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贵祥
缺席的种族人物
较早前，我替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民政事务局写了一本关于香港少数族裔的中文书。 在书中，少数族裔被定义为居住在香港的非华裔人口。我在书中访问了超过二十三名的不同族裔人士。 非华裔人口仅佔全港人口约百分之五。由于他们所佔的比例这么小，而又处于一个种族之间相对地和平的环境，所以少数族裔在香港从来都不是一个受公众关注的议题。 本土华人一向将其他种族的人视为「外国人」，通常都拒绝承认他们的本地人身份，将他们排拒于社群的整体之外，根本上阻挠了整合社会的「他者」的一切举动。
在意识到对方存在的情况下，与他们保持安全的距离，或者对那些他者视而不见，似乎是本土华人的自我防卫机制，彷彿只有这样，才可以看守得住自己对他者的神秘欲望，以免与之过于亲近。香港人口过度挤迫很容易激化种族矛盾，在这样的一个城市，伪装看不见其他族裔的存在，可能会带来一个更和平的公共空间。与此同时，白人往往被视为一种西方的象征性「在场」，而其他种族则往往会以一种显著的「缺席」来定义。就好像运用经济高速增长的论述来掩饰其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一样，香港往往强调其国际大都会特色，对潜在的种族紧张关系却并无任何平行的关注。
香港华人的种族视野倾向于将所有非白种族裔都当成毫无分别——如果不是完全隐形的话；但在本地的华人眼中，种族之间不同的身体特征，事实上是清晰可见的。被当成一种物品来观看的客体往往会为观看主体带来潜在的威胁，但种族景观在香港华人文化的视线范围内从来都不是一个凝视的对象。这一种忽视（或令可见的变成看不见），明显地有异于某些凝固在种族指标的深层心理结构，其实也可能是一种逆向歧视，尽管在历史角度而言，它曾经有助于维持暂时的种族和谐。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能够在香港主体身份的构成过程中，注意到这样的种族盲点乃民族性未经调停而存在的结果，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归纳出某程度的洞见。换句话说，香港人对自我内部所发生的事情盲目，而只有重新检视此一盲点，一些识见才得以呈现出来。
这篇文章并不是要讨论本地少数族裔社群，而是从本土华人的视角（如果那不是一个盲目的视角的话），朝著种族的诸种面向（非华人族群在这里战略性地被同质化为「他者」）作出观察，从而讨论自香港回归中国以后，其后殖民的主体性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在殖民地时期，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策划下，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中西融会的混种合成体，它的融合方法是向西方兜售一种不真实的中国特色（当中国大陆远在西方渴求的视线之外），以及将一种西方的表象兜售给当时的中国同胞。香港的民族性或中国性(Chineseness)实则上并不是一个供香港人自我反省的实体，倒是一种刻意营造给局外人观赏的商品。但非常辩证的倒是这种始于外在力量的民族性，反而成为了香港内在的主体性。外部的投射可以成为香港主体的核心，令一个独特的香港身份得以成长及巩固。香港在后九七的民族主体化过程（nationalist subjectivization，或询唤〔interpellation〕，按照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的意思，亦即个人通过认知的意识形态运作所构成的主体），是围绕著「中国民族性」（Chineseness）才得以构建的。.可是，这种主体化过程一直有些什么被看漏了眼，诚如齐泽克（Slavoj ?i?ek）在批判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询唤理论」时指出，永远会有一些「残余物」（leftover），抵抗著主体的形成过程，倒具体化了主体的不可能的本质。作为一个在香港生活的个体，我确认自己成为「中国人的主体」，并且愿意被称呼为一名中国人，但在这个主体化的过程中还有另外一些残余的东西（那就是，既是一个中国人，可又不完全是一个中国人）。
我认为香港主体化过程的「残余物」，就是那些未经整合的少数族裔，他们构成香港后殖民主体组成的一部分。因此，我们需要将少数族裔看成纷繁的群体及个体，并不是由于要符合政治正确的尺度；也不是简化地以为一个社群的整体性及普遍性必然植根于特殊性，或特殊的族群上；故此必需认识周边和特殊性才可以理解整体的本质。我理解的少数族裔的「残留性」（residual-ness）与香港主体的形成过程的关系，不一定跟「普遍」与「特殊」、「主流」与「少数」、「中心」与「边缘」等辩证关系相涉。它也不完全是「身份」与「差异」的矛盾关系，虽然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关联，而且常常转化成单一的物质（作为同一事物的两个矛盾面）。易言之，香港华人与其他少数族裔的共通之处，以及少数族裔在香港的主体结构所佔的「外缘性」或「剩余额」，是通过「重复」（repetition）这个概念所形成的——那是一个源自殖民地早期的历史性循环或重复，同时亦是德勒兹（Gilles Deleuze）意义上的一个概念性循环或重复。
清除种族他者──从过去到现在
在二十年纪初期，香港《中国邮报》（China Mail）上一个名叫「贝蒂」（Betty）的专栏作者这样嘲讽地说：「我所理解的香港人口只有威廉（她的丈夫）及另外三百多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 这段夸张描述反映了一般英国人如何「无视」他们与中国人的邻居关系，也揭露了英国流外者和殖民者的典型态度，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清除了这个港口城市的其他族裔（包括葡萄牙人、印度人、欧亚裔人以及其他亚洲人），以绘制自己心目中的殖民乌托邦地图。毫无疑问，邻居这个概念，对于殖民霸权及帝国主义剥削者来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这个殖民地「在场」的华人（本土华人原住民的数量相对地少，大多数是从中国大陆逃难过来的）在大英帝国的单向种族划分法下，是近乎隐形的。像「贝蒂」那样象征性地将华人消除，可能是英国殖民者面对著佔大多数人口的华人所产生的潜意识欲望。 虽然这说起来好像很狂妄，但贝蒂的讽刺其实揭示了佔人口少数的英国统治者，其实对佔大多数的华人深感恐惧，害怕佔大多数的华人有一天会在这块殖民地成为他们的威胁。在殖民地的早期，英国的目标是要将其他族群转化，令他们都臣服于英国的世界观和文化之下。也许那是英国殖民者的一厢情愿，想像通过将所有陌生的他者融合及转化为「我们的一分子」，令他们悉数消失。华人的差异性（不只外观，还有衣著、行为、饮食习惯、政治及宗教信仰）在贝蒂眼前都消失了。她选择见到的只是殖民地所执行的隔离政策。换言之，权力统治并没有将被殖民者安置到一个可见的范围内。对于可能带来威胁的种种差异性都视而不见，反而是一种殖民统治的策略。这样不但实践了隐形的日常生活的控制， 那些被殖民者也因此而变得面目模糊。
种族他者及文化他者在英国的帝国主义论述下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情况都暗暗地反射在香港华人的意识上，在后殖时期，也反映于佔人口大多数的香港华人与少数族裔的关系上。对殖民时期的英国人而言，华人是神秘的和不可渗透的，因此，需要同化政策使他们的差异性变得隐形。这一种对差异性的暴力态度亦界定了香港华人与非华人族群的关系。令一些令人不安的差异性消失，往往是一种暴力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措施。而香港的华人大多数对其他族裔的普遍忽视，除了是殖民时期的残迹，也是强调「汉夷之别」的华人文化沙文主义体现（「汉」与「中华」在汉学传统里是同一个意思，而汉化往往假设所有少数族裔及外来者与华人接触后，都会融入主流的中华文明），亦可能与这个城市历来寻找自己的声音及独特本土身份的过程有关。
要界定一个香港的「本土」身份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它的结构总是牵涉到阶级分层、性别差异、性取向、原住民与新移民、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以及华人与非华人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在二十年纪末期经常目击这样的情状：如果有一个独特的香港本土身份被塑造出来，那一定不是一个多元与不同主体的结合，也不会是一个协商出来的结果。换言之，香港身份的塑造并不完全是一种后现代身份政治，包含多元化生活方式及位置。相反，它是一个个别身份与其他个别身份的争夺战，借此夺得一个霸权代表位置，并自称自己代表一个普遍利益及需求。也许由于这一条霸权的定律，香港社会唯一的普遍性只能是拉克劳（Ernesto Laclau）提出的「霸权式的普世性」——那是一种由个体（亦即是自称香港人的本土华人）抢夺领导权后，自称代表整体社会利益及某种社会秩序的普遍性，而其他少数族裔的个体却还没有取得任何普遍的代表性。这种霸权不一定带有一个单向、一元及整全的特性。那是说，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的过渡期开始，少数族裔的声音就一直没有被整合到香港的论述里。但这不表示以后不可以。一如「汉」与「中国人」同义，当我们提及「香港」便立即被界定为「在这个城市居住的华人大多数」。「香港文学」只是「用中文书写的香港文学」，而「香港电影」只是用普通话或广东话制作的本土电影而已。因此，霸权并没有代表一个多元族群的团结，亦没有建立任何共识的基础。
在回归前的过渡期，大量书籍、期刊、纪录文件及各种形式的文化展现均集中在如何重新书写或重新想像香港的历史，希望确立一个香港的主体位置，以回应紧急的政治需求。这些有关香港、香港文化及香港人（主要是华人）的论述，并没有覆盖在这个城市生活的非华人的历史及文化。即使作者本身是少数族裔，亦没有提及少数族裔的生活。我心目中的例子是，阿巴斯（Ackbar Abbas）的《香港：消失的政治与文化》。虽然书中有略略提及一些香港的英文著作，但整个多元种族的香港却沦陷于一个「消失的空间」。.当然，我并不认为少数族裔的作家必须或者应该替其所属的社群发声。另一方面，麦固敦（Gordon Mathews）却强烈地批评阿巴斯没有描述到香港的华人文化。他写道：「阿巴斯的书最讽刺的地方，就是即使香港的文化可能真的存在于一个消失的空间，但香港自身却在整本书里消失……香港文化的『原材料』经过西方文化理论的分析及雕琢，再没有留下任何空间给香港评论者就自己的文化作出任何诠释。整本书的书目及注释只引用了极小量关于香港的文献，而且没有任何中文的文献……他只将很小部分的香港放进书内，而且他的归纳予人一种抽离的感觉。他没有描述任何关于香港，或者香港电影、建筑、文学等被大部分香港人所感受的事物。」 就麦固敦而言，在香港殖民历史的重要时刻，最重要的关注应该是在整个城市的论述中一直被忽略的本土华人。那时候需要的，是多一点本土华人的声音，虽然这样会导致再无空间容纳其他族裔的「众声喧譁」（heteroglossia）。
或许由于在这些论述里，香港的华人社群已经被理论化为一种独特连结的文化，或作为两极之间的空间(space of in-betweenness)，于是杂种、多元及混合性等概念已经没有足够的弹性去包含庞杂的香港非华人社群。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工作是让被忽略及边缘化的香港华人的集体声音能被听到，以抵抗英国殖民者及中国大陆政权的霸权声音。那到底有什么可以建构出来，以抵御外国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或者英国与中国的二元对立？周蕾在她的文章〈在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指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殖民者与主导的（中国的）本土文化之间的第三空间，这个空间不能够轻易地被后者所瓦解，即使抵抗前者是最重要的工作。」 可是，这个「第三空间」能否阻止整个香港想像里的整体化倾向，以及带出主流华人和非主流的少数族裔在香港的内部紧张关系？这些我们都不清楚。如果将重视香港华人的声音，理解为将文化优越性强加于多元族群的一次逻各斯中心主义演绎，那可能会流于轻率。但如果我们不能将各个非华人社群的利益展现出来，无论这是有心还是无意，都肯定揭示了身份形成过程的不足，以及任何混杂理论的不恰当。但一个自由、多元及对民族他者作出认同及结纳的整全香港身份，能否真的做到不会歧视任何人？周蕾在另一本书里指出，这些自由多元理论的逻辑，只是将种族的边界在修辞的层面上放松，使用如「多元文化主义」或「多元性」等优美的修辞，去扩大种族之间的隔离状况。
（一）（二）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