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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春和︱知识分子的当下作为

左春和︱知识分子的当下作为

        在后极权主义社会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独立自洽的力量存在,其优越感来自一种自慰的幻觉,如果知识分子在洞穴中以领袖的姿态自居就只能永远深居其中。体制以及现实的一切都不应该归结为拒绝走出洞穴的借口,如果还是把一切归罪为体制的压迫,这个群体只能就地消失。知识分子不是指点江山的政治领袖,也不应是蛰伏洞穴的犬儒,应该是这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中的普通人群。只有是同样的命运才能同病相怜,也才有担当的力道和方法,尤其在今天,理论已显多余,过度的思想阐释有逃避现实之嫌,我们的生命在当下,我们就生活在当下,关键是怎么办?知识分子既不是体制的局内人,也不是大众的局外人。如果一些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来自自身对局内身份的认领,这显然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超级自恋,他不知道,权力这东西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生的厌恶,真正的知识分子永远不可能进入威权体制之内。如果一些知识分子又以大众观察的局外人身份自居,显然说明他已经脱离了知识有效作为的脐带,在权贵的压迫下,他在民众面前还想成为次级权贵。这样的知识分子无法成为与人民同命运的朋友,他只想让人民成为他的使徒。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获得了便捷的表达技术和传播手段,但失去了自身应该拥有的无畏和必须固守的品质,当下不是继续由他们启蒙大众,而是由大众进行反启蒙。西方有句谚语说,喋血乃是孕育政治理论的沃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每一次觉悟并不是来源于他的逻辑判断,而是民众在反抗中让热血将其溅醒。知识分子在经过了一个时代的屈辱之后,今天面临的不是着意刻画自己的知识身份和思想超迈,而是重新检视自己在当下的任务,否则,知识分子一方面会成为自娱自乐的现代犬儒,一方面成为后极权主义的帮凶。与民主政治中知识分子的任务不同,后极权主义语境中,知识分子必须从象牙塔里走下来,从洞穴中爬出来,然后与民众一起确认自身的受难者身份。

一、进行文化的反省和角色的回归是知识分子在当下的首要任务


第一,对启蒙的反省。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往往来自自身对于启蒙任务的认领,总以为自己在启蒙大众,或者是大众的精神领袖。这既是一种自负的精英立场,也是一种话语霸权,意味着知识与大众的隔离与分裂。知识分子身上并没有天生携带光明,他只是光明的反射者。大众自身也不是黑暗一片,虽然他们身处一种黑暗的包围。这种启蒙立场把大众进行了愚昧和黑暗的预设,然后对大众进行教育和训导,自己则因此而获得知识地位或者在江湖上被粉丝拥戴。从经验判断知道,任何一次文化启蒙不是知识分子的利益需要,就是自己的知识逻辑需要,启蒙运动的结果是让民众背负试错的代价。由知识分子发起的启蒙意在消解霸权话语,启蒙只是对抗愚昧的一种手段,但在启蒙运动中很容易异化,启蒙自身会变成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启蒙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在启蒙中会习惯一种革命思维,其结果是形成一个知识的精英阶层,然后是长期的以启蒙自居的自负。今天对于启蒙的反省并不是完全抛弃这种知识与黑暗的对抗,或者是知识分子对愚昧的解构,而是要把启蒙作为一种永不封闭的姿态,也就是不要过早地封闭它的价值体系,要对未来和民众永远进行敞开。民众不一定在特定时间内掌握真理,精英同样也不可能全部掌握真理。辛亥革命并非由精英发起,而五四运动也并非由民众进行扭曲。站在启蒙的立场上,精英的自负往往以知识为王,或者以知识统摄一切。但知识不是智慧,知识的相对性容易极端或固化。如果以知识代替智慧,只能是愚昧的结果。人的精神与心灵结构中有着永远不能被知识同化的智慧,否则,知识同样会成为灵魂的坟墓。这种启蒙的反思,一是需要反思知识分子自身的立场,如果知识分子没有高于民众的行为价值,他只是价值的记录者。一是需要反省知识的价值启蒙与当下的现实对接,启蒙知识之中一部分价值已经衰减,而现实永远是鲜活的。


第二,知识分子的角色回归。知识分子拥有相对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但并不等于优于大众的信息结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相反。知识判断更多的是一种纯粹的逻辑判断,而现实远比逻辑知识更为复杂、多变,有时,现实逻辑并不为知识判断提供支持。一些知识分子一味强调自身的知识身份,一方面是一种优越想象,总想领导大众,而不承认自己也是大众成员。一方面有着内在的权力倾向,这种权力情结与政治权力无异,只不过政治权力想在行为上统治大众,而文化权力想在思想上领导人民。罗素曾经提到一种僧侣的权力,这些传教士的权力就是依靠圣经,知识分子正是他们的后裔。知识分子可以凭知识形成自己的权力,因为知识容易令人信服或者让人崇拜。这样就形成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本身隐藏着文化权力,文化权力又形成对民众的压迫。知识分子由于拥有的知识资本和文化权力,其自身的精英意识极易膨胀,总认为自己可以领导群伦。这种自负的精英立场已经不是大众的同盟,而成为统治本身,很容易成为政治体制的在野力量,只不过都是用各自的方式束缚和压迫自由。如果不与大众结盟,知识分子的立场则是飘忽不定的,尽管他们高扬对政治体制的批判,这种批判姿态很容易被体制的利益力量所扭转,或者被吸纳。知识分子不是只对旧制度抱有批判的热情,而是需要对旧理想的彻底葬送,不否定旧的文化模式,就无从与大众完成立场的同构。这种知识分子角色的回归并不是要完全抛弃知识的判断和立场,也不是放弃知识的真理追求,而是自身的状态、利益立场与知识的方法需要现实的转型。正如崔卫平所说:“在谈论这个社会时,在谈到这个社会如何如何,以及应该如何如何去做即要为这个社会负责时,知识分子同样不能将自己排除在外。知识分子是运用‘概念’而工作的,当他的思想乘上翅膀飞向遥远的天际,那么他首先要过一道门槛,那就是他自己的‘肉身’。他需要将自己的‘肉身’放到他的真理中去。他需要把自己放进去煮”。

第三,知识分子需要转变自己的文化方式。如果知识分子留恋文化的精英之路,就回到钱钟书说的那样,学问在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然后悠然见南山。或者像第欧根尼那样住在木桶里享受阳光,甘当犬儒。如果知识分子放不下现实关怀的热情,还想做苏格拉底,就必须转变当代以来形成的精英话语方式,才能接通现实的政治脉络。后极权主义的权力手段不是民主社会中的温文尔雅,政治权力的流氓化来自对知识以及知识分子的蔑视,过于理性的逻辑对抗在权力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猫和老鼠的动画游戏,因为它无法形成对抗的真正力量。这种情况下,任何知识分子对自己力量的放大也都是一种自欺欺人,社会批判顶多是一种政治旋律中的丝竹伴奏。之所以要知识分子放弃这种自负的精英文化立场,是因为每一次文化的进步都不是知识分子设计的结果,但每一次文化的解构可能引起知识的兴趣和欢呼。这里需要的是,知识分子不仅是文化或历史变迁的记录者、解释者、梳理者,还应该是历史的在场者,否则,永远只能是与大众和历史对立。知识分子的文化方式依靠概念和逻辑,而现实是实用主义的,自由主义有着解构极权主义的强大力量,但是其精英立场很容易加入权力中心的策略调整,忽略或不愿与民众结盟导致其目的的不断异化。如果这种方式与方法的一如既往,知识精英的文化努力是无效的,至多是让权力的调整更加策略,然后进一步延长后极权主义的历史命运。如果知识精英要在当下有所作为,不甘愿成为历史的局外人,就必须跳出原有的文化格局,彻底放弃那块不断推着上山的巨石,才能从改革悖论中走到大地之上。问题是知识分子有着对旧理想的顽固眷恋,其九死而不悔的精神恰恰成了前进的羁绊,也成为与现实的文化隔绝。这种情况如果按照殷海光先生的分析就是,生物文化驱策着知识分子追求虚荣和面子,不择手段地制造空虚的声威,轻易地把自己的生命和时光换成虚假的荣耀。“规格没有了,风范随着秋风以俱去,体统只有在记忆里去追寻。剩下来的是藉挫折他人以弥补自己的挫折,藉锥痛他人来医治自己的创伤。多奇异的时代啊!”



二、社会转型的文化准备是知识分子的当下责任


第一,使民众保持进步的信心。人类社会在总体上永远是一种进步的态势,任何倒退只是短暂的,许多时候,倒退意味着出现进步的契机。在社会的倒退逆流中,作为知识分子不应该加入悲观的话语氛围,如果不在黑暗中看到黎明,这无疑于与倒退的合作。虽然知识分子不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但应该有独立精神的自觉,应以自身的独立判断、信心和行动证明自己的文化能力。有时候由权力发动的历史逆流的确非常凶猛,但这依然不是退缩的理由,也不是使自己犬儒化的借口。如果把退缩的原因归在强大的权力身上,实际就等于自己的束手就范,或者宣告真理的失败。如果人们在逆流中能感到历史的反动,本身已经说明进步的力量正在洗礼之中,只有自愿的奴役才是专制的合作。有时候,历史会进行势利的选择,但也并不意味着进步力量的彻底熄灭,但是,没有信心的力量不足以成为有效的力量。阿伦特说:“历史学家明白,我们在此之中度日的整个事实结构是多么的脆弱;它总是处于这些危险之中;被个别谎言打穿或者被群体、国家或阶级的有组织的谎言摧毁,或者被大量的谎言否定和扭曲,并且经常被小心地掩盖起来,又或者只是变得默默无闻。”尽管极权主义的谎言无处不在,我们的信心可能被遮蔽,但并没有死亡。尽管历史有时候的残酷性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但也不是成为失去信心的理由。正是因为其残酷性,保持其不变的信心才是知识的荣耀。正如宪政一样,经过百年努力,现在还未降临我们,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努力已经失败,恰恰说明现在已经是宪政的前夜。萧公权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就满怀信心地告诉我们:“近代国家所必须实行宪政,并不是少数人鹜新好奇的主张,而是从各国人民长期经验得来的结论。经验告诉我们,非民主无以立国、非法治无以立政、非民主与法治无以措国家以治平,致人民的福利。所谓宪政,不过就是民主的法治。”

第二,对怀疑进步的彻底否定。历史逆流中往往有多种多样的利益集团,他们来自不同的利益立场,而在对进步的阻扰中成为一种一致的立场。这里包括对进步的反对、阻挠者,也包括怀疑和彷徨者,还包括文化的妥协者。政治操作中,妥协是一种智慧,但不证明在文化主张和人类价值取向上可以有妥协的余地。以宪政为例,极权主义当然彻底反对宪政。既得利益者阻止宪政。犬儒派开始怀疑、彷徨。势利者进行观望,以便投机。妥协派则进行社宪论或儒宪论。实际上,社宪论和儒宪论皆是对进步趋势的怀疑,这种不坚定的宪政立场已经暴露了自身的底气不足,是一种在原来权力框架内的求包养心态。这种折中的关于进步的论调已经包含了对进步的阻挡和否定。极权主义政治有一种很强的自我保护本能,除了自身的自我保护装置之外,对于解构的力量具有分化和消除的能力,尤其对于妥协的力量往往有转化的策略。这种对于极权主义的妥协,不但加重了民众对历史进步的疑虑,使民众有可能怀疑进步的时间和力量,还会进一步鼓励极权主义的生存信心。在历史逆流中,反动的力量看起来强大,理想似乎遥不可及,但是,逆流本身并不具有长久的历史气数。萧公权说,“我们可以由努力前进而接近理想,我们不可因理想的境界未能实现,就放弃了前进的努力”。宪政,尤其是完美的宪政是一种理想,它的实现并不只是一种理想,它已经在人类大多数的共同体中落地生根,它带给人们的不只是一种政治制度,还是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人性中有基于共同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正是解构后极权主义的强大力量。不论一种邪恶有多么强大,它本身的逻辑命运无法长生不老,当它的疯狂过后,面临的就是衰竭和死亡。



第三,与人民的向往保持共振。作为普通的民众不可能去深刻思考宪政的道理以及历史进步的力量逻辑,但是,民众有着朴素、纯洁的关于自由与权利的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求自己呼吸清洁的空气、饮用干净的水、食用放心的粮食,每一个人都不愿每一天生活在恐惧之中,更不愿意受到公权力的骚扰和侵害。这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只有这些力量才能摧毁专制和极权,也正是建立宪政的群众基础。宪政不直接提供清雅的空气,也不生产干净的水和无毒的食粮,甚至它也无法直接给予你幸福,但宪政能够提供这些基本生命需求的制度保证。没有宪政的保证,专制的权力会肆无忌惮,极权主义的生存方式本身就是无休止的折腾,不但折腾人民,还折腾自然与文化。这就需要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愿望保持一致,不遗余力地推动宪政的实现,只有宪法政治才能带给人们更多的希望,从而扫除生活的恐惧。因为只有宪政保证下才能束缚权力,才能使权力为人们的切身利益服务。正如麦迪逊所说,“每部政治宪法的目的就是,或者应该是,首先为统治者获得具有最高智慧的人来辨别社会公益、最高道德的人来追求社会公益;其次,当他们继续受到公众委托时,宪法将采取最有效的预防办法来使他们廉洁奉公”。



知识分子在民众的利益追求中不但可以得到政治训练及其经验,还可以消除知识阶层与民众的鸿沟,从而反省自身的命运。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知识分子的命运并不优于普通民众,甚至有着更多的不幸遭际,任何时候,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能成为权力的朋友,有的只能成为权力的佣人。权力在危机时刻,或者在它的发展初期往往向知识分子招手致意,或者伸出塑料橄榄,而一旦权力完成创建或度过危机,就会把知识分子打倒在地。因为权力追求的永远是无可阻挡、肆虐作恶、所向披靡,民众是它永久的统治资源,没有统治资源的权力是不存在的。而知识分子也永远是专制权力的死敌,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永远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和对权力的批判。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与民众一样都是被斗争的对象,因此,他们是天生的利益结盟。专制权力自身不会幡然省悟,也不会立地成佛,它只有遇到阻遏或抵抗才会停止扩张,否则,它会永远膨胀下去。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民族最无法忍受黑暗的群体,问题是当下知识分子忍受黑暗的能力越来越强,甚至把不能对黑暗的忍受转嫁给了街头小贩。虽然有一些知识分子甘愿深入到民众中间与他们形成利益联盟,但相对于整个知识群体来说,仍然形孤影单。

如果要摆脱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洗涮当代以来的所有耻辱,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应该在大地之上,而不仅是仰望星空或遥想理想的彼岸,尽管彼岸对此岸提供了道义制约和批判。知识分子的天性应该是对自由的热爱,他身上所散发的坚韧和光辉是一个时代的良知和骄傲,只有在为自由而斗争中,这个群体的光辉才得以照亮人性。在深刻的社会变迁中,知识分子应该最先感到旧社会正在坍塌,新的时代已经踏响了脚步声,虽然不要求他们成为时代的号角和鼓手,但在这种历史时刻应该为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理由支持。所有人文关怀和政治关怀的知识分子不应对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保持淡定或冷漠,人文或政治离开了现实关怀就毫无意义可言,每一天所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与人们的精神状态、历史命运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不论是积极的还是反动的,每一次蝴蝶的起舞都可能掀起巨浪,每一根稻草也都有压垮骆驼的可能。知识分子确有代表精神、自由、意义、价值的使命,他的关于时代的预言出自与人民的呼吸,他洞察到的历史的命运不是自己的逻辑计算,而是民众向他提供的社会脉博中民族血液的律动。




三、进行文化的建构和公民训练是知识分子的现实担当

第一,开展公民互助运动。后极权主义社会,公民仍然是原子化的个人,每个人基本处于无助的原子化状态,因此无法对抗无处不在的由权力中心导致的恐惧。正如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之隐忧》中所说,现代社会里,现代政治的柔性专制主义导致社会横向联合的消失,致使孤立无援的个人独自面对强大的官僚集团,这必然意味着自由的丧失。由于利益中心的策略作用,后极权社会里工具理性日益猖獗,导致人生目的之晦暗,原本应当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完全变成了成本——收益的计算;人生的崇高之维得以解散。在后极权社会由于权力导致的利益固化,“新阶级”已经攫取了这个国家绝对的资源和财富,加之权力集团对于社会阶层发展的打压,与之对应的是一个广泛的无权者的原子化云团。但是这个阶层没有横向的宗教或意识形态联结纽带,不但处于零散状态,甚至在权力的作用下还会相互倾轧,因为权力为了自身的稳固不惜践踏民众的利益和生命,这是历史提供的基本常识。虽然时代的文化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民智基本已开,文化谎言的油彩正在广泛脱落,但这个社会仍有很强的极权主义运动的基础。重庆模式的极权主义运动试验已经说明这个社会的脆弱,越是没有横向联盟,越容易发动极权主义运动和民粹运动。这种原子化社会又是民族主义的温床,是潜在的战争。这就是为什么阿伦特所说,人类的孤立和孤独是产生极权统治的先决条件,因为受压迫的群体在针对个人利益时是清醒的,但针对广泛的政治策略时是非理智的。目前,民众的苦难并非全部来自物质生活方面的匮乏,更多的是尊严、自由和权利的被侵害,因为没有有效的同盟板块,侵害的力量往往长驱直入。在知识分子中,一些理想主义者总是把这些作为社会进步的应有代价,或者看作是社会过渡期间的产物,这实际上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自我辩解。霍布斯说:“轻视他人的灾难或无动于衷,人们称之为残忍,这是由于自己的幸福有保障而产生的。因为任何人对别人的大灾难感到幸灾乐祸,而又不是出于自身其他目的的人,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民众的灾难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组织有效的互助,以此培育公民社会的雏形。在公民的互助中,知识分子可以充当纽带作用,以知识和文化充当公民社会的粘合剂,以此抵御来自“分利联盟”的侵害和骚扰。

第二,倒逼民主与法律弄假成真。权力追求的是无可阻挡的横行,只是在民众权利的诉求中才假言民主与法制。这不是权力的初衷和愿望,而是权力的无奈。因为民主会使权力失去独裁的快感,法制本身也是对权力的削弱。虽然对于民族与法制的承诺仅是权力为了自身稳定抛撒的一种烟雾策略,但完全可以使其弄假成真,或逼其就范。目前,最有成效的知识分子就是那批死磕派律师,他们坚持现行的法律,要求公权力必须按自己说的那样去做。这样一来,民主与法治就形成了积累,开始鼓舞民众的信心,也在完成公民社会的初始训练。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里,公权力奉行容忍、合作和妥协的价值观念,因为民主形成的权力认识到,达成共识需要妥协,即使达不成共识,也必须等待,而不能对公民进行强制。在这些律师的维权行动中,已有公权力进行妥协和让步,这正是当下知识分子有效作为的结果。这些意义并不在于每一个案的胜利,而在于整个社会奉行民主、协商、妥协与契约的价值精神,经过这种长期的维权活动,公民的现代心理会逐渐成熟,才能适应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民主社会。对于民主社会的实现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政府的改革,也不是极权主义的恩赐,而是人民的普遍愿望继而形成民主社会的基本条件,没有基本的公民素质条件,民主的突然到来也可能使民主被利用。法治的民主社会之所以令人神往,托克维尔认为,“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里,社会一点儿也不会停滞僵化,社会机体内部的变动秩序井然,但会不断进步。它不如贵族制那么荣耀,但是悲剧也更少,快乐不会那么极端,但是福祉更加普及,不会只是少数特权阶层。尤其是知识的高度也许不那么惊人,但是无知也不那么普遍,感觉不会那么刺激,行为会更加温和;恶习会更少,但是犯罪会减少”。由此看来,民主社会里的基本价值并不是仅仅消解了极权就可以降临的,它需要公民精神的训练和文化的涵养,同时也取决于人们的普遍愿望,这就需要知识分子一步一步盯紧民主与法制的每一次承诺,让每一个公民感到兑现这些承诺所获得的好处。所以,萧公权才说:“宪政是人民自己的事。宪政是否成功,最后的关键系于人民自己是否要宪政。所以,我们不要问政府有无实行宪政的诚意,而只要反躬自问人民是否有实行宪政的诚意。”这实际上是说,宪政并不掌握在政府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人民手中,能否实行宪政完全取决于人民对宪政的热爱,追求和勇气。如果一味强调极权的强大,或者强调专制权力所形成的社会压迫,实际上是在推脱民主社会与自身的关联和责任。正因如此,知识分子在当下才有着广阔的空间作为,历史正在准备为其提供应有的荣誉。

第三。公民文化的建构。中国传统社会不具有公民文化,也不可能有公民意识,因为传统政治结构不具有公共性特征,只是家族权力的传承或者改朝换代,以此造成了“打江山,坐江山”的专制流毒。在传统权力结构中,由于权力的高度封闭体系,个人很难参与政治建设,民众也没有参与公共政治的兴趣,致使几千年的传统政治始终是几个家族之间的私事。正如朱学勤所说:“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产生公民意识的可能。这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政治权力人合法性不具有公共性质,政治结构与家庭私人生活直接连接,两者之间也没有一个既独立于政治权力又独立于家庭私人事务的公共性中间地带。”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疏于公共空间的弱项,知识分子也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自居。这种文化传统淡漠了对权力公共性质的确认和监督,“老百姓”意识本身就是对权力私人化的驯服。在宪政的前夜,知识分子有责任与公民一道进行民主社会的文化准备和心理训练,而不是充当每一具体事件的哄客。只有进行理智的训练,才能逐渐形成公民社会所必备的个体心理与集体心理。传统文化中,一方面是个人对于公共空间的回避,一方面又容易借集体事件在公共空间迷失、放大自己。萧公权在1937年《施行宪政之准备》中说,“所谓训练理智者,既非径在传授知识,更非培养信仰,而在养成各人之间思想力、理解力、评判力,俾其学成之后,不独于事理之是非得失能有独立之见解与判断,而又能根据真理无止境之认识,对于一切异己之主张,持宽容之商榷态度,不人云亦云,亦不必强人同己。既不任感情蒙蔽理智,亦不以信仰代替思想。人民必须有如此之训练,然后民族政治乃能尽量发挥其优良之效用。”这种深刻的洞见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在今天来看,依然是警如洪钟。之所以中国的宪政之路如此曲折,不是让信仰代替了思想,就是让感情蒙蔽了理智,最后导致极权主义代替了宪政。虽然宪政尚未到来,公民文化的建设也非一朝之功,但知识分子有责任让自己先有公民心理,让自己先理智起来,进而肃清各种阻挡宪政的逆流。这种文化建构不需要什么开天辟地的规模和仪式,它就在日常的文化表达及其表达方式之中。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虽然大都不愿关怀公共空间,但依然逃脱不了悲剧化的个人命运。因为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个体的存在,只身处在权力体系的笼罩之下,即便明哲保身,有时也难以自保。这说明你想去躲避政治,但政治会找上门来。你想远离权力,但权力会紧紧追着你不放。所以,在这个时代的重要节点,知识分子理应对自己的知识体系、知识方法、现实关怀进行理智的反思和梳理,然后一起加入到公民的宪政训练之中。宪政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是保证公民自由与权利的手段,它本身并非完美,但是没有它,我们的社会会有更多的灾难。在宪政之路上尽管充满坎坷,不断有逆流阻挡,但宪政已经是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公认的最不坏的政治制度。这些享有宪政制度的国家,已经逐渐成熟了这种政治习惯和文化心理。在所有宪政国家,宪政依然有一个发育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任何宪政国家也并不是从颁布宪政之日起就已经完美,应该相信公民在民主社会里的觉悟和能力,只有让他们在宪政的条件下训练宪政的能力才能养成公民人格和心理素质。斯科特·戈登强调:“立宪民主制在构造控制国家的一种完美的体系上尚未取得成功,与社会完善的其他维度一样,这种理想不可能被我们完全掌握。”因此,任何关于宪政民主制之中存在的不完美都不能成为阻挡宪政的理由。自晚清以来,通过几代人的流血求索与沉痛代价,关于未来中国的政治文明构建已经清晰可见,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具有渴望宪政的动力要求,因为每一个人都想自由地活着,又想让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那些反对宪政的人充其量是一些利益原因而导致的故意说谎的人。虽然这个世界依然被谎言所笼罩,但是今天的谎言已经使说谎者明白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谎言的流氓化已经昭示谎言文化的黄昏日渐来临。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面临的建设问题:怎么办?这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站在大地之上面对荒芜家园及其残败文化的建构实践问题,后极权主义的夕阳正在勾勒出历史和人民的坚定背影。


[ 本帖最后由 海客 于 2015-12-30 23: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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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独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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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知识代替智慧,只能是愚昧的结果。人的精神与心灵结构中有着永远不能被知识同化的智慧,否则,知识同样会成为灵魂的坟墓。这种启蒙的反思,一是需要反思知识分子自身的立场,如果知识分子没有高于民众的行为价值,他只是价值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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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中有基于共同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正是解构后极权主义的强大力量。不论一种邪恶有多么强大,它本身的逻辑命运无法长生不老,当它的疯狂过后,面临的就是衰竭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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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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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启蒙的反省。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往往来自自身对于启蒙任务的认领,总以为自己在启蒙大众,或者是大众的精神领袖。这既是一种自负的精英立场,也是一种话语霸权,意味着知识与大众的隔离与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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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海客 于 2015-12-23 20:3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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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煽动用热血将别人溅醒的,肯定不是用自己的血。那么用谁的血呢?还是得用他所代表的大众的血。但是分解一下,那些构成大众的个人和家庭,他用谁的血,谁都会反对,他就代表不了大众了。所以,想代表大众,就不要让大众流血。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不流血状态下和平共荣的方案来。或者拿出一套让别人心甘情愿流血,并能够享受流血成果的方案来。

[ 本帖最后由 老周 于 2015-12-25 19:5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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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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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自身会变成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启蒙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在启蒙中会习惯一种革命思维,其结果是形成一个知识的精英阶层,然后是长期的以启蒙自居的自负。今天对于启蒙的反省并不是完全抛弃这种知识与黑暗的对抗,或者是知识分子对愚昧的解构,而是要把启蒙作为一种永不封闭的姿态,也就是不要过早地封闭它的价值体系,要对未来和民众永远进行敞开。民众不一定在特定时间内掌握真理,精英同样也不可能全部掌握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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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老周 于 2015-12-25 19:39 发表 凡煽动用热血将别人溅醒的,肯定不是用自己的血。那么用谁的血呢?还是得用他所代表的大众的血。但是分解一下,那些构成大众的个人和家庭,他用谁的血,谁都会反对,他就代表不了大众了。所以,想代表大众,就不要让大众流血。拿出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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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客 威望 -10 2017-6-10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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