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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溯文學的童年
蘇 煒

這一回﹐哈金的“偉大的中國小說”﹐似乎把許多人都嚇了。──又是“偉大”又是“中國”而且還是雲裡霧裡的“小說”﹐多淺白多沉重多陌生多嚇人哪﹗“唔﹖這年頭﹐誰還會這麼談論──‘文學’呢﹖......”我感到哈金的反應﹐好像一個剛剛痛快洗過澡還穿寬松浴袍不小心就闖進了樓下大廳裡穿戴披掛整齊的大人的筵席上而有點不知所措的孩子﹐他不明白那些穿戴披掛的意義﹐這裡面有什麼好“抱怨”好“爭議”的﹕事情﹐難道不就是這樣子──這麼簡單這麼明白這麼不言而喻的麼﹖

我認識的哈金──從他的小說和他日常對文學保持的感受方式而言﹐確實就是這麼“孩子氣”的﹐始終帶一種清澈明晰、鮮活直白而又直奔就裡、一言中的童真視覺的。這裡的“孩子氣”、“童真視覺”都不是貶語。“在美國﹐文學從來就沒有邊緣化過。”“誰寫出舉足輕重的作品﹐誰就是重要作家。” “作家們必須放棄歷史的完結感﹐必須建立起偉大小說仍待寫成的信念。”“一旦你決定寫偉大的小說﹐你就會自然地尋找屬於自己的偉大傳統﹐這時你的眼光和標準就不一樣了﹐就不會把心思放在眼下的區區小利和鵰蟲小技上。” 話說得明確、斬截﹐幾乎沒給自己留下多少退路和余地。說哈金之見乃“文學的赤子之論”有點肉麻﹐但哈金的為文及為人﹐在我有限的閱歷中﹐確實是最少功利化的“文學世故”與職業化的“文場病態”的。坦白說來﹐這也是我早時讀到哈金此文﹐整個人忽然為之一驚、一震、一醒的地方。借用李陀的一個說法﹐我似乎忽然像是聞見了一縷久違了的文學的香氣──那是一種清馨流亮、顆粒晶瑩的香氣﹐也是一種富有想象力的、精神化的、理想性的、形而上的香氣。

──我們﹐誰沒有過這樣“偉大”的夢想呢﹖我不相信﹐這竟然不是我們每一個做過“作家夢”的人﹐在自己文學的童年﹐都曾經擁有過的令自己熱血賁張、聞雞起舞的夢想﹗──那時候﹐有方塊字和羅馬字的區別麼﹖李白杜甫、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都是方塊字的﹐也都是超越方塊字的﹐它的共名就是自己夢想擁有的屬於全體人類的“偉大”。──那時候﹐吃糠嚼菜﹐以天地當書桌﹐為了看一本巴爾扎克的《高老頭》要翻過三道山樑﹐說邊緣﹐其實最是身在人生和社會最真實的邊緣了﹐可有誰擔心過“邊緣化”麼﹖“偉大小說”的夢想就是自我精神的中心﹐“我寫故我在”就是人生和存在的最大中心﹗──那時候﹐為了報刊能發出自己一篇報屁股文字就能興奮得徹夜不眠﹐為了契可夫偉大還是歐•亨利偉大可以邀出四山的豪傑齊齊出來打擂台﹐ “寫出偉大”是明白寫在我們每一個寫作者臉上的花彩兒﹐連彼此較勁的“文人相輕”裡都帶最大限度的惺惺相惜﹐誰在乎過“幼稚”和“露怯”麼﹖“寫出偉大......”的理想感召﹐不但曾經啟動了我們每個人身處困厄中的全部動能﹐成為我們在最卑微的人生裡最高貴的精神光照﹔同時也成為看得見或許還夠得的﹐最可能改變自身命運一條真實的出路......。

──真是久違了啊﹐那種寫作童年的“偉大”想望﹗

從什麼時候開始﹐寫作﹐遠離了那道“偉大”的光照﹐只變成了彼此照面從頭到腳心照不宣的利益權衡和名位攀比﹐以至變成職業化的腹瀉或者便秘了呢﹖

哈金的似乎在漢語文場涉世未深的“童言無忌”﹐忽然讓我有一種照影自驚之感﹕已經好久好久﹐沒有為文學這麼想過、這麼說過了呀﹗

然而﹐即便說“童言無忌”﹐今天哈金的“偉大的中國小說”之言﹐其實已經是歷盡文學千山、啖盡創作百味之後的慨嘆了。它抵及的﹐其實已是“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的境界。哈金短文讓我感到一驚、一震、一醒的地方﹐就是它還原了、回歸了很多以往也許被我們遺忘、也許被我們漠視、也許因為根源性的基本﹐反而被我們熟視無睹的東西。也就是說﹐經過這麼些年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文學總是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各領風騷三五天”之後﹐哈金之言﹐剝落了這些年外在添加到文學身上的許多穿戴披掛﹐把“偉大小說”本來應該有的“眼睛”、“鼻子”﹐重新顯現出來了。

“一個描述美國生活的長篇小說﹐它的描繪如此之廣闊、真實、並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國人都不得不承認它似乎再現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東西。”這是哈金此次引發討論的“偉大中國小說”所本的J. W. Deforest的“偉大的美國小說”的定義。讓我們試看看這幾個關鍵詞﹕“描繪生活”﹐“廣闊、真實﹐富有同情心”﹐“再現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東西”。──淺顯麼﹖是的﹐像日頭、月光高懸在頭頂散放熾亮一樣的明白﹐暢達。但是﹐日光、月華照耀你﹐你卻是未必感受得到、未必觸夠得的﹐更是需要把自己的精神提昇到一定的高度(對於“日光”、“月華”來說﹐則就是天文學的、地球物理的高度了)﹐才能把握其真意的。比如﹐要“廣闊、真實﹐富有同情心”地描繪生活﹐就是一個看似普通卻具有難以企及的理想高度的高標準。在各種狹窄觀念的約制下﹐在一種不但需要看菜吃飯、也需要看眼色裁衣的書寫氛圍裡﹐面對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壓力﹐文學書寫要“廣闊﹐真實”﹐談何容易﹗當然﹐作家以寫作為志業﹐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語境可以有不同的書寫策略和敘述策略。但是﹐作為作家的觀照點﹐卻是首先要提昇到理想高度而不是臣服于某個策略低點的。從這一個角度看﹐你可以看出許多創作者近年來的“作品”﹐更多就是為了迎合那個“策略低點”出發而進行的包裝性、消遣性與安全性的寫作。──這﹐或許就給出了“大小說”與“小小說”、“大作家”與“小作家”、或者嚴肅文學與消費文學的一個基本的界限。

再說“同情心”。放在不同的歷史、時空裡﹐你完全可以對它作不同的解讀。作為人性的一種基質﹐你可以問﹕誰沒有“同情心”呢﹖可是﹐建基於康德說的那種對“頭上的星空”和“心底的道德律”的大敬畏之上的“同情心”﹐在我們以往的仇恨教育裡被剝奪了多少年﹖又在我們近年應對的各種生存困窘裡被遺忘了多少年﹖一個童真未鑿的孩子也許會為一隻鳥、一條魚的死亡哭泣﹐恐怕我們今天﹐不說那些活在你我歷史中的死難者早已灰飛煙滅﹐即便上訪民工昨夜裡就倒斃在自家樓下廣場的花壇邊上﹐也已經很難進入我們高貴的視野了﹗──是的﹐“太多的痛苦令人麻木”﹐可以成為我們今天在痛苦和不義面前閉上眼睛的毫不遲疑和臉紅的推搪理由。可是﹐放在“偉大小說”的視野裡﹐這種同情心的缺席和推搪﹐就必須是讓每個書寫文本臉紅心跳的事兒了﹗今天﹐更是很少人會把這種“缺席”和“推搪”﹐跟大傢伙對哈金忽然站出來呼籲“偉大小說”感到的吃驚、“幼稚”、“格澀”聯繫起來。──可是﹐“文學裡的同情心”是什麼﹖它為什麼竟然會成為了“偉大小說”最重要的特質﹖其實﹐它就是今天西方人說的那種“終極關懷”﹐也就是我們中國老祖宗說的那種“文章千古事”──那種為天地立言、為萬民立心的大關懷、大悲憫啊﹗

如此看來﹐哈金似乎照葫蘆畫瓢試擬的那個“偉大的中國小說”的定義(儘管可以作調整)﹐就不是你我私下裡嘀咕的那麼“悲壯的膚淺”了。“一部關於中國人經驗的長篇小說﹐其中對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豐富、真確﹐並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國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認同感”。──這裡的“認同感”﹐來自前述的“它似乎再現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東西”﹐更就是一個微言大義的深刻命題了。哈金文中﹐開宗明義批評了那個中國作家似乎自甘自願(或者無可奈何)的“文學的邊緣位置”。──作家對文學都找不到自己的認同﹐你還要讀者怎麼“認同”你的文學﹗作家自己離“文學”越來越遠﹐你又怎麼能要求讀者不離文學越來越遠﹖﹗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已經可以這樣說──我們的漢語白話文學﹐實在有過太少的輝煌﹐卻走過太多的彎路了。我們讓文學穿戴披掛上了太多﹐又讓文學損毀流失了太多﹔我們把自己打點裝扮得太多﹐又讓情感和表達在真假莫辨中迷失了太多。那天哈金告訴我﹕他在德國書展上﹐一位歐洲有名的出版家和書評人(忘記了他提到的具體名字)﹐指那個在哈金看來已經是“琳琅滿目”、“目不暇接”的中國翻譯小說專櫃﹐問他﹕中國的現代小說代表作﹐就是這些麼﹖哈金仔細讀了書架上的名字﹐告訴他﹕確實﹐差不多所有的名家都在這裡了。那位書評人說﹕可是﹐中國是這麼一個文字大國和文化古國啊﹗哈金跟我說起他當時感到的羞赧窘困﹐讓我每每想起﹐也感到心中隱隱作痛。這﹐其實吻合了自己在美國大學裡講授中國當代小說時常常驟臨的感受──許多漢字作品﹐在自己的文壇圈子、讀者群內好像“已有定評”﹐很是那麼一回事﹔但是﹐一放到更大的閱讀背景裡給異邦學生講授、讀解──甚至連方塊字都沒變﹐耶魯高年級學生對原文的閱讀能力也可圈可點──卻一下子﹐就顯出了文學法度、格局、氣象的窄小和不足﹐很不是那麼回事了﹗你從學生提出的疑竇裡會發現﹕學生的閱讀其實是跨語境的﹐潛在裡是有對“好小說”的基本比較標尺的。好幾年前﹐幾位年長的漢學家曾經向我談起過他們當年讀魯迅小說時的困惑﹕《藥》、《孔已己》或《阿Q正傳》﹐就是中國現代最偉大的小說了麼﹖現在﹐我的美國學生們也常常會問我同樣的問題﹕這些──《長恨歌》、《馬橋詞典》、《紅高粱》、《活》等等﹐就是當代中國最好的小說了麼﹖我說是的。我確實一向也是這樣向我的學生介紹的。可是答罷﹐卻只有啞然。

──我知道﹐自己完全可以裝這個“與我何干何濕﹖”──畢竟﹐寫作好像已成為自己生命中那麼一種類似煙癮、茶癮、酒癮一樣的“習慣”﹐並且早就好像不在那麼個“主流”圈子裡了﹗可是﹐一旦想起自己的文學童年曾經擁有過的那個“偉大”想望﹐就明白內心裡的隱痛﹐所為何來。──我也知道﹐提起“新時期中國文學”云云﹐我們的專家名家們可以有成籮成筐的美麗套話可以講﹐也可以講得字字情真意切、句句言之有據。可是﹐一放到那個哈金說的“偉大的中國小說”的坐標裡﹐許多自我感覺良好的“作品”﹐就顯出它們的表現浮表﹐內囊單薄﹐昨日似乎還是文學長河裡的“浪花”﹐一轉眼就變成不可復讀的流沫了﹗──我更知道﹐今天一說“理想”﹐就會嚇跑很多人﹐受到許多公開或私下的嗤笑。哈金言說的“偉大的中國小說”﹐竟然如此毫不避諱、明白無誤地重新高揚文學的理想旗幟﹐真真是有點不識時務﹐此音久稀﹐“此調久不彈矣”﹗可是﹐在我看來﹐文學中的超越性思考﹐永遠不會過時。中國小說﹐不能永遠只是在“常識”的感受範疇裡打轉(這是李陀兄近日和我談到的一個看法)。哈金的“偉大的中國小說”的理想並不是空泛的﹐這面旗幟上的色彩和經緯﹐都是有丁有卯、可感可為的﹐這就是﹕對於中國小說來說﹐重新確立文本的質地﹐重新找回文學與描述對象在書寫上的貼切聯繫﹐重建文學和讀者、受眾之間已經幾乎損害殆盡的關係﹐已經到了令我們每一位文字從業者﹐不得不振作、警醒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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