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柏林
北岛

我和顾彬（Wolfgang Kubin）面对面坐在波茨坦广场附近一家连锁餐厅里。我们是最早的顾客。午餐很简单：色拉、金枪鱼外加啤酒。雨沙沙地敲打着玻璃窗。昨晚在市政厅开幕式的酒会上，柏林诗歌节组织者托马斯跟我说，我向全世界的神（包括你们的龙王爷）祈祷，明晚千万别……可诸神让位给天气预报，暴雨把大型露天朗诵会赶进室内。我和顾彬来参加一年一度的柏林诗歌节。午饭后，他要赶去参加一个关于翻译的专题讨论会。

柏林是我到过的第一个外国城市。1985年夏，我从北京出发，在巴黎换机前往柏林。顾彬在机场大门外等候。我跟顾彬1981年在北京相识。那时候跟老外接触还得有点儿胆——摆脱影子对人的跟踪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心理的。

那时柏林还有东西之分。刚到西柏林，我就问一位德国人柏林墙在哪儿，她回答倒简单：你只要朝任何方向一直走就会撞上。我们来参加“地平线艺术节”，看来地平线的确是柏林墙以外的想象。

中国作家代表团由王蒙带队，浩浩荡荡，我是编外人员。王蒙一扫官场作风，带着大家一起逛跳蚤市场，自己先买了件棕色皮夹克，得意洋洋去见西德政要。我花30马克买了套西服，送出去干洗，价钱翻了两倍。

顾彬那时住在土耳其移民区，他尚未得到教授职位，过着清贫的日子。他给我们做麻辣豆腐汤，不怎么正宗，却让远离故土的中国胃激动不已。君特·格拉斯代表西柏林作协在一家餐厅请客。色拉和带血的牛排——中国作家们大眼瞪小眼，基本没动就撤了。最后是甜食。得，回旅馆饥肠辘辘，众人又去中餐馆找补了碗汤面。

那时候胆大。我跟孔捷生逛街，饿了，就近去了家法式餐厅。等侍者拿来菜单——光一道菜就30多马克，我们傻了眼，只好说声对不起，撒腿就跑。

德国汉学家莎沛雪（Sabine Peschel）开车去东柏林看她妹妹，约我和孔捷生同行。在戒备森严的边境检查站，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受到礼遇，走不同通道。莎沛雪请我们把一份当天的西柏林报纸藏在身上，连同我们在西柏林低价兑换的东德马克“走私”过去。我们成了大款，请莎沛雪和她妹妹及男朋友吃午饭，体验到西方游客去“过渡时期”中国的优越感。刚过中午一点半，饭馆就关门了，我们不禁会心地笑了。于我，这笑有一丝酸楚。

二十一年弹指间。顾彬依然皱着他那著名的眉头向我微笑。他这忧郁的面具，让所有想套近乎的人犯怵。要说他过了耳顺之年，却像愤青般奋笔疾书，呵神斥鬼，搞得那些自以为天下太平的人心神不定。他是那种很难归类的人，可这个世界非把他归入汉学家和译者，让他恼火。

柏林建于1237年，是个多灾多难的城市。它曾于1806－1808年被拿破仑占领；1933年希特勒上台；1945年柏林被攻克时夷为废墟，由美苏英法四国共管；1948年，苏联对西柏林实行隔离，英美法联军用飞机空投物资保住对西柏林的控制；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在地平线上出现，西柏林成了孤岛；此后至少有239人在试图翻越柏林墙或渡河时丧命……

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倒塌。就在那一刻，西方媒体的所有镜头都对准狂欢的人们。那时我刚离开西柏林不久，搬到奥斯陆，在电视前目瞪口呆。据说，德国少数知识分子，包括君特·格拉斯，呼吁东德人在统一问题上慎重，除了被西德“吞并”外，是否能找到更合理的出路，因而成为攻击的对象。那时只顾追逐西德马克的东德人，很快就领教了那玩意儿的厉害：兔子转身变成猛虎，逼得他们走头无路——东德工业全面破产，失业率居高不下，全体老百姓沦为“贱民”。

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初读东德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小说《分裂的天空》的感觉，那还是远在我去柏林以前。在我看来，所谓“分裂的天空”，绝不仅限于政治含义，深究起来其实是人类内心世界的分裂。

我自然也是分裂的。后来我半遮半掩告诉德国朋友，我还是更喜欢统一以前的西柏林。居然他们全都赞同，吓了我一跳。当年那是艺术家和穷人的天下，如今被政客和商人所主宰；当年朴素宁静的生活方式，被大国首都的野心和商业化的喧嚣所取代。说到底，我更喜欢的是当年的特殊氛围——末日感，那是人类处境的一种真实隐喻。

1989年5月下旬，我第二次来柏林，是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客人。我住在一个小单元里，常在楼道碰见那些冷漠而彬彬有礼的老太太。西柏林初夏的平静和客厅那台小电视机里的风暴恰成对比。

6月3日晚，一个姓周的北京小伙子和我一起看CNN，我们把一瓶威士忌全都喝光了。我在和北京的通话中听见了枪声。第二天早上，小周磕磕绊绊爬上楼梯，和我抱头大哭。说来我们素昧平生，但我相信那一刻就像同样的戳记永远烙在我们身上。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我知道，回家的路断了，我再也没有家了，只能背井离乡越走越远。第二天上午，由一辆广播车开路，西柏林人陆续加入进来，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延绵数里。广播车播放着贝多芬的《悲怆》交响乐，人们默默在为地平线以外的某些年轻人送葬。

柏林成了我漂泊中的第一个家，如果家这个概念还有意义的话。我独自漫步在街头，看纪念教堂广场那些街头艺人的表演。我其实也是个街头艺人，区别在于他们卖的是技艺，我卖的是乡愁，而这个世界上乡愁是一文不值的。

我在柏林过四十岁生日。那天在一个台湾朋友开的快餐店，在座的有英国汉学家当·斯达（Don Starr）一家，他们专程来柏林看我。有照片为证：我端着一盘鱼朝镜头傻笑，好像推销广告。对，那鱼就是乡愁，关于大海的乡愁。

17年过去了，我依然喜欢漫无目的地满大街溜达。如果说巴黎是阴性的话，那么柏林就是阳性的，它像德国古典哲学一样迷恋空间和秩序——街道宽，屋顶高，公园大；我从未见过有这么多绿地的城市。如果说一个城市是放大镜，那么一个人则是尘封的书中的某个字，两者本来毫无关系，除非上帝或历史的欲望要借助城市寻找那个字，并锁定其含义。一个漂泊者甚至连字都不是，只是字里行间的潜台词而已。

诗歌节结束了，我从旅馆搬到Y家，第二天由她开车送我去机场。我当年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已星散，Y成了我跟柏林的最后一线联系。我几乎每年都来柏林，Y就像柏林的女主人一样招待我。记得那年夏天，我和中国学生会的头头们在餐馆相聚，其中也有Y。她的一对耳环在灯下闪烁，露水般晶莹易逝。

Y现在吃的是职业翻译这碗饭。她17岁从中国到柏林读书，拿到博士，一住25年，德文比中文还溜。作为单身母亲，她带着8岁的女儿和德国男朋友在一起。他们和别人合住一个大单元，这种合住的形式叫WG（德文缩写），从名到实都有点儿像当年插队的“集体户”。这是六十年代左翼运动的产物，保留着原始共产主义的某些因素。比如，除了按比例缴房租外，每周按人头缴25欧元，包括伙食和日常用品，不够再分摊；大家做饭打扫卫生分工合作。承租人蕾娜特（Renate）也是职业翻译，穿梭于英德西班牙文之间。她的男朋友前两年由于中年危机搬到另一个“集体户”去了，大概由于距离带来的新鲜感，他们俩又和好如初。这里除了Y一家，还有个刚搬进来的研究生，专门研究老年人记忆与遗忘的问题，引起快六十的蕾娜特的警惕。

我刚搬进来，蕾娜特正要出门采购。原来她和几个相识多年的女人定期见面，互相倾诉，相当于一种免费的心理治疗。这种关系的先决条件是不能成为朋友，否则就不可能知无不言了。据她说，五年来她每次都用蔬菜意大利通心粉招待伙伴们，到目前为止尚未有怨言。

我在客厅上网时，门铃阵阵，蕾娜特的心理伙伴高矮胖瘦鱼贯而入，像拉洋片一样。蕾娜特在去厨房的半路得意地告诉我：“她们照样喜欢我的通心粉。”

Y的德国男朋友J是音响发烧友，一个房间专门安顿那些带蓝眼睛的昂贵设备。他内向寡言，但音响这话题有如开关，一下打开话匣子。J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两家自行车铺。这也是六十年代左翼运动的产物。那时为了提倡环保，十个年轻人，五男五女，合伙投资开自行车铺，同时也出售代表女性权利的毛线。后来女合伙人纷纷离去才撤下毛线，只卖自行车。

离开柏林的当天上午，我和Y谈起去年建成的柏林大屠杀纪念碑，她马上开车带我去参观。纪念碑位于勃兰登堡门和希特勒自杀的地堡之间，是由2700个大小不同的水泥块组成的，散布在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空地上。

莱亚·罗施（Lea Rosh）是主要推动者之一。她今年70岁，父亲在二次大战中入伍死于波兰。她曾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被2003年《好消息》（Tip）杂志的读者评为“最令人难堪的柏林人”。这不仅因为她发型怪嗓门大脾气坏，更主要的是她牛虻般的风格。二战结束后，德国人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不安，特别是对犹太人有一种极其复杂的感情。而罗施偏要触动这最敏感的神经。她花了17年的时间到处游说，逼着政治家们做出承诺，终于在二战结束六十周年建起这座纪念碑。它与柏林雄心勃勃的扩建工程是多么不和谐——在那些修复的古老建筑和闪闪发光的玻璃钢管大厦中，阴森森的纪念碑触目惊心。关于这一点，罗施说得很清楚：“这不是为犹太人而是为德国人建的。”

纪念碑设计者是美国著名建筑师皮特·艾森曼（Peter Eisenman），他对把纪念碑简单解释成墓地不满，按他自己的解释是“起伏的原野”，没有入口没有出口，地势的起伏和水泥块的高低给人一种不安全感。

Y和我消失在这水泥迷宫中。越往深处走就越让人恐慌，好像被某种东西所控制而不能自拔。我们像孤魂野鬼出没，寻寻觅觅。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对德国的理性主义一种深刻的反省，似乎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解释为什么德国人会陷入战争的疯狂。伟大的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认为有两种认识的方法，一种是外在的，即经验的和理性的，它面向的是现象的世界，获得是相对的知识；一种是内在的，它面向的是绝对的存在，与无条件的神秘的知识相联系。在索洛维约夫看来，理性主义最终把存在等同于思想，未能理解存在的实在，即绝对的存在。按这一批判精神，即与心灵无关的知识必导致精神的残缺，这恐怕也是我们深陷在现代化陷阱中的缘由之一。

一个穿绿衣服的残疾人突然出现，他少了条腿，架着双拐走在我前面。苍天在上，其实我们都是精神上的残疾人，不可救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