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 back
 
  漫长的假期
 

教书

文革一般被认为结束于一九七六年。其实这个分期过于笼统。对于很多文革中的学子来说,文革在一九六八年就黯然落幕,其标志是以“革委会”为代表的政权管制全面恢复,还有民众造反权利的重新取消,包括红卫兵的出局。新的各级政权里虽然都有几个群众代表,但一般来说只是摆设了。

有些学生对官员主政已不习惯。想当年,大串联,逛全国,想斗谁就斗谁,想玩啥就玩啥,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戴上袖章就是时代骄子,挂上盒子炮就是社会主人,这样的好日子怎么说没就没有了?生活怎么就只剩下哎哎哟哟的抡锄头出黑汗?他们愤愤不已,只是还残存几分领袖崇拜,那么与其承认自己出局,承认自己作废和可怜,不如把出局想象成重大战略的一步棋,想象成更伟大进军之前的迂回和潜伏,给自己继续蒙上意义的金色光辉。

我就是在这时结识了外校的一些知青,一伙是下靖县的,一伙是下沅江县的,都是些牛气冲天的幻想家,开口就是印度支战争那和法国红五月的那种,是忧心三十年后中国怎么办的那种。我们在春节回城时相聚,一家串一家,越串朋友越多,越串志向越大,分手前少不了要合唱一首《国际歌》。他们都比我年龄大,读的书也多,很得我的信任和仰慕,因此听说他们都在乡村办了农民夜校,我也立即回茶场办一所,决心配合友军行动,用革命思想改造可怜的乡村。

教材只能自费油印,由我和几个朋友编写,大体上以识字为纲,串起一些地理、历史、农科以及革命的小知识。《老乡上学歌》之类打油诗穿插其中,力图使课本更为活泼。 这样的夜校一开张,干部们以为我们热心扫盲,吻合他们的工作任务,还十分高兴地支持。对我从无好脸色的副书记甚至破天荒把我表扬了两句。

不料事情并不顺利。农民学员对识字还有些兴趣,青年农民对天南海北的趣闻也津津有味,但要让他们理解列宁和孟什维克,明白巴黎公社有别于我们自己所在的天井公社,费力气实在太大。

“巴黎公社?在哪个县?怎么没听说过?”

“巴黎公社的人不插田吗?不打禾吗?那他们都是吃返销粮的?”

“我只听戴书记说过要学大寨,没听说过要学巴黎呵!”

真是让人出汗。想当年红军在乡村建立苏维埃,还教官兵们学唱换调变阶的《马赛曲》,不知道是否要出更多的汗。

他们对无产阶级光荣这种鬼话也决不相信。无产阶级?不就是穷得卵都没一根么?要是无产阶级光荣,那婆娘们不都光荣了?他们粗俗地大笑,然后对地球是圆的这一真理也嗤之鼻:怎么是圆的?明明是平的么!我走到湘阴县白马糊(一个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很远的地方),怎么没看见摔下去呢?怎么没看见湘阴人两脚朝天呢?……到最后,他们质问我们为什么不教他们打算盘,不教他们做对联和做祭文,哪怕教教他们治鸡瘟也好呵。

这样,他们想学的我不懂,我懂的他们不要。多少年后,我看见有些大学生志愿者受非政府组织(NGO)所派,来到尚缺温饱的贫困乡村,分发女权或环保的资料,热情万丈地教几句英语,教一两首英文歌,把娃娃们搞得迷迷瞪瞪,就觉得他们身上也有我当年的影子。一代代的文明救主,看来都不大考虑鸡瘟之类俗事。

夜校因为我的莽撞而夭折。事情是这样:为了“学巴黎”,我纠集两个青年学员,其实是脑子比较呆的两位,共同写了一张大字报,炮轰场民兵营长王某,先拍下一只小苍蝇再说。大字报指责他经常躲避劳动,开小灶暗揩集体的油,实在太资产阶级。没想到的是,副书记对大字报似乎暗喜,至少没对我说什么,倒是原来对知青们较为宽厚的正书记大为光火——原来他是王某的同村人,近期还成了王某的入党介绍人,见我往肉汤里拉屎,见某些干部隔岸观火,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他怒气冲冲一把撕了大字报,站在地坪里开骂:“搞什么突然袭击?还拉拢贫下中农来搞派性?告诉你们,蛆婆子拱不翻磨子,党的领导是铁打的!”

周围两排宿舍鸦雀无声,谁都不敢说话。

“什么夜校?鬼叫吧?”

本地人把校也发音为“叫”。

第二天入夜,我来到“夜叫”,发现我的预感果然被证实:一个学员也没来,几排条凳冷冷清清。连我的那两位共犯,从书记房间出来以后也慌慌张张,再也不同我说话,更不会喊我“老师”了。我原来准备好的第二课本和第三期课本,都只能成为废纸了。

我发现自己确实是一只蛆婆子,连树叶也拱不翻的蛆婆子。但认识这一点,对我后来读懂一些书倒是大有助益。

(补记:一九七二年春,我从茶场转到某大队落户,遇到有学校老师休产假什么的,也被叫去临时代课。我此时再无启蒙壮志,革命意志衰退,只是同娃娃们瞎混,算是赚一点轻松的工分。谁效忠,我就在黑板上画鲜花或者红旗(给女娃),坦克或者飞机(给男娃),下面写出相应的象征性领奖者。谁调皮,我在黑板另一边画丑八怪,下面标出他的名字,说不定还狠狠加刑:咔嚓——画一手枪瞄准之,或哗啦——画一粪瓢逼近之。这种奖罚分明的朝廷王法,让子民们兴奋莫名,下了课还围着我尖叫。我哪给他们正经上过课?几乎所有课都成了涂鸦和胡扯。但后来有一次在路上遇到茶场那位书记,竟得到他的微笑:“你是个聪明人,现在总算走正路了,搞教育革命的鬼点子还蛮多。”

他说,我班上有一娃就是他的外甥,最喜欢新老师了,这些天一放下饭碗就往学校里跑。

是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高兴一下。)

抄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一级有一美男,工人子弟,篮球打得好,毛笔字写得好,又有浑厚男中音,在早晨的树林里呵的一声开诵,立刻晕了一大片女生。红卫兵们爱诗热潮由此而起。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普希金的《致大海》等,立刻成为被大家争相传抄的朗诵文本,成为昼夜里此起彼伏的男声和女声,包括有些人对舌头痛苦的折磨。

当时大家几乎都有一两本手抄诗。下乡后,诗心在劳累中渐失,娱乐只剩下夜晚唱歌这种自我播音,于是抄歌的还是不少。苏俄的、美国的、拉美的、欧洲的、南亚的、日本和越南的、加上中国少数民族的歌曲,尤得很多女知青的青睐,几乎也是人手一册。多少年后,凡老知青们聚会,只要《三套车》、《老人河》、《流浪者之歌》一类音乐响起,中老年们差不多个个能唱。这种当年地下歌潮所留的余习,这种无组织、无领导、无纲领的全国性音乐认同,与学历教育倒是毫无关系。

一些知青做着文学梦或科学梦,当然更有抄书习惯。我在县城里结识黄某,后来当上编剧的一位,发现他抄录了几大本古文,深受震动和启发,回乡下后也如法炮制,每借来一书,便择优辑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几本,以弥补书藏的短缺,以备今后温习。好几个早上起来,我的面目被人取笑,原来是柴油灯的烟太多,晚上抄书时靠灯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烟,就会熏出个黑鼻子和黑花脸。知青点的朋友们也经常帮我,比如发现废品站有什么旧书刊,发现商店里有包装货品的旧报纸,就会留心多看一眼,把有用的纸片带回来给我。

九十年代末我在美国参加一会议,发现身旁一学者有动笔的癖好,倒也不是做会议笔记,只是笔头不闲,在会议材料的反面或空白处胡写,有时默写古体诗,有时默写洋文句子,有时甚至把会标之类抄上多遍。我心生奇怪,后来问及此事。他想了想,说是吗?又想了想,说他可能是写惯了,尤其是当知青时抄书太多,以至到如今差不多一摸笔就手痒。据他说,他曾赴江西省插队,在乡下抄满过近百本笔记本,几乎抄出了一个图书馆。因为一件“反革命团伙”案,他坐牢两年多,但他在监房里还把毛泽东选集英文版抄了三遍。他学英文的办法是,找一本词典,每天背下一页,就撕去这一页,待整本书撕完,英文也就咽下一肚子。

他是文革后最早出国的数万留学生之一,很快成为经济学界一颗新星。在普遍的国外舆论看来,八十年代初陆续出国的这一大批总体素质最佳,不仅谦逊而刻苦,而且学养不俗。其中很多人都是越过本科直升硕博。类似的情况是,在很多高校老师看来,文革后最早的上百万大学生,特别是文科生,总体素质也首屈一指。用有些老师的话来说,能遇上这几届可谓人生之幸。这里当然有比例不同的原因,比如从十年积累的考生总量中择优,与一般考录没有可比性。但即使不这样比,这是否也能显现出十年并非一张白纸?

凭借手抄书一类手段,知识薪传一直明断而暗续、名亡而实存。如果真是“垮掉”和“断层”,数以百万计的好学生后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垮掉“、“断层”最为活跃和承重的三十年来,为何反而爆发出中国最强劲的发展?

现在,我的一些手抄书早已不知所往。随着出版的开放与繁荣,我的书橱也越来越多,盛满了太多精美而堂皇的套书,不需要我再在油灯下熏黑鼻子。但有时候我会不无惶惑,似乎书已经多得坏了我的胃口,让我无所适从。又觉得新书像富人的宾客,旧书像穷人的朋友,我在太多宾客面前反而有些孤独。

有人说过:借书读时读得最多,买书读时读得稍少,发书读或赠书读时读得最少。这里还可加上一问——抄书读的时候呢?

与一般的读书相比,抄书自有其优点:

一)三读不如一抄,抄一遍有利于增强记忆;

二)抄书是个细活,能迫使你聚精会神细嚼慢咽地读;

三)抄书很辛劳,抄者对这种书总是更珍惜,于是有可能复读得更多;

四)抄书一般只能是摘抄,而摘选需要你去粗取精,因此有利于总揽全局抓住重点,读出某种主动性和超越性;

……

当然,这种手工活毕竟太耗时间,毕竟不足以抵消严重的短缺。在一个信息速生和知识高产的时代,急匆匆的现代人还可能抄书么?

(一) (二)(三)(四)

 
  go 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