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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生灭:香港的文艺刊物
陈智德

一九九七年的春天,在九龙最繁华而狭窄的旺角西洋菜街,有一家书店开张,名曰洪叶,翌年与该店相邻不出十步的另一幢旧厦,再有另一家书店开张,名曰东岸,为原本已是「二楼书店」集中地的旺角心脏地带,再添几列觅书者的步伐。九七年开张的洪叶稍后在港岛铜锣湾以至中环开设分店,其他二楼书店如乐文也把业务扩充至港岛,同时再有其他新的书店开业,在回归十年的前半期,即沙士爆发之前,可说是二楼书店的全盛期,零三年中之后由于自由行带动租金以倍数飙升,昔日的二楼书店或结业、或搬迁,已由二三楼搬至更高的楼层去。

香港昔日的二楼书店除了书种精要、买书有折扣,也容纳不见容于报摊的文化刊物,以至让一些同人自资的小杂志在店里寄售或派赠,小艺团的表演活动或文化社团的文化沙龙的小海报也经常张贴,在九七回归之前,已是文化讯息集散地和同人杂志的流通处。

九七至今十年间,一些二楼书店也在店内举办小型的文化沙龙、诗朗诵会等活动,如洪叶、东岸加上后来的紫罗兰、kurbrick和阿麦,成了一众文化人的聚脚点,他们在二楼书店交流、讨论、约稿以至催生另一本新的刊物;在诗歌方面而言,东岸设有摆放诗集的专架,又经常举办诗会,九九年开始出版「东岸诗丛」,至二零零二年间出版了八本诗集,东岸结业后,部份诗歌活动再移至紫罗兰和其他书店。

具资历的香港文化人还会记得七八十年代的一山、传达、前卫、南山等书店,在八、九十年代,位于湾仔的青文也扮演重要角色,出售特别冷僻的书刊,自己也出版图书,二零零一年创办《青文评论》,出了四期。香港的文化刊物,除了少量在报摊和大书店发售,一向以来最主要还是在二楼书店流通。

谈论香港的文艺刊物,必须提及二楼书店,而谈论九七年以今十年来的文艺刊物,也许还要稍为追溯至九七前数年,已有一些具一定年资的老牌刊物,由固定的机构或社团定期出版,如《明报月刊》(1966年创办)、《年青人周报》(1972年创办)、《译丛》(1973年创办)、《号外》(1976年创办)《电影双周刊》(1978年创办)、《素叶文学》(1980年创办)、《香港文学》(1985年创办)、《女流》(1987年创办)、《二十一世纪》(1990年创办),《音乐殖民地》(1994年创办),《Magpaper(新志向)》(1996年创办),当然还有其他,这里只举出至九七年仍有出版者。

此外还有由同人合资或由学院、社团出版的刊物,如《香港文化研究》、《左右》、《工作室》、《病房》、《女.风流》、《香港作家》、《作家》、《影评人季刊》等等。一九九四年香港艺术发展局成立,稍后推出文学杂志资助计划,九五年起开始陆续有不同的单位成功申请到资助,让新的杂志得以创办,如《读书人》(1995年创办)、《呼吸诗刊》(1996年创办)、《我们诗刊》(1996年创办。初期自资),也有让已停刊的杂志得以复刊,如《诗双月刊》(1997年复刊)、《纯文学》(1998年复刊)、《当代文艺》(1999年复刊)。

香港有许多纯文艺刊物,在艺展局成立前,已有不同组织或同人自资出版,这方面稍后再谈,这里想先介绍另一种也许影响更大的刊物形式,就是一些综合性、评论性或商业性的刊物里,同时让文艺寄生,如七八十年代的《大拇指周报》、《年青人周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百姓》、《号外》、《博益月刊》、《星晚周刊》、《突破》,九十年代初至中期的《越界》和《过渡》等,它们都在「市场」上有一定的销量或流通量。

以上具综合性而让文艺寄生的刊物,还可细分为青年文化刊物、大众消闲刊物、综合文化刊物、政论刊物、文化评论及资讯刊物,在九七至今十年而言,青年文化刊物有《Magpaper》、《CREAM》、《MILK》、《青年人双周刊》,基本上承接九七前同类刊物的传统,以四分三篇幅刊登青年时装、流行音乐评介、消费资讯、广告,四分一刊登文化评论和文学创作,其一以《Magpaper》比较突出,它本附属于《新报》副刊,一九九六年创办,九七年扩充内容,以杂志形式独立出版。主要编辑之一蔡志峰,本身是诗人,笔名智疯,著有诗集《停尸间》,也是一份纯诗刊物《呼吸诗刊》的创办人之一,其他编辑、记者本身也各自在音乐、艺术电影、文艺方面具相当素养,因此《Magpaper》的编辑方向在达到市场要求以外,也以独特眼光容纳文艺内容,如报纸时期已分别设立文艺理论、性别研究、另类漫画的专栏,九七年后扩充文学创作版面,刊登过董启章、韩丽珠、谢晓虹等作者的小说和其他诗歌,可惜已于九九年停刊。

九十年代初至中的文化评论及资讯刊物,《越界》是最重要一本,由编舞家、城市当代舞蹈团创办人曹诚渊创办,内容以艺评为主,包括视艺和表演艺术的采访、评论和资讯,也刊登文学,初期为月刊,以杂志形式发售,十九期后改以小开报纸形式印刷,转为周刊,放置于书店及表演场地供免费取阅。《越界》九四年停刊,编辑之一张辉在九五年得艺展局资助,创办了《过渡》,形式接近《越界》初期的杂志模式,并加强了评论篇幅,更具学术性,也有一些文艺,如智疯的诗、董启章、韩丽珠的小说,可惜仅二期而止。九七年后的同类刊物,有九八年创办的《打开》,编辑人员包括梁文道、朱琼爱、张薇等,由艺展局资助,每周随《南华早报》附送,也独立放置于书店及表演场地供免费取阅,以中英双语刊登艺评、文化评论和书评。《打开》只办了一年,至九九年停刊。

《打开》结束后,梁文道与友人创办牛棚书院,二零零一年起在土瓜湾牛棚艺术村办学,同年创办《E+E》,鼓励中长篇文化评论和书评,罕见地在稿约列明「来稿字数限在二千字以上,不设上限」,除了评论,也曾刊登文艺内容,如廖伟棠的诗和黄灿然翻译的卡瓦菲斯诗选,二零零五年出至第十四期。

与《E+E》同年诞生的还有由青文书屋创办的《青文评论》,二零零一年出版创刊号,编委会成员包括叶辉、吕大乐和杨美仪,以文化及文学评论为主,第二期起增设诗页,以中间横幅拉页配合摄影及画作刊登诗歌,二零零四年出版至第四期。

纯文学方面,最持久一份应是《香港文学》,从一九八五年至今未曾间断。创办人刘以鬯,本身是资深报人兼小说家,著有《酒徒》、《对倒》等小说。二千年九月起改版,编务由另一编者陶然接任,版面亦由直排改为横排。同样在二千年改版的还有《作家》,亦改直排为横排,同时扩充篇幅。《作家》由香港作家协会出版,另一本《香港作家》由香港作家联会出版,从九十年代出版至今。

具资历的文艺刊物,当然还有《素叶文学》,一九八零年创办,八四年停刊,九一年复刊,至二千年出版至第六十八期。其他在九七前出版的刊物,如《呼吸诗刊》和《我们诗刊》也分别持续至二千年和二零零一年。香港一直不乏文艺杂志,由九七至今十年间,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刊物诞生,九七年有《文学村》,九八年有《香港书评》、《纯文学》(复刊),九九年有《青果》、《当代文艺》(复刊),二千年有《文学世纪》、《鑪峰文艺》、《筑字室》、《执书》、《星期六诗刊》、《香港诗刊》,二零零一年有《诗潮》、《明报.世纪诗页》和《百合》,二零零二年有《诗网络》、《香江文坛》、《香港文艺报》、《浪花》,二零零三年有《秋萤诗刊》(复刊)、《圆桌诗刊》,二零零四年有《读好书》,二零零六年有《城市文艺》、《字花》、《月台》、《文学研究》等。

每一份刊物有它的独特性、它的编辑者、读者群、它的倾向、作风,但背后还有一双无形之手来左右,它不是政治却又可以说是,就是那紧随香港都市性的本质,像鬼魅缠扰众人的市场。香港的二楼书店现象其实也是基于市场的限制:一种高地价政策产物。由于卖书(特别是文史哲图书)的利润少,大多书店无法负担高昂的舖租,因而转往租金较廉的旧楼二三楼。同样是市场的道理,销量和利润偏低的文艺杂志,也难以负担大型发行商的发行费,因而很少发到报摊,多数交由毋须发行费而从折扣差价获利的书店发行,但同样由于利润和销量的问题,即使在二楼书店的范围,那发行网依然很小,职是之故,一些刊物莫说销路,连可供读者「发现」的机会亦很少,可能从创刊至停刊,对常逛书店的读者来说仍然陌生,或根本从未见过。

香港文艺杂志的「生存空间」问题,在九七回归之前已讨论多次,但背后的市场、文化环境、文化政策、文学教育等问题始终存在,文艺杂志的「蓬勃」现象,其实是由各年代里那些愿意承担、有坚持同时带几分「傻气」的编者,前仆后继地自发传承。这世界以销量和市场衡量一切,也左右一切刊物的存亡,可文艺杂志编者根本无意囿于「市场」的思路,他想的是营造风气、引介思潮、鼓励佳作,以至用刊物集体构成的声音,凝聚文化力量,嚮往鲜活、新颖和沟通。

销量、市场、发行等问题困扰编者,然而香港文学杂志长期在建制和商业夹缝间,用自己的方法挣扎求存,最大困难其实不在于经济,而是经验无法累积以及由此引发的历史认知上(不是历史本身)的空白和匮乏。一九九四年,香港艺术发展局成立,把文学纳入资助行列,造就更多文学杂志的出版,然而因著主事单位的人事更迭,资助政策并不一贯,而获资助的杂志一般只能维持一至两年,当然最理想处境是刊物能达到收支平衡,毋须资助也能办下去,但由于以上提及的销路和发行等问题,不论是回归前或回归之后,在香港办文艺杂志不可能自给自足。真实情况是,一群编者不顾一切地办了几个月、一或两年,当资金不继,他们亦秏尽心力和个人热诚以至秏尽健康之后即告结束,这时又会有另一群体获得资助,准备办另一份全新刊物,直至另一个循环又结束为止,香港文艺杂志就这样前仆后继、旋起旋灭,前者辛苦建立的经验、网络和关系都无法累积,出版者每次都要从零开始。文艺刊物向来都是一种断裂的记忆,谈论现有的文学杂志,说的是现在,却不期然说起过去,因为谈论香港的文学杂志,几乎等于谈论记忆:总有急速的变幻、出乎意料的遥远过去。

一直以来,文艺刊物与相关活动,绝大部份由民间自发组织,部份具社团性或同人刊物性质,「官方」或政府或学院的参与成份很少,不论在回归前或回归后,政府政策重心一向都是财经、地产,以金融服务和基建来吸引外资、以移植文化和建造「景点」来取悦遊客,对本土文化不甚了了。若有学生真正认识文艺,往往是从正规教育以外,透过报纸副刊、文艺刊物而接触。香港文艺的面貌,无论在政府政策、行政举措、社会活动、教育建制、大众传播、市民生活等等各方面,全皆不著半丝痕迹,而几乎全部集中表现在民间自办的文艺刊物当中,是以香港文艺的面貌其实一直都与文艺刊物的性质密切相关,文艺刊物面对的问题,往往即是香港文坛共同面对的问题,它的困境很少来自意识形态方面,而是与刊物相关的资金、市场、发行、认受性以至社会的忽视、无视或因应市场或生存问题的「从俗」要求。

从二三十年代开始,香港作家已在文艺杂志上组建或想像一个本土的文坛,只由于战前人口流动性大而难以凝聚文化环境。自五十年代以还,由于作者群和承传途径已基本稳定,香港本土的文坛面貌,在多种刊物上已可见其形,唯各年代不同作家的努力,在教育建制中长期缺席,大部份青年学生从中学至大学都不知香港有文学,既存历史说明香港早非「沙漠」,但这历史一直没有重视,「文化沙漠」之名仍像强迫性自我偏执症一般,从内部散播蔓延,以自虐和自戕的形式不断重提。

谈论城市文化总离不开杂志,它是一个城市以一周、双周或最慢一个月为单位变化的面相,文艺杂志是编辑眼界和文学视野的反映,也是编、作、读者三方的沟通,以至出版者、发行商、书店各方的纠缠,香港文艺杂志更是文艺和文坛运转的载体,在二零零七年的香港,就是今天,仔细访寻的话,可以在几家书店找到《城市文艺》、《字花》、《月台》、《文学研究》、《香港文学》、《作家》、《香港作家》、《秋萤诗刊》、《圆桌诗刊》等文艺杂志和《明报月刊》、《号外》、《读书好》、《众独》等综合文化杂志,一两年之后,这组合又会再改变,香港的文艺刊物就这样以一月、双月或最慢一至两年为单位,也暗地里参与改变城市的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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