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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
錢理群

在《不容抹煞的思想遺產——重讀北大及外校“右派”的言論》一文的最后,我曾發出這樣的呼喚:“所有‘右派’兄弟姐妹,你們在哪里?這几十年你們是怎樣生活的?”但我仍然沒有想到,我的呼喚竟引發了如此強烈的回應:很多的右派兄弟姐妹或親自來訪,或寄來書信,那些痛苦而熱情的傾訴,不止一次地讓我熱淚盈眶。這些年更陸續收到了許多手寫的,公開出版的回憶錄,如山般的堆在我的書房里,更如山般的壓在我的心上,正像魯迅說過的那樣,“真如捏著一團火,常要覺得寢食不安”(《白莽作〈孩儿塔〉序》)。

更讓我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的是,我在《不容抹煞的思想遺產》一文中,還提出了“建立‘1957年學’,作為現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識分子心靈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正在進行的‘中國人与社會的改造’提供思想資源”的倡議,并且說“現在‘是時候了’!”這無异是給自己加上了一個重負,很多右派兄弟姐妹都這樣對我說:“那么,就從你開始罷”,這几乎是一個理所當然的要求。更重要的是,這也是我自己內心的要求,一個自我生命的絕對命令:作為一個幸存者,對被毀滅了的生命是有一种義務与責任的,必須承擔郁積著無量鮮血的生命之重。但真要執行起來卻實在難上加難:且不說有太多的研究任務壓身,難以顧及;就是直面這生命之重,并化作理性思考所必須的凝重的精神气氛也難以覓得:生活的喧囂使你簡直難以提筆。——于是,從1998年寫下《不容抹煞的思想遺產》到現在,我在“1957年學”研究上,交的是一張白卷;有時半夜醒來,突然思及于此,心里總是沉甸甸的。

而2003年的春天,卻突然有了一個机會:為躲避瘟疫,我把自己与世隔絕起來,開始償還積壓下來的各种文債,其中就有應几位右派兄弟姐妹之約,早就該寫出的書序与書評。但當我打開這一本本血寫的書時,竟產生了一個幻覺:仿佛那早已在記憶中淡漠、消失了的時代,突然打破种种隔离,穿窗而入。那個政治瘟疫橫行無阻的年代的赫然再現,使我產生了真正的恐慌,但這一次我已不再躲避,而是把在彼此對視中匆匆產生的种种思緒,一一寫下,就算是我的“1957年學研究”的一個開端吧:在這非常時期,竟有了這樣的非常開端,實在是出乎意料的。

這些書序、書評也許算不上嚴格意義的學術研究,但也自有追求,即把關注的目光始終集聚在反右運動中的人,而且是一些普通的人,他們的命運、心理、精神上,而這正是被我們的許多歷史研究所忽略的:我曾經說過,“在我們的歷史視野里,(常常)只有歷史事件而無人,或者有歷史偉人(大人物)而無普通人(小人物),有群體的政治而無個體的心靈世界”(見《“遺忘”背后的歷史觀和倫理觀》)。因此,我所做的工作,是補這類一般視為正史的敘述之所遺,也應該自有其意義与价值吧。

以上,算是一個總的交代。以后,就一篇篇地陸續寫來。

燕園的三個學生刊物

(一)《紅樓》:“山雨欲來”前的青春歌唱

1957年的第一個早晨,北京大學大餐廳(今大講堂的原址)前,兩張大餐桌上堆滿了剛剛出版的大型學生文藝刊物《紅樓》的創刊號。參加了通宵狂歡的北大儿女們,晚妝未殘,微有倦意,便圍購如堵。只見一位衣著淡雅、步態輕盈的女大學生和几位男同學在那里忙碌著。這位女生就是后來以其壯烈之舉震撼全國、并終將載入北大史冊的林昭,當時她就已經在燕園文壇上頗有詩名,詩友們都親呢地稱她為“林姑娘”。但此時的讀者卻對她并不注意,他們已經被新出的刊物封面所吸引:這是一幅木刻圖案,是一個牧羊人正驅赶著羊群走下山崗,山上草木搖曳,山外濃云翻滾,題名是:“山雨欲來”。

1 ——多年以后,人們才意識到這竟是一句“讖語”。

2打開刊物,第二頁便刊登著著名的30 年代校園詩人、如今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的林庚先生的《紅樓》——

紅樓你響過五四的鐘聲

你啊是新詩搖籃旁的心

為什么今天不放聲歌唱

讓青年越過越覺得年輕

這里響徹的正是這個新誕生的校園刊物給自己定下的旋律:盡情享受著“年輕”的“青年”的“放聲歌唱”,這是一种典型的時代与個人的“青春歌唱”。在《發刊詞》里,對此有更具體的闡述——

“我們的刊物是以紅樓命名的百花園。我們的百花園必將五彩繽紛,万紫千紅,紅樓的光芒照在花園里,這紅光告訴我們,要學習五四時代青年的革命精神,要大膽地干預生活,要勇于和善于建設,支持屬于我們時代的,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好的一切;也勇于和善于揭發、批評阻撓我們前進的陳腐的一切!我們的紅樓要有青年人的特點:不僅主要是青年人寫,還要著重寫青年;不僅主要是學生寫,還要求寫學生。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指導下,它將發表不同風格的創作。我們的花園歡迎從任何地方寄來的花种,只要它是真的花,有生命,在我們這里,都有它生長的土地。”

可以看出,這樣的青春歌唱的激情是被時代所喚起的:几乎所有的年輕大學生都毫不怀疑地相信,無數先驅者為之流血奮斗的,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真正的民主、自由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新時代已經向他們走來,他們的任務就是發揚五四的革命、批判与創造的精神來迎接這個時代,以時代和國家主人翁的姿態,發出年輕人自己的聲音。

這可以說是當時北大的“校園心境”。或許讀著這期《紅樓》,燕園學子就會回味起剛剛度過的新年聯歡晚會的情景——這几乎成了晚會參加者終生難忘的校園生活中最后一個美好的記憶:“大餐廳的中心放著一個直徑兩米的大花盆,里面載著一株五六米高的針松圣誕樹,樹葉之間燈光明滅......。‘迎接偉大的一九五七年’金色大字懸挂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燈都投射在這十個金色大字上,仿佛它就是即將展現在我們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午夜十一時三十分,我們敬愛的馬寅初校長、周培源教務長等學校領導來到迎接新年的會堂,登台賀年,舞曲驟停,八千驕子靜立。當午夜的鐘聲敲響第十二響,余音未絕,北大沸騰了,如群山在笑!......”,“馬老的習慣用語‘兄弟我!’剛一出口,他的話就被海濤般的掌聲所淹沒”,他出乎意外的朗聲說道:“恭喜諸位新年發‘才’”,看到同學不解的眼光,又不慌不忙地解釋道:“這不是‘財富’之‘財’,而是‘人才’之‘才’:祝福諸位成為國家建設的棟梁之才!”嘩然大笑之后,又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

3 “成才”,确實是那個年代的北大學子的共同的金色的夢想,似乎也是時代的要求:就在1956年,1 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口號;4 月,毛澤東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正式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校園里的十七、八歲、二十來歲的年青人立刻被這“時代鮮麗而充滿朝气的口號迷住了”,如時為北大中文系二年級的學生、《紅樓》編委的謝冕所說,“就這樣,我們這些如花的生命便集結在‘向科學進軍’的旗幟下,從此開始了我們的20 世紀50 年代的理想主義的‘進軍’。”

4在這樣的時代風气下,校園里的文學气氛十分濃郁。謝冕的同班同學、也是《紅樓》作者、校園詩人的孫玉石有這樣的回憶:“我們這些不諳世事的年輕人,整天沉醉在喜歡的書本里,新鮮的文學作品中。為了滿足同學們的創作欲,鄧美萱、李鑫辦起了手抄本牆上小報《小火星》,許多今天看起來也是最先鋒的文學作品,都在那里發表。為了享受一場人藝名流演員演出的話劇《雷雨》,全班人散場后無車可坐,竟曠野放歌,夜走京城,到學校已經是凌晨四點了。我們宿舍的六個同學,個性和趣味各异,天南海北,無所不談,后來索性弄一張紙,用毛筆寫了‘六味書屋’几個字,貼在宿舍門口。張時魯用他的內蒙口音,給我們這些從中學來的,經常大講蕭洛霍夫、杰克.倫敦、海明威,他贊不絕口的是:‘真了不起啊,《靜靜的頓河》、《荒野的呼喚》、《老人与海》!......’他像一匹飢餓的狼,吞噬著一些西方現代名著,總是埋頭寫自己的長篇小說。才華橫溢的孫紹振,讀的書最多,思想也像跑野馬一樣自由無羈,他和才女溫小玨一起,常常把最先鋒的作品的信息傳到班上來。‘蕭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岳野的話劇《同甘共苦》,真是妙極了!’于是,我們班里很多人搶著看這些作品,為蕭洛霍夫對于戰爭摧殘人道的描寫所震撼,為一些老干部進城以后的喜新厭舊而憤憤不平。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從小說到電影,班上看了的人交口稱贊,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普希金、萊蒙托夫、聶魯達、希克梅特,艾青的《寶石的紅星》、《在智利的海峽上》,......几乎成為我們几個喜歡詩歌的人口頭議論的專利。......在宿舍里,教室里,孫紹振常常伸出雙臂,尖聲高叫地朗誦著:‘伐木者,醒來吧!’......”——這“醒來”的呼喊,就成了那一代人生命中的永:孫玉石在四十三年以后,回首往事時,“不能忘卻的,而且要刻骨銘心要牢記于怀的”,依然是這呼喊。

5于是,我們發現,1956——1957年的中國校園里的年輕人,正處在精神的蘇醒之中,內心涌動著對知識、理性、理想的渴求,以及不可扼制的自由創造的沖動。年輕人的創作才情如熔漿般的噴發了。在《紅樓》上經常可以讀到這樣的“北大文藝動態”:“中文系三年級同學王磊同學的詩集《寡婦淚》已在二月份由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本校音樂創作組劉季林同學(中文系二年級)創作的音樂作品《少年鋼琴曲》已被音樂出版社接受出版,這是作者的處女作”

6;各個外語系紛紛編輯出版學習翻譯的刊物,計有俄語系的《十月》、東語系《翻譯習作》、西語系《橋》等,中文系的班級手抄刊物也如雨后春筍,如語言專業二年級一班的《短笛》、二班的《百花壇》、《小火星》、朝鮮族同學的《長白山》,新聞專業一年級三班的《向日葵》等等

7 。校園文化活動也很活躍,据報道,蘇聯作家波列伏依、卡達耶夫,印度作家庫瑪爾,日本作家藤林成吉、青野季吉,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練成的》的作者)夫人,蘇聯電影大師邦達丘克,中國作家、學者李健吾、陸侃如、劉大杰、康濯、吳祖光,電影演員趙丹、白楊、黃宗英、孫道臨等,都曾來校与學生見面、座談。

8《紅樓》就是在這樣的土壤中拔地而出。在此之前,已經有了《北大詩刊》(1954年創刊,初為三十二開本,1956年改為十六開本),聚集了几乎所有的燕園詩人,后來張元勛作了這樣的描述:“當時的社長是現代派詩人趙曙光,社員則有古典派詩人崔道詒、哲理詩人馬嘶、李任、海濱詩人孫克、敘事詩人薛雪、抒情詩人張玲、學者詩人謝冕、大漠詩人任彥芳、唯美詩人王克武等”,當然,也還有林昭和張元勛自己。當年,他和林昭一起負責編輯《北大詩刊——1956年新年專號》的情景,是永遠難忘的:那一期的封面用的是粉紅色的膠版紙,印著提著燈籠的女孩的刻紙圖案,有一种朴素的美感,就是出自林昭的匠心。

9 這一期還刊載了謝冕的一首《一九五六年騎著駿馬飛奔而來》,其中有一句“雖然冰霜封凍著大地,可是我的心卻燃燒得發燙”,与寫在同時的張元勛的詩句:“欣喜。冰已消融!春已有了消息!”,都是傳遞著一种心聲,以及對時代變遷信息的某种直覺的把握与敏感。因此,由《北大詩刊》到《紅樓》,是一個自然的延續和發展:從純詩刊發展成綜合性文藝刊物,除這些校園詩人之外,就吸引了更多的校園作者:寫小說、散文、評論,以及畫畫,作曲的......都納入其中,儼然形成了同學們所戲稱的“北大文藝界”。据張元勛回憶,任《紅樓》主編的是時為團委宣傳部長的中文系助教樂黛云,副主編是康式昭、張鐘(中文系四年級學生),編委有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張元勛、謝冕、張炯(按年級自高而低排列)等。

10 從編委會的組成,可以看出,《紅樓》是一個在團委領導下的學生社團刊物。這就表明,五十年代的中國校園詩歌与文學,它既是五四所開創的校園詩歌与文學的繼續,同時也具有自己時代的特點:和五十年代的中國文學一樣,它的合法性与出版經費、空間都是由党、團組織和國家、政府(學校行政領導)所給予的,因此,服從党團組織的領導,是決定其存在与發展的絕對要求。在這一前提下,學生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和活動空間,如以后我們所要分析的,這中間也會出現一定的縫隙和矛盾。《紅樓》的作者,除前述《北大詩刊》的大部分作者外,還有沈澤宜、孫紹振、蔡根林、劉登翰、張志華、汪淅成、楊路、韓樂群、江楓、陸拂為、孫玉石、楊書案、洪子誠、翟奎曾......等。人們不難發現,這些作者盡管在反右運動以后有著不同的命運,但當20 年后中國開始出現新的复蘇,他們就立即顯示出新的活力,活躍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文學界与學術界: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紅樓》是培育“不垮的一代”人才的搖籃。

《紅樓》就是這樣的意气風發、才華洋溢、充滿創造活力的一代人的自我塑像。

《紅樓》第2 期“封四”的一幅照片配詩這樣寫道:“世界是這么廣大\友誼是這么真誠\生活是這么美好啊\我們又這么年輕”(作者:任鋒即林昭),于是,就有了這一代人的單純而真誠的歌。他們在看來枯燥的大學日常生活中發現了詩:“在這短短的四十五分鐘里,\新鋪的鐵路又伸長多少公里?\\多少個燦爛的小生命\哇哇落在洁白的產盆里?\多少倍‘四十五’的樓房,\在祖國的大地上矗立起來?\都在轉瞬即逝的四十五分鐘。\\也在這短短的四十五分鐘,\我們又跨出了堅實的一步,\向著光芒四射的科學的高峰”(張志華:《大學抒情.四十五分鐘》,載《紅樓》1957年第二期))他們更是低聲吟唱心里流出的戀歌:“你是快樂的春天,\我是沉默的冬天。\你靠我如此的近,\卻又离我那么的遠”(汪淅成:《戀歌》,載《紅樓》1957年2 期);“我每次都看到你的背影;\我們的距离并不太遠!\和風會吹融凍結的湖心\吹綠沉默的田園。\——假如你是冬季,\我是春天。”(白薇,即張元勛:《假如——答‘戀歌’》,載《紅樓》1957年2 期):詩的意象、詩的語言,以及愛情本身,都是這樣明淨、清純,這去盡粉飾的本真狀態,或許也是這一代人心的追求。

也是刊載在《紅樓》1957年第2 期的蔡林根的《東陽江》,意蘊就不那樣單純:它或許是顯示了這一代人生命深處更為丰厚的那一面。童年的回憶里,不僅有“無懮的童心”,更是處處流淌著“懮郁”:“我喜歡懮郁地在樹叢穿行,\任錯雜的灌木鉤破褲腿,\穿過樹叢,在江邊,\矚待東邊出現的白帆......\我羨慕散搭在沙灘上的,\像曠野里長著的蒲公英一樣的帳篷,\和那些成年在江上流浪的撐排人”;“東陽江,......你啟發我去探索更寬闊的天地,\我穿著你的水珠浸濕過的\你的沙礫灌滿過的\草鞋,未長大就踏上流浪的途程......”。童年記憶里,更抹不去的,是這條母親河長久沉默后的“凶猛的爆發”,以及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無盡的苦難:“鄉人們把木犁插入泥中,\咬住嘴唇頑強地生活,\只在筋疲力竭的夜,\聞到槳腥味時才發出痛楚的嘆息”。“東陽江,南方丘陵中的江啊,\你教我像你一樣地去愛人類,愛陽光和云霞,\你教我像你一樣去忍受和沉默,\爆發和反抗,發出像你一樣粗獷的吼聲”。這首詩里所顯示的,与生養自己的土地和耕耘其上的父老鄉親的血肉聯系,以及從父輩那里流傳下來的“愛”与“反抗”,“沉默”与“爆發”,或許是這一代人生命中更為內在与根本的東西。而詩中所流露出的心靈的懮郁,悸動与不安,也同樣傳遞著某种時代的信息,盡管暫時無論是發表這首詩的《紅樓》編輯,以及它的讀者,甚至連詩人本人都未必意識到這一點。但這首詩也就成了那個特定的多少有些微妙的歷史時刻中國青年的心聲。20 世紀末,當一切塵埃落定以后,已經是權威的文學史家的謝冕,把這首刊載在《紅樓》上的年輕大學生的詩選入他主編的《百年中國文學經典》(8 卷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作為那個時代的代表作,這正是一种歷史的眼光。

人們還注意到,《紅樓》1957年第2期的《編后記》,据說這是林昭寫的:“我們希望在《紅樓》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聲。希望我們年輕的歌手,不僅歌唱愛情,歌唱祖國,歌唱我們時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們的歌聲像熾烈的火焰,燒毀一切舊社會的遺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會主義的東西”。這一期出版于1957年3 月,早在1956年文藝界已經出現了“干預生活”的文學浪潮,其代表作《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等早已在影響最大的《人民文學》上發表,在孫玉石前述回憶中提到的引起大學生們極大興趣的話劇《同甘共苦》也是這一思潮的產物。在前引《紅樓》發刊詞里就已經有了“干預生活”的說法,這里對文學的批判功能的進一步強調,則反映了像林昭這樣的更具反抗性的年輕大學生的內在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激情,他們對“舊社會的遺毒”(后來就被概括為“陽光下的黑暗”)的敏感;這或許正是另外一些尚沉浸在陽光下的幸福的年輕詩人所不理解的,這里,實際上就已經預伏著此后《紅樓》內部的分裂。但眼下卻并不見裂痕:贊歌与情歌仍是《紅樓》的主旋律。僅是發表于第2 期的林昭的《姑娘說.調侃“獎章詩”的作者們》,多少顯示點不同:如詩題所示,這是一首諷刺詩,調侃的對象是那些將“勞動”与“愛情”作簡單聯系的“新情詩”的作者:“親愛的作者,你干嗎非得要\在我胸前綴上各式各樣的獎章?\你那可怜的抒情詩啊,\為什么總只能粘在獎章上?\\看著你的詩,我不由得悲傷地想,\誰知道吸引你的是我,還是獎章!\假如世界上沒有了獎章這東西,\難道說你就無法把愛情歌唱?”這背后,其實是隱含著詩人對流行的對“詩歌(文學)”、“愛情”、“勞動(政治)”關系的庸俗化理解的質疑,一定程度上也是對時代主潮觀念的質疑,并顯示了一种逆向性的思維方式。同時,也啟示我們:前文所說的《紅樓》創作的“青春歌唱”的特征,是中國年輕一代處于“蘇醒”時期的精神現象,不僅包含了巨大的自由“創造”沖動,也孕育著某种自由“批判”的激情。

而到了《紅樓》第3 期,就有了更為明确地呼喚,這一期的《編后記》里,這樣寫道:“我們愿意和北京大學全體師生一起,學習開辟了五四道路的革命先驅者的榜樣:執著真理,疾惡如仇,把火一樣的愛情獻給祖國、人民、革命,把致命的投槍擲向階級敵人,擲向思想領域的丑惡,......揭露現實中的矛盾,批判錯誤,歌頌先進。我們希望:把眼光放遠一點,看得廣些,關心國家政治經濟生活,學術思想界的動態,文壇上的重要現象和問題。”——如果說《紅樓》第1 期編者与作者的目光主要是面對校園內部,現在則明顯地轉向更廣闊的外部世界,以年輕人所特有的敏感,感受著此時國家政治、經濟生活,思想、文化、學術界所孕育的新的變動,并表現了以“執著真理,疾惡如仇”的精神投身進去的巨大熱情。于是,就有了這樣的自我反省:“許多讀者指出,在本刊第一、二期上軟綿綿的情歌多了一些,看不到更加富于時代特征的雄壯的篇章”,并且提出了這樣的質疑:“難道說今天的青年歌聲中的主流,真是小夜曲?”表示要“從前人英勇頑強的斗爭精神中吸取前進力量”,“大張雙臂歡迎政治熱情昂揚的詩篇”。而最后的召喚則更加意味深長:“作為五四事業的后繼者,作為新時代的青年,‘鳴’起來!”

在這一期,為了紀念“五四”,就有了一次作為“更加富于時代特征的雄壯的篇章”的政治抒情詩的噴發。据張元勛回憶,這一次《紅樓》編輯部几乎是全體動筆,由十三位校園詩人集體高唱一曲《五四之歌》,“真可謂气勢不凡”!“而這一組組詩尚未排印之先就被北大詩歌朗誦團突擊排練,成為一出動人的大型詩朗誦表演。于1957年5 月4 日的晚上,在北大東操場五四營火會上与火炬傳遞同時隆重演出。......整個操場傾刻之間變成一個火炬的海洋、光明的海洋、熾熱的海洋、呼嘯的海洋!而詩朗誦便在高音麥克風里昂揚響起”

11:“在五月,我的心情更加明朗\就像我頭頂上的天空一樣。\在火的三十一天里\我覺得自己長得更快\就像童話中的人物\不是一年一年地長,而是一天天地長!”“我向往震撼世界的五四運動\也羡慕流血的一二九\但是,我更愛我們這個時代,\——共青團馳騁的年代。\几十年后,或是一百年后,\我們將坐在青青的草地上\給二十一世紀的青年\講我們共青團豪邁的故事\那時候,我\也許成了一個老共產党員\(或者,在共產主義的天气里,党已經消亡)”。啊,“五月,我的心情更加明朗\我真想\和我的每一個同志親吻\合唱我們最喜歡的歌子\從傍晚一直到天亮!”(馬嘶:《給我的共青團》,詩載《紅樓》1957年3 期)。——這更是一次浪漫的烏托邦的政治激情的噴發:用的是贊歌的形式。但誰也沒有料到,另一种形態的政治激情的噴發,正悄悄地接近。

這時的《紅樓》的編輯部卻彌漫著一种离情:編委會內与編委會外的一些作者都鄰近畢業了。于是,就有了5 月19日這一天的游園活動。十一位《紅樓》文友漫步于頤和園,并由林昭攝影,留下了唯一的、也是最后一張合影,為這段青春歲月留下永的紀念。

12 照片上,每一個人都在微笑。但誰知道,等待他們的將是真正的分离:政治的分离与心靈的分离呢?即使再度相遇,心也都破碎:歷史對這一代人終于露出了嚴酷的一面。

(二) 貼在牆頭上的詩:詩歌參加論戰

就在5 月29 日這天的晚上,北大出現了第一批大字報:先是歷史系一群同學貼出大字報,責問團委會關于全國第三次團代會北大代表產生的情況;接著哲學系學生龍英華,數學系學生陳奉孝、張景中等,与歷史系學生許亭南先后貼出大字報,或“要求開辟民主牆”,或主張“取消党委負責制”、“廢除政治必修課”、“取消秘密檔案制度”、“确保言論、集會、出版、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13 當晚,學校就騷動起來,校園的宁靜被打破了。

第二天早晨,同學們到大餐廳(前述發行《紅樓》第1 期的地方)就餐,又發現東門左側貼著一張大字報,是一首長詩,作者是《紅樓》的作者沈澤宜和編委張元勛。由于這首詩影響重大,全文抄錄于此——

是時候了

(一)

是時候了

年輕人


放開嗓子唱

把我們的痛苦 和愛情

一齊都瀉到紙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憤慨

背地里懮傷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來

見一見天光

把批評和指責

急風般落到頭上

新生的草木

從不怕太陽照耀

我的詩

是一支火炬

燒毀一切

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無法遮攔

因為它的火种

來自——“五四”!!


(二)

是時候了

向著我們的今天

我發言!

昨天,我還不敢

彈響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調子

歌唱和風与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為一支巨鞭

鞭笞陽光中的一切黑暗!

為什么,有人說團體里沒有溫暖?

為什么,有無數牆壁隔在我們中間?

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談?

為什么......

我含著憤怒的淚

向我輩呼喚

歌唱真理的兄弟們

快將火炬舉起

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14 這是典型的“牆頭詩”,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出現過,在四十年代后期的國民党統治區的學生民主運動中出現過,都發揮了極大的鼓動作用,曾點燃了無數熱血青年的心;現在它第一次出現在共產党所領導下的新中國,自然不能不引起極大的注意与震動。這是一种被壓抑的聲音(“背地里的不平、憤慨、懮傷”)急欲公開表達的訴求(“向著我的今天,我發言”),是以五四為源頭的民主、自由的呼喊,并且旗幟鮮明而又尖銳地把批判的鋒芒指向“陽光下的黑暗”;它所采取的又是馬雅可夫斯基“摟梯式”的形式,形成鼓點般的節奏,一再重复“是時候了”的呼喚,更取得了震撼的效果:它是極能喚起年輕人的內在的批判激情的。如前文所分析,它已經郁積已久了。

因此,《是時候了》一詩一出,即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在整個校園引起了爆炸式的反響。很快就在《是時候了》的旁邊,出現了另一張大字報,題目是《我們的歌》,這是中文系新聞專業一年級的學生寫的,領銜者江楓也是《紅樓》的作者。詩一開始就明确表示:“我們\不同意\《是時候了》的基調\那聲音\仿佛是白毛女申冤”,“為什么\高聲疾呼著\‘急雨’\為什么\不能用\‘柔和的調子’?\真理的力量\并不在于\‘真理的揭示者’姿態的\瘋狂。\假使我們愛党\首先想到的\就會是\效果,\而不是\醉心于\歇斯底里式的\手段”;“我們也難于接受\你們舉起的\‘火炬’,\盡管你們自己宣稱\它的火种\‘來自五四’”。詩人毫不掩蓋自己的維護現存秩序的立場,宣稱“我們的曲調之間\不太和諧\可也難怪。\我們缺乏\你們那根\‘沉重的琴弦’,\我們并不像你們\經常‘在背地里\不平\憤慨\懮傷’。\要放火嗎\我們\也不打算”。

15聲音也依然真誠而坦率:那個時代人們還沒有學會掩飾与做戲。于是,就形成了兩軍對壘,旗幟鮮明:依照人們在現存體制中所處的不同地位,采取了完全針鋒相對的立場,并展開了短兵相接的交鋒,而且依然采取詩的形式。

針對《我們的歌》“那聲音\仿佛是白毛女申冤”的指責,物理系四年級學生劉奇弟就公開打出《白毛女申冤》的旗號:他要控訴肅反運動中對無辜學生的無端迫害:“啊,天知道\白毛女\‘反党,反人民,反革命’”,“今天\白毛女要問\逮捕證在哪里?\為什么\私設公堂\私人審訊\為什么\傷害人身心?\憲法做什么用?\這是誰出的主意?”他也寫了一首《是時候了》:“為何不是時候?\難道誰還苦悶得不夠?\為何不是時候?\我們的嘴還要封多久?\為何不是時候?\你還想千万人頭落地?(斯大林殺的忠誠党員)\為何不是時候?\你還要等匈牙利事件再起?(拉科西种的根)”

劉奇弟的呼喊引起了許多肅反運動的受害者的共鳴,一位叫作鄧貴介的學生寫了一首《孤獨者的歌》:他所傾訴的,不僅是被“隨隨便便逮捕,隨隨便便定罪,隨隨便便釋放”的折磨与痛苦,更是即使平反以后也依然被孤立、被隔絕的精神痛苦:“今年,\我再碰不到審問員\也沒有被押到很多人面前\只遇到很多人,他們与我\點點頭\瞪瞪眼\互不睬理......\一個人接著一個人\一個領導接著一個領導\在我面前\過去\過去\我多難受啊\——他們還有什么理由讓我孤獨?”他始終弄不明白:“他們為什么要赶走這顆赶不走的共產主義赤心?”

16 林昭看了《我們的歌》,憤慨難忍,深夜寫了一首《這是什么歌》,坦誠直言:“我\(并且\還不止我一個)\指責這种凌人的盛气”,“為什么\非得搬出\嚇得死人的名詞\‘瘋狂,歇斯底里’......\几乎,就差一句\‘反革命分子’”;“如果我們愛同志\‘首先想到的’\就會是親切的幫助\而不醉心于\指手划腳的\滿臉義憤的\煞有介事的\自鳴得意”。她尖銳地指出,分歧正是由于對現實有不同的感受,這又是根源于不同的生存境遇,利益關系:“是啊,也許\你不曾有過\那樣的日子——\背負著沉重的\歧視,冷淡和怀疑\\在\凝定的孤寂里\惘然徘徊\不知道哪儿有\不沉的水\不眠的長夜\一口口\獨自吞著苦淚\\也許你\一直在青云里\什么不平、憤慨\懮傷\和你全無關系\所以你缺乏那根\‘沉重的琴弦’\也怪不得你”。詩的最后,她把批判的鋒芒直指“真理”的壟斷者与“代表”:“真理的力量\決不在于\維護真理者\姿態的傲慢。\因為你\(即使你當仁不讓\舍我其誰)\畢竟不能代表真理”。

17——林昭所要維護的正是每一個公民都應擁有的探索真理的權利。此后,林昭還寫有《党,我呼喚......》,用“任鋒”的筆名發表,据說被收入《北大民主牆選輯》(《廣場》),但已失傳,僅在批判文章中得其殘句:“奇怪的譴責像馬刀砍來\我年青的心傷痕斑斑”,“日夜在痛苦中徘徊”。

18 林昭的《這是什么歌》發表以后,《我們的歌》的作者即發表聲明,宣布“休戰”,這場詩的論戰似乎暫告段落,但《是時候了》掀起的心靈的風暴并未停息。于是,又有俄語系的詩人杜嘉真寫了同題詩,以示呼應与補充:“‘是時候了!’——\這是響亮的呼聲,\縱然\寫它的人\怀著怨憤;\但是\這聲音里\有著戰斗;\這聲音\能使\血液沸騰”;“每個人\都皺著眉頭\在思索,\看吧,\群眾的海洋\已波蕩到了\最底層,\我們要\再一次\刷洗\自己的生活”。——這里所提出的“波蕩最底層”,“再一次刷洗自己的生活”的命題或許是更為深刻与根本的,但卻被更加急切的政治性的話題所淹沒,似乎沒有引起什么反應。

不久,林昭又引起了另一場爭論。在5 月22日的辯論會上,林昭以她固有的坦誠談到自己內心的矛盾:“我感到組織性和良心有矛盾”。此時北大部分“文藝界人士”(其中有《紅樓》的編委、作者張炯、謝冕、任彥芳、江楓、曹念明、王磊、杜文堂等三十余人)已經開辟了“衛道者論壇”,在宣言書中有這樣的說法:“有人說我們畢竟不代表真理,我們愿意和所有一切愿意追求真理的同志把真理追求”,“有人說要像狼一樣吃掉衛道者。那么吃吧,如果辦得到!”

19前者顯然是對林昭《這是什么歌》的回應(“衛道者論壇”參加者江楓、曹念明都是《我們的歌》的主要作者),而后者更是針對張元勛的。在林昭作了前述發言后,“衛道者論壇”即發表了一首題為《致林昭同志》的詩。作者接連發出責問:“青年團的組織性就是良心,團章哪一條要我們為組織性昧去良心?”“該怎樣理解你的良心和你的真理?”作者并且聲稱自己“并不感到(組織性与良心的)矛盾”,這正是近于《我們的歌》的立場。“衛道者論壇”的開辟与這首詩的發表,顯然意味著《紅樓》編輯部与作者群思想上的分裂,并且已經公開化。林昭本人對這首詩未作回應,倒是另一位校園詩人杜嘉真寫了一首《組織性和良心——致林昭》的詩,對林昭表示了深切的理解:“你吐露出了深心的怀疑,\我知道你為什么說出了這句話,\這句話有多少酸辛。\而我更知道你的心比他們\有著更多的真理,更多的同情”;并這樣尖銳地批評那些“衛道者”們:“他們‘快樂地成長,并不覺得矛盾’\生活和文章都是那樣四平八穩!\他們從沒看見組織上的錯誤,\看見了也從不承認;\他們從沒看見別人的痛苦,\更從不感到自己應負的責任。\我痛心,他們為什么這樣的麻木不仁\我痛心,他們為什么\有意無意的‘為組織性昧去了良心’”。詩人更是無情地揭示了自己的、也是林昭的內心痛苦,把批判的触角伸向自我靈魂的深處:“同志啊,我知道你那\欲言而又不敢的苦衷,\多少人和你一樣\有著這种复雜的心情”,“捫心自問,在過去\我們曾多少次說出了違心的話,\做了它(組織)馴服的奴隸。\多少次壓抑了自己,傷害了別人,\如今事過境遷已悔之莫及;\有的事使我們如此羞慚、痛苦,\有的事將使我們遺恨終身。”——這樣的對自我奴性的正視与清醒也許是更為重要的:這才构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反叛。詩人因此而向世人,也向自己,發出這樣的警示:“別讓那‘組織性’掩蓋了\你的盲目,虛偽和不正,\別讓它隱藏了對權力的畏懼\和那些自私自利的目的。\即使在執行組織的決議時\也要保持你說話的權利”。——這里,几乎是一針見血地點破了五十年代中國的時代病症,新的國民劣根性与知識分子的痼疾;但正因為它過于尖銳,為當時的大多數人(包括知識分子)所不能接受,詩人因此而罹難,整個民族也為拒絕忠告而付出了代价:這些病疾至今還在纏繞著我們。可以看出,《是時候了》与《我們的歌》的詩論戰,發展到這里,已經是相當深入了。

杜嘉真還寫了一首《致勇士》,對《是時候了》里所發出的“鞭笞陽光下的黑暗”的號召,作了更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個“黑暗里\做一個勇士——容易;\光明里\做一個勇士——難”的命題。詩人這樣寫道:“在光明里的\黑暗\披上了各式各樣的\衣衫;\有的握著\党的權杖\窒息著\人性;有的高舉著\人道主義的大旗\反党、\反人民。\勇士啊,\信心\要百倍堅定。\勇士啊,\眼睛\要格外分明。\既不能把\光明看成黑暗\也不能把\黑暗\當作光明”。——這又是一個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時的提醒:現實生活中經常出現“看似光明,實為黑暗”与“看似黑暗,實為光明”的混雜現象,如何識別“真假(光明与黑暗)”,這正是時代向真正的“勇士”提出的一個新的課題。在詩的結尾,詩人對這些新時代的“勇士”的命運作了這樣的預言——

我相信

黑暗

會永遠存在,

像大地上

永遠

會有塵埃。

我相信

勇士

會在斗爭中

倒下,

但勇士的精神

將像松柏般

常青。

我相信

勇士

會被歷史

湮沒,

但勇士會用

生命

鞭笞著社會

前進。

20或許這正是對1957年燕園發生的這場由《是時候了》引發的用詩的形式展開的思想交鋒的最好總結。《是時候了》与《致勇士》這兩首政治抒情詩,也許因此而獲得了某种史的意義和价值。

(三) 《廣場》:推動“社會主義文藝复興”和“社會主義民主運動”

6 月6 日,校園里的一張大字報,又引起了爆炸性的反響。大字報標題是:“救救孩子,《廣場》在難產中!”同時公布了《廣場》第1 期的要目、《發刊詞》及一篇題為《北大民主運動紀事》的文章,并征求預訂与捐款。全校的目光頓時集中在這個自稱“難產”的刊物上,并立刻因對《廣場》及其所顯示的傾向的不同看法和態度,而引起激烈的論爭:贊成或同情,還是反對,几乎成了每一個北大人都不能回避的選擇;而且在兩天以后即開始的“反右運動”中,當時的不同表態,就几乎決定了每一個人此后的命運。一個學生刊物竟然与上万的北大人的命運發生如此密切的關系,這确實是一個罕見的文化現象,卻真實地反映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政治、文化的某些特質。

人們自然要問:《廣場》——這是怎樣的一個刊物?它是由誰創辦的?它的宗旨是什么?它為什么會“難產”,這又預示著怎樣的命運?

《廣場》的發起人是這樣為自己的刊物定位与定性的:“一個面向全國的同人刊物”。

21 這里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同人刊物”的性質。本來,辦同人刊物,是新文化運動的傳統:從五四時期的陳獨秀、胡适、魯迅、周作人等的《新青年》到三、四十年代胡風主持的《七月》、《希望》均是如此。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特別是經過了社會主義改造,取消了私營新聞、出版業,所有的報刊都成了党或党所領導下的群眾團體的机關刊,如前文所說,即使是校園里的《紅樓》這樣的學生文藝刊物,也是置于團委与學生會的領導下的。即使是歷史上存在過的同人刊物,如《七月》、《希望》,也給予了重新評价,在反胡風運動中,辦同人刊物就成了胡風“組織反動小集團(后上升為“反革命小集團”),与党爭奪領導權的“鐵證”。這樣一种對民間同人刊物的禁令,在鳴放期間開始受到質疑;江蘇的高曉聲、葉至誠、方之等青年作家并已開始行動,籌划創辦《探索者文學月刊》,明确宣布“我們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張,自己的藝術傾向”,“我們將在雜志上鮮明地表現出我們自己的藝術風貌”。

22但反胡風“反革命小集團”的記憶猶新,大多數人還是視同人刊物為“异端”,不敢問津。現在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青年,竟然想在北大這樣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全國的敏感地帶辦同人刊物,自然會引起許多的疑懼。而且發起者還不諱言,他們要与團委領導下的《紅樓》“對著干”。《廣場》的起名本身就包含了這樣的意思:其主編張元勛(他剛剛与《紅樓》的大多數編委發生思想上的分裂)這樣解釋說:作為五四運動發源地的北大,有兩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筑物,一是紅樓,另一個就是民主廣場,它是民主力量聚集的地方。北大團委、學生會辦了《紅樓》,我們就辦《廣場》。

23 而在當時的政治气氛下,這樣的“對著干”,在許多人看來,其目標自然就不只是對著《紅樓》而已,它的難產從一開始就是注定了的。首先遇到的就是經費問題,在國家、集體壟斷了一切資源以后,本來就斷了同人刊物的活路,何況這些年輕人几乎是身無分文。据陳奉孝回憶,他和譚天榮都把自己除書以外的東西都賣了,最后自己只剩下身上穿的一套單衣和一條線毯子。

24 這仍然是杯水車薪,只得向師長求助:馬寅初校長本已同意資助,后得到“提醒”而作罷;几位教授(傅鷹、吳組緗等)因對學生的意見存有怀疑,且經濟并不富裕,也未解囊。万般無奈,只得直接向全校同學發出“救救孩子”的悲壯呼喊。而且也果真有效:据后來批判者公布的材料,同學預定了1786份雜志,共付款357元,個人捐款与借款則有486元,加上后來《廣場》(油印本)售出400本,獲資40元,共計約883元,這在當時也勉強可以支付購買紙張、制版、油印的費用了。

25 當然,最“可疑”的,還是《廣場》組織者、發起人:他們全是校園內最激進、也最有爭議的人物,以后都成了“大右派”。最初,這些校園里的激進人物是分別聚集在几個論壇上的,著名的有陳奉孝、張景中、楊路(數學系學生)等人的“自由論壇”,劉奇弟(物理系學生)、崔德甫(中文系學生)的“百花壇”等,還有的是“游兵散勇”,如譚天榮(物理系學生)、王國鄉(中文系學生)、龍英華、葉予胜(哲學系學生)等。由于他們總體上都處在孤立的狀態,于是就有了聯合的要求,并因此于5 月29 日成立百花學社——這几乎是建國以后第一個未經請示、批准,自行成立的學生社團,同時決定創辦自己的刊物,后又聯合了因《是時候了》一詩而在全校很有影響的張元勛、沈澤宜,以他們為正副主編:這就是《廣場》的由來。因此,在反右運動中就有了這樣的說法:“它實際上已經成了我校右派的一個大本營”,

26 如果去掉意識形態的評价,應該說這是大體符合事實的。

問題是他們的辦刊宗旨与主張。在由主編張元勛起草的《發刊詞》里,明确提出要推進“社會主義時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与文化”,宣稱“我們的廣場期待著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文藝复興的到來”。

27 在同樣表達了《廣場》同人意愿的《北大民主運動紀事》里,則聲稱以“五.一九”為開端的運動,是一個“青年人掙脫一切束縛,爭取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是東方文藝复興的序幕”。

28 這里,要推動“社會主義的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化”,促進“社會主義文藝复興”的宗旨是十分明确而自覺的。具體地說,則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基本主張。首先,這是一次“思想意識的大革命”,要以“五四先輩們的大膽提問、大膽創造的精神”,“對一切都要進行勇敢地再認識”:“人与人之間的關系要進行重新調整,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東西要重新進行肯定和否定,對于現代的一些論點和觀點都要重新進行估計、評价和探索”;其次,要創造“十分鮮明可愛的社會主義的個性”;其三,要充分發揚社會主義的民主,實行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們的‘廣場’是真正‘廣’的‘場’,是一切不脫离社會主義的言論的講壇。只要為了‘真善美’,不論什么基調的歌都可以到廣場上來對年青人放開嗓子唱!我們的‘廣場’為爭鳴而開,我們的‘廣場’是百花齊放的地方!”

29——應該說,“重新估定价值”、“個性”与“民主”,這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基本觀念;如果說張元勛、沈澤宜在《是時候了》里宣稱“(我們的)火种來自——‘五四’”,還多少有些空泛,現在就比較具體,而且是真正抓住了要點,可見這一代人對“五四”的繼承是建筑在對這一傳統的深刻認識基礎上的,是一种理性的選擇。問題是他們認為,在五十年代的中國,正急切需要一個“社會主義時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也是出于他們對中國現實問題的一种深切的把握与理解,而這樣的先驅者的覺醒意識,卻是為許多思想仍被束縛的人們所難以理解的,他們也就無以擺脫孤獨与寂寞:這也是与五四先驅者的命運相同的。

這里還需要補充一點:《廣場》的主編張元勛作為一個校園詩人,他在參加《廣場》的編輯工作時,也必然要貫徹他的詩歌理想。据說他是竭力要開創一個“廣場詩派”的。但由于當時政治斗爭的更大迫切性,使他對自己(更准确地說,是他所代表的一部分校園詩人)的詩歌理想未能充分展開,只能從片言只語中略見其大端。比如,在他所起草的《廣場發刊詞》里,有這樣的一段話:“中國將到來社會主義時代的春秋諸子百家爭鳴,會到來社會主義時代的以少年事業為風骨的、建設文學的再生,會到來社會主義時代的盛唐般的詩的創造”。這里提出的文學(詩歌)理想,是中國文學(詩)傳統在社會主義時代的集大成,其中的關鍵詞是“爭鳴”、“少年風骨”、“建設”与“創造”。《發刊詞》里還講了兩點:“唱出你愿意唱的個性的歌”,“我們的《廣場》矛頭指向陽光下的黑暗”,這里對“自由的個性表現”与文學(詩歌)的“批判性”的強調,大概都是新的詩歌理想的重要內容,而且是有著明确的現實針對性的。所以,在《北大民主牆選輯》(《廣場》油印本)的《寫在前面的話》里,就有這樣的聲明:“我們的《廣場》將著重發表揭露的和‘非正統’的作品”。在反右運動中批判者還揭露,“据說所謂《廣場》詩派的特點是在于赤裸裸地揭露人的內心世界”,

30批判者曾經指責《廣場》上選錄的許多詩歌(包括張元勛、沈澤宜所寫的《墓志銘》、《人之歌》、林昭的《党,我呼喚......》)充滿了“惊駭、迷惑、怀疑”的情調,

31 其實正是對內心世界的一种展示。文學史家可能因此而注意到,1957年這些處于萌芽狀態,未及充分展開的詩歌觀念与理想,与二十多年以后中國詩壇的“崛起的一代”,是存在著某种內在聯系的。有意思的是,“崛起的一代”也曾掀起軒然大波,而其最有力的辯護人与理論家謝冕、孫紹振就是當年北大的校園詩人;只不過由于時代的不同,“崛起的一代”終成气候,而“廣場詩派”剛出生就被扼殺在搖籃里了。1957年還有一位右派學生寫了一篇《詩人頌》談他心目中的“詩人”,也就是他所“理想的人”:“正如向上帝挑戰的撒旦一樣,詩人是最傲慢最狂妄的叛逆,什么習慣、戒律、神圣的威權......全被視為糞土;他的字典,沒有‘謹小慎微’這些字眼,他的豎琴絕不會奏出奴隸的呻吟!......燒毀各色各樣的面具,追求和創造真正的美,是詩人的天性,也是詩人的天職”。他又說:“詩人是最敏感的人,最坦率的人,最真誠的人,最熱情的人,最容易沖動的人,最富于同情心及正義感的人......,然而,詩人首先是一個孩子”,有一顆“赤子之心”。

32 ——集“撒旦”与“赤子”于一身,這或許正是1957年中國校園里的“廣場詩人”的自我寫照与自覺追求。

不過,當時人們似乎并不熱心于做詩人,即使是詩人也有某种政治家的气質,政治抒情詩因此而成為主要的詩歌類型(另一重要類型是政治諷刺詩,“廣場詩歌”中就有王國鄉的《一個“積極分子”的自白》、《一個落后分子的自白》,江文的《新樂府四首》

33等代表作〉:這倒是和那個時代詩壇的總體气氛相一致的,只是政治傾向有所不同。吸引《廣場》里的大多數人的,是更加直接的政治參与。《廣場》的發起人坦然宣稱,他們所要推動的,不只是“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還有“群眾在擁護社會主義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爭取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運動”。

34在私下的談話中就說得更加明确:“要把《廣場》辦得像《星火報》一樣”。這是直接從蘇聯共產党的歷史中得到的啟示:在五十年代的中國,《聯共党史》是大學的必修課,因此,每一個大學生都知道,《星火報》是當時俄國社會民主党(蘇聯共產党的前身)的机關報,在建立和發展党的組織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現在,《廣場》的年輕人所看重的,正是列宁所說的報刊的“組織者”的功能。于是,就有了后來批判者所說的“《廣場》綱領”(實際上是《廣場》的編委葉于胜提出的“對實際活動的建議”):把“促進法制的建設与改造,促進社會主義民主化”作為《廣場》的總目標,具體的步驟是:“充分揭發三害事實”,并“逐步把中心轉移到探討三害的根源,使大家明确認識問題不單是作風,而是牽涉到國家制度”。同時提出的是“輿論自由”、“取消出版的檢查制度”、“确保言者無罪”等要求,以及使“自己的社團成為當前群眾運動的核心”和“成為長久性的組織”,并“通過各种形式擴大影響”,直到“校外”去的設想。

35 前述《廣場》的自我定位:“面向全國的綜合性同人刊物”,“面向全國”即體現了這一追求。据批判者調查,《廣場》通過各种方式取得聯系的大學即有:“(北京的)人民大學、地質學院、石油學院、農業机械化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學院、鋼鐵學院、航空學院、礦業學院、林業學院、中央戲劇學院、工業學院,以及天津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師范學院,更遠及上海、湖南、開封、太原、青島、內蒙、新疆等地”。

36這可以說是建國以后第一次由青年學生發動的民間自覺的政治參与,當然為當局所不能容忍,也不被一般民眾所理解。因此,當6 月9 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么》發出反擊右派的號令的第二天)《廣場》送到北京印刷一場時,工人即認為“里面盡是反對共產党、反對社會主義的反動言論”而拒絕排印,并當面質問前來校稿的張元勛等人。

37——《廣場》的組織者之一的陳奉孝在40多年后回憶此事時,則堅持“這顯然是當時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的”。

38 在正式鉛印受阻以后,就決定自己動手油印,以《北大民主牆選輯》為名,印了五百份,散發一空,同時宣布《廣場》暫時停刊。但《廣場》的成員卻在有組織、有領導的“反右運動”中無一例外地遭到了嚴酷的審問与群眾性的批判,7 月19日、20 日(正是“五.一九”民主運動發動兩個月以后)連續兩天,全校師生員工与部分外校師生一万一千余人召開了規模空前的“揭露、批判《廣場》反動小集團大會”,會上宣布:“《廣場》的反動性已經遠遠超過了刊物本身的范圍”,“《廣場》編輯部是一個具有相當嚴密的組織和一套完整的綱領的徹頭徹尾的反動集團。它實際上已經成了我校右派分子的一個大本營,成了我校右派分子向党、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司令部,成了社會上右派集團在北京大學的一個縱隊,還力圖使自己成為首都乃至其他地方一些高等學校學生右派分的總指揮部”。

39《廣場》編委會成員無一不受到嚴厲懲罰、殘酷迫害:張元勛(主編)、陳奉孝(編委)、劉奇弟(編委)等被捕入獄,沈澤宜(副主編)、王國鄉(副主編)、崔德甫(副主編)、張景中(編委)、龍英華(編委)、葉于胜(編委)、李燕生(編委)、張志華(編委)等均被送交勞動教養,長達二十余年。

40 劉奇弟在勞改農場被折磨至瘋,凍餓而死(在勞改農場被折磨致死的還有西語系助教任大熊);另外兩位《廣場》的積極支持者林昭(中文系學生)、張錫琨(化學系學生,他曾參与《廣場》油印工作)先后在監獄和勞教農場被槍斃;被槍斃的北大右派學生還有黃宗羲(哲學系學生)、顧文選(西語系學生);還有一位在万人批判會上被點名為“《廣場》幕后支持者”的賀永增(西語系學生),也在獄中因不堪折磨而自殺。

41《廣場》力圖推動中國的“社會主義文藝复興運動”和“社會主義民主運動”,以失敗告終,并付出了如此沉重的血的代价,但它的歷史功績卻是不可磨滅的。

(四)《紅樓》第4 期:“左右開弓”的尷尬

1957年7 月1 日《紅樓》第4 期出版,距离第3期的出版時間5 月4 日,僅有兩個月,時間并不長,卻經歷了歷史的驟變:從5 月19日的北大民主牆的開辟,到6 月8 日《人民日報》社論的發表,不但外在形勢急劇動蕩,每一個北大人思想的起伏,心靈的激蕩更是空前的。校園詩人以其特有的敏感、激情,投入其中,經歷了思想和人与人關系的分分合合。如《紅樓》編委張炯、謝冕在其發表在第4期的《遙寄東海》里所說,“在這里,人們的心排著隊走過”。但到編輯這一期,形勢已經明朗,特別是6 月16日党委記、副校長江隆基代表北大党委作報告,對右派提出警告,標志北大“有組織的反右斗爭開始了”

42以后,《紅樓》自然也必須投入到反右運動中。

于是,就有了這一期《編者的話》——

“我們愛護党,因此,我們要幫助她改掉缺點!

我們愛護党,因此,我們要保衛她!

可以看到,目前有一些人正打著助党整風的招牌,高喊:要‘沖破黎明前的黑暗’,要‘改變現有的政治制度’,要組織包括反革命力量在內的‘百万大軍’,‘紅色的,是火焰!白色的,是劍!’他們要進行‘最后一次戰斗’。

《紅樓》在這樣的現實面前,無法保持它的平靜!為了真實地反映我校的整風情況;為了幫助党整風;為了批駁反社會主義的言論,痛擊右派分子,這期特辟‘整風運動特輯’。

我們擁護党所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我們主張‘大鳴大放’!我們支持一切善意的助党整風的意見和批評!我們堅決反對一切反社會主義的思想言論。我們深信,在這兩條路線的斗爭中,《紅樓》將更繁榮,將獲得更大的生命力!”

這里,要投入反右運動,“批駁反社會主義言論”,以“保衛党”的態度是鮮明的,這不僅是作為團委領導下的學生刊物所必有的立場,而且也是《紅樓》的大部分編委的一個自覺的選擇——如前文所述,他們在此之前已經自發地組織了“衛道者論壇”,因此,這里的表態應該說是真誠的。而且這也确實构成了這一期刊物的“主旋律”,所發出的是“党的儿女”的歌聲:“‘共產党’,我的父親,\我的父親,‘共產党’\我心里默念著這奇怪的名字,\卻知道這名字對我的份量”,“党煉就了我一顆堅強的赤心,\教導我:它每次跳動都要響著人民的聲音。\因為這顆心含過血的仇恨,\它對今天的生活更愛得深沉!”(任彥芳:《命運》);“我在我母親的身邊,也受過委屈,\但,我知道母親對孩子的心意,\恨鐵不成鋼,是為了讓我成長,\母親打罵錯了,怎能怀有敵意?\\母親的病就是我們自己的病,\剜掉病瘡,只能輕輕地,和風細雨,\讓我們一起清除母親的病菌,\對投向母親的飛刀啊,我們可要警惕!”(任彥芳:《絕不允許!》);“今天的世紀\是人民的世紀\今天的北大是六万万人民的\人民憑著浴血斗爭的經歷\選擇了共產党代表自己,\有誰夢想篡奪領導\我們絕不允許!”(吳畏:《年輕人,我們是勞動人民的子孫》);“光榮的舵手——中國共產党,是你帶領著我們繞過一切的暗礁走向胜利!跟著你才有幸福!跟著你才有共產主義!!向左!向左!!向左!!!讓馬列主義的大旗在風浪中漫卷!讓社會主義的號角在戰斗中響徹云霄!正直的中國公民們,向左!向左!!向左!!!”(5304014、5304041:《向左進行曲》)

這“向左!向左!!向左!!!”的呼聲,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它正是反映了一個時代的趨向,一股涌動于激進的年輕人中的思潮:在党的領導下,一路“向左”。在某种程度上這也正是“反右運動”的導向。正是在這一點上,《紅樓》第4 期的編者就顯得“跟不上形勢”了。

首先,這一期刊物的編輯指導思想就是不合時宜的。如前引《編者的話》中所說,編者的著眼點是“真實地反映我校的整風情況”;這背后是一個歷史的眼光与學者立場:編者顯然意識到這一段整風鳴放在北大校史、以至中國歷史上都是一個重要的事件,因此,需要“真實地反映”其“情況”,保存原始的資料,以流傳后代。于是,在刊登“正面”文章的同時,也將其所針對的“反面”材料“附錄”:比如,在《我們的歌》之前,“附”上了張元勛、沈澤宜的《是時候了》;在《年輕人,我們是勞動人民的子孫》后,“附”了陳奉孝的《年青人,我們是北大的主人》等等。

43 這樣的編輯指導思想与方法也是有先例可循的:魯迅早就說過,論戰總是雙方的,如果只取“一面的文章”,“無可對比”,“就都好像無的放矢,獨個人向著空中發瘋”,因此主張“以后該有博采种种所謂無价值的別人的文章,作為附錄的集子”(《“題未定”草八》)。他自己編的雜文集里就經常附錄論戰對方的文章(參看魯迅《偽自由書》、《准風月談》等)。而且看來《紅樓》第4 期這樣的編輯方針也是得到北大許多師生的理解和支持的:這一期《紅樓》的發行量高達一万份,這是創記錄的:創刊號最初發行一千冊,后來加印也才有二千份;原因就是許多師生都是將其當作“歷史資料”,特地購來保存,或作為反映北大整風運動情況的“可靠刊物”寄贈自己的親友。

44 但從批判者的眼光看,這就是擴散了右派的影響,“客觀上”幫了右派的忙。而且盡管編者主觀上也想區分“香花”与“毒草”,就有了前述“正面”文章与“反面”文章的不同處理;但當時反右運動剛剛開始,什么是“香花”、“毒草”,也并不容易區分,這一期《紅樓》就將后來被划作右派的江文的《新“樂府”詩選》作為“正面”文章刊登出來,也許因為是諷喻詩,又是古體新用,藝術上頗有特色,編輯格外看重,還特地加上了花邊,這就更闖了大禍:因為就在6 月14日《人民日報》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發表了姚文元的《錄以備考——讀報偶感》,以《文匯報》与《解放日報》對毛澤東在5 月25日接見共青團代表的講話的不同編排處理為例,強調報紙的“編排也有政治性”,并同時發表了毛澤東起草的按語,進一步提出“報紙又總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并以此斷定《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這樣,《紅樓》第4 期對“右派分子”江文的新樂府詩的編排處理,要受到猛烈的批判,就更是必然的了。同時受到尖銳批判的還有一首題為《一個“党員”的自我禮贊》的詩及其編排處理。這也是一首諷喻詩,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既然我是個共產党員,\就說明我是站在群眾之前;\我的旗子,是真理的化身,\是一枝永不熄滅的火焰”,這本是對某些党員以“特殊材料”自居的思想的一個嘲諷,這在當時自然要被認為是“反党”言論;据后來編輯部的檢討說明,他們本來是准備將其作為“反面”文章處理,但匆忙間竟忘記了加上“附錄”二字,就作為“正面”文章登出來了。但就算是一個技術性差錯,在激烈的階級斗爭中,自然也就成了一個“政治錯誤”。批判者由此得出一個結論:《紅樓》第4 期的編者追求“真實地反映我校的整風運動的情況”,從編輯思想上看,是犯了一個“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的錯誤:編者“將當時學校大字報上的右派言論和批駁右派的文章兼收并蓄,好像他們自己不是戰斗的一員,而是站在一旁,向讀者指點說:‘你們看啦,當時雙方是這樣斗爭的!’編輯部缺乏鮮明的立場,缺乏鮮明的戰斗性”

45;而在激烈的階級斗爭中,“‘客觀主義’其實是更接近右邊的。”

46更為傳達著党的意志,急劇“向左”的批判者所不能容忍的,是《紅樓》第4 期編者將這期刊物命名為“整風運動特輯”。后來在批判者的壓力下,《紅樓》編輯部作了這樣的檢討:“當右派面目早已暴露無疑的時候,當同學們正和右派堅決戰斗的時候,還把右派進攻說成是‘整風運動’,這不消說是多么嚴重的敵我不分了”。

47 其實這背后還包含著編輯部同人對前一段運動,以及當下運動的發展方向的一种理解。這集中反映在這一期作為頭條發表的張炯、謝冕的《遙寄東海》一文中。正如編輯部的檢討中所說,“它所占的地位和篇幅,顯然就決定了這一期的基本傾向”。

48 這篇文章最引入注目、也為批判者抓住不放的,主要有兩點。一是該文在觀察、描述鳴放時期的北大運動時,始終認為盡管“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歸罪于社會制度,實際上是想否定社會主義”,但“在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意見倒是一致的”;他們因此堅持一點:“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党應當領導人民擴大民主。只有在民主的基礎上,党才能永遠不脫离群眾”。這大概是很能反映這一代青年內心對民主的渴求的,即使是投身于反右運動,也不愿意放棄這一基本的,也是根本的要求。因此,他們對當下的運動的理解,也是堅持“左右開弓”,也就是這一期《編者的話》里所說,要開展“兩條路線的斗爭”,即一面進行反右斗爭,“反對一切反社會主義的思想言論”,一面“支持善意地助党整風的意見和批評”,也即堅持反對“三害”:党內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与宗派主義。這一期選錄的發表于5 月20 日的一首《回答》大概是很能反映編者的立場的:“馬列主義\是我們的靈魂,\教條主義\是我們的死敵。\我們\堅決地\清除教條主義,\我們\更堅定地\保衛馬列主義。\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愧為\真正的\‘五四’父兄的\子弟”。作為這樣的基本思想与立場的體現,這一期除發表了許多可稱為“反右檄文”的雜文、短論及詩歌、小說以外,還以相當的篇幅刊登了《儒林內史》、《新拍案惊奇》這類“反三害”的文學作品,而作為“貼在牆頭上的詩”專欄首篇的《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更是高喊;“思想自由之花在五月的陽光下繽紛\真理的聲音像春雷滾過初夏的長空:‘剿滅三害,助党整風!’”。這樣的聲音出現在反右運動中,自然要被認為是一种干擾,甚至是繼續放毒。那個時代的邏輯是:党既然已經發出了“反右”的號令,一切都應該統一到党的這一意志上,而絕不允許有另外的理解与行動。結局只能是這樣:《紅樓》編輯部最后作出檢討,承認自己“迷失了方向,表現了立場的動搖”,

49并在組織上進行了改組:先是將編委中的右派張元勛、李任等開除,

50 以后又徹底換班,另組編輯部。

也許更為重要的是,作為校園里的學生刊物,由此開始的編輯指導思想、方針与組織原則上的根本變化。在《紅樓》編輯部的檢討中,在追查“犯錯誤”的原因時,談到了兩點。首先是在“編輯方針”上,《紅樓》把自己定位為一個“習作園地”,“以發表作品為滿足”,這就完全“忽略了文藝作為階級斗爭的銳利武器,作為共產主義事業的一部分,作為党的事業的一部分,它必須服務于政治,服務于社會斗爭”,“忽視了文學的目的性,忽視了文學的党性原則,實際上是削弱共產主義思想對文藝的武裝,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文藝思想、文藝路線的反映”。其次,在組織原則上,《紅樓》在《發刊詞》中,“把党和學校行政、廣大群眾提在一起,只看作是支持和關怀的關系”,“沒有堅決地依靠党的領導”,這是“犯錯誤的根本原因”。

51 于是,就有了改組以后的《紅樓》的新的宣言:1958年第1 期,為“紀念《紅樓》創刊一周年”,《紅樓》編輯部發表了題為《更高地舉起社會主義的紅旗》的文章,明白宣告:“我們公開承認,《紅樓》是党的宣傳工具,是党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青年的武器之一。它應當為政治服務,為党的事業服務,而不能脫离當前的政治斗爭”。這也正是反右運動的目的:它要從政治、思想、組織上确立党的絕對領導,而且是毫無例外的,即使是校園內的學生刊物也要置于党的絕對控制之下。這就是當時及以后一再強調的“党性”原則。

(五)《浪淘沙》:堅持党的立場、觀點与方法

盡管《紅樓》竭盡全力地“改正錯誤”,連續編輯了《反右派特刊》,“作為對同學的期望的答复”,但畢竟元气大傷,在同學中的影響逐漸減小。在反右運動中,异軍突起的是《浪淘沙》。前述《紅樓》第4 期的重頭文章張炯、謝冕的《遙寄東海》里寫于6 月20 日的信中首次談到《浪淘沙》于“昨天下午出版”,并介紹說“這是由《儒林內史》編輯部和求實書會(《清華園奇觀》和《新拍案惊奇》的作者們)合辦的同人刊物”。反右運動中有人寫文章指明《儒林內史》是由中文系研究生二班的“全體党團員”編寫的。

52 《浪淘沙》第1 期還是一個油印刊物,在編者《后記》里這樣表明自己的立場:“除了淘洗三害的沙之外,我們還要‘淘’离開社會主義的泛起的那些沉沙沉滓,不讓他們和許多善良的愛護党的意見和言論攪在一起,淆亂是非,引起混亂,是以將本刊定名為《浪淘沙》”。這樣,盡管從總體上《浪淘沙》也是堅持“左右開弓”,第1 期同時發表了揭露“三害”的《儒林內史》与揭露校內右派的《阿0外傳》(這兩篇也轉載于《紅樓》第4 期);

53但其重點卻一開始就放在反擊右派上。它的第一個為全校師生注目的行動,是發了一期《號外》,公開披露了《廣場》主編張元勛、沈澤宜在印刷厂被工人包圍的消息。這樣,也就把自己推向了反右的第一線。在隨后(6 月24日)出版的《浪淘沙》第2 期(已改為鉛印)發表的編輯部文章《現實告訴我們什么?》,就以更加鮮明的態度,強調“思想戰線上的階級斗爭還會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斗爭形式也是多种多樣的。人們應該在這場斗爭中認清道路”,“(這)是維護社會主義和推翻社會主義的斗爭,這种斗爭是必然激烈,必然緊張,就不會像請客吃飯那樣輕松。”而尤其引入注目的,是對“立場,觀點,方法”的強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每一個人都應該經常給自己划一個問號:我所站的是什么立場,所持的是什么觀點,所用的是什么方法。它的确是使我們從亂絲般的現實中辨別方向,判明是非,分清敵我的法寶”。可以說《浪淘沙》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是自覺地以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投入反右運動,不僅批判右派言論,也批判一些所謂“中間派”的“糊涂觀點”。今天重讀這些文章,卻也能從中多少獲得一些運動發展的信息。例如前述《現實告訴我們什么》一文,就透露出“有人說‘太緊張了!’‘過分了!’‘白熱化了!’‘過分了!’搖擺于是非之間,站不穩立場”;另一面又有人以“左”的面目出現,“要求把譚天榮送上斷頭台,也有人提出理發工人、修鞋工人都拒絕為譚天容服務等過分的要求”。另一篇中文系教授高名凱先生的文章,則真切地談出了在反右運動中知識分子的困境:“我們常常暴露這樣的思想情況,不知道要如何地和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限,我們常常感到‘我說的話的确出諸誠意,的确有善良的動机,但卻和右派分子的言論有某些共同之處,我不知道如何和他們思想上划清界限’”,他的結論是:“如果不是工人階級出來說話,如果不是党報給我們敲響了警鐘,不少的知識分子就可能在所謂‘善良’的動机下作出危害人民的事情”,“這事情本身就說明我們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沒有徹底成功”。

54《紅樓》“反右特刊”与《浪淘沙》都發表了不少教授的文章与來信(《浪淘沙》還專門開辟了“老師的話”這樣的專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紅樓》“反右特刊”第4 號的《馮至教授給本刊的信》。信中談到“《紅樓》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我是不大滿意的”,“總起來看,給人一种薄弱無力的感覺,好像跟我們新青年應有的豪邁气概配不起來。其中甚至有個別的詩歌是晦澀的,帶有消極的、低徊的情緒”,“如今的《紅樓》与過去的不同了,精力飽滿,沖鋒陷陣,成為保衛党,保衛社會主義的一隊尖兵”。來信最后表示“希望《紅樓》多發表一些歌頌党,歌頌社會主義事業的文章。讓那些怀著惡意嘲笑我們‘歌功頌德’的市儈們滾開吧!歌人民之功,頌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党之德,是我們的天職。我們要讓歌頌的聲音響徹云霄。讓那些險惡的丑類在我們嘹亮的歌聲中無地自容”。馮至是眾所周知的20 年代北大校園詩人与40 年代西南聯大校園詩人的代表,并且以“低徊”的吟唱而為世人所稱道。或許也正因為如此,他對《紅樓》詩歌里出現的“低徊”詩風特別敏感;而在他看來,在新時代、新中國出現這樣風格的詩是“消極”的,說不定他還擔心這里有自己的“不良影響”,這才有了“不大滿意”的表態。而“紅樓”里的這些詩歌果然在反右運動中受到了嚴厲的批判,如我們在前文所引的《戀歌》、《回答》這一組情歌就被斥為是“男女間十分淺薄庸俗的調情”,而對《東陽江》的作者更是厲聲質問:“為什么‘喜歡懮郁地在樹叢總穿行’?為什么拼命歌頌江水的‘反抗’和‘礁石的驕矜’為什么表露著自己無限的憤慨、悲涼的情調?” 子顯然比馮至高得多了。

55但馮至所提出的校園學生刊物應該大唱党的贊歌,“為保衛党,保衛社會的一隊尖兵”期待,在編輯部改組以后的《紅樓》,特別是《浪淘沙》的編輯工作中,卻得到了相當自覺与完滿的實現。《浪淘沙》曾特地編輯了“媽生日好”專欄:“我的心,\給你獻上”“用生命為你歌唱”“們永遠是葵花,\共產党永遠是太陽。\誰要侵犯太陽,\誰就只有滅亡!”

56對右派的討伐,更是不余遺力,而且是詩歌、小說、通訊報道、雜文、寓言、諺語、評論各种文體一起上,确實充分發揮了“尖兵”作用。

最后要提到的是《浪淘沙》社与北大校刊合編的《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里面匯集了7 月19、20 日全校批判大會的全部發言,可以說是對以《廣場》為中心的北大右派的一次組織上与思想理論上的總清算。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批判者所提出的觀點——

1,“知識分子只有接受馬克思主義,与工農大眾相結合,用無產階級思想來改造自己,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才能達到救中國的目的。這就是五四的精神和傳統”。

57
2,“只有共產党的領導才能解放中國,只有共產党才能領導中國走向社會主義。反共就是賣國,就是亡國,就是民族的大災難”,“檢驗社會主義的真假的關鍵在于:是否有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党,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党的領導”。

58
3,“‘思想解放’這個沒有階級性的口號,在不同的階級那里,意義是不同的。對于我們,思想解放是從一切反動階級的思想統治下的解放,是馬克思列宁主義的指導地位的确立,而資產階級右派則相反,是要動搖和推翻馬克思列宁主義原則在我們國家生活中的指導地位,代之以資產階級的思想。”

“在我們今天絕不存在所謂爭取‘思想解放’,進行所謂‘思想解放運動’的問題,而只是存在繼續改造思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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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我們的社會里,極大多數人民享受了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只有少數反動分子沒有‘民主’,這是完全合理的”;“這一小撮人所要爭取的民主,是為已經死亡的地主階級爭民主,是為正在消滅的資產階級反動派爭民主,是為反革命爭民主,是為帝國主義向我們曾爭民主,是為他們的反動思想、反動言論爭民主”。

60 以上几點,就是构成了反右運動以后所進一步确立的主流意識形態觀念的基本點。1957年北大与中國校園里涌動的思潮,最后收歸于此,是許多人都沒有預料到的。

註釋﹕

1﹐參看張元勛:《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收《沒有情節的故事》,525——526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2﹐ 謝冕:《開花和不開花的年代》,收《開花和不開花的年代》,1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3﹐ 張元勛:《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收《沒有情節的故事》,524——525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關于“發‘才’”這一段話,則是也在會場中的本文作者的回憶。

4﹐謝冕:《開花和不開花的年代》,收《開花和不開花的年代》,1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5﹐孫玉石:《“如歌”的歲月里》,《開花或不開花的年代》,10——1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6﹐見《紅樓》第4 期:《北大文藝動態一瞥》。

7﹐見《紅樓》第2 期《北大文藝動態一瞥》。

8﹐見《紅樓》第2 期、第3 期:《北大文藝一瞥》。

9﹐張元勛:《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沒有情節的故事》,521——522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10﹐張元勛:《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沒有情節的故事》,523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11﹐ 張元勛:《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沒有情節的故事》,527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12﹐張元勛:《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沒有情節的故事》,528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13﹐關于北大5 月19日貼大字報的情況,有各种不同的說法。這里,所根据的是1957年7 月19 日、20 日召開的有一万一千人參加的北京大學“批判《廣場》反動集團”大會的發言材料,見北京大學《浪淘沙》編輯部、北大校刊編《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

14﹐《是時候了》一詩,現存資料中,字句略有不同,這里依据的是第1 次作為“附錄”公開發表的《紅樓》第4 期。

15﹐《我們的歌》,收《紅樓》4 期。

16﹐劉奇弟、鄧貴介的詩都因收入《右派言論匯集》而保存下來,此書現存北京大學圖書館。

17﹐林昭此詩當時影響很大,但久尋而不得。正以為已經失傳,突接老同學韓樂群君來信,從他當年的日記中抄錄了此詩,大喜過望。韓君又將其保存的《紅樓》、《浪淘沙》雜志相贈,并寫有題詞:“樂群珍藏,隨我四十余年。贈理群吾弟保存,定可發揮更大作用,寄厚望焉”。或許正是這“厚望”的壓力促使了本文与本書的寫作。文章寫出,可以告慰老友与林昭在天之靈了。

18﹐ 參看王南山、杜北原:《分行的詛咒,有韻的誣蔑——評〈北大民主位牆選輯〉(〈廣場〉)的反動詩歌》,載《紅樓》“反右派斗爭特刊”4 號。

19﹐參看張炯、謝冕:《遙寄東海》,載《紅樓》4 期。

20﹐ 杜嘉真的這几首詩:《是時候了》、《組織性和良心——致林昭》、《致勇士》均收《右派言論匯編》。

21﹐《北大民主運動紀事》,原載《廣場》,收《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26頁,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

22﹐ 轉引自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386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3﹐ 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500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24﹐ 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504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25﹐ 洪成得:《廣大同學与〈廣場〉反動校集團的斗爭》,收《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

26﹐ 謝自立:《〈廣場〉反動小集團的反動本質》,收《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

27﹐ 《廣場發刊詞》,19頁,20 頁,《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

28﹐《北大民主運動紀事》,27頁,《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

29﹐《廣場發刊詞》,19頁,20頁,《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

30﹐ 劉螢:《斥右派分子所謂思想解放的謬論,為保衛馬克思列宁主義而斗爭》,收《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

31﹐ 王南山、杜北原:《分行的詛咒,有韻的誣蔑——評〈北大民主牆選輯(〈廣場〉)的反動詩歌》,收《紅樓》反右派斗爭特刊4 輯。

32﹐劉績生:《詩人頌(詩人是指我理想的人)》,收《右派言論選輯》。

33﹐ 均收《右派言論選輯》。

34﹐《北大民主運動紀事》,21頁,《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

35﹐ 謝自立:《〈廣場〉》反動小集團的反動本質》,收《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

36﹐ 余光清:《〈廣場〉反動小集團在校外的陰謀活動》,收《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

37﹐ 參看署名“北京市印刷一厂全體職工”与“丁虹遠”等青年工人的《第一印刷厂工人給北大同學的信(兩封)》,載《浪淘沙》第3 期。

38﹐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505頁,《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年版。

39﹐謝自立:《〈廣場〉反動小集團的反動本質》,收《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

40﹐ 以上《廣場》編委會名單,据趙光武:《〈廣場〉群丑》,名單上的編委還有:袁櫓林、樊啟祥、李亞白、梁次平等。趙文收《粉飾〈廣場〉反動小集團》。

41﹐ 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511——513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42﹐ 洪成得:《廣大同學和〈廣場〉反動小集團的斗爭》,收《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

43﹐編輯對這期選登的《貼在牆上的詩》的處理,處處都顯示了一种歷史感。比如大部分詩都保留了寫作或貼出的時間,這就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44﹐本刊編輯部:《我們的檢討》,載《紅樓》5 、6 期。

45﹐翟奎曾:《評〈紅樓〉》,《紅樓》5 、6 期。

46﹐張建:《什么傾向——評〈遙寄東海〉》,《紅樓》“反右派斗爭特刊”第4 號。

47﹐本刊編輯部:《我們的檢討》,《紅樓》5 、6期。在這份檢討中,還特意說明了一個情況:此期刊物是6 月初編輯的,當時《人民日報》《這是為什么》的社論盡管已經發表,但反右運動并未全面展開,北大的反右運動如前所說,是6 月16 日党委書記作了全校動員報告以后才開始的;因此,當時一切都還不夠明朗。但因印刷制版等原因,這期刊物到7 月1 日才出版,形勢已經大變了。

48﹐本刊編輯部:《我們的檢討》,《紅樓》5、6 期。

49﹐本刊編輯部:《我們的檢討》,《紅樓》5 、6 期。

50﹐ 見《本刊編輯部開除張元勛、李任》,《紅樓》“反右派斗爭特刊”2 號。

51﹐本刊編輯部:《我們的檢討》,《紅樓》5 、6 期。

52﹐ 見譚令仰:《〈儒林內史〉是毒草》,載《紅樓》5、6 期。

53﹐ 但隨著反右運動的深入,《浪淘沙》及《紅樓》發表的《儒林內史》也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被判定為“歪曲和攻擊党的干部政策和党團組織原則,反對或不滿党團的領導,丑化党團的領導干部”的“毒草”。見譚令仰:《〈儒林內史〉是毒草》,載《紅樓》5 、6 期。

54﹐高名凱:《反右派斗爭与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載《浪淘沙》4 期。

55﹐翟奎曾:《評〈紅樓〉》,《紅樓》5 、6 期。

56﹐ 《“七一”,把我的心給你獻上》(据大字報改寫)、莽:《給党》、狄葵:《太陽頌》,載《浪淘沙》第3 期。

57﹐56,汪子嵩:《誰是真正五四精神的繼承者?》,載《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

58﹐何鐘秀:《党的領導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條件》,載《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

59﹐劉螢:《斥右派分子所謂“思想解放”的謬論,為保衛馬克思主義而斗爭》,載《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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