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权力的魔杖（第四章）（第一节）

权力的魔杖

作者:华一

        第四章 那木棍确是“魔力”的权杖 

        我们从上述关于母系和父系社会的描述中来看，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用以区分母系和父系社会的标志是性别。但这不是事实，也有违本文借助这二个概念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事实上，所谓的母系氏族或社会并不排斥男性参与本族的社会活动和私人（家庭）事务的诸多方面，这一点上，我们从中国卢沽湖的摩梭族这个母系文明遗存中可以看出。比如：男子在参与（某些方面甚至主导）诸如房屋修建、造船、工具制造、渔猎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只是为了便于叙述人类历史发展的二个不同方向，抽象出这两个典型样板，借此名义来探讨那深刻的历史意义。更进一层，我们似乎并不认为历史上曾经真的出现过完全的母系或父系社会，也并不否认这二种社会形态确实有过，否则我们将无从解释更多的历史现象。譬如：现实之中有摩梭族的社会，远古传说中则有女娲用黄土造人，等等。当然，我们不能依据少量素材和神传故事来论证历史。幸好，本文并非是历史著作，而是要从历史之脉络摸索出或然、必然之认知，从而解读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用以观照今世社会和历史渊源之间的承续关系。

        本章总论：人类的社会观念的形成

        如果我们仍然借用母系社会、父系社会这一概念，如果这一概念使我们的解析受到某种局限甚至误导，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母系作为家庭或氏族确实存在过，但它是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或在母系为主体的历史时期，其社会形态和模式究竞如何？作为父系，是否在母系为主的历史时期与之并存？等等。我相信，在人类文明之初，渔猎生产和农牧生产是并行不悖的，任一单一的劳动，都不足以支撑其生存之需。因此，我认为实际的状态应当是各种形态的家庭和氏族存在于整个人类文明之初，而非仅以母系或父系方式存在。只是某些文化形式于某些特定时期更为特出。如女娲神传故事中，母性文化更为显著；神农时期则更有父系特征。那么，我们选择母系和父系作为本文用以区分这二种社会形态的标志，其论述则另有意义，绝不是为了解说历史，而是从中探讨这二种文明方式演化出来的种种社会现象。我不认为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单纯的母系或父系社会。当然，自强权产生，并从此建立起权治体系（即国家）之后，被认为是父系体系的成功。但是，这已不是父系或母系那么简单的问题了。

        继续我们的话题。实际上，人类文明的新石器时期，农耕文明初步确立。作为文明现象，虽以母系这样的血缘纽带显示出极强的母系文化形态，但终其特质，则更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而农耕文化是无从区分母系、父系的，是各种社会生产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我们的讨论就此转换过来。我们假定母系体系代表农耕文化之初的社会形态，那么，这种农耕文明的社会的特性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假定这种（农耕文明）社会是以母系为主体，但实际上并不排斥男性的参与和合作，甚至也不排斥在某些事务中由男性起主导作用，女性之社会地位则更多地建立在血缘纽带和生殖崇拜及神巫文化（含知识授受）之上；其二，如果这种文明被赋予更重要的历史地位，其明显的标志便是农耕的出现和发展。而这种文明又以亲缘关联为纽带，发育也较为完善，因此，也就比较地内化，也就不易产生激烈的竞争，更不会发生诸如暴力革命和强权政治对社会的侵害。所以，这种形态的文明曾长期得以维持（达数千年之久）；其三，由于以农耕为主体的生产方式比较固化，为定居和形成以部落（或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形态创造了条件，也由此产生地域观念和财富观念。我们可以看见，这种农耕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比较地有利于财富的积累，比如：粮食是一种利于贮藏和利于转化为商品的物资；家畜饲养成为可以连续投入和产出的生产方式，并由此增加财富的来源（畜牲可以有计划地饲养和屠宰，皮革可以加工成鞋类、衣帽，骨骼可以加工成饰物、骨针和其它用具等）；生产工具相对定型，可以进行复制性生产，从而促进工具制造，以作为商品加入到流通领域（诸如用作交换粮食、肉类、织物等生活必需品），进而提高了社会化生产水平；制陶、纺织等专业化生产也因农耕的稳步发展开始出现。其四，对文化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如语言、宗教、文字、绘画、音乐、舞蹈（一般认为与神巫和生产活动关联）等，为意识形态的形成起到了催化作用；其五，由其上述四点，我们可以总结出三个重要的概念：亲缘观念的形成、财富观念的形成和地域观念的形成。这有何意义呢？其意义在于，这三个重要的观念在人类由氏族型社会结构向国家型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垫定了国家形态之基础。所谓的父系社会的建立，则是该种过渡的另一种发展方向。

        如果我们认可农耕文明的存在对社会历史进程起到的关键推动作用，那么，我们就无法否认上文提到的亲缘观念、财富观念、地域观念对国家的形成，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这三个基本要素，也是农耕文明的重要标志。

        亲缘观念、财富观念、地域观念，由其深刻的历史、地理环境和人秉赋三个条件促成。历史提供演变的时间，地理环境提供扩展的空间，人本因素决定动机和选择。正因这样，人类之初的各大洲，在各自的选择和发展方面，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且，这几乎是条不归之路。至今而然，就东西方各自的发展方向而言，突显出十分显著的差异。（有人认为应当努力缩小这种差异，有人则认为应该保持这样的差异，各执理由，各怀用心，相持不下，其实，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明确：你的社会对人本身而言究竞有害还是有利？是利大还是弊大？）

        这里，我们碰到的问题是，这种农耕文明社会形态下的三个观念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成为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的？由于本章节太长，以下分为三个小节加以论述。

        第一节 亲缘观念是构成构建上层建筑最初形态的基本观念

        首先，我认为亲缘观念为这个社会形态的构建起到了首要的作用，由此最先构建起上层建筑的最初形态。我们知道，农耕文明的最大特征是生产的专业化和可复制性。这种生产（农耕）是一种连续投入和产出的生产方式（含养殖），它耗时费力，周期性强，难以由单个的个体完成由播种到收获的整个过程。在此之下，家庭作为最佳的劳动单位，对这种生产的开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情况在后来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中仍未有丝毫改变）。而且，粮食作物的品种十分丰富，可以分季节种植。以小麦为例，下种期为秋季8～12月播种，翌年5～7月成熟（黑龙江、内蒙古和西北种植春小麦，于春天3～4月播种，7～8月成熟，生育期短，约100天左右）；而“蜀黍宜下地，春月播种，秋月收之”（见《广雅》）。在务农的同时，又可饲养家畜（猪、牛、羊、鸡、鸭、鹅等），还可烧制陶器，制造工具（新石器晚期出土文物中已显示出精细加工和形制特征，如彩陶和精磨石器以及作为某种寓意或装饰的玉器，这在仰韶文化遗址和西亚两河流域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这样，便需要一种长期不断的劳动和资源的投入，而家庭无疑成为这种生产活动首要和先决的条件——它提供了最为稳定和最为基本的劳动力和劳动资料来源（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也与之紧密联系）。由家庭而至家族，又由家族而至于氏族部落，由氏族部落而至于公共部落，由公共部落而至于社会形成。这一连串的社会发展模式由此展开。（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谈到，这里隐含着某些社会制度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比较而言，相对于游牧民族文明模式，这种社会结构（家庭—家族—氏族）更加稳定和利于生产发展以及财富积累，同时，也利于文化形成和技术进步。生产产生富余，其富余部分可以作为商品加入到流通领域，促成集市的形成，为城邦经济（政治）体的形成打下基础，它还促使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的形成，又反过来为社会（城邦）提供必要的技术和劳动力来源（农闲时总有很大一部分富余劳力流向城填从事商贸、修造、劳务等工作，这种情况在现代中国仍继续发生且方兴未艾。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结构调整仍未从古代社会结构——农耕文明的框架完全走出，从而进入到现代社会）。

        凡此种种，我们可以看出，稳定而富足的生活（虽然有时也很艰辛），利于家庭的稳固，利于为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利于产出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侈奢品，利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形成，也利于人口数量的增长。这一切的稳定和发展，在当时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发展形式。我们看来，人类进入新石器文明后期，文明进步的速度便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期。于后不久，便陷入前国家时代，强权主义者开始成为历史的主角。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曾花掉人类进步的几十万-年之久。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使人类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无疑，定居的生活方式促使家庭、家族成为紧密而稳固的社会单位，反过来这种家族或亲缘关系的加强又为财富的积累创造了有利条件。有人认为这种家族式的社会架构，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自闭的、内化的系统文化和生产关系，从而于后成为阻碍中国文明进步的因素。其实，这是在专制主义国家政权形成后，对社会生产和文化形态造成严重扭曲的结果，而非最初之自然的、自由的社会形态造成其自闭和停顿。就其实质而言，自然而自由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总是利于社会发展的，这一点上，古中国和古希腊因此而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由家庭、家族的形成而至于社会形态的初步形成，其间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由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其亲缘观念成为当时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我是这么看的。（本小节已完，下节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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