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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长的假期
 

换书

那时中国大陆人都穷,学生们尤其囊中羞涩,习惯于打补丁的衣服,习惯于用推剪互相理发和收集些废瓶子卖钱。虽处无政府状态,学校食堂服务却大体如常。“豆腐脑,萝卜干,吃得眼睛往上翻”——这就是大家敲打饭盆排队时的欢呼,是对幸福的回忆和向往。

尽管穷,时尚却并不缺乏,与时尚相关的商品交易也十分活跃,只是这种交易大多采取物物相易的方式,不经过现金的环节。比如毛主席像章一时走红,各种新款像章必受追捧,那么一个瓷质大像章,可换五六个铝质小像章。一个碗口大的合金钢像章,可换三四个瓷质像章或竹质像章。过了一段,像章热减退,男生对军品更有兴趣,于是一顶八成新军帽可换十几个像章,一件带四个口袋的军衣可换两三本邮票集。再过一段,上海产的回力牌球鞋成了时尚新宠,尤其是白色回力几成极品,至少能换一台三极管收音机外加军裤一条,或者是换双面胶乒乓球拍一对再加高射机枪弹壳若干。

黑市交换很复杂,价值权衡全凭感觉和谈判,所以一旦读书潮暗涌,图书也可入场交换,比如一套《水浒传》可换十个像章或者一条军皮带。俄国油画精品集或舒伯特小提琴练习曲的价位更高,手里只捏着子弹壳或像章的人根本不敢问津。有一次,高二某同学徐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赫鲁晓夫主义》,作者据我后来回想也算不上什么名角。书的内容无非是揭示了一些苏共内幕,包括列宁与斯大林的吵架,贝利亚的残酷和阴狠,朱可夫元帅对赫鲁晓夫的勤王之功,还有“匈牙利事件”中纳吉的两头受气……但这一切在当时也属异端,属稀缺信息,足以让中学生读得眼睛大睁呼吸急促。好几天,它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更成了频频换手的接力棒——好多人都等着这本秘籍。

我运气非常不好。秘籍刚传到手上,还没读完就不翼而飞,不知是哪个王八蛋暗下手脚,说不定拿它去换回力牌了。这当然是我的重大失误。书的主人急得差点要撞墙,几乎每天都用惨白的脸堵住我,痛苦得把脑袋摇来摇去:求求你,你得去找找呵。我是从军区一个朋友那里借的,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呵。

我到哪里去找?把自己卖了也赔不出吧?

我提出赔他一本巴金的《家》,他不要;赔他《安徒生童话集》,他也不要;赔三大本邮票,他还是不要。百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把一只手表戴在他手上,暂时安抚他痛苦的心。

这只旧手表算是我最大的资本,来自另一位同学——当时他看中我的收音机,说什么也要强买强卖。我自知不是个称职的“换客”,也许这生意做下去,七换八换之后就会赤条条走人,那么让同学暂时保管资本,也许不失为安全之策。直到毕业下乡前夕,手表保管者因病得以留城,看到大家要远行下乡,抱着这个那个哭得眼泪哗哗。我心一酸,也哇哇哭起来,一激动就宣布以手表相赠。他当然吃了一惊,说了些表示惊讶、表示推让、表示万万不可的话,但我不想欠下人情——再说,身外之物岂能与崇高的江湖义气相比?一块手表对于我这个农民来说又有何用?

虽然事后略有后悔,但我那一刻确实很壮烈。

下乡后,收到秘籍主人几次热情的来信。大概觉得这笔交易令人不安,他捎来一双新军鞋,算是聊作弥补。

说书

我插队在一公社茶场。这里有一百多号知青,一百多号本地农民,分三个工区六个队,负责近六千多亩茶园和少许稻田。在地上劳动的时候,尤其聚在树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就是解闷的主要方法。农民把讲故事称为“讲白话”,一旦喝过了茶,抽燃了旱烟,就会叫嚷:来点白话吧,来点白话吧。

农民讲的多是乡村戏曲里的故事,还有各种不知来处的传说,包括下流笑话。等他们歇嘴了,知青也会应邀出场,比方我就讲过日本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故事,是从我哥那里听来的,颇受大家欢迎。

黄某不是我的同学,是他留城的姐姐托付给同学带下乡的。他个头小,平时不大言语,只喜欢拉拉小提琴,不过肚子里还真有料,话闸子一打开都是我们闻所未闻之事。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受教冯谖,当然还少不了吕不韦阳具奇伟和宣太后私通大臣之类黄料……我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些大多来自《战国策》和《史记》,不知黄某什么时候读在眼里,记在心头。

易某最喜欢讲战争史,每讲到将领必强调军衔,每讲到武器必注明型号,显示出惊人记忆力,俨然是个军事行家。我就是从他嘴里得知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罗曼底登陆战役,隆梅尔的北非战役,以及德国的容克52和美国的M2。多年以后我发现,他肯定读过《朱可夫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类的书,只是他的记忆有偏向,对军衔和型号记得太多,把重要情节反错漏不少,比如常把英国混同美国,对兵员数和钢产量也多是信口胡编。

这些闲聊类似于说书,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如文革),有书难读的时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传庶几乎是一种民间化弥补,一种上学读书的替代。以至很多乡下农民只要稍稍用心,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都不难粗通汉史、唐史以及明史,对各种圣道或谋略也毫不陌生。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坚实的文化?有一次,说起两敌对大国之间的微笑外交,一位在我身旁的老农突然插嘴:“有什么好说的?诸葛亮气死了周瑜,还要去吊香么!”我听得一懵,发现自己把形势和国策摊上一堆,其实哪比得上他一句话这么简洁和通透?

像农民一样,知青中还有些故事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邻近的某公社就有这么一位。据那里的知青说,此人姓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既不愿意挑粪种菜,也不高兴劈柴做饭,一个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讲故事为回报。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这样的交换多了,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比别人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这样的日子太爽。一度流行的民间传说《梅花党》、《一只绣花鞋》曾由他添油加醋。更为奇货可居的是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大仲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都是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他逐渐练就成一方名嘴,走到哪里都被知青们迎来送往。尤其是农闲时节,大家寂寞难耐,经常备上好菜排着队去请他,把他当成了快乐大本营。作为一个资本家子弟,他歪支着脑袋,没赚多少工分,但居然俘虏一出身干部家庭的漂亮女友,大概也不是难以理解。

我有幸在县城见过他一面。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以肉丝面相贿赂,央求他讲上一段。他说的是一苏联红军女兵押送一白军军官,两人在路途中居然放电,产生了危险的爱情,不料最后白军的船舰出现,后者本能地向舰船狂跑求救,前者那个慌呵,想也没想就举起了枪……故事大王此时已吃完了,叭的一声枪响,他捂住自己胸口,缓缓地作旋体状,目光忧郁地投向厨房和碗柜,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痉孪着,痉孪着。

“玛——沙!”他很男性地大喊了一声。

“我的蓝眼睛,蓝眼睛呵——”他又模拟出女人的哭泣。

太动人了!我们听得心情沉重感慨万千。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他那次讲的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所谓表现人性论的代表之作。

护书

在我的同队插友中,张某好诗词,带来了《唐诗三百首》。贺某想当画家,带来了石涛、林风眠、关山月以及米开朗基罗的画册。我是造反习气未脱,带来了《联共(布)党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类,大家互通有无交换着看。 不要多久,交换范围又扩大到其它队,一直交换到很多书没有封皮和脱页散线的地步。

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知青下乡是接受“再教育”的,在农民面前得夹起尾巴做人。茶场有一党支部副书记,自觉责任重大,成天黑着一张脸骂人,晚上还到处巡查,查到知青房间里有声响就隔窗偷听,看是否有人说反动话,是否有人收听敌台。据说有一次某知青听收音机,听着听着睡着了。副书记不知情,竟把播音一直偷听到后半夜,冻得自己第二天咳嗽不已。

他也经常检查知青们读什么。好在他文化水平不高,在辨别读物方面力不从心。有一次他看见法捷耶夫的《毁灭》,先问“毁”是什么字,问明白了再一举诛心:我们现在都在搞建设,你怎么成天搞毁灭?你想毁灭什么?

我急忙辨解:“毛主席都说这本书好。”

见他狐疑,便翻出《毛泽东选集》中的白纸黑字,这才让他悻悻地走了。

另一次,他冲着马克思的图片皱起眉头:“资本家吧?开什么铺子的?”

“亏你还是共产党员,连老祖宗都不认识了?”我抓住机会再将一军,使他脸上有点挂不住,只假装没听见,去找什么锄头。

有了这样一些经验,知青们发现乡下干部其实不难对付。一段时间里,有些女知青喜欢唱“卖国”电影《清宫秘史》里的插曲,比较粉色和小资的那种,被干部们询问唱什么,就说革命京剧样板戏呵.。干部们不懂京剧,居然信以为真。有些知青传看司汤达的《红与黑》,被干部们询问看什么,就说是看两条路线斗争史,还说作者是马克思他舅。干部们不知马克思的舅和姨,也就马虎带过。

农村当然也兴阶级斗争,只因为干部们大多缺少文墨,文化封禁较难落实。即便在城市,禁区也是有缝隙、有缺口、有偷越暗道的,爱书人稍动心思其实不难找到自保手段。比如《毁灭》、《水浒》、李贺、曹操这一类是领袖赞扬过的,可翻书为证,谁敢说禁?孙中山的大画像还立在天安门广场,谁敢说他的文章不行?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一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稍经忽悠差不多就是马克思主义,你敢不给它们开绿灯?再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比较才有鉴别”、“充分利用反面教材”一类毛式教导耳熟能详,等于给破禁发放了暧昧的许可证,让一切读书人有了可乘之机。中外古典文学就不用说了。哪怕疑点明显的爱情小说和颓废小说,哪怕最有理由查禁的希特勒、周作人以及蒋介石,只要当事人在书皮上写上“大毒草供批判”字样,大体上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收藏和流转。

我还读过一种油印小册子,不记得是哪个红卫兵组织印的,也不知他们印书的目的何在。小册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标识,正题是《新阶级》,作者为德热拉斯(后译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广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论家。当八十年代末一位美国人向我推荐此书时,我的回答曾让他一怔。

我说,我知道这本书,我二十年前就读过。

他还是斜盯着我。

我无法让他相信这一点,当然也没必要让他相信。

我记得自己就是在茶场里读到油印小册子的,是两位外地来访的知青留下了它。我诈称腹痛,躲避出工,窝在蚊帐里探访东欧,如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要装出一些呻吟。这是知青们逃工的常用手法。不过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不能歌唱,更不能吃饭,以便让病态无懈可击。副书记一到开饭时就会站在食堂门口盯着,直到确认你没有去打饭,也没人代你打饭,才会克制一下揭穿伪装的斗志。不吃饭那就是真病了,这是农民们的共识。

这样,对于我的很多伙伴们来说,东欧的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饥饿者的晕眩。

(一)(二)(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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