，反抗日本侵略。
然而，鲁迅却大不以为然，说是向统治阶级投降，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针锋相对，猛烈攻击周扬等人。
1936年，夏衍发表话剧《赛金花》，赞扬赛金花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保护老百姓的事迹。鲁迅讽刺夏衍道：“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娘娘了。”诬蔑国防文学。
赛金花原本是苏州的花魁，被苏州状元洪钧纳为妾，后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西欧，洪钧去世后，以开设高级妓院为生。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赛金花利用原来在欧洲认识联军司令瓦德西的关系，保护了一部分居民免遭联军迫害。此时，赛金花已是半老徐娘，瓦德西作为一名重视名声的普鲁士老式军官，也不至于与她有暧昧情事。赛金花也说过，自己并没有与瓦德西睡过，作为一名妓 女出身的人，对这种事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其实，妓 女很多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卖身，但是，许多有气节的妓 女，卖身却不卖灵魂。例如，李香君、柳如是等等。抗战期间，许多妓 女还将菲薄的一点钱捐出来，支持抗战。她们的精神境界要比那些卖身投靠，出卖灵魂的人不知要高出多少来。一个民族要灭亡另一个民族，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是宣传攻势，包括：灭对方的志气、涣散对方军心、麻痹对方战斗意志、挑拨对方的团结，当然还要宣传自己的大大了不起。鲁迅似乎都配合得天衣无缝。
1936年，鲁迅56岁时病重，期间一直由请内山完造安排的日本须藤医生治疗。10月17日，出访日本人鹿地亘及内山完造，18日病危，19日晨5时25分去世。去世前两天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还外出访问两个日本人！
然而，鲁迅之死本身却是疑窦重重。鲁迅之子周海婴在其2006年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到，他叔父周建人和母亲许广平回忆说，须藤犯了许多有三十年从医经历不相符的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其诊断与美国医生的诊断完全不符，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如果按照美国医生的方案，鲁迅至少还能活十年。然而，鲁迅还是选择了须藤。更为神秘的是，须藤在最后抢救时刻，一反惯例，将眷属都支出病房，以至于鲁迅去世时，只有他一个人在现场。
周建人还提到，在此之前，鲁迅非常着急要离开虹口搬到法租界去，而且，只要周建人认为合适就行，他自己不再选择，搬家的理由他沒有讲。但是，最后終于沒有搬成。鲁迅是不是感到了某种威胁呢？周海婴认为，鲁迅很可能是被日本间谍杀害的。
那么，日本间谍为什么要杀害鲁迅呢？是因为他与美国医生等美国人联系上了，是他的爱国良心醒悟了，还是干脆因为他知道得太多需要灭口？恐怕永远是个谜。如果鲁迅真是死于日本间谍之手，那么，其下场确实是很可悲的。
可是，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如果早在1927年选择住进法租界，这些事也许就不会发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到1936年还想逃出魔掌，为时晚矣。
[ 本帖最后由 阿雪 于 2012-1-2 03:1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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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雪
发布于2012-01-02 03: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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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对鲁迅的性格和心理状态的分析＞
鲁迅去世前，留下了七条“遗言”。其中，第一条称，“坚拒世人的物质恩惠”，关于这一点，鲁迅自己生前完全没去做。
第四条是“彻底否认夫妻情感”，这方面从其对发妻朱安的行为来看，他完全够格。
第六条，“彻底否认关于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元素”和第七条的“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则是鲁迅仇恨哲学的高度总结，鲁迅也确实终身不渝，甚至临死前还宣称，“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仇恨的根源来自他自己心中的无比黑暗。
他在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中就承认：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
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会对每个人以后一生的性格形成，经常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对鲁迅的心理和性格的形成，还必须从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开始。
对孩子来说，家庭是他们的保护伞，是他们成长的庇护所。即使家庭比较清贫，但只要是健全的，也是孩子们的天堂。而父亲在家庭里，又对孩子们的心理成长起到极为关键的两大作用：
首先，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父亲是家庭的保护者，有父亲的保护，孩子就有了安全感，也有了自信心；其次，父亲又是孩子们的表率和崇敬对象，孩子从父亲那里，培养了对权威的尊敬和服从，也学会了义无反顾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即使是十分清贫的家庭，父亲的这个角色也是不可替代的。
然而，对于那些有犯罪入狱的父亲的家庭来说，这一切都不存在。这样的家庭常被称为问题家庭，孩子也往往可能成为问题孩子。
这些家庭的孩子往往会认为，家庭不是他们的天堂，而是造成他们苦难和遭歧视的根本原因。他们会不自觉的认为是家庭和亲人欺骗了他们，连亲人都会欺骗自己，世界上的其他人更会欺骗他们了，因此，他们常常十分孤僻、自我封闭，对周围的一切有强烈的猜忌心。他们的人性是被扭曲的，眼前一片漆黑，对社会充满了仇恨。
他们内心没有可崇敬的对象，也无法培养起相应的责任感，导致他们蔑视社会上的一切崇高价值观，对圣者和道德箴言不惜一顾，认为都是骗人的。
他们心中没有保护神，十分缺乏安全感，因此会变得十分懦怯。又因为孤立，渴望得到保护，于是，他们崇拜拥有强大暴力手段的强者。梦想依靠强者的力量保护自己，并实现对社会报复。
鲁迅出身的家庭恰恰也是这样的情况。与一般的问题家庭略为不同的是，鲁迅在13岁前，曾经有过比周围多数人较富裕的生活。强大的落差，让他比一般问题家庭的孩子有更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情感。他作品中的阿Q 口头上常挂着的，“我家祖上比他们阔多了”，恐怕也是他少年时期的内心的一种流露。鲁迅青少年时期这段经历，对其一生扭曲性格形成和对社会仇视的心理有重大影响。他在《呐喊自序》一文中说：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鲁迅内心充满了猜忌，他的《狂人日记》中、狂人怀疑周围的一切人都在吃人，都要来吃自己。他在《纪念刘和珍君》的一文中，讲自己从来都认为中国人是具有“最坏的恶意的”，正反映了他的强烈的猜忌心理。
他家的科场舞弊为传统道德观所不容，孝道又使他不得不一次次走出家门去当铺和药店，饱受别人歧视，又无法躲避。让他心中充满了怨恨，这种怨恨的滋长，让他对整个社会和传统道德充满了仇恨。
于是，他咒骂社会，咒骂传统道德。
但是，他又是十分懦怯的。这种懦怯使他一生中，先后四次错过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第一次，在传统的压力下，他退缩了，接受了强加于他的婚姻；
第二次，在学医成绩不理想时，他没有鼓足勇气锲而不舍，而是打起了退堂鼓；
第三次，他没有勇气参加日本的革命party人的活动。最近有材料披露，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蹈海自杀抗议。翌日，留学生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但是鲁迅的态度是畏缩的，秋瑾气愤得拔刀喝道：
“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第四次，他没有勇气参加广州的革命活动。
由于他的临阵退缩，造成他无论是婚姻家庭、学术事业和政治前程都无法理想。
除了少年时期的缺乏安全感外，他的身体十分孱弱，肉体上的软弱，会在精神上更幻想强者的保护。
他之所以没参加革命party的一个很大原因是，虽然知道革命party人事业的正义性，但是，当时的革命party并不强大，他希望攀附的是有强大武力的“强者”。
在这方面，他与尼采十分相像。尼采早年丧父，体格一直孱弱，于是，把精神寄托到强者——超人身上。尼采彻底否定传统道德，崇尚武力，他说，“什么叫‘善’？所有增加人的强力感，强力意志和强力本身就是善。什么叫‘恶’源于弱的一切都是恶。”
鲁迅在尼采的强者理论中找到了共鸣声，到处大肆宣扬尼采。当时有人甚至把他称作是中国的尼采。
尼采十分崇拜拿破仑，他说，他那个世纪里差不多一切远大希望都来自拿破仑。在他眼里，拿破仑大大的了不起，林肯则肯定是下贱的。
既然，尼采作为一个德国人可以狂热崇拜法国人拿破仑。那么，为什么鲁迅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崇拜日本人呢？与尼采相比，鲁迅是幸运的。尼采一辈子没找到保护自己的“强者”，最后发了疯。但是，鲁迅找到了可以保护自己的强者——日本人，于是，急不及待的投靠他们。背靠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棵大树，他就可以大肆发泄心中的怨恨，放胆向祖国和同胞泼脏水。
应该说，祖国对待鲁迅是不薄的。
根据《鲁迅日记》，鲁迅在北洋go-vern-ment担任公务员时，虽然官位不高，但是，收入还是颇丰的，基本上月薪收入能保证在200元银洋以上，后来又到北京八所学校兼课，长达六年，讲课费每月60大洋左右。……除此之外，鲁迅还有高额的稿费收入。足以让他可以轻而易举在北京购买四合院和上海购买石库门房子了。
有人根据《鲁迅日记》的记录推算，鲁迅二十多年的总收入，折合今天人民币大约有480万元左右。平均每月收入高达2万多元，远远高出2010年的高校教授们的收入水平，更是解放初期教授们收入的上百倍！
然而，他却以怨报德，把国家和人民说得一无是处，中国的前途只有灭亡一途：坟！
其实，当时的go-vern-ment对他是相当宽厚的，允许他的那些污蔑本民族的话发表，放到今天任何一个法制国家，这些话都会认为是种族歧视，轻则遭人鄙视，重则要吃官司。
虽然问题家庭会有可能产生问题孩子，但是，并不是每个问题家庭都会产生问题孩子，很多这样出身的孩子还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对社会做出贡献和回报。
应该说，鲁迅是有一定才华的人，其用笔之凝练确有独到之功力，尤其是挖苦和讽刺方面，更有绍兴师爷刀笔吏之锋利。可惜的是，他的仇恨心理伴随他终生，始终以扭曲的目光看待中国。
那么，那个时代的中国的精神面貌究竟是如何呢？我们再举出当时另一位见证人——赛珍珠。美国人赛珍珠自小就在中国长大，她说，“当我生活在中国人民当中的时候，是中国人民给了我最大的愉快和兴趣。”
1930年，她以中国生活的经历和见闻写成长篇小说《大地》，因此而赢得了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在授奖仪式中，她充满激情的谈到中国：
“如果我也不以我本人的完全非官方的方式谈到中国的人民，我就不是真正的我自己，因为多年以来他们的生活也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一定永远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祖国的精神以及我的抚育之国——中国的精神，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尤其在我们对自由的共同热爱相类似，而且今天尤其如此，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现在中国的整个存在正进行着一切斗争中最为伟大的斗争，亦即力争取自由的斗争。我现在对中国的敬仰胜似以往任何时候，因为我看见她空前团结，与威胁着她的自由的敌人进行着斗争。由于有着这种为自由而奋斗的决心，而这在一种极其深刻的意义上又是她的天性中的根本性质，因而我知道她是不可征服的。”
是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她的精神是伟大的，任何人的诋毁和诬蔑都伤害不了她！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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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雪
发布于2012-01-02 04: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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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犯人家庭赐给鲁迅的文学烙印＞
仇华恋日情结的产生
鲁迅在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周姓，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
祖父周福清原为清廷七品官，家境尚属殷实。然而，鲁迅13岁时，周福清因儿子周用吉（鲁迅和周作人之父）多次乡试未能中举，因而，谋图贿赂考官。事发，被捕入狱，判斩监侯，等候处决，侥幸三次未被抽中执行，改为 “牢固监侯”（无期徒刑）。
鲁迅的父亲周用吉，也被牵连入狱，释放后，染病不起，于鲁迅16岁时病故。四年后，周福清逢大赦获释。
周家遭此大变，彻底破落。受到的打击远不止于物质条件，贫穷自然会遭到嫌贫爱富的人的冷眼，犯下杀头大罪也使许多人避之不及。
但是，世人的鄙视远非都源自势利眼，科场舞弊之卑鄙无耻，也是清流知识分子所不齿的。因此，鲁迅及家族在社会上从此抬不起头来。
鲁迅青少年时期这段经历，对其一生扭曲性格之形成和对社会仇视的心理有重大影响。
1898年，鲁迅18岁时，离家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学习。1902年22岁时，赴日本留学，24岁时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鲁迅出于内心的仇视，看不起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讥讽中国留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文中还讽刺留学生忙着“学跳舞”。
仙台医专远不是一所知名学校，地处偏僻。鲁迅选中的原因，可能如他在《藤野先生》所说，“还没有中国的学生。”其弟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也说，“但是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虽说，留学生中也有不肖之徒，但是，当时赴日留学生中集中了很多如邹容、陈天华、秋瑾、徐锡麟等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精英和杰出人才。正由于留日学生们的坚决拥护，孙中山、黄兴和章太炎等人得以以日本为基地，开展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活动。而鲁迅却只看到“富士山”，只能说明他以扭曲的心理观察世界。
一个破落家庭的子弟，远离家乡孤身在外，没有同胞为伍，其强烈的孤独感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在仙台却遇到了一位给他十分温暖的人，这就是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每星期都亲自校订鲁迅所抄的讲义，“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改正的讲义足足有三厚本。藤野先生不仅在学业上对鲁迅严格和关心，而且，在生活生上也非常关爱，“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劝说”鲁迅，离开兼包囚人饭食的客店，认为他住在那里不相宜。1906年，鲁迅要终止学业时，藤野先生脸色悲哀凄然，依依惜别。
对于尝尽世间炎凉的一个孤独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犹如获得了慈父般关爱的温暖。鲁迅心中郁结的恋父情结得到了很大满足。鲁迅后来说“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鲁迅讲，促使自己终止学医的原因是，课堂里放映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片，一名中国人替俄国人当间谍，被日本军枪毙了，围看的是一群麻木的中国人。课堂里的日本学生鼓掌欢呼“万岁！”于是，他说“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后来，许多人解释说，鲁迅当时认为，中国问题主要不是国民体质弱，而是头脑麻木，因此，决定放弃学医，改用文字唤醒民众。
但是，据鲁迅同班同学铃木谈：“幻灯的解说由中川教授亲自进行，也许有中国人被日本军杀死的场面，学生大体却是静静地看着。后来才听说这件事成了周树人退学的理由。当时周树人却没有说过这件事。”
今天很难说得清，当时课堂的情景。不过，从常理来看，观众欢呼万岁，一般是庆祝重大胜利的时刻，不见得会因看到一个人被枪毙而欢呼。
一个不能解释鲁迅为了用文字唤醒民众而放弃学医的事实是，鲁迅在1906年放弃学医后，却一直滞留在日本，直到三年后的1909年才返回祖国。既然要唤醒民众，为何一直滞留在日本？而且，一呆就是三年！
可以说明鲁迅退学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其学习成绩不理想。周作人先生一篇文章中讲到，鲁迅当时学得最好的是伦理学，得了 83分，其余德文、物理、化学都仅是60分，而藤野先生教的解剖课还不及格，只有59.3 分。这些课程都是学医的入门基础课，在一所二流的医专里，一开始就只能拿到这样的成绩，往后的难度可想而知，于是，不得不知难而退了。
二十世纪初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人公开发表了大量唤醒民众的革命文章，1906年，章太炎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然而，却不见退学后的鲁迅在上面发布任何片言只语。
这三年中，鲁迅给我们留下了在至少两个谜团：
第一，他中止了学业，又没有正当工作，继续在东京干什么，当混混子？第二，这三年间，他家庭已经十分贫穷，难以负担，他也不可能在东京洗碗打工，那么，他的生活来源是什么，靠骗取奖学金吗？
在东京期间，鲁迅与光复会一些人有一定交往，至于，他是否加入光复会，至今没有直接证据。许广平、弟弟周建人和好友许寿裳等人都说，没听到鲁迅说过加入过光复会。其实，鲁迅既然如此看不起中国留学生，他有可能参加光复会与这些留学生为伍吗？
1909年，滞留在东京三年后，鲁迅29岁，按照中国过去以虚岁计算年龄的习惯，他已经是30出头的人了，三十而立，而他依然没有工作，万般无奈只好回国了。回国后，先在绍兴的师范学堂任教员，算是有了份工作。1912年南京临时go-vern-ment成立，正好同乡的绍兴人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鲁迅由许寿裳介绍，应聘到教育部任科长，民国go-vern-ment北迁后，鲁迅随至北京，继续在教育部任职。此后，他在北京的北洋go-vern-ment内长达十四年的公务员生涯中，始终只是一个科长级的区区佥事，没有得到任何升迁。他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里回忆说到：
“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头顶上的高官有总长、次长、司长等等多得数不过来，小小科长连凑上去“鞠躬”和“顿首”都不配。眼看年近半百，依然还是个小小科长。尽管官位不高，然而，作为国家公务员，工资不低，此外，还可以用公务员的影响力，兼课捞外快，收入还是颇丰的。
因此，鲁迅一直小心翼翼地捧牢这个金饭碗的。然而，到了1925年，似乎被鬼摸了头，居然出了问题。1925年，留美归国的杨荫榆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认为该校原来的学风不正，学生无故旷课现象十分严重，想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套管理方法整顿校风，却遭到许广平等一批学生的强烈抵制，闹起驱逐校长的风潮。之前，作为公务员的鲁迅对政治事态从来保持沉默的，这次事态仅是一个学校内部的风潮，他却不再袖手旁观了，一方面此事没有政治风险，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是决定性的因素是，被学校开除的年轻女学生许广平，被他邀请住进自己家里。抱得美人归，单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一切了，鲁迅挺身而出了，成为闹事核心组织的所谓 “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的委员兼总务主任。
他不惜用最刻薄的语言辱骂杨荫榆，“寡妇或拟寡妇”及“未字先寡” 。作为国家公务员，公开支持学生闹事，当然不能被当局所允许。8月，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被支持杨荫榆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鲁迅不服，上诉法院，次年 3月，法院裁决认为章士钊对鲁迅的处理决定存在程序问题，予以撤销，鲁迅胜诉。就在这当口，日本军舰侵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并于3月16日，联合其它八国向段祺瑞临时执go-vern-ment提出撤除津沽防务的最后通牒。 3月18日，北京60多个团体和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tian~an-door前举行大会，抗议日本罪行。当队伍来到国务院门前时，发生冲突，刘和珍等47人被当场打死，伤2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激起全国抗议。
go-vern-ment严加镇压，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五人。以后，又有传言通缉范围可能有五十人。鲁迅同以前一贯的那样，不参加群众page~ant示威的，但是，因刚参与过女师大的学潮，虽然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但也担心有被纳入名单的风险。于是，惶恐躲入日本的山本医院，以后又躲在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达两个多月之久。十分讽刺意味的是，本来抗议的是日本炮轰我国的猖狂罪行，鲁迅选择的第一个避难所却是日本医院。
当年9月，受林语堂邀请，鲁迅赴厦门大学当教授，然而，仅仅干了三个月，到12月即辞职。次年的1927年1月，鲁迅又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主任，也只干了三个月，到4月即告辞职。当时，正是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进行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的时候，然而，他在广州这个革命中心只呆了短短的几个月，就匆匆离开赶到上海。鲁迅于当年10月3日到达上海，一头栽进了虹口日租界后，直至1936年逝世，再没有迁居。
其实，鲁迅不是不想当官，而是热衷于当官的。当初，他在绍兴当教师，本来是在教育第一线，民国成立后，他立刻通过朋友许寿裳走门路，进教育部当科长，以后，又在北洋go-vern-ment内当科长长达14年。这一时期，发生了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国民party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go-vern-ment、“五四运动”、曹锟贿选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风波，鲁迅始终一言不发，埋头当他的公务员。尽管那短短的十几年中，中华民国走马灯似的换了五位大总统。鲁迅始终能稳坐钓鱼台，原因是：一方面教育部不是什么肥缺，科长的官位也太小，人家看不上；另一方面，他对政治问题从来不敢乱说乱动，又一贯勤勤恳恳，正如他在与章士钊的官司中自述：“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谁上台都得有熟悉业务的手下人吧，那就留着用吧。可是，干了十多年，他始终没有得到升官的机会。要想在官场混出名堂，光靠“恪恭将事”当然是不够的，很多情况下还要靠灵活手段钻营，可是，那时候鲁迅再奴颜婢膝钻营也不顶用。因为，当时掌权的集团一会儿直系、一会儿皖系，一会儿又是奉系，鲁迅既没有跟袁大头小站练兵，也没有随张大帅当过胡子，更没有跟曹锟一起卖过布。一朝天子一朝臣，来一个大帅带来一批人马，都想占肥缺，再怎么也轮不到你。当然，有过硬的资历或背景也成，例如，与鲁迅同岁的章士钊，早期参加了同盟会又留学英国五年，后来任教育总长兼任司法总长，成为鲁迅这个小小科长高高在上的顶头上司。鲁迅错过了两次后来当大官的机会，一次是在日本时他没有参加革命party的活动，另一次是在广州没有投身于国民革命go-vern-ment。等到天下打定了，你想再挤进来当大官，哪有这种便宜的事，人家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果实，你想来摘，轮得到你吗，早干嘛啦？
事实上，鲁迅是一个非常懦怯的人，表面气壮如牛，内心却胆小如鼠。他从来也不敢参加群众性的抗议活动，即使是师生们对被枪杀的刘和珍的追悼会，他也不敢进去，只在礼堂外转悠。
当革命party是有大风险的，闹不好要砍头，他哪有胆子去闯。官场上不顺，在学术界同样不如意。尽管，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长，广揽辜鸿铭、胡适之、陈独秀等各种人才，但是，对鲁迅这位老同乡却不太当回事，从1920年 ～1925年，只让他兼任北京大学的讲师，已经从40混到了45岁，还是个讲师，还有什么指望？ 终于在46岁的时候机会来了，相继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和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当过短时间的教授，然而，都只干了三个月，即告辞职。从此脱离了高校，再也没有回头。厦门大学是当时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作为私立大学，当然不能与国立的北大比肩，广州的中山大学，虽然也号称国立，但是，是与北方中央go-vern-ment分庭抗礼的南方go-vern-ment所办，其“国立”的含金量很难说，而且，正在创办之初，一切条件都比较差。但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好歹当上了教授了。可是，鲁迅都只能干三个月。
[ 本帖最后由 阿雪 于 2012-1-2 04:5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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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雪
发布于2012-01-02 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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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关键是让他教什么？
教中国文化吧，他说过要把中国的古书都烧光，不是自打嘴巴吗？（注，虽说他靠着中国文化活命。）
教西方文化吧，他别说相应的学历和学术背了，连英文词汇都认不了几个。人家洋博士都排不过来，还轮到你？
教自然科学和医学就更没门了，连医专的化学、物理都只能勉强及格，解剖甚至都不及格，能行吗？
教日本文化，他或许能混混，可是，日本有多少文化可讲呢，再说，哪个学生愿意去听这种课？难怪他只能混三个月。
所以，中国读书人最看重的两件事：当官和做学问，他都走不通顺。
外面的事不顺，家庭环境又如何呢？鲁迅13岁时祖父和父亲下狱，父亲被释放后，长期卧病，在鲁迅16岁时去世，所以说，鲁迅并未能得到多少父爱。鲁迅的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嫁到周家后，三十多岁就守寡，独自艰难抚养鲁迅兄弟三人**。鲁迅侍奉母亲表面上尽到了一个孝子的责任。然而，鲁迅与她的精神世界相距甚远。鲁迅曾说过，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鲁迅的母亲替他安排了一门他极不情愿的婚事，为他娶了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女人——朱安为妻，造成他终身婚姻不幸。
而与其二弟周作人更是闹到彻底决裂，从此不相往来。决裂的原因，双方都讳莫如深。外界流传两种说法，根源都集中在周作人的日本妻子身上：一种说法是她生活奢侈，造成经济困难，然而，这种情况，一般是闹完后，分开了，也就算了，似乎不足以让两个亲兄弟终身决裂，彻底斩断手足之情；另一种说法是，鲁迅对其日本弟媳有非礼行为，这在周作人给他的决裂信中可以找到痕迹，信中要求他以后不要再到家眷居住的后院去，并要他“自重”。
总结以上情况，鲁迅在自己祖国环境中，受尽了歧视、冷漠和孤独。对于这种状况，有自省精神的人往往只怨自己没胆量、没能耐和家族的不幸。
可是，鲁迅像所有懦怯的人那样，没有一点自责和反省精神，而是对国人无穷怨恨。
但是，他在异国他乡的日本，却从藤野先生那里获得了几乎是唯一的一丝人间温暖，这种温暖激励他终身，他在《藤野先生》中一文说道：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尽管，藤野先生是一位正派善良人士，但是，是日本人。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使他良心发现”和“增加了勇气”。
鲁迅把在祖国遭受的歧视和冷漠积累的所有怨恨，都集中到自己同胞身上，一次次用匕首和投枪刺向自己的同胞，刀刀见血。
鲁迅骂人不是没有分寸，他从不指名道姓的骂军阀和流氓。用他的话说是，他之所以不骂武夫，是不想中“借刀杀人之计”。也是的，即使躲在日租界里，军阀或流氓照样可以派杀手来刺杀，难道不想活了？但是，鲁迅对文人就没那么客气了，要么不骂，要骂就指名道姓的骂。被鲁迅痛骂过的文人多得不可胜数，越是有名，越是高学历，他越是骂的凶狠，一方面可以泄愤，另方面也特别吸引人们眼球，稿酬高高的，一箭双雕。被他点名痛骂的人中，最著名的有章士钊、杨荫榆、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陈源、李四光、成仿吾、顾颉刚、沈从文、施成蛰、朱光潜、徐懋庸等等，囊括了一大批当时中国的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简直要将当时之人才翘楚统统一网打尽。而且，动辄用“狗”、“叭儿狗”、“走狗”、“落水狗”之类的词汇，简直像是骂街。不仅骂胡适、梁实秋这样的“高等华人”、“金元博士”，他们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右派，活该痛骂。同为“左派”的战友，也逃不了挨他骂的命运。1930年3月，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与会参加，并作了重要发言。1935年，面对日本侵略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候，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针锋相对，还把周扬、阳翰笙、田汉、夏衍、四人打成“四条汉子”。这四人因此在文革时吃尽苦头。左翼阵营内部从此口水仗打得不可开交。最后，闹到彻底散伙。按照“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说法， 面对日本的侵略，必须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战争来对抗。当时，中国已经到了被日本灭亡的生死存亡阶段了，还要号召在内部闹革命，自己先乱起来，不是痴人说梦话？
鲁迅对张大千、齐白石等“海派”画家和梅兰芳也是照骂不误，而且刻薄到极点。
他嘴里一个劲儿的咒骂中国：中国的传统是吃人，历史是做稳了奴隶和连奴隶都做不稳的，老百姓统统是窝囊废、官员是强盗、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是一群狗，甚至连狗都不如…，中国人都心怀最坏的恶意。总之，中国的一切都是一无是处。用他在《呐喊》自序中的话说，中国是“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而拆毁铁屋子，他认定是“必无的证明”。
（摘录/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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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雪
发布于2012-01-02 14: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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