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承担的诗歌”与诗歌伦理
值得注意的是，《星星》诗刊2006年第一期上半月刊卷首语为《诗歌：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梁平认为从“五四”开始中国新诗就一直在承担着责任，即对艺术探索和社会的关注。新诗人不仅在与古典诗词美学的较量中最终确立了自己的本体话语而且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诗人与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几乎每一个时代都出现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大诗人、大作品，体现了中国新诗的一种社会承担。这是中国新诗需要的一种担当，这是中国诗人应该具备的一种担当。”但是梁平认为从80年代之后，中国诗歌失去了对社会的承担，所以当下最重要的并不是怎么写而是写什么。这可能也是当代相当一部分新诗研究者的共识。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来，曾经和老百姓如此亲近的诗歌却让他们感到了陌生，滋养诗歌的这块土地也越来越不认识诗歌了，诗歌且战且退，已经退守到社会的边缘，渐渐失去了大众的认知和守护的热情。面对这样的现实，一些诗人并不以为然，一些批评家认为这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社会分工细化后诗歌必然出现的冷落，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是诗歌真正走向纯粹的惟一正确的选择。而在我看来，这的确是值得诗人自身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到了诗人自身清醒的时候了。就在这样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诗人深陷“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误区，过分的强调了诗歌技术性的重要，而忽略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社会责任和作为诗人的社会担当，忽略了我们究竟应该写什么的深度思考①。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平认为中国的新诗写作需要一个转体，即让诗歌重新回到土地上来，重新关注诗歌写什么的重要性和时代要求。而《星星》诗刊是极力鼓励诗歌关注现实的，所以同在2006年第一期上半月刊推出了“非常现实”栏目，发表了8位诗人的诗作。余笑忠的《我父亲忍着疼痛一声不吭》（组诗），老刀的《春运》（外二首），江耶的《煤矿沉降区一瞥》（外一首），刘大程的《矿难》，丛小桦的《黄河中游》（组诗），田禾的《有这样的村干部》（组诗），孤城的《徐岗粮站》（外一首），于贵锋的《村里的能人》（外一首）。并且配有摄影插图，《沙兰中心小学被洪水淹没后》、《矿难发生后》、《快乐的乡村修鞋匠》。尤其最后一辐，一个浑身黧黑的修鞋匠面对镜头满脸笑容而身后就是一幅巨型的美女商业广告。“非常现实”专栏语称在当下的诗歌写作不再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一种倾向，而《星星》诗刊对“诗歌关注现实”的主张就是始终相信真正有抱负有良知的诗人是始终关注现实和民间疾苦的，而诗歌史上的优秀作品就是证明。我想《星星》诗刊提倡一种承担的诗歌即更多关注诗歌的题材伦理，强调诗歌的“现实性”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我们是否应该看到诗歌写作从来都不是整齐划一的，从来就没有一种写作观念能够统一诗人的写作方式。我们也不想看到在媒体的鼓动和社会的伦理吁求之下出现“打工诗歌”等关注现实的大面积崛起，更不能要求任何人都来写作“打工诗歌”或“底层诗歌”。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就是前车之鉴。写所谓的关注生存困境的诗可以写出好诗，同样关注于更多个体意义上的独特而繁复的经验甚至一首在诗歌技艺上纯熟的诗作都可进入好诗的行列。当我们回顾百年汉语诗坛，曾几何时用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来压制现代主义诗歌，用战歌和颂歌来规约诗人的复杂性和个性特征。而新时期以来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诗歌写作中的现代主义一脉在化石挖掘中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当然，在80年代的美学吁求中极力张扬诗歌的现代性特征的同时，贬抑以往的十七年诗歌显然缺乏历史的眼光，搁置了文本的历史化而单纯沉溺于美学的幻觉。朦胧诗当年不是被指责为脱离时代，诗人过多沉溺于个人经验而倍受诟病吗？而当下我们再看朦胧诗写作，其恰恰在保持诗歌应有的本体特性的同时迎合了那个时代的主流语境。
当评价“打工诗歌”、“草根诗歌”和“在生存中写作”时，不应存在题材上道德优势的幻觉也不能完全以美学的立场来责全求备。实际上，一首重要而优异甚至经典诗作，其评价标准并非是划一的，有的可能在题材处理上更具有一种道德优势甚至社会轰动效应，如艾青的一些诗作。当然艾青的诗歌技艺也是很明显的，只是这些诗歌的“题材”或伦理道德感更具有震撼性，“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而有些诗作则明显是更注重诗歌的本体特征，更具有一种所谓形式和技巧上的美感，如朱湘的一些诗作。所以，一些打工诗歌或在生存中写作的诗歌可能在诗歌技艺上并非上乘，但是其处理的题材在特定时期还是有价值的，不能完全偏狭地从美学道德上指责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如田禾的《乡长》：
坐小车像乡长
作报告像乡长
说话像乡长
喝酒吃肉像乡长
真正办起事来
就不那么乡长了
身为父母官
父母官不父母
不管百姓地里有收无收
该提留的他提留
不该提留的他也提留
该摊派的他也摊派
你服他是乡长
你不服他还是乡长
那双手
跟泥土总握不到一块去
人说咱乡的乡长
是一个狂赌的赌徒
把咱乡三万条百姓的性命
作为赌注
坐在小轿车里斗地主
走在卡拉OK里斗地主
最后把自己斗成
恶霸地主
不到三年
便把咱乡
输了个精光。
这首诗应该是不失水准的，但更重要的或打动读者的就是其中所处理题材的社会效应。同样阿毛的诗《当哥哥有了外遇》在2004年引起不小的争议，这也与诗人所处理的当代敏感题材有关② 。而这首诗或类似的诗歌写作正是在保持了应有了诗歌特殊话语方式的本体特征的同时，及时地抓住了当下生存中的一些普遍而敏感的话题，及时地对当代发言和承担的结果。所以说，“打工诗歌”、“草根性诗歌”和“在生存中写作”并非像钱文亮所言是随机的缺乏学理的概念，我们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面对大量的民工进城、底层生存的贫困状态，一些身处其中的人有感而发的文字正构成了当下的写作现象。而非像一些研究者所虚张声势的是被社会非文学话语所塑造和强行制造出来的。
时代总在变化，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朦胧诗、80年代的第三代诗和90年代的诗歌以及新世纪初的诗歌写作境遇是不同的。而如何及时调整诗人的位置对时代发言，深入当代都是相当重要的话题。欧阳江河在2001年以《站在虚构这边》为名出了本书，而“站在虚构这边”正显示了诗人在一个欲望漫溢的年代，既不低下的媚俗，也不鼓吹看似高尚的诗歌道德。在一定意义上看来，站在虚构这边，也就是站在生存这边，基于此，生存与虚构，现实与修辞，道德与记忆都是相互打开，彼此激活的。
还是以陈超的一首诗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深入当代或曰诗歌的基本伦理不是主流的宏大叙述，也非耽溺于自慰式的精神空虚，也非玩弄形式主义的技巧而空无一物的极端。完全的美学立场或题材的道德幻觉都是有害的。深入当代完成对当下噬心主题的揭示和切入是诗实在在的事情，也是诗人的职责。诗人的职责或诗歌伦理就是尊重诗歌的美学本体又完成对时代生存境遇的发现和命名。2000年1月陈超写了一首名为《没有人能说他比别人更“深入时代”》的诗。
我前天坐在灯火辉煌的大会堂里
听一头吞掉麦克风的河马吼叫
‘你们要深入时代！’
我昨天收到真理部的灰喜鹊
集体飞掷出的尖唳
‘为什么你们的诗不深入时代？’
刚才，甚至在酒局上，真讨厌
一个发财的胖蟾蜍胀红着满脸皮痘：
‘你们的诗，应该歌颂时代……’
现在我的脚步趔趄地回家，看到我家楼下
菜市场那家腌菜、豆腐坊
老耿爷爷下岗的儿子儿媳今冬受雇于它
小俩口凌晨起来洗菜磨豆腐，双手皴裂
老耿爷爷到晚上还未卖出多少
腌菜、豆腐和他的老眼都结了冰碴
他们可从没想深入时代
他们巴不得躲开时代
可时代生活用盐水
深深蜇入了他们皴裂的一切 ……③
①《星星》，2006年1月上半月刊
②可参见拙作《真实的黑暗来自俗世的反面——为<当哥哥有了外遇>而辩》（《诗刊》，2004年第3期）以及由此展开的争论。这被相关媒体称为2004年十大诗歌事件之一。可参见《诗歌月刊》班桐“《当哥哥有了外遇》引发的争议”（《诗歌月刊》，2004年第7期），《文学报》2005年1月13日的《2004诗歌：活跃?多元?争议》等文。
③陈超：《热爱，是的》，远方出版社，2003年，第121-122页。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