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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星星的火车票
李大兴

有的人脑袋里装满了故事,有的人却只记住了几个意象。我是连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故事都记不清的人,但有些意象却一直不曾遗忘。

我躺在地板上望着天窗,那长方形的天窗,象一张火车票的形状,布着几颗星星。

《带星星的火车票》是前苏联作家阿克肖诺夫的成名作,1963年做为“黄皮书”(所谓“供内部参考批判”的书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66年至1976年期间,这批“黄皮书”在北京悄悄流传,据说是“地下文学”的主要启蒙源泉之一。我第一次读《带星星的火车票》该是1973年,三十多年后,这部小说的情节我早已忘却,我只约略记得这个片断,好象是出现在中译本的第二十八页,当“我”听到了死亡。这张“带星星的火车票”在我的生活里虽然只是偶尔,但总还会想起,不知不觉间,就成了生活某一部分的象征,和小说本身既有关连又不相干。在读北岛的《船票》时,我想他自然是读过阿克肖诺夫的小说的,“岁月并没有中断/沉船正生火待发/重新点燃了红珊瑚的火焰”,票的意象总有些相似之处。

想起“带星星的火车票”时,就会回忆起少年时的阅读经验。

我在1968年秋天上了北京府学胡同第一小学,每天跟着三哥去学校,学些“万寿无疆”,“身体健康”之类的句子。大约两个月后,三哥的班主任忽然被打成“反革命特务”,学生们被要求去揭发老师罪行,划清界限,否则学生自己就要被批判。母亲是很有原则的人,在她看来,揭发老师是绝对不可的事情,鼓动小孩子这么做更是罪过。在当时情况下,三哥除了休学别无选择,我也就跟着不去上学了。这一辍学就是八年多过去,要到1977年春天,我才回到学校。

在这八年多里,我习惯了没有同学,没有朋友,连同龄玩伴也经常一个都没有的日常生活;我习惯了独自在北京城到处游荡,在父辈或兄长的圈子边缘张望。除了家人,没有人进入我的生活,而家人也更多时候顾不上管我。童年与少年时期经验对于一个人的影响,随着岁月日益显现。我再回到学校后,很自然地被认做另类,而我也很自然地我行我素,极少想要知道别人怎么看我 — 我已经习惯了没人看着我。也许有的人是天生另类,就象天才也总还会有一样。但我自知不是,我知道自己是那种智商不怎么高,情商也不太低的普通人,只是经历略有不同罢了。

因为没有上学,我的识字过程也就和别人不同。其实,我在六岁左右就开始“记字”。那时家里有一些《三国演义》的小人书,差不多是60集一套里的三分之一。大约1967年春天以后,父亲从单位的学习班(现在所谓“牛棚”)被放出来,更多时间是在家写检查和各种外调材料。(后来他自称写了上百万字,不知有没有夸张)闲的时候,他就给我念这些小人书,反复念几遍,我就背了下来,到后来渐渐就可以自己读了。母亲见我开始认字,就给我一个400格一面的作文本让我写字。于是我一边画一画赵云,关羽或姜维,一边画字。1968年秋天时,我已经能用左手写不少字,开始读字书;到1969年“九大”时,我已经能读会议公报了。

就这样,没有谁专门教过我,我自己稀里糊涂地学会识字读书。这事听上去有点玄,说穿了也很简单。我从小就有轻度软骨病,两岁多才会走路,七八岁时还不会跑。别的孩子们会玩的游戏,我要么不会,要么笨得没人愿意带我玩。玩“官兵捉贼”分拨,我是剩到最后才被挑走的那一个;玩“攻城”,我是第一个被从城里拽出来的俘虏。我虽然脾气好不在乎,久而久之也未免无趣,只好回家自己一个人玩。那个时代,除了读书还真没有什么有意思的玩法。

不能想象如果没有那些多已卷边缺页,纸质低劣的书籍,我会怎样度过这八年时光。如今我回忆往事,觉得自己很幸运:在那样一个反知识的焚书坑儒的时代,我居然有书读;也许更幸运的是,在我还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有多么重要的时候,我就曾经活得远离人群,基本无拘无束。把那个时代描写成“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样打闹恋爱,固然有歪曲历史,稀释苦难的倾向,但日子总在过,无论怎样的时代,那底色其实依然是琐碎人生。在那些琐碎无聊的日子里,几乎是唯一令我怀念的,就是书中的景象。

我家里书不很多,好看的书更少,但有两本书,深深影响了我的道路。一本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一本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这两本书也都是“供内部参考批判”用的,却启蒙了我对于文学,知识分子,社会与时代的基本认识。尤其是《日瓦戈医生》,到中年重读,有了人生的体会,竟然更为感动。那种对内心的坚守,是中国小说里最缺少的,或许,也是现实生活里最缺少的。

小时候什么都不懂,逮着本书就看,连《育婴常识》都翻过一遍,还是没明白孩子是怎么出来的。读得比较多的,是《文史资料选辑》,《辛亥革命史料》,《红旗飘飘》这类书。有相当一段时间,最让我激动敬佩的人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喻培伦,“当时年少正翩翩/慷慨悲歌直入燕”,于是“前胸挂一大筐炸弹,...攻占总督大堂”。死时仅二十六岁的喻培伦,是同盟会暗杀团创建人之一,擅长制造炸药,不知现在喜为袁世凯,施琅等翻案的文人,是否会把他翻成恐怖份子?即使今天,我不再有虚妄的英雄崇拜,也对革命更多怀疑,我还是不禁感叹于上个世纪初那一代青年士子的激情与理想,在后来的人里,似乎是越来越少了。

另一篇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广东文史资料选辑》里有关民国初期广东妓院生态的文章,好象是分成五种,或在陆地,或于船上,有“半掩门”之类的名字。当时读来宛如天方夜谭,不料二十多年后在芝加哥听潘绥铭教授讲演,再读他的部分研究报告,才知道历史有时还真可能精确复印。

书中的景象还有太多,然而想到它们又不能不忆起那些与书相关的人们。关于读书,我毕生感念黎澍先生。在他的家中,有一间大约15平米的书房,里面是一排排书架,整整齐齐地摆满几千册今天看来也还是质量很高的书。这个书房的存在,在那时已是极其罕见,而它居然历经劫难始终安然无恙,多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黎澍先生是十分爱惜书的藏书家,并不轻易出借,却对我们兄弟几人格外渥待。如果不是从那间书房里找到那么多书,我是不会在十七岁之前就接触到许多西方文学经典的。这些经典为我打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虽然我那时能读懂多少,后来又记住了多少,我不很清楚,但也许根本就不必去弄清楚了。

黎澍先生相貌方正,深棕肤色的脸上是一双明亮而严肃的眼睛。在我的印象里,他虽然待人态度温和,言谈却在认真中隐隐予人以凛然之感。1966年7月,黎澍先生在第一次被批斗后毫无失态,而是衣冠整齐,头发一丝不乱地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标准像,其湖南人的独特倔犟风格约略可见。1976年后,黎澍先生是最早反思“封建遗毒”的党内知识分子之一;做为历史学者,他的史观也早在1984年就有如下表述:“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一般所说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而是揭示历史真相,清除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歪曲,反对历史科学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给历史以新的歪曲。”(《我的主要学术观点》)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他所认清和反对的事情还常常发生。天不假年,他在1988年一跤摔倒,从此长眠。或许这样也好,不然以黎澍先生的个性,可能会有更多的遗憾。

我曾是一个也想研究历史的学生,对于做为历史学者的黎澍先生十分尊重。虽然在许多基本观念上,我知道我会走得更远,但那只是因为世代的不同。我在对父辈的怀疑与批评里长大,但我对他们一直尊重,因为我知道,年青并不意味着你拥有否定的权利。随着自己年轮的增加,我越来越理解父辈,正如我越来越怀疑与批评同龄人以至年青一代但也无意苛求。

然而我终究没能成一个研究历史的人。由于无可逃避的命运,也为了活得诚实和自由,我突然离开了书中世界。有许多年,我不读书也不再想读书。毕竟,生活有很多层面,而我的性格又从来不是非要如何如何的。回想起来,竟是少年时读的“闲书”最多。我曾戏言自己是“十多岁时泛读,二十多岁时精读,三十多岁时不读”,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如今到了四十多岁,是不是要再多读点书呢?对于历史的阅读以及在几个不同文化里生活的经验,已使我对自己并不在意,而且我一直反感精英意识和自我中心。在茫茫天地岁月之间,一个人包括其选择是那样微不足道!对于我个人来说,也许重要的仅仅是那张带星星的火车票,引领我从少年走到此刻,没有目的与意义,我也注定不可能知道哪儿是终点站。

是一张带星星的火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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