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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庄
 

这一日,忽召集全团大会,文工团的书记——另一位书记,我们更换领导相当频繁,总是指望新的领导带来新的气象,这位书记是黄白的脸色,长年有些浮肿,很少见他笑容,很缄默,凡来到文工团任书记,多是沉郁和焦愁的表情,他不会像前一位书记那样说出惨然的话,倒也不是说他能有什么办法,处境依然是窘迫的,但他显然有更为开放的思想,因而他的忧患也更深沉——此时,他站在一面土墙前,昏黄的电灯在他脸上印下几片阴影。他的脸色更不好了,并且,忧心忡忡。与其说接下来的不安是来自他所传达的内容,毋宁说是由他的神情造成。他的可说是哀伤的面容,给人强烈的印象,似乎是,有什么大不幸发生了。书记方才从徐州地委领了指示,受命下达于各基层单位,说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有暴徒滋事,是又一场斗争的新动向。他很快结束了传达,宣布散会,各种乐器的练习曲又在四下里响起来了,那些最勤奋的乐手继续练琴。余下的人颇有深意地沉默着,忽而交换兴奋的眼神,那都是较为年长的人们,历经中国政治的时局变化,他们善于从只言片语中捕捉信息,并且分辨虚实真伪。之后的几天,他们成了广播和报纸的爱好者,无论广播还是迟到的报纸都是发布新华社通发稿,可经过他们的评述和演绎,越来越多的内容呈现了。在七十年代的中国,有的是这样的时政分析人材。渐渐地,所有人都相信,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大事情,这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它离魏庄多么遥远啊!不止是地理的概念,还是政治的。如魏庄这样的地方,是历史中的永恒背景,在任何激荡的世事里,它都居不变应万变。而我们团,要浮躁些,很难避免骚动,可又只是细碎的忙碌,被余波煽动起来。多少是盲目的,要等若多时日过去,拉开距离,从全局观,方才可归入历史。

最初的骚动过去,事情又回复到原先状态,依然排练《模范山乡》。春深了,天气越来越暖,麦子黄了。村庄里总是一股柴火气,来到村外,面对田野,就有蓬松干爽的麦香扑来。我们也要走了,回徐州去演出,然后再往地区八个县巡回,往北再往南,到最南部的睢宁县已经是仲夏。

这一年的夏季非常炎热,睢宁的剧场是新造,舞台很大,外观也不错,可是没有宿舍。我们为节约成本,不住招待所,而是就地解决。每晚演出结束,男团员四散在舞台和观众席,寻通风凉快处席地而卧。女团员安排在剧场顶楼,说是顶楼,其实是屋顶下的夹层,经过白昼里日头的烤晒,又经过晚上舞台灯光从底下的传热,这夹层就好比火上的热锅。夹层里也没有水管和下水道,洗用的水,必要从底下打了,通过灯光间的侧梯,一层一层端上,再一层一层端下倒去,女孩之间经常为窃水的事情口角。最热的时候,女孩也下楼睡在剧场,将座位翻下来,连成窄窄的一条铺,在扶手底下躺平。剧场里也是热,睡了一时,就有人热醒,三五结伴到剧场外大街上买瓜解暑。卖瓜人是睡在板车下面,随时爬起来接纳生意。午夜里,没有一丝风,整座城捂在高温,白日的光照和人的体温里,沉甸甸的热里,不时透出说话声和蒲扇扑打的声响,四处都是无法入睡的人。捧了西瓜回来,昏沉沉地吃,温乎乎的西瓜汁淌在地上,又反射出一些热来。反复折腾,天边已经亮起通红的晨曦。开演时分,灯光亮起,帷幕徐徐拉开,展露出瑰丽的人和景,人们绝想不到,这地方经过了怎样流民的,失所的一日。我曾经去睢宁县人民医院体检,企图检查出些问题好请病假回上海。人民医院清洁宽敞,墙壁刷得雪白,似乎也不显得那么溽热难耐。医生护士穿着白大褂,脸色清爽,更使人感到自己生活的不堪。检查报告出来,一切正常,又写信给家里,让母亲写一封信来,编造一个事端,让我请事假回上海。来回折腾的时候,传来唐山大地震的消息。因是在如此混乱焦虑的处境里,我们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震动,似乎没有余暇关心自身以外的事情。演出结束终于放了假,再从上海回到徐州,徐州遍地防震棚。我们团从火车站的院落里搬到地区行政干校大院,在那里的空地上,盖起了防震棚。

魏庄故事早已经结束,这是后续的后续了,但又似乎并没完,从它源起的事端还在向前发展,并且加速行进。假期中,毛泽东逝世,从上海被召回徐州,来接站的同宿舍的女孩,一身缟素,辨梢上系了宽宽的白发带,正应了一句俗话:若要俏,常带三分孝。看上去,格外有一种韵致。文工团的女孩,就是比旁人不同些,在那样简素的时代里,依然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流露出妩媚的女性气质。经过一个煎熬的暑天,秋天显得格外爽朗。天高云淡,极远处可见南迁的雁阵,呼吸都是轻快的。似乎是和时局不相宜的情绪,可季侯就是这样笼罩着天地人,以它自有的气息,是不是其间潜伏着更强大的意志?而我们,是政治社会中小而又小的单位,在纪念碑式的历史的缝隙里,自成格局,度着一己的悲欢。在接踵而至,更剧烈的震动,也就是四人帮倒台,我们自然也是兴奋的。文工团的人总是喜欢热闹,虽然谁也不真正了解政权上层在发生什么,但严谨的政治生活总归是束缚人的活泼劲。我们团即兴排演的一出活报剧,表现四人帮的丑行,在此剧中,可说大大释放了我们团风趣的天性。扮演张春桥的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保田,他着一身深色制服,戴琇琅架眼镜,摇一柄折扇,前进三,后退二地上场,真是活脱脱的。听老演员说,李保田行的是柳子戏里的扇子功。他幼年进江苏省戏曲学校柳子戏班坐科,习的是武丑,后来毕业,柳子戏专成一团,放在徐州地区,就是文工团的前身。这一个古老的几近失传的剧种,有着严格的程式,我想李保田日后事业上再走远,那也是压箱底的货。看电影《有话好好说》,他与姜文在饭馆里谈判的那场戏,一句一句地压上来,忽有一瞬松弛,再压上来,无限激越,看得出其中就有技术的训练,单靠体验派的现代表演教育是达不到的。

明澈的秋天过去,冬天来到,我们还是住防震棚。地震的警报时有时无,传闻紧张时侯,夜里还安排轮值,排在凌晨那一班比较艰苦,从暖和的被窝和睡眠中生生地被叫起。但我们也挺会消磨,在炉子上烤红薯。所谓值班,就是守着地面上一只倒置的酒瓶,一旦倒下便吹哨敲锣。一整个冬天里,除了我们自己不小心推倒,没有一次自行倒下。红薯烤熟,香气四散,慢慢吃完,值班时间已过去。与接班的交割,回进棚里再接着睡。

地震棚直接搭在泥地上,芦席铺顶,很长的一条,生了炉子。也不觉得冷,但早上起床,被上都结了霜。那一年,我走路明显感到腿沉,拖不动似的。从剧场演出完回行政干校,下车后需步行一段,途中有一个坡度,每每走到那里,就感到吃力无比,就好像梦中人走路,心里急却使不上劲。后来一临近这段坡路,心中陡生恐惧。我以为我一定是患了严重的关节病,家里寄来一双护膝,却也无济于事。去医院检查,没有任何结果。很多日子过去,社会开始对精神卫生有所认识,抑郁症几成流行病,我读到其中有一症状,就是关节障碍,不由想起这一次疾患。不知什么时候,我忘记了病痛,意味着它不治而愈,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复发。那一个冬天,确实是个沉郁的冬天,我们在行政干校的防震棚住着,多少是因为房屋紧缺。火车站的本部院落,已被文工团膨胀出来的人口占满。又一批男女结婚生子成家,从宿舍搬出,独占一室,原先的集体宿舍已分割成多个单间。我们这些单身的只得留在防震棚里,日常工作移回了本部,我们早出晚归,上班下班,每日都必经过那条令我胆寒的坡路。

时局确实在变化,许多禁演的剧目开放,我们团开排大型歌剧《洪湖赤卫队》,春节隆重上演。除夕夜首场演出,我发着高烧,一个人睡在防震棚里,昏沉中感觉有人走进防震棚,大约看见棚里有灯光,是我们团的会计。走过来在我额上摸一下,说了声:烫人!走了出去。我以为他要去喊人,事实上一去不回,而我也睡熟了。次日清晨已全面退烧,晚上还是到剧场演出。我们团寄予厚望的《洪湖赤卫队》只演了十一场便封箱落幕,因为电影《洪湖赤卫队》重新公映。时代在朝好的方向转变,可我们团却日益窘迫,每一次谋求新路紧接着就是遭受重创,人心涣散,都盘算着如何离开文工团。社会在一夜之间打开无数扇门,突然间涌现那么多可能性,简直目不暇接。令人惊讶的是,经历了那么多,意气已经消沉,却发现,还有充裕的时间,我们都还年轻,来得及开创另一种命运。这在某种程度上将我们团往下坡路上又推了一把,我们团留不住人了。

我们团在一起时总是给人颓败的印象,没一件事做得顺当,可分成个人,后来证明都发展得不坏。李保田是不消说了,有一位美工师去了北京艺术研究院;一位圆号手考入艺术院校,毕业后留校;有歌唱演员和演奏员调入省歌舞团和大军区文工团;有自建民乐团名扬海内外……看起来,我们团当年方针动摇,目的不明,招募人员杂沓不齐,但却很识得人材,作为个体,都有些斤两。

关于《模范山乡》还有一件事可说,就是彩色剧照。我有一个演员队里的同龄好朋友,在《模范山乡》扮演一名村姑,戏份不多,但也拍得一张剧照——白军清乡后,从藏身的壁橱里钻出,两手推开橱门,屈膝探身。这一张照片拍得极好,都可印成明信片发行。心中很是羡慕,并且有一分戚然,想到也许不等有一张好照片,青春韶华就将流逝。文工团的男女普遍年轻,大多在十二三岁招来,满二十岁就有成人感,特别能感觉年华易逝。有一次去地区医院,听医生唤我“小女孩”,十分的不适和反感,这就是我们对年龄的概念。想不到之后还会有很长的岁月要度,很多的改变要经历,会拥有很多很多、多到令人厌烦的照片图像。七十年代是个家国情怀的年代,可在我,总是被自己的个别的人与事缠绕,单是对付这么点儿零碎就够我受的了。并不经常地,仅是有时候,我会从壅塞的记忆中,辟出一个角,想起魏庄。那一个午后,送走访客,走在春阳下的坝顶,非喜非悲,却是有一种承认的心情,承认这一切,于是就要面对。

2008年7月1日于上海

王安忆 小说家。1977年发表作品,迄今出版长篇小说《长恨歌》《纪实与虚构》《启蒙时代》等十部,中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小鲍庄》《三恋》《叔叔的故事》等多部以及散文、论述、剧本等,共计约六百万字。曾获茅盾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并有作品翻译成英、法、德、意、俄、日、韩、越等文字出版。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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