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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反击之后的反思
魏邦良

在我眼中,高尔泰是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文化好汉。他是学绘画的,但却以一篇《论美》跻身美学界;他是文质彬彬的书生,却有一身好武艺;他因为能画毛泽东的标准像才从鬼门关——夹边沟农场死里逃生。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的人生经历,使他笔下的文字变得异常厚重、凝练,令人荡气回肠也让人惊心动魄。

作家徐晓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一文中,对高尔泰有一番深情而准确的描述:“不随俗,已经不易。不从雅,则更不易。与另一些声名远播的、此落而彼起的知识分子不同,高尔泰的辉煌是货真价实的,有他虽不是跌宕浩繁但独树一帜的文字为证;有他虽没有流行的效果但潜在而持久的声望为证。……不管是大起还是大落,不管是行文还是为人,高尔泰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圣徒般的悲壮,也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英雄般的豪情。他控诉,但不止于个人的悲苦;他骄傲,但同时也有悲悯;他敏感,但不脆弱;他唯美,但并不苛刻。”①

读完高尔泰近作《寻找家园》,最打动我的也最让我叹服的是高尔泰的悲悯情怀、忏悔意识以及他的勇于反思、勇于自剖的可贵精神。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国性大饥荒到处蔓延时,高尔泰因为受外单位邀请画一些配合形势的宣传画,画面上,鱼肉酥脆流油,馒头热气腾腾,男女老少个个满面红光笑逐言开。白天迫于压力做假,晚上他则陷入极度不安之中:“我一门心思制造效果,致力于细节逼真,气氛热烈,想不到自己是在撒谎,是在扩大灾难……变成了他人手中一件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变成了物。”

一次,高尔泰和几个同事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开荒。为了改善伙食,高尔泰受命和另一个同伴去打猎。当他俩吃尽辛苦追到那只受了伤的羊后,高尔泰的心一下揪紧了:

“它昂着稚气的头,雪白的大耳朵一动不动,瞪着惊奇、明亮而天真的大眼睛望着我,如同一个健康的婴儿。

我也看着它。觉得它的眼睛里,闪抖着一种我能够理解的光,刹那间似曾相识。

慢慢地,它昂着的头往旁边倾斜过去,突然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它动了动,像是要起来,但又放弃了这个想法。肚皮一起一伏,鼻孔一张一翕。严寒中喷出团团白气,把沙土和草叶纷纷吹了起来,落在鼻孔附近的地上和它的脸上。

我坐下来。不料这个动作,竟把它吓得急速地昂起头,猛烈地扭动着身躯。我想我在它的心目中,是一个多么凶残可怕的血腥怪物呵!事实上也是的,我真难过。”②

正是这些真诚、无情的自剖,显露出高尔泰高贵的品质。高尔泰因一篇《论美》被打成右派后,饱经磨难和打击,饱受摧残和侮辱,但他没有因此呼天抢地愤世嫉俗;没有因此消沉麻木一蹶不振;更没有因此染上告密、诬陷、谄媚等时代病。虽然在那个荒唐的是非颠倒的年代,高尔泰出于自卫、求生的本能,难免做出一些违心之举,但他总能对自己不恰当的言行予以及时而深刻的反思,以最快的速度将大脑中的思想毒素排除干净。

即使在那样一个魑魅魍魉猖獗一时的年代,即使在遭受家破人亡的惨痛打击之后,高尔泰仍难能可贵地对自己的言行予以冷静而充分的反思,像孔子所说的那样“吾日三省吾身”。一个高贵、大写的人,由此屹立于我们眼前。

一九六二年,26岁的高尔泰从劳改农场出来后,费尽周折,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找到一份差事。但此地并非世外桃源,不久,高尔泰就卷入研究所的派系斗争中。当时,敦煌研究所有两派,一派以老所长常书鸿夫妇为首;另一派的头领也是一对夫妇,丈夫叫贺世哲,妻子叫施娉婷。

高尔泰能在敦煌研究所立足,应归功于常书鸿所长的热心奔走。出于报恩,高尔泰无法不站在常书鸿夫妇这边。但贺、施夫妇也极力拉拢他,而且,由于一件事,贺、施夫妇和高尔泰成了朋友。“他俩要创办一份杂志,叫《敦煌研究》,要我给创刊号写篇文章,叫《敦煌艺术的人民性》。我说我不知道‘人民性’是什么意思。他们说资料室里材料很多。我说我曾翻了翻,好象谈‘继承’的文章,都必谈人民性。但是这个词的意思,从来就没有界定,它好像是从苏联来的,看苏联人的文章,好像更糊涂。

那时中苏交恶的事还没有公开,施娉婷警告我:这话只能在我们家说。贺世哲笑道,我倒是很欣赏你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施说我也是,这不是叫你去到处乱说,小心别人抓你的辫子。”

还有一件事,也使高尔泰对贺、施夫妇很有好感。“多年没有工资,到敦煌,每月工资八十三元,除了伙食费,全都寄给母亲。贺施一再劝阻,告诉我该寄多少留多少。说那边够用就行,你得有个动机:买书、添衣服,置用品,都要钱。粮食定量二十八斤,硬碰硬也不成。还有,你将来总要成家,一点儿积蓄都没,行吗?这些话,同我母亲说的一样,我感到亲切。”

两派头领和高尔泰关系都不错,高尔泰哪个都不想得罪,但问题是,他必须在两者之间做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无非是站队问题。受常深恩,我不能从众,除了竭尽全力搞好新壁画创作,别无选择。贺不谅解,提出一个‘新洞窟创作什么人挂帅’的问题,我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人人喊打。怒火之猛烈,大有食肉寝皮不可稍待的势头。有一种掉在鳄鱼池里的感觉。”

不久,“文化革命工作组”驻进研究所,宣布敦煌艺术研究所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所里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贺世哲任组长。

作为打倒常书鸿的突破口,第一个批斗的就是高尔泰,批斗完毕,喝令他在家写检查。而高尔泰通过写检查,给了贺世哲重重一击。

“我检查自己的错误之一,是反对文革组长,因为他公开场合指控我反动透顶,私下里却称赞我能独立思考;公开场合批判和平主义和战争恐怖论,私下里却说战争是残酷的;指控常书鸿不支持他创办《敦煌研究》是压制对封、资、修文化的批判,但《敦煌研究》创刊号的内容,全是封、资、修。作为旁证,忆写了一份创刊号目录,和每篇文章的内容的提要,一并交给了工作组组长、空军军官于家声。”

一个月后,全所开大会。工作组要高尔泰在会上和贺世哲当面对材料。“看得出来,大家同我一样,毫无思想准备。但许多人立刻就敏感地意识到,文革组长同一个已结案的牛鬼蛇神对质意味着什么。不但纷纷出来替我我作证,而且揭发出大量我所不知道的贺的问题。说他是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定时炸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突如其来的变化终于让贺世哲败下阵来。“他先是瞟一下我、又瞟一下工作组。工作组始终沉默着,个个脸上没有表情。他终于紧张起来,频频用手指疏理头发,动作过分用力。一再取下眼镜擦镜片,老擦不完,手也颤抖。我望望那边沙发上的施娉婷,她不断变换着坐的姿势,左顾右盼,更明显地透露出,一股子在心底出现的恐惧。”

反击成功后,高尔泰的内心感觉是什么呢:“一丝复仇的喜悦,刹那间掠过心头,很快就消失了。沉淀下来的,是深重的悲哀,为自己,也为他们。”

按理,对贺世哲这样惯于兴风作浪、长于造谣诽谤之徒予以迎头痛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大快人心,而高尔泰为什么感到“深重的悲哀”呢?我想,高尔泰的反击本身无可非议,但他的反击手段似乎不太光彩。把贺世哲夫妇和自己的私下谈话当作重磅炸弹投向对方,虽属迫不得已,但毕竟有违做人的厚道。揭发、告密本是贺世哲之流惯用的伎俩,而现在,高尔泰竟无师自通学会了这一切,且运用起来颇为得心应手,这不仅让高尔泰感到“深重的悲哀”,作为旁观者的我们,面对这一切,也会感到“深重的悲哀”。

用告密、揭发的方法反击贺世哲,虽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以其人之身,也显露出高尔泰特有的机智和勇敢,但无庸讳言,高尔泰这样做的同时,也无意间把自己的人格水准降低到和对方同样的高度。不过,应该指责的是那个残酷而荒谬的时代,是它让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出于自卫、出于求生,不得不学会一些令自己厌恶的卑鄙伎俩——其令人痛心之处如同一个清白女子因为遭强暴而染上性病一样。不学会咬人,就难以生存,这,正是那个可怕年代的残酷、荒谬之处。好在高尔泰能对自己的行为予以及时的反思,所以,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反击成功而沾沾自喜,而是从中咀嚼出一丝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悲哀。这丝悲哀将给予我们这些后来者以足够的警醒和绵长的回味。

徐晓《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中,有一处说法不够准确:“……有打人成性,最终被他(高尔泰)打服了的工人阶级王杰三;……”其实,王杰三并不是被高尔泰打服的,王杰三是因为被高尔泰抓住了把柄才不得不服的。

王杰三何许人也?高尔泰在《伴儿》一文中对他有详细的交代:“王杰三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汽车司机。粗壮雄健,腹胸四肢杂毛连颊,一股子江湖豪客的剽悍之气。他当过国民党驻军廖师长的司机,跟着廖师长耀武扬威,人见人怕。到饭馆里吃喝,如果廖师长对饭菜不满,他就把桌子掀翻。四九年后廖师长被枪毙,他坐了一年牢。出来后生活无着,常书鸿看中了他的驾驶技术,让他到所里开车,当了工人。”

让高尔泰恼火的是,这家伙经常在深更半夜踢他家的门:“他常去拉煤,每次都要到深夜两三点钟以后才回来,一肚子怒气。每次回来,都是一下车就来猛踢我们家的门。踢到我下了床开了门,他吼一声‘卸煤去’,就走了。这完全是他个人加给我的任务。他只叫我不叫别人,也并不是特意同我过不去,而是因为他从煤场回家正好要经过我家。更深夜半,他累了,不想再费心绕道去找别人。”

对王杰三的蛮横,高尔泰当然是敢怒而不敢言,但怨气在心里积久了,总要爆发的。一次,在深山开荒,两人终于交起手来:

“冷不防他猛一脚蹬得我栽到斜坡上。我在滚下去以前刚好来得及抓住那只脚,把他一起拖了下来。两个人撕扯着往下滚,一直滚到谷底。我愤怒得丧失了理智,在他已无力还手时骑在他胸脯上拼命打他的耳光。他是络腮胡子,刚刮过不久,胡茬儿扎得手掌心烧痛,我都顾不得了。刚停下来,想到他深夜踢门的情景,就又打。”

打打停停,不知道怎么收场,渐渐冷静下来,高尔泰想到后果,害怕了。“又把他拉起来,替他整理扑打衣服头发,找回他的帽子并替他戴上。戴上后左看右看,做着鬼脸,想把这件事弄成一个玩笑,但是不成。不管我怎么示好他都不买帐,喉咙里兀自嘟囔:好哇你,阶级报复,咱们走着瞧。”

一路上,尽管高尔泰不断求饶,百般讨好,但王杰三不为所动。情急之下,高尔泰想出了一个办法。

“我追上一步,同他并排走,说,王师傅,我听信了一个谣言,说你是廖师长的司机,反革命的走狗。这分明是恶毒攻击伟大的工人阶级,但我思想没改造好,革命警惕性不高,糊里糊涂信了,以为你是混进工人阶级队伍的阶级敌人,把工人阶级你当反革命来打,这不是毛主席说的‘人妖颠倒是非淆’吗,这个错误太严重了,必须重视。回去了我给军宣队、工宣队,还有全体革命群众做检讨。”

听了这番话,开始,王杰三还很镇定,但一会儿他就沉不住气了:

“走了很长一段路,突然说,我告诉你,你检讨对你不利。我说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怎么还能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要割尾巴,就不能怕痛么。他站住了,转身面对我,说,你以为一检讨就没事啦?事儿越说越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劝你别来事——我这是为你好。我说我知道王师傅一向关心我,我很感谢,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了,我怎么办?他说,怎么会呢,这是在戈壁滩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谁知!

我说,那我就听王师傅的话吧。他高兴了,又说,我这是为你好。”

出于自卫,高尔泰无奈之下只得威胁对方要揭对方的老底。这一招果然奏效。但我想,高尔泰如愿以偿之后除了松了口气外,绝不会感到高兴。因为靠揭老底、抓小辩的这种近乎无赖的办法制服对方,绝不是高尔泰所想做的。王杰三认输了,但高尔泰并非胜利者,因为他不是靠文明的思想去感化对方,也不是靠正义的力量来制服对方的。他教训对方的办法恰恰是他自己所深恶痛绝的,换句话说,高尔泰为了制服一个小人而不得不做了一次小人。

高尔泰对王杰三的反戈一击,让我想起“钱锺书打人”事件。钱锺书也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打了那个“革命分子”,但打人之后的钱锺书并没有伸张正义的快感,反而对自己的行为很不满,他大发感慨道:“和什么等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

当然,罪魁祸首仍然是那个荒谬的人妖颠倒的年代,它让善良的人变得凶残;让斯文的人变得野蛮;让淳朴的人变得狡狯。我想,那个冷酷、野蛮年代的最可怕之处,或许在于它让人们被迫接受这样一种观念:“你要无情才能活在这个无情的世界上。”(电影《凡尔杜先生》的台词)

当然,高尔泰是不会接受这个观念的。一个勇于反思、勇于自剖的人,是不会让愤怒之火吞噬自己的良知的,也不会让荒谬的时代扭曲自己的心灵,更不会让污浊的社会腐蚀自己的品德。相反,在那个严酷的时代,他学会了宽恕别人,也学会了拷问自己,正因如此,他高贵而圣洁的人格才在那个黑暗年代奕奕生辉。

常书鸿先生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某种程度而言,他是高尔泰的恩人,因为,正是在他的热心关照下,高尔泰才得以在敦煌艺术研究所觅得一席之地。正因如此,文革爆发后,两人的命运就绑在一块了。

  “大家成了革命群众,先生成了革命对象。把我这个右派分子调进敦煌这件事,成了先生反对革命的证明。我的问题都成了他的问题,因为我是他弄来的。大家以此为突破口,揭发出他更多更大的‘罪行’。先生被打翻在地,被称为老牛鬼,李承仙被称为大蛇神,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常李夫妻黑店。我则被说成他们的黑帮死党。开他们的斗争会,有时也拉我陪斗。”

    但一个偶然的事件让常书鸿夫妇的命运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有个叫韩素英的外国女人到中国来,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常、李因此都被解放了,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住院疗伤。上级责令拨款,为他们突击修复和装潢那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住宅,以便‘接待外宾’。事后先生客居兰州,成了新闻人物。”

其时住在酒泉的高尔泰闻讯后,便去兰州找这位老领导。“我想标准是统一的,他们判罪比我重,都没事了,我干吗还有事?我想,只要他给哪个主管提一下,问题就解决了。此外,也想同他们谈谈心,舒解一下郁积在心头的悲哀和痛苦。”

可是,对于远道而来的高尔泰父女(因为妻子早逝,高尔泰无论到哪只能将幼女带在身边),常书鸿夫妇却十分冷淡,全然没了过去的那种热情。忍受不了对方的敷衍,高尔泰愤而告辞。

“走在街上,越想越气:没问我境遇怎么样,没问我到兰州来干吗,几时来的,住在哪里,也没问李茨林(高尔泰去世不久的妻子)怎么没有一起来。‘文革’中茨林到莫高窟探望我时,给他们送药品、送小报(各地红卫兵油印的小报)、送食品,他们都喜欢她,见了很亲热。我想这次,起码会问一声她。我就要给他们谈谈她,她的善良真诚,她的不幸遭遇,她的逝世。我很想很想,有人能听我谈一谈她。但是他们没问,我更无从提起。坏毛病难改,火车上又写了四句《又呈》,一回到酒泉,就给他们寄了过去:

画图海内旧知名,卅载敦煌有遗音。

如何闲却丹青手,拼将老骨媚公卿?”

几个月后,高尔泰遇见一个名叫吴坚的人,此人曾是甘肃省委宣传部长,后在文革中被打倒。从吴坚口中,高尔泰才得知,常书鸿的处境并不好。

“……他一介书生,只那么一点道行,能玩得转吗?你知道吗,你那次去,把他吓得不行。你想,要是冼恒汉来了,面对一个衣服破烂、阴沉粗暴的家伙,他老先生怎么个圆转法?你不光是‘文革’里面的问题,你还有五七年的问题哩,怎么个圆转法?”

吴坚这番话,使高尔泰陷入深深的反省中,他对常书鸿先生的抱怨、恼怒完全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自责和愧疚。

“回想当时,老两口在那么紧张的心情中能让我待那么久,已经很迁就了。我想,假如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们当会以实相告,要求我暂先回避一下。他们没那么做,已经很体谅了。突然登门,把别人吓得不行,急得不行,自己还气得不行,这岂止是麻木和蛮横而已,简直就是‘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先生于我有深恩厚泽,何至于怨之不足,还要恶言相向?我想我真是个混蛋。我想,纵然他不再理我,这份愧疚也去不掉了。”

一个人,只有愿意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才会虚怀若谷宽容别人;才会毫不留情苛求自己。一个人,只有勇于反思、勇于自剖,才会冷静而无情地审视自身的丑陋和卑琐,只有这样才会防微杜渐防止人格的蜕化变质。高尔泰正是这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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