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寅访谈录
张桃洲
2005年4月19日，广州
受访者：王 寅
采访者：杨 子
杨：同代诗人里面有没有对你有影响的？
王：当然有，很多人对我有影响，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影响，每个人都有长处，都有我所不及的地方。很多人某一方面的能力是我做不到的，那就只能羡慕了。应该说我是比较幸运的，生在这样的时代，有那么多优秀的同时代诗人，中国现代诗歌一百年里面最集中地喷发出了那么多新的诗人，互相之间肯定有很多促进和勉励，甚至还有竞争。很多同时代的诗人现在已经不写了，或者说后来写的诗没有办法再看了，那是因为在80年代的时候，他们把自己一生当中最好的诗写出来了。那个时代特别有意思，而且当时的生活方式也很特别， “诗人”的身份就可以成为一张通行证，可以到处走来走去，各地的诗人会管吃管住。
杨：当时你们家也是一个“接待站”吧。
王：我最多就管他们吃饭吧，因为我们家住不下。
杨：你都接待过哪些诗人？
王：太多了。有的人名字都忘了。
杨：从哪年开始的？
王：大学毕业开始的。那时在我上班不在家的时候，常常就有人来，把一大包自己印的诗集或者民刊放在我家里，说：我出去找住的地方，什么什么时候再过来拿。
其实最早接触的我们圈子之外的诗人应该是黄贝岭，他祖籍是上海，人在北京。他的一个亲戚是我们的同学，把我们的小册子寄过去，他看了以后非常惊讶，对我们的诗非常有感觉，回来探亲的时候，就跟大家聊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校园之外的诗人。我们为江湖上所知，跟他有很密切的关系，他后来去推荐、传播。
杨：第一次以诗会友是什么时候？
王：是在华师大，那边有张远山等几个诗人，后来也没有持续下去。因为大家在观念上还是很不相同。因为年轻，大家都心高气傲，但是后来还是成为朋友。我一直觉得奇怪，那时候又没有什么网络，又没有什么传播渠道，江湖上的名声怎么会不胫而走呢？老木编的《新诗潮诗选》是最早的先锋诗选，那套书看的人也很多。
杨：还记得你第一次接到陌生读者的信吗？
王：记得。其实很多人都是通过书信认识的，比如封新城、孙甘露、苏童、韩东。
杨：那时和诗人交流去过哪些地方？
王：没有。那时还消费不起，完全是清谈，骑车到某个人的家里，然后一杯清茶。
杨：在你们之后，上海师大出了什么诗人？
王：也有很多。我们同时也有很多诗人，都很不错，但后来可能都没有继续下去。在我们后面两届有一个蓝潮诗社，半官方的。他们的诗选还选了我们的诗，他们自己也做小册子，也有些交流，但是经常被我修理，被我教训。那些人虽然入学比我晚，是我们的师弟，年龄却比我大，是历届生，所以他们一直挺压抑的。后来我们毕业的时候，他们说：你们终于走了，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他们其实诗也写得不错。那时我们的小册子也是想变一些花样，主要是我在编，蜡纸我也刻过，陈东东也刻过，他的字很漂亮，主要是成茂朝刻，成茂朝的字更漂亮，所以他们两个刻的最多。还有同学会设计封面，设计得很棒。每一期的开头都会引用一个外国作家的话，特别玄妙的话，比如，有一次引用了达利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别担心你是否是现代派，因为很不幸，无论如何你也是现代的。”还有一次引用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话，作为对那些看不懂我们诗歌质疑的回答：“我要同志们注意的，首先是你们那个独特的口号‘我不懂’。同志们试拿这个口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闯闯看。只能有一个答复：‘学习吧’。”后来过了五六期之后，每一期邀请一位我们四个人之外的诗人，放一首诗，很多人都被我们邀请过，比如说苏童、贝岭、雪迪。但用过一次就不重复。
杨：你在整个90年代是怎样的状态？
王：90年代的时候，不发诗，也不把自己的诗拿出来给别人看，我让自己销声匿迹了。
杨：这样持续了多久？
王：好长时间，七八年吧。后来就不见任何人，除非特别好的朋友，不参加聚会。
杨：主要是因为什么？
王：我是怕麻烦，你跟这些人混在一起的话，早晚会有人来找你的。太无聊了。
杨：那些年你的诗还是不断地在一些诗选里出现吧？
王：他们选的都是以前写的。我写诗没有停过。我觉得这样挺好，隔一段时间，就整理到一个本子里面去。
杨：这么长时间完全是一个人在做，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经验呢？
王：我在91年写过这样的文章，就是我的诗集里面“诗歌随笔”的第一篇文章，那时候已经有这个意思了──埃利蒂斯、罗伯特?洛威尔都曾经停过很长时间，这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一个诗人的生存其实不需要很多的名气，不需要频繁地见报，不需要活跃于各种各样的派别。我甚至想，我隔一段时间再写的话，会有很大的变化。我对自己会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判断――你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变化，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
杨：大家印象当中，王寅从来不谈诗歌。
王：在这之前也是不谈，谈诗在我来说是挺要命的事。那时候没有电话，有人来无法提前通知，下午或者晚上就来敲门，往沙发上一坐，就跟你谈诗。当时觉得真的很恐怖，怎么谈呢？谈什么呢？
杨：有没有这种时候，你自己不说话，对方滔滔不绝？
王：不可能的。我很拒斥的话，他们能感觉到，他们会觉得很没趣。我就坐在那里不说话，我不会下逐客令，但会让你感觉到，你是可以走了。
杨：上海这座城市对培育你的气质有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王：肯定有关系吧，我没有仔细想过。但我如果生在苏州、南京，那肯定就不一样。比如上海后殖民地的那种氛围，建筑、街道，甚至于休闲的方式，肯定有影响。我记得我小时候爷爷跟我说过一件事情，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没什么吃的，爷爷到上海大厦去吃早餐，可以有一瓶牛奶，他就把面包吃了，把牛奶带回来给我。我那时大概一两岁吧。我是长子长孙，他特别疼我，我那些弟弟妹妹就没有这些待遇了。小时候经常会坐门口的有轨电车到五角场去，那种感觉也挺有趣。家门口还有一条鹅卵石的路，那首《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就跟我家门口的那条路有很大关系，现实当中的路和电影当中的路非常像。
杨：某些部分是重叠的。
王：对，重叠的。
杨：上海是个特别考究，特别精细的城市。
王：对。不过这不是绝对的，如果要说一个城市对诗人的气质有影响，其实上海也有很多粗犷的诗人，不修边幅。即使我生活在西北，也会把我身上的这种气质流露出来，但不会这么强烈。
杨：这种气质已经进到你的骨子里了。
王：对。还有一个原因，比所在城市的原因更多的是看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前几天和一个朋友聊天，她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去湖区华兹华斯的故居，那边在卖用姜做的饼。我脱口而出：姜汁饼。她说，你真厉害啊，没去过都知道。没去过不重要，我看文学作品的时候，已经看到过很多次。比如讲到法国文学、俄罗斯文学里的人名地名，我可以不看原文，很快说出来。
杨：俄苏文学对你有什么影响？
王：影响非常大。小说、诗歌影响都非常大。
杨：主要是哪些呢？
王：我们家有很多藏书，都是西方的小说，还有很多50年代的《译文》杂志，现在《世界文学》的前身。还有更早的，30年代的都有。我差不多在小学的时候已经看过了。我记得有一本戈宝权编的普希金诗选，当时译成普式庚，里面有普希金用鹅毛笔画的侧面像。《浮士德》我小学就看过了，里面有很漂亮的铜版插图。父母很反对我看这样的书，所以下午放学一个人偷偷地看，等到大人回来了，就把那些书放好。
杨：俄苏文学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人？
王：其实应该是苏联文学，比如《真正的人》，就是无脚飞将军，看了无数遍了。盖达尔的《铁木尔和他的队伍》、《丘克与盖克》，家里有好几本他的书。还有《青年近卫军》，那时非常迷恋。我在学龄前就已经把《林海雪原》看掉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家里的大人是怎么嘲笑我的：你能看懂吗？我说能啊。他们就说：念给我们听听。当然我念不出来，因为很多字不认识，但我就是连猜带蒙把这部长篇小说看完了。现在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厚一本书居然能看掉。
杨：早期俄罗斯的大家呢？
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看得晚一点，中学时候看的吧。
杨：有没有每年都要重读的作家？
王：卡夫卡、聂鲁达、里尔克、惠特曼也放进去了。这些书都单独放在一个架子上，放成一排，每年都看。还有博尔赫斯，但是我发现，我并没有每年去读博尔赫斯。还有一个英国作家叫托马斯?布朗写的《瓮葬》，那本书非常好，作者是17世纪的英国传教士，翻译得也非常好，是一个布道的演讲。
杨：看卡夫卡有没有受不了的时候？卡夫卡是最折磨人的作家。
王：有。看他的小说有时候挺难受的，但看他的其他东西，随笔、书信、谈话录，觉得很棒。他和雅努施的谈话录让我感觉他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不像他的小说这么干涩。
杨：要是碰到跟卡夫卡特别像的一个作家你会不会看？
王：不看。
杨：残雪呢？
王：我就没看过残雪的东西。
杨：日本有个安部公房很像卡夫卡。
王：他比卡夫卡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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