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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地下沙龙

冬天,大批知青返城,不管是买票还是扒车。

北京有很多沙龙。所谓沙龙,只是一帮如饥似渴的孩子凑一块儿,传阅图书,看画(主要是俄国绘画),听唱片(老戏和外国音乐,连日伪的都有),交换消息(小道消息)。高兴了,大家还一块儿做饭或下饭馆,酒酣耳热,抵掌而谈。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吃饭最明显。

当时的我们,都是“时间富翁”,不但时间富余,还不吝时间,走路、骑车,一嘣子出去几十里上百里,一点不嫌累,一点不嫌远。那时,串门经常是挨家串,串哪家是哪家,闲聊神侃时间晚了,干脆睡人家。最近,我读《顾颉刚日记》,发现他老人家也这么串,家里常有客人留宿。可见,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电视、录像机,那时还不普及。当时还没有这类叫人失魂落魄挨家傻坐只听不说干瞪眼的法宝。聊天是主要的精神享受。

大家关起门来,什么话不说?品鉴领导,纵论天下,“粪土当年万户侯”。漂亮女孩,也是很多人的兴奋点。当时的我们,让现在人一说,什么娱乐都没有,忒无聊。我不觉得。我觉得,我们有不少可玩的东西,别看不起眼儿,其乐无穷,就像我们小时候的玩具,简陋是简陋,乐子一点不少。要说缺什么,我看是外国电影。

我记得,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不乏外国影片,除了苏联,英国、法国、日本,甚至美国的片子都有。后来,越来越贫乏。大量的资料片,特别是法国、意大利的风格片,有人临时配音发套票的那种,我们是“文革”后才大饱眼福。

那些个冬天,太值得怀念了。外面天很冷,但屋里很暖和。强烈对比下的温暖,让人“心眼里头热乎乎”。我们是在时代的洪流之外,寻找另一番天地。

沙龙都是地下。我们的幻想,就像石板下的草籽,是从石板的缝隙往外长,只等春天的来到。八十年代,很多东西,从地下变地上,全是从这种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我说,革命的种子早晚要发芽。

除了聊天,读书最重要,这是最能消愁解闷打发时光的手段。没有功利,没有目的,只是为了找乐子。这种读书境界,后来找不到。

当时,书不好找,大家都是逮什么读什么。但我居然读了不少书。从北京到内蒙,从内蒙到山西,我一直带着书。我还记得,我跟我表哥,翻山越岭,从权店往回担书,是个大雪天。我的书架就是由许多书箱组成。

我第一次系统阅读马恩列斯毛鲁是在这一时期。联共党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文革”中的首长讲话和各种资料,第四国际资料汇编,以及右派言论等等,从伯恩施坦到考茨基,从托洛茨基到布哈林,还有铁托、德热拉斯、卢卡奇、阿尔都塞、索尔仁尼琴等等,那是什么“反动”看什么。灰皮书、黄皮书,各种古书和文学名著,都是我所热衷。过去,西方的东西有条线,十九世纪以后是列入内部读物,前面要加批判性的说明,我们要看的就是这种。

“反动”的东西,只供领导看,这是特权。我们是占老干部的光。北京老干部多,换外地,不可能。这种故事,没有普遍性,外地同龄人,听了就生气。

书,都是不胫而走。中学时代,我家有本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很多人不知道。好像刘静子(插友,后来是女作家)还是张小康(插友,后来是爱尔兰大使),她们跟我借,不知传哪儿去了。我经常上她们点,都是老朋友,也是好朋友。我回山西后,她俩给我来封信,说你丫有什么革命实践,也敢怀疑毛主席。

我们的启蒙是在这一段。

没电话,怎么约会

说起沙龙,有件事对我很神秘,怎么也想不起来,就是我们分住各处,怎么约好了往一起凑。

现在,当然很简单,打个电话就得了,当年不行。

我记得,电话普及是九十年代。这以前,电话是个稀罕玩意儿,家里装电话,都是单位装的,只有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才有。我们家,“文革”一开始就割走了。大家都没电话。就算哪家儿有,别人没有也是白搭,你给谁打,谁都没法接。所以事情就怪了,大家是怎么往起凑,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特别奇怪的是,有时人还不老少,住的很远,说到就都到了。

回忆,痛苦地回忆,就是想不起来。这可比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那阵儿我们都是怎么过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有人说,这还不简单,传呼呗。我觉得,这是记忆有误。他是把后来到处都有传呼的那阵儿提前,安错了历史位置。事情还没发展到这一步。

还有人说,咱们那阵儿,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就串门,串门都是直扑人家的门,没人打招呼。这话没错。我还记得,早年学英语,说西方礼仪,学生见教授,一定要打电话,提前约会,当时我特不理解,觉得外国人怎么这么事儿。直扑当然太有可能,我承认,但总不能回回都这么扑吧?我半信半疑。

总之,大家相信,所有聚会,都是就近串联,不管是腿儿着走,还是骑车溜,一传十十传百,总能把消息传到。再不行了,写封信,一两天也到了。还有人说,没准上回见面,就把下回的事定下来了。

是这样吗?我怎么记不起来?

想不到,这等小事,已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完全属于史前时代。

人,真是健忘呀!

诗人郭路生

郭路生是一人物。

今天,已经没多少人知道郭路生了,别说八○后或七○后,六○后都没有多少人。但我知道他,北岛知道他,我们那一代的很多人都知道他。

他是我们那一代的著名诗人,括号,地下诗人,没有正式印刷品的诗人。我听说,“文革”后,哪一年,北岛给他开过一个会,拿他当“文革新诗”的祖师爷,仗义。

大概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吧,我见过路生。他是跟马雅(马洪的女儿)一块儿来的,在花园村木生他爸家。怎么来的,不记得了。

那阵儿,我一直住木生他爸家。木生他爸被机关专政,关起来了,罪名是和早年顾顺章叛变的事有什么瓜葛,他妈住人大,不来。家里没大人,特自由。我们天天下挂面,就朝鲜咸菜,看书讨论,直到深夜。

有一天,我回趟家,回来发现,他家被封了。我和刘靳延一块儿上的楼,被人盘问。靳延家也是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跟木生他爸一个单位,他特紧张,问他家在哪儿,他不讲真话。

我到木生他妈家,工宣队在开批判会,木生哭了,他妈骂他,叫他不许哭。

他爸自杀了。

花园村,我忘不了。

郭路生很腼腆,一点儿都不牛,不但不牛,还一点儿都不扭捏,特大方。他说,我给你们背首我自个儿写的诗吧,说着就开口朗诵,声音不大,口气透着深情。

他念了两首诗,一首我忘了,另一首没错,肯定是《相信未来》:

……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

马雅介绍说,他爱上个姑娘,谁谁的女儿,死去活来,撕心裂肺,这是写作背景。

很多年后,在考古所(社科院考古所),路生来了,跟刘新光(刘靳延的姐姐,我的同事)来的,问我还认得他吗,他说他离婚了,精神不太好,在什么单位看大门。

然后,很久都没见过面。

相信未来

又是很多年后,黄源(北大校长的孩子,见面那阵儿,好像是一生意人)来了,说是想学古文字。当年,我们这帮附庸风雅的人,曾上他家玩,看画,听钢琴——北京的小圈子里风传,就他弹得好。

他和静子约好,一起吃饭,然后去看路生。

路生特意跑到车站来接我们,等了很久。他说,抱歉,我急着出来,没带假牙,形象很糟糕。

他家住楼房,就一间,跟好几家伙住一个单元,共用厨房洗手间。

进门,时光倒转,屋里的一切都让你想到过去。家具全是老式,“文革”前后才有的样式。靠窗,一张桌子,很小,是他写作的地方,桌上没有电脑。右边有个冰箱,大概只有半米高,是宾馆客房放冷饮的那种。左边有个衣橱。再过来,是张双人床。我记得,屋里好像没有电视。房间太小,什么也摆不下。

天太热,没空调,也没风扇,只有扇子。我问,你怎么消暑。他说,天一黑,他和他爱人就熄灯,静静躺在床上,这样就不热了。

他为我们朗诵,依旧深情。

他说,他每天都写诗,刚才念的是新作。

又是很多年后,路生给我打电话,说他在上庄买了所简易的楼房,农村盖的楼房,要我一定去看他。那边有古建,和曹雪芹有关,他补充说。

我参观了他的新居,比从前好。还看了他说的古建,破破烂烂。我们在镇上的一家小馆吃饭,他坚持要由他买单。

他说,他一直在读我送他的书——他记错了,那肯定是他自己买的。

他说,他还记得花园村,记得木生,有时,记忆力又很惊人。

他说,他很少出门,出门尽遇好人,大家对他太好,包括年轻人。

他说,我们要互相加油,看谁更努力,很认真,很诚恳。

我看,他一直生活在过去。但他说,直到今天,他还相信未来。

看到他,我就想起了过去。

过去好,是感觉好,唐兄说的没错。

(一) (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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