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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的一九七一
唐晓峰


1971年的冬天,虽然整人政治还压在上面,但社会内里已经涌出叛逆激昂的人文新潮。振开等人的诗句,显示了这股新潮的成熟。它不再是散漫的巷议,不再是原发的牢骚,不再是“被窝里的怪脸”,而是人类情感的一种成熟美学形态:诗歌。作诗是中国人的传统,情感激荡的时代,总有诗歌出来,成为时代的注释和记忆。很快,振开的诗在同学中传看,刘捷曾感慨:“这样的诗,若世道没有大变化,很难得势。”的确,诗与世道的冲突显而易见,而较量就是这样开始的。诗歌的严肃性与人的严肃性是一致的,我渐渐发现,表面文质彬彬的振开,竟是一个不畏强权风险、勇担责任的人,这是原来在四中六斋不曾看出的。《今天》的出现也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仍在继续。

2007年,在香港见到振开,他居然背出我三十五年前诗中的两句。嗨,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他已经成为北岛,还能记住我的几句东西,在作诗这桩事业上,我也算满足了。

我1971年冬天在北京城里被震动的还有一种东西,那是更普遍些的青年人的一种精神涌动。我们院的刘羽家,原来也是个文化青年窝,我饭前便后随意去那里坐着,尤其看到门前自行车多的时候。在刘羽的小屋,我碰到不少人,有绘画、音乐、文学各路人马,有时一屋子人,煤炉子再加抽烟,乌烟瘴气。他们谈的都是艺术,手拿洋书、画册,放的都是洋音乐。洋气,现在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唤醒真灵魂的强大力量。其中饱满的人性赞颂,谁不向往?

“继续革命”让大家“忘我”、“自斗”,或者“他辱”或者“自辱”,在这种软刀子的折磨下,人们感到自由的、率真的、勇敢的人性具有无尚价值。后来发生的一切变化,其实都是从人性的突破开始,而所有做出奋争、启蒙贡献的人,无不具有人格的独立精神。革命幻象在觉醒的人性面前,越来越黯淡。这是我记忆中的七十年代的主题。

我的“发小”邻居刘羽,在许多方面未必强悍,但他的价值观、他的善解人意、他对文化人的强烈兴趣(有些人对文化感兴趣,有些人对文化人感兴趣)、他的热心,令他成为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不能没有的、无法忘记的朋友。北岛、徐晓都写过回忆刘羽的文章。刘羽1965年中学毕业,没上成大学,在北京无线电三厂当机修工。虽然当工人,但心里崇尚的完全是知识分子的一套。他冬天穿中式棉袄,戴最小的像章,家里有古琴,有《十三经注疏》,有高档音响,常备咖啡,他的红砖小屋布置得也很有情调。

刘羽可以算是都市文化生态的典型人物,他骑着一辆倒论闸自行车,在北京四城穿梭,织成一个网络,联结了“地下”的不少文化奇人。聂绀驽与刘羽在山西共过牢狱(所谓政治犯),关系不一般。刘羽结婚,老聂(刘羽总是这样称呼聂绀驽)亲手写了长幅对联。刘羽浅尝古琴,乃是缘自与古琴大师查阜西的交情。查老藏有古曲“一池波”,我们开刘羽的玩笑,说叫他弹成了“一锅粥”。刘羽年轻的朋友当然更多,他是沟通的专家。

我的中学同学,刘羽认识不少。因为刘羽,振开结识了芒克(外号猴子,取英语谐音)等人,后来办《今天》,成就大事。《今天》的几个人常到刘羽家来,我在那儿会过芒克、多多、舒婷、江河、彭刚等。除了这些诗人,美术、音乐、摄影、文学等各色真假豪杰,也常来刘羽的小屋聊天吃喝。对其中一些人来说,操弄艺术也许是假,但人文追求绝对是真,就像我写诗一样。刘羽小屋,偏居京城一隅,却为鱼龙巢穴。2003年,这里要拆掉旧院盖新楼,我特意到刘羽小屋前留了个影。小屋在七十年代京城文化史上是有“地位”的。

那时的聚会是一种享受,与现在的“派对”完全不同。聚会的夜晚无比美好,大家可以聊到深夜,有人可以睡在刘羽家。早晨,从刘羽家端脸盆出来洗脸的,不定是谁。我后来学地理,懂得地方场所的重要,讲事业、讲历史,不说地方,都是虚的。

刘羽有一种本事,与你谈话,很能对你的心思,尤其对你特别自珍的那些心思,所以很多人觉得刘羽是知己。刘羽体谅你的艰难,知道你的需要,为你的成就喝彩,谁不需要这样的朋友。后来,刘羽也成了振开、舒婷、多多要好的朋友。

刘羽关心过的人很多,但关心他的人却很少。也许,我们最终意识到了这一点,2004年冬天,刘羽因肺癌去世,我们给他开了一个像样的告别会,我作告别会的主持人。除了北影院里一起长大的“孩子”,来的还有曹一凡、邵飞、徐金波、徐晓、赵振先等好友。后来得知,振开远在美国,也为刘羽点燃蜡烛。刘羽生前得到的太少,太少,我希望他的在天之灵此刻能有所宽慰。

1971年底,我在振开、刘羽那里感到北京城里的一股来头,于是奋笔给村里插队同学写信,说城里大变,城里同学在前进,我们在农村落伍了。都市生活,曾被我们插队的人甩在脑后,我们曾以为,这一代人生活的前沿已经转移到农村了。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我感到落伍的地方多了。从振开那儿知道了“灰皮书”,即内部政治读物。这些书封面是灰颜色,许多是对“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形态的揭示,是一批“解冻”文献。看这些书,可以不睡觉,心跳不已。黄永玉比喻说,文革时人们被压,无处发泄,只好“到被窝里做几个怪脸”。读灰皮书,开始也是被窝活动。一方面,要有几分小心,另一方面,你必须连夜读完,后面有人排队等着呢。还有一类“黄皮书”,是文学类的内部读物。这些书,与大家更是心气相通,读时,更睡不着觉。这些书是体制内“漏”出来的,而一漏出来,就在社会上“流毒甚广”了。

想不起是什么契机,我们在71年那个冬天还把注意力转到了被冷落多年的大学教授们。比较一圈下来,只觉得这些人不言自高,有正经的知识,有端正的人格。陈捷父母都是西南联大的,通过他们的关系,我们拜访了一些教授。

哲学家郑昕是我们拜访的头一位教授,他住北大燕南园,屋内气氛沉重黑暗,正如深邃的哲学。当时谈的什么话全忘了,但记得他号称中国的康德,作学术报告,听众要限制级别。

童诗白、郑敏夫妇,一个是清华电机系教授,一个是北师大外语系教师,早年双双留美。我们去他们家次数较多,顺着陈捷的口吻,称他们为童伯伯、郑阿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与陈捷、振开等人到他们家听李生生(音)弹钢琴。生生是小女生,父亲是清华数学系的老师,她弹的曲子是“黄河”。生生娇小的身形,合着壮丽的琴声,情景令人难忘。生生弹过琴,童伯伯又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拉了一会儿小提琴。时间晚了,郑阿姨端上红豆粥。不错,用现在的话说,那一回玩得是相当的“小资”。

我自己后来与郑阿姨见面较多,很谈得来。毫无疑问,郑敏是才女,只要是她想说的东西,表述都很犀利,而她想说的,尽是新鲜想法。早听说她四十年代写过诗,但正式知道他们叫“九叶诗人”,是在北岛等人带动的当代诗歌运动兴起以后。在新诗潮中,汇集四十年代优秀诗作的《九叶集》出版(1981年),郑阿姨送了我一本。郑阿姨的女儿童慰,也是诗人。用振开当时的话说,童慰是很纯的女生。

我们那时拜访教授,与其说是对知识的追求,不如说是对知识人的好奇与崇敬。当“火红”退色的时候,那些三、四十年代的“旧”知识分子,却渐渐显出特有的光彩。

71年底、72年初,在北京城里的一番活动,让我心潮大变。农村的事情未及弄懂,城里的新局面已经展开(虽然整人政治还在)。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转向城市新文化,这个变化,往深里说,往大了说,是农村(农民)引领中国历史的时代的彻底结束。我当然只是跟着感觉走,凭的不是社会理性,而是对人性的识别。我后来明白,自己教书也好,做研究也好,社会关注也好,其实都属于人文这一翼。

感谢邓小平搞了一次“回潮”,1972年北大到土左旗招生,有9个名额只要北京知青。我上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是工农兵学员。我们这批学生,在后来“批邓”时,被称作“回潮学生”。进了大学,仍然是两重生活,一套官府体制,一套制外心情,身在体制心在外。我们与老师接触,也有两套方式,一套为体制内的形式,另一套是体制外的真情。关于这种特殊友情,在我们考古专业,可以看张承志对俞伟超老师的回忆。还是那句话,体制外的精神生活太重要了。体制每成为“高压锅”、“×家店”,而体制外则永远是蓬勃自由的原野。

71年、72年,这才是开始,七十年代的惊天大事还有许多。我们每一个从七十年代过来的人,想必都会拿出厚厚的一摞回忆。回忆是单纯的怀旧吗?对个人来说,就是,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可能有更多一些的东西。有人说过:“回忆和期待是一样的。”

唐晓峰: 1948年生,辽宁海城人。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2-197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毕业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1978年复入北大,为历史地理研究生,后留校工作。1986年秋赴美国希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地理系留学,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5年返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院)任教,至今。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研究主要区域为华北地区,曾多次到山西、陕西、内蒙古地区进行野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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