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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思想界的真实图景（下）
李劼

三、儒术复辟和文艺复兴

徐友渔君在《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一文中，可能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影响，过分夸大了。因为自由主义也罢，新左派也罢，进不进入21世纪，跟中国当代到底有没有思想，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这场学术游戏，可能让西方学院里的一些汉学家感到好奇。至于同胞同行，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并不真的当回事。就算他们彼此确实在学术规范上努力了一把，但学术规范是否真的就是他们那么认为的、就是他们那么努力的，却是很令人怀疑的。比如，自由主义者们十分推崇的哈耶克，就是一个非常不规范的学者。研究哈耶克的思想，除了应该注意到当年朝圣山学社诸君，还应该注意到哈耶克的爱情传奇。哈耶克在著述中的许多激情和许多灵感，不是来自学术规范，而是来自个人的情感波折。西方学界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思想家们可说是越来越不规范，否则就不可能产生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或者哈耶克。所谓的学术规范对于学院里的教授也许是有意义的，写论文做学问，都得有个统一的标准。但对于自由的思想来说，不是思想跟着规范走，而是规范随着思想改变和更新。

我很不以为然的法国后现代学者德里达，无论在自由主义者还是在新左人物眼里，都应该算作是规范的了。但他们可能不曾想过，德里达恰好是杜撰了一个很不规范的词（Differance）起家的。汪晖们煞有介事地把德里达请到中国对话交流，满心以为可以籍此让德里达知道中国学人对他的崇敬。殊不知，德里达被弄得一头雾水，根本搞不不清楚他的中国崇拜者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以德里达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他可能会怀疑，中国到底有没有自由思想意义上的思想界。因为中国学人对思想界的理解，通常是一个具有中心话语意味的思想舞台。而西方学者心目中的思想界，却是一个个很小的人文圈子。尤其是在一个网络时代，思想，已经完全丧失了中心，变得非常个人化，圈子化。像甘阳那种作政治报告式的文章，在西方自由思想者眼里，几近于疯子的呓语。但中国的所谓思想界特色，又恰好在于，到处充满这样的呓语。

徐友渔君感叹的保守主义抬头的年头，恰好是中国思想界很不保守的蠢蠢欲动之时。中国的文化人突然不再沉寂，而是纷纷进入了竞技状态。一会儿易中天出场了，一会儿于丹走红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文章没能抓住的中国读者，一下子对文化表现出了像炒股一样的狂热。弄不懂这算是中国的读者太浅薄，还是精英们的文章太深奥。总之，思想舞台上的灯光，一下子全部打到新冒出的文化明星身上去了。玩弄学术概念虽然安全，但也确实难以获众。自由主义者应该由此意识到，真正的自由思想者，有时只能是孤独的。

徐友渔君的《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一文表明，作者似乎还不甘于就此孤独。但徐君毕竟有些底气，行事老到，不至于像刘军宁君那样，按耐不住。在那股汹涌澎湃的复古主义潮流面前，刘军宁完全失控地喊出了文艺复兴的口号。喊出口号还不算数，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答疑。并且，还要在答疑中不无夸张地鼓动他人：你就是大树，你就是大师！仿佛中国一不留神跌进了一个人人成为大师的时代。刘军宁的这种狂热，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了大跃进时代的郭沫若，也是这么的夸张，也是这么的言不择词：人人写诗，人人都能成为大诗人。

在我印象中，自80年代崛起的众多学人里，好像朱大可说话经常带有这种特点。大可君如今已经年近半百，却依然像个贪功好名的大孩子。只要把他放到公众舞台上，马上就开心得忘乎所以，什么话都肯说的。一会儿宣称他跟文学的离婚已经无可挽回，一会儿断言中国文坛已成为庞大垃圾场。但千万不要以为，大可君是个顽劣的文化儿童。大可君其实是个童心未泯的文化角斗士。他虽然一再以流氓为话题，忙得不亦乐乎，又是给流氓作精神分析，又是端出流氓的盛宴，还要描述流氓话语的诗歌摇篮，然而，他骨子里却一点不流氓。他只想得到他人的尊重。只要你尊重他，什么都好商量。要是你把他当作大师来赞美，他马上认定你是世界上最正派的人。

大可君又是个永远不合时宜的人。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做学术游戏的时候，大可的文章因为不够规范，而被游戏双方心照不宣地刻意冷落。在儒术开始走俏之际，大可之于流氓话语的批判又不够严肃，不符合讲经宣教的礼仪。在学术超女面前，大可不仅成不了学术超男，就连他那男性的性别，都不得不在大众化的潮流跟前屈居劣势。

当今中国，让一位女士当众诵经读经，不仅表示了对先圣的巨大敬意，也同时体现了妇女解放的时代保鲜性。至于孔老夫子对此是否有异议，自有领导去跟他老人家做工作。比如，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不容易，与其让朱大可那样的小赤佬胡天胡帝，还不如让小于同志主持一下《论语》的解释工作嘛。只要领导满意，群众高兴，上上下下，皆大欢喜，不就行了嘛。

时代是在进步的，孔子同志自然也得与时俱进，千万不要倚老卖老。把马克思换成孔夫子，并不是孔子同志的《论语》写得比马克思同志的《资本论》更出色，而是孔子的《论语》乃古代汉语，比翻译成现代汉语的《资本论》要难懂得多。如今的时代，越难懂的东西越走俏，好比股市里的股票一样，越是看上去高深莫测，就越会被人一抢而光。所谓的读经，不就是炒股么？炒股炒的是物质文明，读经读的是精神文明。这就叫做两手都要硬。当年的大炼钢铁虽然过时了，但大炼钢铁时的那种人多热气高干劲大，依然存在。这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中华民族的特色，就在于这样的一拥而上，就在于这样的一抢而光。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除非疯子，才会以为，这个民族动不动就发疯。一个正常的民族，需要的就是各种意义上的春药。倘若股票可以是春药，《论语》为什么就不能成为春药呢？吃吧，喝吧，大家吃，大家喝。吃下去，喝下去，就和谐了。

这样的名堂，不要说刘军宁那样的自由主义学者，就是一班毫无主义的文盲，都不会看走眼。真是弄不懂，刘军宁君怎么会那么的沉不住气，迫不及待地跳上思想舞台，大声疾呼文艺复兴。慌什么，马克思都不灵了，孔夫子真的会显灵么？读经并不是当今的和谐社会才有的希奇事情，早在蒋介石时代，人家就已经玩过了。看着别人因为读经而风光，心里痒痒了是不是？没关系的。别人热闹之际，正好是自己安静的时候。把没有读明白的书，好好读一读。把没有想明白的事情，好好想一想。比如，儒家真的可以和自由主义嫁接到一起么？

朱大可的辞藻是华丽的，但朱大可的感觉却是犀利的，具有穿透力的。相比之下，刘军宁的表述虽然简朴，却实在是相当含混。在《自由主义与儒教社会》一文中，刘军宁非常自信地如此写道：

儒家和自由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传统，但同作为人类生存经验的智慧结晶，无疑应有相通之处。拿儒学与自由主义作比较对照并不是要看看两者是否完全重合。若是两者真的能够完全重合，有一方倒反而有可能成为多余的。

以两者完全重合是不可能的假设，来断言彼此重合的可能。照此推理，世界上任何两种学说，都是可以嫁接到一起的。不只是儒教和自由主义，对不对？也许刘军宁自己都觉得这样的逻辑过于荒唐，接下去转了个弯：

我们知道，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的真正对接还必须落实到儒家教化的层次上。因此，从实践上看，沟通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可以为儒教与自由主义的对接提供思想支撑；所以，儒家思想和自由主义的对话则是东西方思想对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怎么个沟通呢？怎么个对话呢？总不致于叫孔夫子重新活过来，叫所有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重新活过来。刘军宁当然不是不知道这样的不可能，他这么说的意思，无非是想让他一面代表儒家，一面代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然后听凭他将两者作任意的嫁接。刘宁军作出这种假定，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完全抽掉了儒家和自由主义的历史语境，把他们简约成人类生存经验的公分母，然后再除以刘军宁的努力，得出儒家自由主义的成果。真是没想到，自由主义还有这种玩法的。至于在接下去有关儒家与民主政治制度的“沟通”上，刘军宁也是给双方找出一个公约数，然后嫁接到一起。先是：

……但是儒家的代表理论却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明君贤相所具备的美德和知识能够“代表”民间的利益要求。它可以称为贤能代表说，即政府通过对民间的各方利益作通盘的考虑和安排去洞察和辅导来满足民间的利益要求，而不鼓励民间拿自己的利益要求来同中央抗衡。

然后再是把西方的民制度归结为“利益代表说”，因为：

由于政府在—个国家担负着管理公共事务的任务，因此，在政治与民间不论是否有现代意义上的代议制，都必定存在着某种利益代表机制。这种代表机制作为政府与民间的沟通管道和政府决策的依据，在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始终在运作着。

于是，奇迹就通过这二个代表制而被刘军宁发现了：

东亚的经验表明，这两种代表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把两者的优点集中起来。

又是贤能代表，又是利益代表，在讲利的同时，又兼顾了义。除了共产主义乌托邦，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美妙的制度么？我想是没有了。刘军宁这样的玩法，让很能在华人世界里四处混江湖的杜维明，都会自叹不如的。我曾经在《杜维明的文化投机》一文中，对那位哈佛大学的教授，作过自已都觉得过于尖刻的形容：“一会儿用英语向西方世界宣讲，一会儿用中文向中国同胞布道。说是孔子再世，却过于油头粉面；说是儒家的现代牧师，又没有丝毫虔诚……油嘴滑舌，团团作揖，眼观六路，八面玲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在不同的场合作不同的定义。一会儿慷慨激昂，一会儿低声下气。刚刚还是庄严法相，转眼就像花旦般地向听众捏出一个兰花指。”但我没有想到，私下里一向看重的自由主义同仁刘军宁君，也会在文章里像杜教授那样的轻浮。

在先秦诸子当中，老子的思想是最具普世价值、最有永恒性的。老子的道论，乃宇宙之论。老子的德论，关系着生命本身的修为。正是这样的普世性，使老子的《道德经》成为西方世界之于中国思想文化著述的首译，据说，大约有一百多种。相比之下，庄子著述由于其表达方式的中国文化特点，其自由思想在西方的译介远不及老子。而且，庄子的思想，也不是什么人类生存经验的智慧结晶，而是有关存在的诗话，与荷尔德林的著述相近。至于孔孟学说，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话语的历史性和文化的生命力，完全取决于有无专制文化的特定语境。

中国的专制文化，除了制度上的极权，在话语上也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文化特色。中国的专制话语，不啻孔孟之道，尚有以法家为名的权争谋略和极权之术。专制的维系，既离不开权谋，也离不开愚民。权谋是权力的争夺，愚民是权力的维系。权力在巩固的时候需要愚民，权力在式微的时候也需要愚民。争权的时候，人人做流氓，但权力之下的子民，却不能个个是虎狼。孔孟之道，是一种把民众驯服为家禽的伦理道德。即便厌恶孔孟如毛泽东，在其统治时期也下意识地使用孔孟式的驯化方式。树立道德榜样，鼓励民众效忠，建立森严壁垒的等级关系。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无一不是孔子所热衷的秩序和礼仪，只不过换了种说法，改了个名称而已。假如碰上蒋介石时代的台湾人，他们也会告诉你，在那个时代，听到蒋介石的名字，应该如何的立正，如何的表示敬意。专制底下的人群，诸如上下等级，高低尊卑，必须分得十分清楚的。大家都平等了，权力的威严、权力的荣耀怎么办？

台湾进入民主政治时代之后，儒家那套观念，自然而然地会越来越淡薄，儒家的那套礼仪，也会在人们心目中越来越淡漠。要不然，像杜维明那样的新儒家教授，没有必要专门跑到新加坡去推广儒学，也没有必要特意跑到中国大陆享受一下高等华人的快乐。对于儒家来说，新也罢，旧也罢，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乘着专制尚存，赶快玩一把。坐个末班车还是很赶趟的。

（一）（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