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刊初期

在刚刚复刊的今天中，弥漫着一种沉痛的离别和深切的追怀意识。最鲜明地，莫若钟鸣对海子死前处境的告喻：“他很想摆脱这种身首异处的状况”（《中间地带》复刊号）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和处境异常敏感、清醒。刊物的指向是清晰地，他们把自己的困境与整个华文写作的命运联系起来，他们甚至认同海子之死所蕴藏的征象。然而，一个海外的写作团体正在招募中。作者和作品依其所表达的“内容”大抵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一，流亡者的海外遭遇及旅居多年者的异地经验与对文化身份的反思，这两者有微妙差别，前者如多多的《搭车》，后者如刘索拉的《人堆人》，查建英的《节目》等，后者可以被视为一种纯粹的“移民文学”，民族家国意识淡薄。二，流亡者对于大陆人事、地下经验的缅怀和乡愁，以回忆性散文为代表，如顾晓阳的《胡同》、张郎郎《“太阳纵队”传说》等，似乎都是受B之嘱而作。三，对政治事件及其意义的追究，阐释，如高行健的剧本《逃亡》，杨炼的诗《一九八九年》（外三首）。可以看到，复刊初期刊物的意识形态是复杂的，但主心骨仍清晰可辨。

    90年的复刊号，封面是黑色的，衬着面目朦胧的图案，那图案的意义似乎和挣扎、对权力与阴谋的反抗有关。 在复刊词里B写道：“一九八九年在中国发生的事变，把中国作家推入复杂而特殊的境地，于是促成了《今天》在海外复刊。”“因此，作为过去一切的必要延续，复刊的《今天》将不改初衷：反对文化专制，提倡文艺创作自由，主张中国文学的多元发展。我们不可能回避社会和政治的现实的河流，但我们确认文学是另一条河流，以至个人可以因此被流放到现实以外。……当然，《今天》不仅是过去的延伸， 它又是新的开始。十年前，《今天》面对的是一条广阔的地平线， 而如今，它面对的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今天的文学不仅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而且自身面临深刻的危机：一直被用以证明人类存在的语言文字已堕入迷途，语言的颠覆者早已嗜到了流夭的滋味。”（1990年第一期）

   “我在胡同里就这么过了三十年。自由出生后我的全部生活几乎都贮存在哪里，犹如贮存了一罐好酒在地下，年逾久而味道愈淳厚。自斟自酌，浅吟低唱，以昔年之酒杯浇今日胸中之块垒，成了我无论漂泊在何处都不可缺少的精神享受。不过，我明知那不仅仅是享受，它带给我的疼痛正在周身蔓延，恐惧像不可抗御的病菌侵袭着我。我越是怀念家园，越感到我正在与我自身的历史发生断裂。（顾晓阳：《胡同》1990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