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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笔四篇
蓝蓝


推子死了

父母回山东台大沙埠村省亲,半个月后回到家时告诉我:推子死了。

推子临死前躺在病床上,看她67岁的老姐姐说:“姐啊,我死了谁给你洗衣裳?谁和你作伴儿啊?”

推子是我姥姥家的邻居,比我妈大一岁。打我记事起,就知道村里所有的人都叫她“傻推子”。我妈告诉我,1944年,日本鬼子临投降时在胶东台一带有过一次轰炸,一枚炸弹落在了推子家的囱上,掀翻了屋顶。刚三岁的推子从此就傻了。

小时候,总看见推子站在门口,嘿嘿傻笑,看到谁家媳妇有事儿忙,就把孩子接过来抱,在怀里小心地颠啊颠啊,口齿不清地哄孩子玩儿。推子力气大,就有人把她当牲口呼来唤去使,有点力气活就站在她家门口大声喊:“彪(胶东俗语,傻的意思)推子!快来!”推子就乐呵呵地跑去帮忙。连我小小年纪也会指使她:“推子,我命令你过来跟我玩!”她就赶快跑过来。我不明白的是,姥姥听到了就会我一顿,说:“没良心的小玩意儿,谁都敢欺负推子!”

推子长得黑,粗壮,穿的衣裳都是旧的。我喜欢看她那双大眼睛,睫毛很长,不论看到谁都会笑嘻嘻的,要是有男的和她说话,她就会羞涩地低下头。这种神态到她五十多岁时一直如此。村里人经常跟她说:“推子,给你介绍个对象吧?”她恼了,知道别人取笑她,说:“俺才不要!”——是啊,一个傻子,谁会娶她?

我从两岁起,总是跟推子玩儿。她陪我堆沙子,陪我捉蚂蚱。还有一次她带我走了很远,穿过村边的树林子,跑到南山脚下的桑树林中给我摘桑椹,还摘了几个蚕茧,那时我第一次知道蚕茧什么样子。我们还经常去掰青苞米,采乌梅吃,弄得嘴上脸上黑乎乎的。外村的人问我姥姥:“那么一个傻子,你把孩子交给她,放心吗?万一把孩子弄丢了、出什么事儿了怎么办?”

我姥姥淡淡地说:“没事儿,我愿意。”好像推子比谁都聪明,叫人放心。

村里有什么事情,大家争来争去,最后,有人说:推子也看见了!就都跑去问推子,因为推子不会撒谎,事情就有了结果。

推子能干是出了名的。她一个傻子,胆小怕事,干活卖死力,打猪草,割麦子,憨厚老实,比一个男劳力还。

五年前我回老家,带我的孪生女儿。推子在街门口看见了,老远就笑得睁不开眼,伸手就把孩子抱了起来。见她乐颠颠的样子,我恍惚又看到了年轻时的她,抱我在村里到处转悠。一转眼的工夫,推子老了,有了白头发,有了皱纹。

推子怎么会老呢?这样一个缺心眼儿的人,一不留神难道也会和我们大家一样,在时光中渐渐老了?——闭上眼睛,推子还是当初的模样,二十多岁,留浓密的齐耳短发,傻乎乎地朝人笑。

虽然我离开台很多年,上大学、调工作,经历了很多人和事,但不知为什么,我单单会经常想起她,每次老家来人我都会问:“推子怎么样了?”

我的父母这次回山东探亲,回来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子死了。说这话的时候,两位老人不胜唏嘘哀伤,似乎死的不是一个傻子,而是我们家里的一个亲戚。

胶东很早就实行了火葬,村里有人去世,都把骨灰供到了村外特意建的灵堂中。但不知为什么,推子的两个侄子把她的骨灰抱到村边里夹河的大桥上,一扬手撒进了滚滚河水中。这个举动让村里人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一个傻子嘛。言外之意就是谁会把她当一个正常人来尊重?有的说:真是的!感慨不已的样子。有的说:挺好,这条河不远就流进大海里,骨灰撒了,推子就跟周总理一样。

早在十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里专门写过推子,我小姨回家念给推子听,推子又惊又喜,有点不相信地憨憨笑了。这次,我父亲叮嘱我:“你写过很多人,很多大人物、大名人。但是,你一定要写写推子。你知道推子死了全村人都说什么?——一个好人死了!”

推子死了。这个世界上还剩下一个苦命人,她为了照顾这个被别人视为累赘的傻妹妹,担心她受人欺负,立誓一辈子不结婚嫁人。她就是推子的老姐姐。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推子活的时候,有一个几乎没人知晓的名字:吕家推;山东台市西郊大沙埠村人。

民间高人

老父亲小时候读过私塾,记性好得惊人,读过的古书能随口大致不差地复述下来。我们家三个孩子,不识字的时候就已经听他讲完了《西游记》《水浒传》。

“话说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父亲端起一杯茶,慢悠悠地开讲。这幅情景牢牢地印在脑海中,再也不会忘记。

每逢过年,父亲最大的乐事就是写春联。

春联,在我们那地方俗语叫“对子”。对子写得好不好,能看出写家的水平。

据我父亲讲,他小的时候,虽然是穷乡僻壤,但读过书的人一定要在腊月二十七那天把写好的对子贴到大门框上。街坊邻居四处转悠,看看东家,看看西邻,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都会指指点点,评价谁家的对子写得好。倘若大家一致叫好,那家人就乐颠颠地端出花生灶糖,请邻居们尝一尝。

也有不服气的,回到家里,重新写。但不能把原先贴好的揭下来,那样就不吉利了。写好的对子放在一边收好,等来年再比试。所以,写对联在从前的农村“知识分子”中是一等的大事,文化人都愿意借此机会“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华。即使在文革期间,很多对联无非是“龙腾虎跃生产蒸蒸日上 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也有那手痒的人做一点曲里拐弯的文字技巧,拟几幅对仗整齐、别开生面的春联。

打我记事起,家里每年的对联都是父亲写的。院门、家门、厨房门,都要贴。每年写的都不一样。如果写出满意的对联,父亲就比较得意。他的得意一般人看不出来,不笑,也不吭声,大门敞开,一副棋子拿在手里啪啪作响,邻居老棋友就来了。没进门抬头看到对联,退后几步——呵!叫声好。定睛再看,又叫声好!父亲一脸无所谓的样子,说:——来来来,杀一盘!只有我母亲知道,他心里高兴呢。

这些年城市里贴春联的人慢慢少,自己写春联的就更少了。大街小巷、书店书摊上成堆的春联都是印刷厂印的,也有商家、银行趁此机会做广告,免费。你想,有几个现代人再去自己写春联啊?

父亲摇头,说:那些对子,庸俗。都一样,没意思。

铺开红纸,照样自己写。于是我家门前经常会有人停住脚步,站在那里看上一会儿,点头,嘴里说:好对子!这声音父亲就是关门也能听得到。

前年春节我回家过年,父亲忽然对我说:想不想跟我出去看看?

看什么?——父亲和我骑自行车,出了城,朝东走了大约十几里地,到了一个村庄。下车,慢慢推自行车走。父亲说:“民间有高人啊,这个村就有。我去年到这儿来过,有一家对联写得绝了,虽然是抄旧联,但选得好,字也漂亮!——庭有余香谢兰郑草燕桂树,家无别唐诗字汉文章。这家有读书人,有大学问。”

……村里大多数房子是旧的,矮墙都是土垒的,很多人家院子里拴羊,跑狗,但家家户户对联贴得红的。转了几个弯,父亲说:——就是这儿!

抬头一看,这家人似乎比较穷,院门、门框都又破又旧,里面冷清得很。但门框上一副颇见内功的对联一下子把我震住了。

上联是:柳影入池鱼上树;下联是:槐荫挡道马登枝。横批:徐徐清风

鱼不可能上树,马也不可能登上枝头,但这对联有了一池清水,有了一路槐荫,异想天开的事情就成为可能——绝好对联!

父亲站在门口喊了几声,没有动静。“或许走亲戚去了?”——父亲猜测道。向院里的堂屋张望,门上贴一幅对联:荆树有花高堂乐,砚田无税子孙耕——好一个砚田无税!

等了一会不见人回来,我和父亲只好打道回府。

“如果不是这家人自己写的,那就肯定是一幅很老的对联。即使是从古书上抄来的,这家写字人的眼界也不低。瞧见那字没有?别看小院贫寒,说不定就是藏龙卧虎之地。”

我点头称是,并幽幽地叹了口气。

贵重礼物

老太太从县城来了。

她的心脏似乎有点不听使唤,把她接来省城调理一下,也是想尽尽孝。

说顺口了,“老太太”这个词招来了她激烈的反对。“我老吗?你说我老吗?”她边给孩子画画边抬起头抗议道。我嘿嘿一笑,赶忙点头认错。

其实,我娘看上去还是很年轻的,五十多岁,个头高挑,典型的胶东女性的身材。自从她来到家里,片刻就不能安宁。给孩子拆去冬的棉衣,孪生女儿每人一套。她对棉花过敏,捂大口罩,别人不知内情,还以为预防非典武装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缝完了棉衣,继续拆毛衣,看家里的什么都不顺眼,地板脏了,桌子上有灰尘了……直把每个人都指使得团团乱转。

最让人忍受不了的是她无与伦比的囉嗦,忽而絮絮叨叨,忽而慷慨陈辞,如果突然没了声音,那一定是她睡了或者到楼下跟邻居们继续唠叨了。

对此我真是“没招儿”。谁让她是生我养我、恩重如山的母亲啊。所以,每天就听她伴随钟表嘀嗒声“与时俱进”的谆谆教导,一边又心烦又心疼地看她拖生病的身体忙忙碌碌。

大前年非典危险,我早把孩子们从幼儿园接回到家中,白天只能抽空看两眼书,晚上熬夜写字儿,第二天早上就起不来床了。我娘把卧室的门关上,怕孩子打扰我睡觉,自己跟孩子们画画、剪纸、讲故事。很快,一个月时间就培养了带有家族特征的小艺术家。前两日,我妹妹来看望她,拿一张画儿对我说:“这是孩子们画的?——明明是咱娘画的嘛!”我看了哈哈大笑,孩子们画的足可以跟姥姥画的乱真了:一模一样的花朵,一模一样奇形怪状的毛毛狗。真是名师出高徒。

中午吃饭前,老太太诡秘地对我挤挤眼,得意洋洋地哼了一声,转过脸问孩子:“乖乖,你送给我的礼物你还记得吗?”

礼物?——我疑惑了。

“姥姥刚来的时候,你忘了?”老太太用手比划对孩子说,“这么大的礼物,忘了?”她伸出小拇指,在我们面前晃了晃。

也许时间过去太长了,孩子摇摇头想不起来了。我娘张开嘴略显失望地啊了一声,很快又神秘兮兮地把手伸进怀里摸索。半晌,她掏出什么东西在手里攥,像是要显示她的珍宝般慢慢把手张开——是一粒指甲盖那么大的白色小石子儿。

孩子笑了起来,她想起来那是以前送给姥姥的石头子。我娘也笑了,随后又小心翼翼地把这粒石子儿放回怀里。

我知道,在她贴身的衣袋里,靠近心口的地方,经常放她认为比较重要的东西,比方身份证、我送给她的戒指、妹妹送给她的表,不多的零钱……现在,又多了她的五岁小外孙女送给她的一粒不起眼的小石子儿。

某位哲人说:礼物必须是令人震惊的东西。

诚哉斯言。

甜蜜“腊三粥”

十几年前的腊月初八,正是滴水成冰的三九天。妹妹从学校回来了,一瘸一拐的,进门就哈哈大笑,拍打棉衣说:“我简直就是连滚带爬穿过整个郑州城回来的。”

她就读的大学在市区的最南边,我租住的小屋在市区的最北边,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半小时,她是骑自行车来的,路上还有冰,估计这一路摔得不轻。我笑恶狠狠:“活该!”

我们姊妹两个打小就不习惯甜言蜜语,越越亲,要是动了手,说明感情就到了一定的程度。当然,拳头落下的份量是轻柔的,声音的分贝是比较高的,大嘴叉子咧开的角度基本是往耳朵方向扩展的。

妹妹在家是老小,父母宠她,有好吃的就尽她,因此也给她养成了贪吃的坏习惯——但愿这句话别叫她看到,否则的话那就捅了马蜂窝。我曾经预言道:“你这么馋嘴,怕是一块糖就把你骗走了。”几年后的一天,她磨磨蹭蹭吞吞吐吐嘟囔说:“我简直太不幸了,你高兴吧,你的预言终于变成现实了。”果然不错,我后来的妹夫证实,他就是充分利用了我老妹的这一致命弱点,用一斤新鲜草莓把我妹妹哄到了手。“不过,那可是在一个北风呼啸、风雪弥漫、寒风刺骨的傍晚啊!”我妹妹特意调道,生怕那一斤草莓在我眼里贬值。

眼看学校寒假前快要考试了,她不顾天冷路滑跑回来,肯定又是肚子里的馋虫在蠢蠢欲动。我赶紧打开炉子做饭,一边跟她聊,对话的内容基本上是我不断在批评,她一直在承认错误,间或我们一齐哈哈大笑。自从妹妹来郑州上大学,每到周末,按照她的说法就是“不远万里”回到我的小屋,改善一下生活,跟我吵吵架说说话什么的。记得那天我们炖了一锅白菜猪肉粉条,一小碟麻辣酱,榨菜丝,几个烤得焦黄的烧饼,喷香地吃了一顿。实际上,我们说的改善生活是没法跟十几年后的今天比,但在那个时候已经算不错的了。

吃晚饭,我们又唠叨了一会儿,看看电视,就洗洗上床睡了。拉熄了灯,她总算停了嘴,但几分钟后一阵大笑又响了起来:“哎呀!今天是腊八,我专门不远万里跑回来喝腊八粥的,怎么就睡了!多对不起我摔的那几个大跟头啊!”我也想起来了,没办法,痛苦万状地问:“你忍心叫我起来?”

“不睡了,起来!熬粥。”她在被窝里只露出滴溜溜的两只眼睛,冷酷无情地说。

我边边笑边哆哆嗦嗦重新穿衣起床,打开炉子,这才发现家里哪有什么八样熬粥的食物啊,翻箱倒柜我只找出了大米、绿豆和一把花生米。妹妹叫起来:“哎呀,我记得你还有枣,别不舍得拿出来!”我嘿嘿笑了,从墙角拎起一个塑料袋,递到她面前:“你吃不吃?你要吃我可就放进去了。”她伸出脑袋一看,里面的枣已经被老鼠啃得惨不忍睹,随即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那晚,熬好了我们的“腊三粥”已经到半夜了。窗外寒风呼啸,我和我那馋嘴的老妹坐在热乎乎的被窝里,每人捧一只碗,里面是熬得稠乎乎的热粥,放进糖和蜂蜜,那甜蜜的滋味似乎一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还在我的嘴里、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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