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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画”世界华语文学版图?
——评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
郜元宝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文学引来了令人振奋的“新时期”,文学评论也业绩骄人,一时间多少才俊各擅胜场,评论的辐射力几乎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九十年代以后,创作似乎与时俱进,各方面评价虽未必一致,但要完全抹杀,殆非易事。“八十年代”一度是批评九十年代的一个标准,一个坐标,但这种后向式思维很快就被证明是昔日某些文学骄子怀旧情绪作祟。九十年代文学不仅没有被八十年代的光焰笼罩,反而有后来居上之势。自然,有进步也有退步,有旺相也有衰相,有健康的增长,也有恶劣的商业刺激和炒作,其复杂性真也一言难尽。

评论的情形却不容乐观。九十年代,“大学批评”迅速取代八十年代由作协和社会闲散人员构建的江湖批评而定于一尊。进入大学的批评确也令人刮目相看,但不可否认,作为“行动的美学”,批评应有的根植于生活大地的灵气、与作品世界同时诞生的丰富质感、精神探索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既非理论家也非作家所擅长却为批评家所特有的中介话语,还是明显减弱了。文章越写越有学问,越写越有规范,引文注释也越拉越长,但奴性的理论稗贩、呆板的话语操作、雷同的主题演绎,也越来越使批评魅力全失。过去许多批评爱好者对今日大学批评只能敬而远之。与创作相比,批评的辐射面实在收缩得更大。尽管大学批评不肯示人以弱,甚至反诬过去的文学批评既浅且陋,但事实上,九十年代批评最终也只能身披学术华衮,龟缩在大学校园日益豪华的学术报告厅里哼哼唧唧。它真正顾盼自雄的,或许只有可观的科研经费、以师承关系恐怖繁衍的新批评家族、同样恐怖增加的“学术成果”。

在文学批评如此不振乃至与时俱退的情势下,王德威君《当代小说二十家》在大陆出版 ,自然受到关心批评的读者的注意。1996年至2002年,王君应台北麦田出版公司之请编辑一套“当代小说家”书系,同时为每位入选小说家撰写一篇序论,结集起来,就是这本35万字的大书。王君不恤降下著名的比较文学和近现代中国文学专家的身段,从美国教授繁重的教学工作中抽出宝贵余暇,焚膏继晷,兀兀六载,坚持用最实在、最吃力、目前差不多已经绝迹了的传统批评模式——作家论——为二十个不同地区不同背景不同风格的当代华语作家逐个画像,真有点争天拒俗、力挽狂澜的气魄。

但读完该书,我还是颇感失望。王君以作家论之名所行的仍是大学批评的勾当,而且他提供给我们的恐怕还是一种登峰造极的大学批评模式。

王君从“两岸四地(大陆、香港、台湾、星马)”以及北美地区一共选出二十位华语作家,这诚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与该地区实际的文学构图相比,挂漏无疑太多。王安忆、苏童、余华、李锐、叶兆言、莫言、阿城,自然是80年代以来大陆地区七位重要作家,但他们的特色和成就无论无何放大,也不足以覆盖大陆地区当代文学的版图。至于其余十三位,恐怕也很难代表台湾、香港、星马以及北美华语文学的主流。这些地区同属“当代”的许多重要作家,都没有触及。另外,9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华人新移民作家”以及80年代末“离散”中国作家,也无一人入选。

考虑到该书乃是应出版社之邀编辑的小说卷绪论的合集,这种狭窄的论述范围原也不必苛求。问题是,王君围绕这二十位作家展开的理论与历史的论述空间异常阔大,所存之目标异常高远,这就与实际论述对象之间很不相称。

首先,读王君书,虽然不能获得两岸四地和北美地区更多不同年龄段“当代作家”的信息,却可以经常碰到卢卡契、巴赫金、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本雅明、阿多诺、海德格尔、德理达、佛洛伊德、福科、拉康、朱利雅.克丽斯蒂娃、霍米.巴芭、鲍德理亚尔、巴塔耶、德鲁兹、萨义德、夏济安、夏志清、周蕾、王斑、唐小兵、张旭东、杨小滨等二十多位西方学者与汉学家的大名,经常欣赏到王君对叙述与描写理论、狂欢节理论、结构主义、解构论、诠释学、存在论、魂在论、心理分析、知识考掘、规训、疯狂、播撒与延异、色情理论、暴力理论、身体政治、女权理论、东方主义、后殖民论、新历史主义、民族志学、国族叙事、历史书写、原初激情、流浪汉小说、成长小说、哥特小说、后设小说、离散叙事、鲁迅作品黑暗面、现代作家感时忧国精神、现代性--------不厌其烦的演练。

这是丰富驳杂的理论信息与单薄的论述对象之间严重的不相称。有时候论述一个作家,会动用多种哲学和批评理论。尽管王君对每一位作家的创作都努力概括出几个关键点(通常就用作小标题),但由于他和作家之间横亘着太过辽阔的理论空间,由于他太想通过这种理论空间的拓展来重建当代世界华语文学的论述框架,就无法对具体作家进行更精微的洞察和更诚实的逼视。问题好象都点到了(其实这也很可贵),但不深不贴,最后留给读者的印象还是当初那几个关键词,以及重叠在作家身上的众多理论标签。有些关键词和理论标签甚至一鸡多吃,比如周蕾(Rey Chow)发明的“原初激情”以及王君自铸(?)的“老灵魂”、“拾骨者”,就被反复运用于有关台湾作家朱天心、舞鹤、黄锦树、李永平等人的论述,这尽管显示了这几位作家的联系,但也抹平了差异,最后只提取了理论预设的某些共性。如此理论爆炸、标签批发,令读者头晕目眩,自救不暇,又怎能看清作家的面貌、听明论者的所指?用大炮打蚊子,固然足够威猛,但在炫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同时,恐怕连自己所毁灭的是蚊子还是别的什么,都不能了然。这也可谓有一得,必有一失。

其次,我们所面对的只是两岸四地与北美地区二十位中青年华语作家,王君却为他们请来塞万提斯、莱蒙托夫、陀斯妥耶夫思基、普鲁斯特、米兰.昆德拉、科勒律治、康拉德、赫胥黎、萨德、福克纳、歌德、托马斯.曼、拉什迪等众多欧美作家以及司马迁、曹雪芹、沈复、李伯元、韩邦庆、苏曼殊、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老舍、沈从文、巴金、端木蕻良、三十年代上海新感觉派作家、张爱玲、苏青、徐訏、路翎、胡兰成来作陪,阵容豪华奢侈,背景雄浑壮美:二十位中青年华语作家何其重要若此,又何其幸运若此!

于是乎,王安忆、朱天文成了“海派师奶”张爱玲的传人,但朱的《荒人手记》和鲁迅的《狂人日记》“竟有不可思议的对应性”,王的《遍地枭雄》却“仍然在思考《骆驼祥子》所提出的问题”,她的《弟兄们》则是对庐隐《海滨故人》的“敬礼”。王君整理的海派文学谱系实在够乱的,也不知道他究竟认为王安忆是海派传人,抑或“京海合流”?私淑胡兰成的朱天心,因其小说人物寡恩少爱,则被王君断言继承了太史公、鲁迅“发愤著书”、“怨毒著书”、“反抗绝望”乃至尼采“辱根说”(ressentiment)和陀斯妥耶夫思基“地下室人”的传统,她的《漫游者》更使王君油然想到鲁迅的《墓碣文》。苏童以其“南方写作”充当了描写俄国南方的莱蒙托夫、描写意大利风光的托马斯.曼、描写美国南方的福克纳的“后之来者”,但王君又由萨义德“东方主义”脱胎换骨出“南方主义”,意谓苏童把南方概念化凝固化陌生化他者化,一如萨义德指责欧洲文人把东方概念化凝固化陌生化他者化。王君对这位“南方写作”的“后之来者”褒耶贬耶,实在暧昧难明。至于李锐,他的《旧址》在王君看来恰好是巴金的《家》在“‘家’毁人亡后的‘旧址’”——历史在这里衔接得天衣无缝。李昂的《暗夜》使王君“想到30年代作家茅盾有名的商战小说《子夜》;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接续了鲁迅的《过客》,又重演了工农红军的“长征”,至于《活着》中的福贵则是“中国版的约伯”,但又“恰如柯勒律治(Samuel T.Coleridge)的《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的老舟子”;骆以军的小说《远方》呼应了鲁迅的散文《父亲的病》,李渝的《贤明时代》隔着八十多年而与鲁迅的《故事新编》“对话”,迁居台湾的马华作家李永平则赓续了从苏曼殊、郁达夫、新感觉派、路翎乃至无名氏迤俪而下的“浪子文学”传统;张贵兴的《赛莲之歌》“在在让我想到乔伊斯(James Joyce)《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而张的另一部小说《群像》则“仿照了康拉德《黑暗之心》的模式”。另外,因为王君是沈从文专家,可怜这位来自湘西的“乡下人”就不能不额外忙碌,不断出场,为众多两岸四地以及北美地区当代华语作家充当文学史的前驱或陪衬,甚至与嗜疥成癖的莫言“在营造原乡视野,化腐朽为神奇的抱负上,倒是有志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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