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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一次说到风暴
──王寅访谈录
张桃洲


2005年4月19日,广州

受访者:王 寅
采访者:杨 子

杨:你刚才说每天写几首诗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多久?
王:四五个月吧。

杨:每天都是这个产量?
王:那不是,多的时候是这样。那个本子我还保留着,上面每首诗的写作日期都写着。

杨:这种时候在你的写作过程中还有过吗?
王:有过,大学的时候就这样。去年好像也有过这样的阶段,但那些都没有收到作品集里去,也没有发表。

杨:你说的持续最长时间的那次是什么时候?
王:90年到92年,这是一个转折,跟以前的诗告别了,以前特别明亮、特别好看的诗没有了。有人评论我的诗集,诗集前100页是好的,后100页是不好的,排列的顺序是从后往前走的,可以看得出在不断地进步。我自己也不太喜欢以前的东西,太简单了,得来也太容易,没有什么深的东西。如果说我到80年代末就不写了,也可以说一个诗人已经完成了,但肯定不如现在。

杨:在完全跟诗歌界隔离的这几年里面,如果有诗人来上海怎么办?
王:很少。

杨:就是不怎么见?
王:就是不见。

杨:你给外面传话吗?
王:这个人消失了。除非好朋友,不然就不见。现在也是这样。诗歌圈的朋友还是挺多,只是……

杨:只是不以诗歌的名义?
王:对,在一起不聊诗歌。在北京也不会去找那些诗人玩的,除非是特别熟的几个人。

杨:“白银时代”开始泛滥的时候,对你有影响吗?比较喜欢谁?
王:有影响。看了很多。曼捷斯塔姆,慢慢喜欢阿赫玛托娃,一开始不喜欢她,觉得太简单了,后来才发现她很有魅力。俄罗斯文学的那种厚度,深刻的程度,忧患意识应该是在所有国家中最突出的,很对我的胃口。对我而言,读到后来,会觉得美国文学太轻浮。苏联文学和中国的文学轨迹是相同的,看来就非常亲切,而且在中国文学里也找得到相应的参照。

杨:苏联文学应该说一种特殊年代的特殊经验,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肯定不是那样去想。
王:对。我说的苏联文学,也包括白银时代的作家诗人在斯大林时代的一些作品。

杨:我曾经看到两个翻译家对博纳富瓦同一首诗的两种译文,完全不同,我当时非常震惊,我们只能说我们读了译者的诗。
王:有人说过中国的作家受到的不是外国作家的影响,而是受到那些翻译体的影响,翻译成什么样,就接受什么。但我觉得诗歌当中有些东西是翻不掉的,可能翻错,可能翻得差,但好的东西是翻不掉的。

杨:奥登说过,任何译者翻译卡瓦菲,译出来的都还是那个卡瓦菲,但这样的诗人并不多。
王:英文诗歌的译文要好一些,其他语种要差一些。我前几天重新看了云南社出的《拉丁美洲诗选》,除了一两个诗人,比如聂鲁达、帕斯依然是好的之外,绝大部分诗人都充斥着陈词滥调。我最近也重新看了湖南社出的《西班牙现代诗选》,好的诗人真是不多,大部分诗人都是很勉强地在那里写。

杨:会不会研究一下像《神曲》这样的大部头作品?
王:不会,看过就算了。还有《浮士德》也是这样。叙事性强的作品兴趣不大。

杨:偶尔会写一点有叙事色彩的诗吗?
王:很少,大部分都是抒情诗。这跟写作的状态有关系,叙述是一个绵长的过程,抒情诗则是喷涌和发泄式的,整个诗歌的框架靠情绪支撑,而不是靠故事线索,所以我通常会写得非常快。

杨:现在是用电脑写吗?
王:对。可能也会在纸上写几句,然后抄到电脑上去,在电脑上调整。

杨:用电脑写跟手写有什么不同吗?有什么新的经验吗?
王: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方便,比较直观。

杨:《后朦胧诗全集》你看了吗?
王:看过。

杨:读完了有些什么样的感受?
王:鱼里面的错误很多,甚至把别人的诗放在我的名下。

杨:如果让你按年代来精选一部当代诗集,从朦胧诗以后到现在,你会编出一本多厚的东西来?
王:没想过。我看的也不多,我的趣味可能是很偏的。我在看《后朦胧诗全集》的时候,就已经把一些比较好的诗挑出来了,完全是个人趣味的。

杨:你挑选的是哪些诗?
王:都是抒情诗,都比较短。

杨:你把抒情诗放在诗歌最高的位置?
王:应该是吧。我觉得如果要叙事的话,可以不用诗来写,用散文就可以了。

杨: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叙事诗也并不多,像华兹华斯的《迈克尔》那样的诗。
王:像《叶甫盖尼?奥涅金》、《唐璜》那样有韵律的考究的叙事诗可以考虑,但是很多诗就是隔行的散文,还不如散文来得更有诗意。

杨:你对口语诗怎么看?
王:大家对口语诗的定义和理解也有很大的不同。诗的好坏跟是否运用口语没太大关系,很口语的诗也可以是很好的诗。我们现在看普希金,这么古典,还是很好的诗,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跟民间写作的争论,说到底还是一个炒作的伎俩,他们两边的写作其实没有根本的差别。有人制造了事端,有人立马上了钩,就咬起来了。

杨:网上那些诗人的作品看不看?
王:你要问我70年以后的中生代,80后,都不熟悉。但是肯定有好的诗人。怎么去了解,去鉴别,要有一个比较好的途径。

杨:当代诗人的写作也有20多年了,在你看来,比较重要的诗人有哪些?
王:太多了,也许40个。列举起来也太难,我并不是怕得罪谁,而是大家都差不多,也没有说谁特别出类拔萃。

杨:也不存在压倒性的人物?
王:对。而且从诗人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有的诗人是难以为继的,你怎么说呢?

杨:对哪些诗人印象比较深刻?
王:张枣一看就知道非常聪明,虽然我没有跟他见过面。在诗歌上,聪明未必是好事,但是,笨肯定不是好事。可能若干年以后,会有人慢慢做出一个比较好的选本,而且是在比较全面的基础上。我这本诗集出来后,很多人说:啊!你写了这么多诗!那是因为他们以前没有机会全面地看到。我想,其他人出的诗集肯定也是不完整的,没有办法让大家比较全面地了解。现在的选本无非是你选我、我选你,抄以前出的选本,很不完整。

杨:曾经有人说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上如何如何,意思是地位很高,你怎么看?
王:说老实话,中国诗歌在国际上不怎么样。但是要说句公道话,中国诗歌比小说成就要高得多,高不止一点点,只是因为小说关注度比较高……

杨:很多人其实对国外当代诗歌并不了解,我翻译的一些美国诗人也都是1927年前后出生的。
王:对。就是我们这边贺敬之那一代,太老了。

杨:大家对新的一茬国外诗人根本不了解。
王:反而是戴望舒他们那时候更快。不过诗歌也无所谓同步不同步。中国当代诗歌在国外的风光,很多是诗人自我夸大的。

杨:你在不在乎你诗歌里面的民族身份?
王:我是一个中国诗人或者是蒙古诗人?我根本没有这种强烈的意识。说不定外国人读你的诗,还会比中国人读得更透彻一些。

杨:巴列霍的诗你喜欢吗?
王:看得不多,不错。我的想法比较奇怪,比如安德拉德的诗我也比较喜欢,虽然说非常简单,简单得不象话,但特别纯粹,特别干净,翻译也不错。洛尔迦有的诗也确实很差,但我想博尔赫斯评价他是一个三流诗人也不奇怪,因为他们是太不一样的诗人,洛尔迦如果比博尔赫斯活得长,他也可以说博尔赫斯是一个三流诗人。洛尔迦有些东西是无可替代的,比如他诗歌的音乐性,民谣的东西,对色彩的把握,那个是很厉害的。靠音乐性构成一个诗人也是挺厉害的。

杨:他对你的诗歌有什么影响?
王:肯定有的。音乐那种复杂的结构有意无意地会作为一种参照,它的结构和对位是文学中没有的,有的时候会重复,在音乐中可以很轻松地完成。

杨:你做过一些有意的实验吗?
王:这已经变成常态的状态了,比如说,有意识地重复某些词语,有意识地重复某些节奏的时候,是非常愉快的。

杨:我看到你的诗歌中这种重复词语和重复节奏比较多,是不是为了你想要的那种效果,无意识地有某种强制性在里面?
王:我不知道。这种愉快跟你成功传达你要传达的内容几乎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杨:怎么去控制它呢?你的诗不管怎么放,还是显示出某种控制力。
王:我是一个比较节制的人。我写文章、写诗都是这样,不会滥用感情,滥用篇幅,这也是天生的,你让我作删节,我会删得非常好。你要我添加东西,也可以做得不错,但肯定不如删来得好。我的诗歌非常短,最多十几行,可能换一个人会长一倍,甚至更多。有时候,我看自己的诗会忍不住删掉一些,但很少会加。

杨:多多说他的诗要改70遍。
王:这可能也是个约数吧。改未必会把原来的诗改好,有时改糟,我又会改回来。有的觉得不舒服就把它改掉,过段时间再看,好像改得并不理想,还是原来的好。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很客观了,可以心平气和地去看另外一个人的东西,特别是看到我早年的一些诗,有些东西其实我是很想改掉,但是我改的话,变化就太大了,所以就不去动它,比如里面有些词语特别夸张,特别大,不实在,现在肯定不会这么去写,但我想还是保留吧,也挺有意思。其实这里面的一些大的词语,关键还是因为你想表白什么东西,很急地让自己跳出来说话,惟恐别人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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