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放逐
老鱼

一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若干年以来，当有朋友问及我个人的那段经历时，我一直没有像本文这样娓娓道来。在今天披露那些往事并非是单纯想吸引大家的眼球，藏在记忆深处的那些逃亡映像有时候会冷不丁的从脑海里冒出来，一个个我所认识、不认识但都真心帮助过我的人的面容仍是那么的亲切和熟悉，一次次无私相助的场景仍历历在目。现在，我决定将这些故事讲给大家听，主要目的是基于一种感恩的心态，在事情过去了N年之后，我要通过这种方式向曾经有恩于我的你们表达我的敬意和真诚的感谢。这篇文字依然是我真实的回忆，出于对某些问题的顾忌，其中的一些人名我将选择隐去。）

渔船的马达声终于平息，漆黑的船舱夹层里突然安静了下来，耳朵里机器的共鸣声慢慢减弱之后，海浪轻轻拍打船舷的声响就渐渐显得清晰。我按了一下手腕上的电子表，微弱的光亮显示出此刻的时辰：北京时间20点47分（某年9月23日）。从行船的时间上判断我们身处的这艘渔船已经进入香港水域，一刹那间我突然感觉到鼻子的一阵酸楚，我这一次疯狂的举动缘于对自由的渴望和企盼远离恐惧，而现在，在经历了太多的艰难之后，我成功地达到了自己想投奔的目的地：香港，一名不折不扣的偷渡者则是我到达香港时的真实身份。

我们搭乘的是一艘沿海常见的小吨位渔船，所处的夹层依附于船底的中央，是一个由钢板焊结成的金属盒子，面积约有8-9个平米，高度约80厘米。这个设计完全是为了走私物品的需要，这是广东一带走私人员各种瞒天过海的船只改装把戏之一。所以要藏身于此就毫无舒适可言，在经过近8个小时的海上颠簸后，夹层里的10来位同行者大多昏昏欲睡，大家分散着躺在冰冷甲板的各个角落里，空余的地方摊着一堆堆呕吐物，晕船、心理压力、异味充斥和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让夹层里的多数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一阵响动之后，夹层的暗门被打开了，一束耀眼的手电筒光亮照了进来。

“到了！你们动作快点，马上出来！”船老大压低了声音急迫地告诉大家，这话音刚落，夹层里立即就生动起来，大家争先恐后地坐起身子，猫着腰在夹层里移动着，迈过脚下的污秽物，迅速地从狭小的暗门爬了出去。

夹层的暗门藏在船的某个舱里，当我通过一段黑暗的通道，探头从船的窗口往外望去时，那扑面而来的满目城市灯火顿时让我激动不已。当我在香港稳定下来之后，我凭着记忆，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湾附近寻找了2天，终于找到了我到达香港时登陆的地方——香港岛西环靠近维多尼亚海湾的一处高架桥下面，附近有一个小小的四方形避风港。

二

那是一个初夏闷热的下午，铅色的天空中飘荡着黑色的烟雾，孕育着一场随时要倾盆而来的风雨。当我被好友的自行车驮着吃力地回到中央戏剧学院学生宿舍时，在楼道里聚集的同学和老师们对我伤势都大吃一惊：左额头上有一个隆起的血包，高出原地约4 厘米，经过纱布缠绕更夸张了伤处的造型。我浑身上下都布满了淤血的印迹，从伤痕的形状看可以判断出是什么肢体部位、物体所造成的。

我斜靠在被子上，努力想找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姿势，尽量不要碰着比较严重的伤处。同屋的同学按我的意思帮我收拾衣物，塞进一个箱子里，我觉得继续呆在学校里不是当前的第一选择。老师、同学在我所在的寝室进进出出，大家在安慰我时都表情凝重，眼里闪动着泪花，在一种压抑的氛围里我虽接受到的是只言片语，但我心里却有太多的感动。我没有告诉大家我下一步的去向，只告诉大家我可能要离开这个城市，那一刻我对未来不敢有任何奢望。一位同学交给我1200元钱，这是山东一所艺术院校同学们捐出来的，这些钱在后来的日子里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所以我愿意在此对那些既为谋面、甚至不知道姓名的同学道一声谢谢。学院当即决定派轿车送我到我想去的地方。

我坐着学院唯一的一辆轿车，在老师同学们的目送下离开了长满翠绿爬山虎的宿舍楼，轿车行驶在街头时那雨点也开始掉落下来，而在我面颊滑落的则是一滴滴发热的眼泪。

轿车离开南锣鼓巷往地安门方向，很快就到了我要去的地方。那是位于厂桥附近的一所四合院，我一位朋友在院子最里边有一间小平房，我打算暂时到那里住上几天养养伤。晚上，几位朋友来到这里，大家分析了一下时局，但不管如何他们都劝我尽早离开这个伤心的城市。大家说话时都压低了嗓门，因为前一排房子里就住着一位老太太，她是街道上的居民代表，平时对我们的言行从来就没有顺眼的时候。但是就是在这个晚上，老太太自己亲手做了一大海碗鸡蛋面，叫她儿子给我送到房间来，并叫儿子转告她对我们的担心，原来老太太是看见我走进院子，我那一副惨兮兮的样子叫她立即明白了几分……写到这里，眼泪就有些挂不住了，那一刻的感动虽然流经N年，但在我心里仍是如此的清晰。

第二天一早，一位在中国音乐学院读书的老乡用一架小板车拉着我去火车站，赶到火车站时正好有一列火车要发车，终点是山西太原。我临时补票上车，在车厢坐下后我这副扮相引起了好些人的注意。旁边坐着的是一位北京交通大学在读的女研究生，个头不高，架着一副高度数的眼镜。经过简单交流，我们之间大致就有了了解，她也是在父母的催促下要回到在太原的家里。她见我伤势不轻，就叫来列车长，那列车长是一位中年女性，她见状立刻安排我去硬卧车厢躺着，还安排列车员照顾我的饮食。当天晚上，列车准点到达太原车站，我出站后因为人生地不熟，正犹豫去哪里落脚为好时，那位交大女生的母亲前来接站，当她清楚我的情况后就邀请我去她家里小住。

三

那位女研究生的家就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她的男朋友也非常欢迎我的到来。我在他们的照顾下静养了2天，在能够正常走动时我就走出房门，顺着太原著名的迎泽大街漫无目的的瞎逛。那时候太原的气氛不算紧张，街头的动荡已经趋于平息。我还去找了家住太原的同学，他们是中戏山西歌剧班的，大家见面喝了一顿酒，谈起时局都不住地叹气。

第3天，我觉得伤势有些好转，脑子里就有了回学校的念头，于是告别了那好心的一家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遗憾的是我没能留下那位女生家里的电话，从此与他们一家失去了联系，真希望那些他们好心的举动事后没给他们带来麻烦。多年后我去太原出差，曾试图找到那片记忆中的宿舍区，但那附近几条街区已是新建筑林立，模糊的印象再次陷入新的茫然。

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命运，有时候命运就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让你不得不相信一些所谓的神奇。我至今也无法知晓整个事情的背景，但从那军人口里说出了几句话之后，才真正开始改变我的命运。就在转身的那一刻，我作出了一个关于我自己今后命运的决定。

那是在12日的13点左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午后的阳光明晃晃地照着大地，我多半是出于好奇，产生了要回那地方去瞅一眼的想法。我用一顶帽子遮挡着头部的伤痕，骑着一辆自行车到了那附近，然后推着自行车边走边看。约百米之外的路口设有一个军人的执勤点，有几位要路过此地前往工作单位的人正向军人解释要经过此地的理由。我见周围气氛平和，就推着自行车朝他们走去，想近距离看看那熟悉的景致。我已经走到执勤军人们的面前，那几人因为还没被放行仍努力地向军人们解释着什么。我装出平静的样子，仿佛心不在焉地张望着远处。这时候一个着军人干部装、背着冲锋枪的军人径直走到我的面前，说了一句“你走吧！”，我迟疑了一下，还以为这里属于管制禁区不让闲人滞留，但是他接下去说出的话让我惊出一身冷汗，这个军人见我没什么反应，就用更为严厉地口吻说：“你赶紧走吧，我们都认识你！你走吧！”军人说完这话若无其事地往旁边去了，我心里当时受到的震撼几乎让我呆在原地，但是我立即就彻底明白了那军人的好意，我故作镇静地转过身来，慢慢骑上自行车，我对那军人心存感激的同时又感到莫大的威胁，这个“我们都认识你”的说法从何而来？对方幕后都有哪些运作？我将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越往后想我心里越不是滋味，一走了之的愿望立刻就涌上了心头。

四

第二天上午，我就坐在了去重庆的火车上，经过几十个小时的摇晃回到重庆渝中区储奇门家里。当党报记者的父亲自然不完全同意我的所作所为，我们之间有过N次激烈的争论。其实我父亲对有些东西在反右时已经明白过来，他在那一次惊心动魄的运动中与恐怖之网几乎是擦肩而过，单落下一个什么警告处分。那几天媒体上接连有所谓“英雄榜”发布，我担心会不会突然间自己也榜上有名，因此给家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所以我在回家的第二天又登上了去广州的列车，与家人不辞而别。

在列车上我认识了几位去九寨沟旅行后回家的青年游客，大家经过交谈很快就相互熟悉起来。在分手的时候还互留了电话，他们还答应在广州给我做导游，不料后来当我陷入经济困境时，就是他们中的一位女孩给了我无私的帮助。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广州，举目无亲。但是我此行已经有了非常一个明确的目标，先进入深圳，再伺机偷渡香港，与那些是非作一个彻底的了结。到达广州的当天下午，我就开始着手相关的信息收集，我先是打听到在火车站前广场附近有办理去深圳的证件，到了那里才发现所有的窗口都因为相同的原因停办了这项业务。但是路边有人搭讪，说可以私下办理去深圳的《边防证》，为了消除我对事情的疑虑，他们承诺，办好证件并带我上火车到达深圳后，他们才收取费用。就是用现在的眼光看，人家的客户意识那算一个到家。但我毕竟还有几许遵纪守法的观念，我还担心当局有可能拿这件事说事儿，加重对我的处罚。所以我没有立即选择这个方案 ，想看看有没有更为安全的方式进入深圳。

但是，那时节风声鹤唳，几乎所有正常进入深圳的门已对我等关闭。就连我的扮相、我的口音在当地就显得突出，你去旅馆办理入住、你去叫出租车，人家两句话后就会问：你是从哪个什么地方来的吧？随后会再多看你几眼，看这张脸是否在“英雄榜”出现过，真是抬举我了。

我在广州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中午我就下定决心要与那帮黑道分子打交道，通过他们的渠道进入深圳。我收拾完行李，来到火车站前面的广场，找到昨天见过的那人，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以170元成交。他当即带着我搭乘公共汽车来到郊外的一个照相馆里，拍了证件照，照片很快就冲印出来。他又带我到了广州天河火车站，那时候天河一带还是一个大工地，十分的脏乱。

下午广州去深圳有一班列车是从天河站发车，我们十来位选择如此方式进入深圳的人分散坐在空空荡荡的候车室里，我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准备去面临不一样的挑战。接近发车的时间了，那人悄悄地递给我了一张《边防证》，我打开一看，除了看出印章是刚盖上去的以外，还真看不出别的毛病。当时坐火车进入深圳需要查验三次证件，第一次是上火车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列车上，第三次是在深圳出站口。

我手里拿着这张可能决定我命运的纸片，坦然地走向站台上了火车，途中甚至还给验证的公安一个微笑，最后凭着这张与我姓名、年龄和出身地不符的《边防证》顺利进入深圳。把费用支付给那人的同时，那张可爱的《边防证》又回到了他的手里。

我当时如果要继续拥有这张纸片，就需要额外支付200大洋，但是我有些心疼银两，就没舍得花这笔钱，结果导致第二天的牢狱之灾，心里怎一个悔字了得。

五

在深圳我还有几位认识的人，但是在当天天黑前我竟一个没找着，不是电话没人接就是找上门后被告知人已去外地，我顿时感到失望之极。那时在深圳，没有《边防证》任何酒店或招待所都不敢接收你的入住。夜幕下的深圳一片灯红酒绿，而我独自一人，疲惫、不安地在人群熙攘的街头走来晃去，盘算着下一步的去处。

快到半夜了，我来到一家石油公司的招待所，在与前台接待小姐一阵狂聊后，她终于相信了我没《边防证》的理由——被朋友拿去买机票去了，而朋友有急事去了广州。于是我便在那家招待所住了下来，一个套房里安排了好些个床位，我一看也没住几个人。直到半夜我被人们的嚷嚷惊醒去卫生间时，才发现套房里其实住了好些漂亮的妹子。

第二天早上，我与一位朋友打通了电话，原来他一夜搓麻未归，现在正准备睡觉呢。好在他住所就在招待所后面不远，我就赶去见了一面，我们约定白天我就出去四处走走，见见深圳的场面（我当时也就一内地来的土老冒），晚上再回到他家里住宿，其余的事情容慢慢商议。

有时候人不能太聪明，我自信有曾经的侦察兵经历，在面对危险行动时反而会更加细致，心理承受能力也应该没什么问题，结果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上街后买了一份深圳地图，把城市周边与香港接壤的部分地形研究了一番，发现往东去的盐田、小梅沙等地方存在的机会也许多一些，我就搭公车去盐田和小梅沙一带实地查看。到了小梅沙，我躺在松软的沙滩上，看着远处香港水域的那几个岛屿，通过目测，我觉两地之间的距离在4公里左右，按我当时的水性游上5、6个小时一定能泅渡过去。我发现小梅沙海滩东面还有一个边防巡逻艇的基地，我就耐心等待，看看他们出巡的时间安排。我甚至想租一部海边供游客娱乐的单人摩托小艇，趁人不备时在海面划出一道白浪朝香港方向疾驶而去，但我清楚地知道枪支的反应快慢和子弹的有效射程，而且摩托艇的速度似乎也不如巡逻艇，我那个惊险或浪漫的想法才没有实施。我当时的设计就是先回城采购一些必要的物资，如食品饮水、安全工具等，然后坐末班车到小梅沙，先潜伏在海边的灌木丛里，待夜深人静时再下海顺着退潮往外海游去。当然，这是我设计的一个最后方案，如果能得到朋友帮助、有别的办法可以顺利出去我何乐不为。

下午时分我又返回城里，去商店买了一些相关的物品，然后坐进一家小餐馆，默默地把计划反复推演，希望找出一些什么漏洞来。这时候我脑海里又冒出一个新的想法，我搭车去小梅沙两次经过沙头角，我觉得沙头角距香港那才叫零距离，如果在那里也有相同的泅渡机会哪岂不是事半功倍？起码节省大半的体力啊。我想着想着就走出餐馆，找到去沙头角的公车站，毫不犹豫的上车奔沙头角方向去了。

那时候沙头角的建筑远没有现在的多，靠近海边的地方就根本没有什么房子。只是有一条不高的堤坝沿着海岸线修建，有许多纳凉的人三三俩俩的在海边走动。我到达沙头角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我出于警惕先在距海边远远的地方观察附近的情况，我反复查看觉得好像四周也没什么危险存在，在海边执勤的武警并不干涉那些在海边纳凉散步的人群，我就顺着小路慢慢走近海堤。百十来米的对岸就是香港，一个陌生与熟悉的交织的地方。陌生是因为从未涉足半步，熟悉是我知道那里是一个与我们所处的国度几乎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我把附近的地形位置细看了一遍，觉得没什么机会。武警警戒哨位多，在夜里爬上海滩都相当的困难。就在我打算往回走回到公路上的时候，对我大为不妙的一幕出现了：约一个班的持枪武警分散着朝海边走来，他们沿路检查海边散步人群的证件。我后来才知道，这一地带一到黄昏时就开始戒严，直到第二天天明时刻。而我要回到公路上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只有与他们迎面而过。

我慢慢走近他们，一个武警士兵看见了我，他叫我拿出《边防证》，我自然没证件可以出示，就连《身份证》还押在招待所里，我向他解释着，说《边防证》放在酒店里了、《身份证》与《边防证》放在了一起云云，这战士看着听着突然后退了一步，举起步枪对着我，“不许动！”他立即叫来另外一个战友，对战友说：“这人看起来是一个学生。”靠！在那些日子里连学生的身份都与疑犯直接挂钩了。于是这两位战士一人担任警戒，一人上前搜查我的腰包，那些让人不用联想就知道你要干什么的东西就显露出来。我腰上系着的皮带被抽掉了，只好两手提着裤子，两只乌黑的枪口一直对着我。带队的武警干部闻讯赶过来，满脸兴奋的样子，连声表扬那战士有识别疑犯的好眼力。我心里那叫一个沮丧，一位曾经见过真枪真炮的侦察兵，居然败到了武警新兵的手里，而且败得十分窝囊。我那时候就暗暗发誓，一定要再来一回，一定要赢上一次。这就是我的性格，一切本性难移。那一天是6月24日，我一辈子都记着这个日子。

（一）（二） （三）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