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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魂
鄭義

1

我似乎不喜歡自己的名字。

卻又不敢确定。也許是錯覺吧。

剛到美國不久,參加一個中學老同學聚會。凡家住紐約、新澤西州附近的,來了不少。進門時,听得一女聲惊喜地呼叫我名字,不覺心里一惊,略有愣怔。我理解這惊喜該有兩層意思:一別二三十年,算是久別重逢;另外,89年“風波”之后,我被當局全國通緝,逃了個杳無音訊,生死不明。這次出席老同學聚會,本身就算是一個惊險節目,名叫“大變活人”。

同學們都迎上來握手拍肩,噓寒問暖。正是他鄉遇故知,別有一番情意。端上茶,啜了兩口,漸回過神儿來,兀自惊詫莫名:有什么地方不對......怎么,叫一聲名字也惊魂動魄?

确實如此。

漸發覺不喜歡別人叫我本名,甚至初識者問“鄭義是您筆名吧”,也令人心生不快。

真是一樁蹊蹺的事情。

但,這种自察僅如天邊藍電,驟然一閃,隨即晦暗四合,心海里依舊混沌一片。

這更是蹊蹺:拒絕思考。

2

我的本名叫鄭光召。

“光”是家族排行的輩分,“召”字才是名。兄姐們生于國家坎坷之際,分別占用了“光”、“复”、“中”、“國”等好字。“召”有何含意?父母未曾講,我也懵然不知。只是母親晚年偶爾談起,說這個“召”字是海師父取的。

海師父就是能海法師,一慈眉善眼老和尚。父親是他的在家弟子,所以我們全家都叫他“海師父”。我記得他,吃過他不少高級點心。小時候到什剎海游泳,沒錢坐車,來回都是腿儿著。海師父入京時駐錫的西四廣濟寺就在半途,媽媽曾帶我來給他叩頭請安。游完泳,回家途中一拐,便進了廣濟寺,踅摸著要給海師父磕頭。倒也不是喜歡磕頭,是海師父一見就要親熱地叫“光召”,彌勒佛似地笑著受我一拜,接下來,隨侍的小沙彌就會笑眯眯地端上一大盤點心。一輩子再沒吃過那么香甜的點心了!那陣儿鬧大飢荒,游完泳更是餓得心慌腿顫。就這樣,隔三差五來哄騙海師父的點心吃,一直到游泳季節過去,海師父也回了他長住的五台山。其實,不去磕頭,海師父也會叫徒弟送的。我至今記得那小沙彌拎著點心盒輕手輕腳來敲門的神情。那時我家住在廣宁伯街半截胡同,院門外有高大青磚隱壁。媽媽和我站門口,目送那一襲青布長衫飄過大隱壁,飄出胡同口。

讀書閱世漸多,方省悟海師父是一位唐玄奘式的文化英雄。海師父俗名龔緝熙,生于滿清末年。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等六君子被害,使少年能海大為震動,离家尋覓救國之道。曾投新軍,成為早期同盟會員。在云南講武堂任教官時,朱德是他學生。能海是一個思想者。革命与反革命反复絞殺,那血雨腥風使他苦痛惶惑,遂退出軍隊,皈依佛門。發大誓愿,救度世人。能海聰慧絕,不數年便閱遍漢地佛經,生出西行取經之念。先到《康定情歌》中那個“跑馬溜溜的”跑馬山學藏語,然后四人結伴,爬雪山趟冰河,進藏學法取經。几年后,能海法師西行功成,攜藏經二十余馱返回成都。數万佛徒捧香跪迎,供桌香案逶迤十里長街。

3

那時代,能海名震大江南北。講經時四眾云集,盛況空前,常常每座千四五百听眾。1945年,美國外交官員執羅斯福總統親筆信,至成都近慈寺恭請赴美講學。能海以法務繁忙婉謝。出家人不打誑語,他的确很忙。當時的活動范圍,南至云南,北達北平,西臨藏區,東抵上海,其核心則在三城兩山(成都重慶太原峨嵋五台)之間。在這近半個中國的地域里,他四處講經弘法,修建寺院,還要翻譯從拉薩迎取回來的一百二十卷藏經。數年之后,大陸變色。以早年間出入政治漩渦之歷練与眼界,能海完全明晰他弘法救世的鼎盛時期飄然已逝,遂選擇五台山清涼橋作為晚年之歸宿。那里气溫可達攝氏零下三十度,可謂名副其實,清涼至極了。他尋到一處規模宏偉卻早已殘敗的古廟,率追隨僧眾整修擴建,墾荒植樹。若干年后,已是綠樹掩映,廟宇庄嚴。在此遠离塵囂之地,能海講經傳戒,翻譯了大量藏傳佛教經典,做出了杰出貢獻。卻不料文革接踵而至,紅衛兵也殺進這避世桃源。能海年逾八十,仍未逃脫人格羞辱。行走不便,就拿板車推去批斗。百般虐待,皆逆來順受,安然自若。后來,紅衛兵宣布全山寺廟解散,僧人遣返原籍。能海問左右“是否當走”?僧眾莫可奈何,答曰“只有走”。其實,“走”字在僧語中有“舍壽”之意。1966年最后一夜,絕代高僧能海法師囑左右次日代為請假,然后搭衣擁被,冥然坐化。

去國前陪文學界友人去五台,在顯通寺打問起能海法師。那住持和尚成佛法師,居然就是當年端點心給我吃的小沙彌。憶及往事,不胜唏噓。說海師父當年受了不少折磨,勞改不動了,就讓摘豆角。成了“黑幫首領”,武斗也是有的。但無恚無怨,還不住念叨:要打快打,明天就打不著了!見大愿難圓,再住無益,說走便走,撒手而去......

這等大開大闔,大徹大悟之人生!

只是海師父這一去,還有誰能告訴我這“召”字的意思呢?

4

我父親鄭璧成也是辛亥革命党人,也是見不得過多鮮血,退出軍界,另覓救國之途。當過成都博物館館長、《國民公報》記者、主筆等等。最后和盧作孚等几位志同道合者一起踐行實業救國,湊錢買了一條几十吨小火輪,經營起嘉陵江下游航運。在山城重慶,父母曾安家于曾家岩、北碚、千門、牛角沱、小龍坎等地,山也轉水也轉,卻門前總是嘉陵江,總是滿江的船。

童年印象中略為清晰的,是江上高亢的號子和碼頭上低沉的汽笛,還有那些為江風所鼓脹的千疤万補的船帆。夢境一般的,是嘉陵江的色彩,一种透明純淨的藍。杜甫在詩中描寫道:“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想必還是他眼准,那江色應在墨綠之間。但嘉陵江是我夢幻之河,我說她是純藍就是純藍。奇怪的是,我從未認真思想過嘉陵江与父親的關系,從未想像過父親他們那條小火輪鳴放汽笛,在藍色江水中翻波犁浪的童話般景象。這多半是因了自小教育的詆毀,我不敢触碰那條小火輪給自己帶來的原罪。

那時的中國,引領亞洲民主風潮,充滿希望与活力。不期然間,一條小火輪起家的民生公司竟一帆風順,就勢駛入長江,發達起來。一條船接一條船地買下來,一二十年間,竟然將挂著英、美、日、法、意諸國旗子的輪船擠出川江。到政權更替時,已成為長江里最大的民營輪船公司。茅盾寫“史詩般的”《子夜》,說民族資本毫無出路,看來是撒了謊的。

 創辦民生公司之前,父親是重慶航務處處長,主管川江航運。后來主管民生公司常務,也以船務為主。曾多次深入踏勘三峽至重慶江段,向引水、船長學駕駛,背熟了不同季節,不同水位的航道圖。川江航道之險,堪比蜀道之難。擱淺触礁船只奇多,父親便去以廢鐵价買來,設計打撈,修好后再投入航運。有几條船,還是父親自己掏腰包先買下,承擔了風險,待成功复航后,再以原价交給公司。到后來,川江乃至整條長江里那五、六十條沉船,凡有打撈价值的,他都帶上工程師去現場看過。他知道自己早已成為首屈一指的“川江通”、“長江通”,對于航道、船舶、營運之通透,在當世已無出其右。他陶醉于那种与大江化為一體的感受,得意于自己非凡的才干。曾如此對家人夸口:有朝一日山窮水盡了,我就是賣湯圓也窮不下去!

抗戰期間,四川籍軍人出川御敵,轉戰晉魯豫蘇浙贛鄂閩湘10省,主要走水路。据統計,至二戰結束,民生輪船運送出川的部隊和壯丁竟達270余万人次,武器彈藥裝備數十万吨。在中央政府遷都重慶的戰略大撤退中,民生公司船隊屢建奇功。十万火急的“宜昌搶運”,把小半個中國的工業設施轉移到四川,更被譽為“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抗戰最艱難時期,包括滇緬公路在內的所有對外通道皆被日軍切斷。美國空軍硬是用鋁合金、汽油和血肉之軀在世界屋脊上架起了一條空中“生命線”。民生公司与美國空軍實行水空聯運,把“駝峰空運”的部分物資從長江邊上的宜賓、瀘州机場運往大后方各地。實際上,民生船隊已然是一支無畏的運輸艦隊。在日机的轟炸掃射中,船員犧牲百余人,被炸船只近50艘,其中9艘沉沒。貴州獨山失守后,陪都震動。日軍驕狂極,在對華廣播中公布占領重慶后必殺人員名單。父親榜上有名,神色肅然。即著人送兩兄遠走岷江上游西康省雅安地方,以留鄭氏之后。胜利后,國民政府授予父親“胜利勛章”,表彰他在戰時運輸中的貢獻。

  多年后,我才為時已晚地意識到父輩們的輝煌、他們的殊勛与光榮。卻已是“嘆西風卷盡豪華,往事大江東去。”(元.馮子振:《赤壁怀古》)

5

正當民生公司雄心勃勃走出長江,奔向遠海之際,共產狂颩席卷中國。盧作孚和父親都是一生求新圖變的理想者,對新政權怀了美好憧憬。易幟前,民生公司主要大中型船只都已調集港台,盧等高層骨干也齊聚香港,靜以觀變,僅父親以代總經理之職留守危城重慶。中共入城后,西南最高官長劉伯承、鄧小平單獨宴請父親,“做工作”,鼓動民生主力船隊回歸大陸,一起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這番話,算是點了盧作孚、鄭璧成們的命門:這些以“民生”、“民主”、“民權”、“民治”、“民本”、“民享”、“民選”之美麗夢想為新船命名的人,奮斗半生所企盼的,不正是一個民主的“新中國”嗎!不久,民生公司船隊“通電起義”,脫离國民政府,全部駛回大陸。父親他們沒有留心的是,這個“新民主”還有另外一种說法,叫做“專政”。蜜月結束,以“運動”為名的“專政”施行。僅僅是第一場斗爭會,便使品性高洁的盧作孚倍感凌辱,遂服毒自盡,以死抗爭。隨即,民生襄理及大船船長以上公司骨干几乎全部入獄“審查”,其中兩人槍殺。那段經歷,父親從未与家人細談,但肺腑深處的內疚与憤懣不難想見。在鄧小平關照下,父親開釋出獄,沒留“尾巴”,但那桌筵席卻骾在胸臆間永不能消化。有人積極合作了,保住了后半生榮華富貴。父親不屑當政者挽留,拂袖而去,自我流放到能海師父避秦之地,削發為僧。

那時節,能海師父的古廟正在艱難复興之中。父親寫信回來,說天寒地凍,苦不堪言,大便落地,轉眼就凍成冰柱。我一個南國少儿,沒見過冰,很難想像。父親終于沒做成和尚:革命不接受這种公然抗議,被勒令還俗赴京。承蒙周恩來特別過問,委了個什么文史館館員的虛職,得了口總算是餓不死的飯。曾意气風發的父親真真是認命了:出家不成,就連湯圓也賣不成了!只是,父親放不下他對大江的牽挂。他把那五六十條沉船的資料及打撈构想寫成文字,准備托付給民生公司的非法繼承者“長航”,寫啊寫,一直寫到生命之終結。恩怨淡遠了,那是一個長江之子同他的夢想作永遠的告別。

  父親最后的事業,是受能海師父委托,建造北京西山八大處佛牙塔。一個薄雪的凌晨,北方蜂窩媒爐倒灌的煤气,結束了他的人生。能海師父聞訊,立刻從五台山赶到北京料理后事,了結了一段師徒情分。還安慰我們說:死得好,死得好。塔已封頂,功德圓滿了。我那陣儿還是有點小,記不清是海師父親自來了,還是請趙朴初捎的話儿。

多年后才悟透海師父的禪机:父親躲過了文革之難。

我的命名者們都死去了。在我生命的起源處,留下了一個小小的身世之謎。

我的父親河,那藍色的江水再也流不回去了。

6

我生在政權更迭之前。海師父所賜這“召”字,顯然与后來那許多顛沛离亂并無干系。那么含意何在呢?“召喚”、“感召”嗎?他自己早就激流勇退,出离苦厄了,又何來“召喚”、“感召”之浪漫?再說這個字也不好看,上“刀”,下“口”,不像是很吉利的呢。只是父親和海師父都過世了,哪里去尋覓這“召”字的來歷呢?

可以确定的是,既然父親請海師父賜名,則大抵与宗教有關。查能海各种傳記文字,都記載他兩次步行進藏,首要之事便是到大昭寺朝圣。也許這“大昭寺”、“小昭寺”的這個“昭”字,在能海心中有很深的記憶,于是略加思索,脫口而出。“昭”是光明,前面又是一個排行的“光”,意義重复,便去掉日字邊,剩下一個“召”。

——似乎有點牽強附會了。

數年前又查到,“召”字尚有一甚為生僻之解:廟宇。

這又是什么意思呢?

先确定一個基本事實:我是1947年春生于重慶。

查能海上師年譜,我出生那年春,他手頭上有三件事:其一,在彭縣太平寺講經譯經。其二,重修峨嵋山慈圣庵。其三,“應重慶僧俗之請,在鄭璧成居士捐贈別墅中,成立重慶金剛道場。”

這第三件事,就与我有關聯了。父親傾家禮佛,我自幼便有所耳聞。那別墅在嘉陵新村,就座落在江邊高岸之上。門前是一條彎曲于石崖邊上的臨江公路,后坡上有一片長著桉樹、夾竹桃和芭蕉樹的小樹林。我記得很清楚,离我們家道中落的竹篱笆房不遠。父親上五台山出家了,兩兄一姐离鄉遠行了,唯剩媽媽、外婆、大姐和剛上小學的我在不蔽風雨的陋房中相守。我極少去那座漂亮的別墅附近玩,只是在山坡上飛紙鷂。再是窮困,一貧如洗,童年依然是天堂。山腳下,永遠是那條美麗得令人銷魂的藍色的河流。

也許,這個“召”字就坐實在“捐房為廟”這件事上了?

也許還存在一种更為寬泛的解釋,也許是某种游動于如下詞网之內的宗教情愫:苦難、忏悔、解脫、圣洁、慈悲、寬容、愛......

當然僅僅是也許。

海師父和父母親都過世了,誰還能講得清呢?

7

無論如何詮釋,我的名字都沒有可怕之處。

何以聞之心惊呢?

我早就覺察到那名字背后似乎附有某种隱約的恐怖感。我不敢思索,輕輕側過臉,回避視線接触。直到那一天,老同學聚會上那一聲惊喜的呼喚——我終于不能不承認:我懼怕我的名字。
      
何以至此?

仍然拒絕思想。那是一叢陽光從未投射的深黑色荊棘。

但是,每過几年,總有一些机緣叫我与那模糊的恐怖猝然相遇。雖只是惊鴻一瞥,漸漸地也有了發現:在各种關于我的稱呼中,我唯獨懼怕本名“鄭光召”,而且奇怪的只怕用北京話叫。

8

我的筆名是鄭義。

那是二十八年前一個炎熱的夏日,黃土高原千山万壑中一道小小皺褶。兩個青年,時而肩起破舊的自行車爬坡,時而在滿布礫石的干河道顛簸。這是我和我的第一位編輯德華君。

其時,德華君是一座小縣城的文化館員,詩人,發表過不少詩作,一本三十二開本文藝期刊的編輯兼主編。而我則是一個業余習作的煤礦木工,心痒難熬地想把一首“長詩”變成鉛字。德華君家在一處黃土山上,看不見几根樹。窯洞土房顯得有點破敗。村道上浮塵沒腳。高原上,天空清澄如洗,藍寶石一般。他妻子是沒有遷徙權的農民,年青青的已透出憔悴。德華君很健談,一路上多是他耐心指點發表与寫作之訣竅。最后他問道,總是用一個筆名好吧,取個什么名儿呢?我說,叫鄭義行嗎?德華君扭轉那張清瘦的臉,滿眼鄙夷不屑:這世界上有正義嗎!我避開他的視線,囁諾道:......總會有吧!接下來,我最初的文學保護人開始長篇大論地抨擊世事,挖苦浪漫激情,容不得我插嘴......未几,彌散著油墨清香的小刊物印出來了。在作者姓名的位置,赫然有黑體字“鄭義”。斗轉星移,那首“長詩”已然遺忘,只留下一個筆名和滿腔激情,隨我走遍天涯。

多年之后,方才省悟這不是一個好筆名,張揚、招罵而名不副實。另外,正義之石也過于沉重,沒人能抱負起它。雖如此,也沒有打算改換。縱然抱負不動,伸手扶一把也是好的。于是常對自己說:不可玷污這名字,你須得小心珍惜。

在這個名字之上,壘砌有成百万的文字,以及一個寫作者所能得到的小小榮耀。成名之初,躬逢文學“解凍”。雖多部作品招致非議,甚至也可以感覺到來自高層的“壓力”,但那种如臨万丈深淵的恐懼感是不再有了。即便在那場“暴亂”之后,這個“有嚴重罪行”的被通緝的名字也未沾染上絲毫恐懼。

在將近三年的逃亡的日子里,我多次想像過一個場面:追捕者在身后出其不意大吼一聲:“鄭義,你被捕了!”我的心不會哆嗦,而只有求仁得仁的解脫。

9

看來我只是懼怕本名“鄭光召”。

怕女聲,尤其怕女高音。

我自然明白我墜入了某個令人惊駭的夢境。但順應心靈的惰性,拒絕解析。我知道那必定是一個噩夢。

心靈像一只小獸,一面躲著捕獸夾,一面又忍不住,總要好奇地伸爪子去撓。

我在想像中試听几种熟悉的鄉音。

重慶是生養我的老家,是搖籃邊嘉陵江与長江的濤聲。我試著聆听用重慶話呼叫的名字:“鄭光召,鄭光召......”——几聲叫下來,鼻子便隱然發酸。那是埋藏在記憶深處的故鄉的呼喚。珍視友誼的小學時代。藍色晨霧中隱隱綽綽的,是江邊低沉的汽笛和少年情人天真嬌好的笑靨。

山西呢?我曾在山西生活二十余年,那片古稱河東山右的土地可謂第二故鄉。在太行山那個九戶人家的小村村,老鄉們或稱我“老鄭”,或跟著同學們叫“鄭塊儿”,小妮子小后生則親熱地叫“鄭塊儿哥”。多年后,方圓几十里的老鄉還記得一個赤膊赤腳力大無窮的插隊學生叫“鄭塊儿”。在呂梁山間那座大煤礦,工友們不是叫“老鄭”就是“小鄭”。進了大學,老師同學都親熱地叫“光召”。偶有正式場合稱呼大名,晉地方言的發音是“鄭果照”,与北京話相去甚遠。再往后是作家讀者的文學圈子,則只呼筆名“鄭義”,就連一句帶有醋香的“鄭果照”也听不到了。

......我試著聆听各种方言,終于有所發現:

我只怕北京話,尤其怕女高音。而重慶話四川話山西話,無論叫哪個名字,兩個字還是三個字,听起來都有情意,熨貼。

10

只好撥開記憶的黑荊棘,走進中學時代的北京。

“鄭光召......鄭光召......”我如同招魂般自呼著,走向惊恐的源頭。

清華附中六屆同窗都知道,“鄭光召”就是“鄭塊儿”。鐵打的百米、鉛球冠軍,使我擁有極高的知名度。這外號誰起的如何傳開的,就不得而知了。學弟史鐵生回憶,說“鄭塊儿那塊儿——小腿肚子像倆大燈籠!”其實最發達的是胸大肌,比老舍筆下的駱駝祥子那“鐵扇面”要酷多了。總而言之,“鄭塊儿”就是“哥們儿”的意思了。但“革干”“革軍”子弟們是絕不叫“鄭塊儿”的。他們對我,從來是斂容正顏的。他們与我之類“地主資產階級孝子賢孫”、“修正主義苗子”是不共戴天的“階級”關系。學弟張承志可以作證,他們跑到圓明園遺址去成立“紅衛兵”,不就是要“迎接階級斗爭暴風雨的來臨”,不就是嫌他們的專政還不夠牢靠,要“誓死”加以“保衛”嗎?早在他們正式成為毛先生的私人衛隊之前,我就很礙眼了。他們從來不叫我“鄭塊儿”,總是神色嚴正地喊“鄭光召”,界線清楚得很。同學們有時也叫我“鄭光召”,但絕無那种“階級”的味道。畢業分手之際,則有紅衛兵頭目向我發表正式臨別贈言:“鄭光召,你們是地富反坏資產階級,我們是工農革干。二十年以后見!”他們并不可怕,我一拳能打仨。但他們語調神色中所透露出的那种來自于他們依恃的“組織”的那种殘忍力量,不可抗拒。

時至今日,無論誰操北京話喊一聲“鄭光召”,我都會猝然心惊。

我忘不了那些“颯爽英姿”的同窗。

他們用血涂釁了我的名字。

11

至此,我已經大致猜出我何以尤其懼怕操北京話的女高音。

那是“小將們”血洗北京城的1966年夏日。

在那個燠熱的“紅八月”,紅衛兵們用皮帶棍棒活活打死了數千市民,并代行國家行政權力,發布通令,把十万市民驅逐到鄉村。沒有人反抗。因為赤色專政之酷虐之不可阻擋,早已得到千百次證實。人們如待宰的羔羊,熬過漫長私刑,然后默默死去。唯有一個人留下了姓名:李文波。這位居住于崇文區欖杆市的前小業主,情急中竟奮起反抗,抄了把菜刀,把聚眾圍毆的紅衛兵嚇得四散。結局可想而知:緩過神儿來的凶徒們將李當場毒打致死。用紅衛兵小報的語言來說,就是“拳頭象雨點般的打了下來,這條老狗,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事后,為了給自家子弟撐腰出气,人民法院將李文波的老妻判處了死刑,并同時給已經死硬了的李文波再判了一次死刑,用這個司法史上的笑話,對私刑給予追認。

小報作者還英气勃發地寫道:“紅衛兵小將用鮮血在歷史上寫下了第一筆,這一天紅衛兵這個初升的太陽,又迸發出了強烈的火焰。”可是,并沒有證据顯示到李家抄沒行凶的紅衛兵受到任何傷害。也就是說,他們是用無辜者而不是用自己的鮮血“在歷史上寫下了第一筆”。

“李文波死后第二天,8月26日,”三十八年之后,契而不舍的追述者王友琴寫道:“死亡人數從兩位數跳到三位數......從8月26日到8月27日,死亡人數再次加倍。在9月1日,死亡人數達到了最高峰......”從私刑現場運出城的無名尸如洪水泛濫般洶涌。焚尸爐日夜不停,各火葬場尸積如山。(王友琴:《文革受難者列傳.李文波》)

接下來就有了第二筆、第三筆、第一千筆,如大興屠殺、道縣屠殺、賓陽屠殺、欽州屠殺、武宣屠殺及人吃人狂潮......

一條又一條血河從天子腳下流向全中國......

世界史上著名的“砸玻璃之夜”,那些德國的青年法西斯不就是砸玻璃燒書嗎?還是我們中國的气魄大,上來就殺人。

12

之所以忍受著難聞血腥走回1966年盛夏,走回李文波殉難的次日,是因為那一天,偉大歷史和我卑微的個人命運發生了一個小小的交叉。

那一天,是以一聲女高音開始的:

“地主資本家階級敵人殺人啦!他們向我們紅衛兵舉起屠刀啦!”

——這是我們班紅衛兵小頭目YOU。在紅衛兵里地位不高,她父親只是一個校級軍官。那一刻,她滿面通紅,義憤填膺,嗓音極是鋒利。學校已經被紅衛兵接管,同學們被監管在教室里“天天讀”。YOU激動万分地沖上講台,似乎還揮起了手臂。她三言兩語介紹了小市民李文波“向紅衛兵舉起屠刀”的號外新聞,然后一拍講台,尖叫道:“鄭光召,你站起來!還有你,你們......”

——見棱見角的北京話,女高音......

在凝結的空气中,站起來以我為首的四個,“狗崽子”,兩位出身資本家、一位小業主、一位右派。血統有問題的同學還有不少,但這四位心里“不服”, 最招恨。嘩啦啦一陣桌椅響,全班同學都站起來,怀著被感染的階級仇恨与人人自危的恐懼,奮勇開打。教室里分成四堆,十几個打一個。皮帶、椅子腿、拳腳一齊上。后來回想起來,簡直算得上一個小小奇跡:從8點多打到11點多,不分場,更無場間休息。“沒有受不了的罪”,這句老話真是說到家了。曾榮獲斯大林文學獎金的周立波,說共產革命是一場《暴風驟雨》,真是太輕巧了。其實暴風很涼快,驟雨能解渴。他應該嘗嘗鞭子細細打,小刀慢慢割。好在是年輕,抗打,一個也沒死,只是血汗滴滴答答的,很流了一些。結尾是一場戲:紅衛兵的大頭目們緩緩走進教室,巡視著打倒在地遍體血污的“反動學生”,慢言細語說:別打了,要注意政策。并在我面前扔下一張紙,喝道:“鄭光召,寫認罪書!”一把鋒利的日本軍刀冰涼地在脖頸上......我至今不解:普普通通一個名字,如何能喊得比軍刀還鋒利!

几十年來,我無論如何都記不住“26”這個日期,只記得是8月。稍一回憶,便轉念說,費那腦筋!王友琴那儿記著呢。王是文革史專家,清華附中的事,比我清楚。我長久地閃避著那一天,閃避著我的名字。

13

時光流轉,那個夏日漸行漸遠了。但那一聲女高音卻沉入記憶深處,如陳年佳釀,等待著遙遠歲月之后的品嘗。只是不明白,那珍藏于記憶深處的,為何是女聲而不是男聲?是YOU小姐而不是那几位名垂青史的大頭目?我想不出任何道理。也許,這不過是
神秘的直覺。

記起曾在六四后急就的精神自傳《歷史的一部分》中回顧過這段往事,就翻來看。怎么,一個細節對不上號了:在自傳中,YOU喊的不是“鄭光召”,而是“鄭狗,你站起來,還有你,戴狗!還有你們......”——那么,到底是“鄭狗”還是“鄭光召”?

關于“鄭狗”,這里要補充一句。自從學校由“清華附中”改名為“紅衛兵戰校”,校長老師和我們這些“黑苗子”就都成了“狗”。万校長叫“万狗”,韓校長叫“韓狗”,老師們也大都成了狗,我們班至少有鄭、戴、趙、劉四條學生的“狗”。我已說過,紅衛兵大頭目不喊我們“狗”。他們自視甚高,舉手投足全然是青年毛澤東之風采。稱人為狗會降低身份,他們是要做大事的人。因此,全校師生在斗爭會上惊心動魄地齊聲高呼某“狗”站起來時,他們總是端坐主席台上,曼聲呼喚被斗者的名字。他們知道,這种情緒平和甚而溫柔的稱呼,顯示著專政的威嚴与陰森。那是比稱人為“狗”的狂聲吶喊更令人恐懼的。

那么,為何在《歷史的一部分》中,YOU的那一聲銳叫是“鄭狗”而不是我今日所憶起的“鄭光召”?......再往后翻,日本軍刀架脖上那段,依照今日之回憶,是“鄭光召,寫認罪書!”而《歷史的一部分》中僅有“寫認罪書!”四字,稱呼卻是沒有的。

——兩個文本發生誤差。如何解釋?一种最方便的解釋:女高音YOU叫“鄭狗”或叫“鄭光召”,大頭目喝令“寫認罪書”時叫沒叫“鄭光召”,均屬無關緊要的,本來便不可能留存精确記憶。

——但且慢!電光一閃——兩處有一共同點:都替代了或隱去了“鄭光召”三字!

......我感覺有汗水沁出......要緊緊緊緊抓住這思路! 

......《歷史的一部分》中有“鄭光召”三字嗎?沒有!整本三十万字的書,沒有一處“鄭光召”!......再想想再想想!

......在我整個數百万字的全部文字中,可曾寫過“鄭光召”三字嗎?......沒有沒有居然沒有!
       
——這還是記憶誤差的問題嗎?

天哪!
      
恐懼如何能沉入心靈最隱秘最黑暗的底部!

恐懼如何能緘默不語自我潛藏了近四十年!
      
神啊,你要讓我的神經堅強!

14

何等的恐懼!何等的怯懦!

我躲避著能海師父与父親賜我的名字,那個与生俱來的名字!

你要敞開靈魂,讓光進入!

你怕他們什么?他們已經衰敗了。而且,你遠在他們暴力范圍之外。他們再也不能侮辱你,對你處以私刑。你怕什么呢?......你全明白。你不怕這些。哪你還怕什么?你怕人用見棱見角的北京話叫你名字。為什么不怕有人喊“鄭狗”?因為有喜劇色彩。后來,你和同學們干脆相互稱“狗”“鄭狗”、“戴狗”、“趙狗”、“劉狗”,全都是“狗”!——你們消遣了消解了“狗”,這令人心惊的鄙稱爾后成為你們之間的昵稱......等一等,這個解釋言之成理,但仍然沒有講清為何“見棱見角的北京話”比“狗”更可怕。

你怕的并非北京話,而是北京官話。所謂見棱見角,就是去掉老北京話的圓潤、禮貌、謙恭、幽默,加進“新華文體”所特有的威嚴和真理獨占。“見棱見角”是中央台、社論、特約評論員,是“党”、“領袖”,是真理的化身......那么,也就是說,你怕真理,怕神。

為什么會怕神呢?因為你父親是罪人(“資產階級反動派”),你有“原罪”(“孝子賢孫”)。簡而言之,你是异類、瀆神者、撒旦。不是這樣嗎?從孩提時代起,所有見棱見角的北京官話都代表著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真理。所有的廣播、所的報刊書籍、影視節目、所有的標語、所有的教科書和報告講演、所有的游行集會......都在不厭其煩地宣稱著暗示著真理獨占。從記事起,他們就讓你自覺形穢。而他們,永遠一字一釘,義正詞嚴。于是,當他們宣判你是魔鬼時,你就真成了魔鬼。

當魔鬼就那么可怕嗎?不是的,問題不在這里。恰恰相反,你知道自己不是魔鬼而向往光明,你害怕的是熄滅心頭的圣火,“革除教籍”。于是,你要拼死抗拒。你曾被公開宣判(那個盛夏和那次毒打),其后,你以自己全部生涯頑強抗拒。漸漸地,整個宣判儀式——會議、游行、自辱、定性、打倒等等——被高度抽象,升華為一句見棱見角的喝叫:“鄭光召!”那判決有多可怕這一聲呼叫就有多可怕!

你還奉他們為神嗎?既然不,你還怕什么呢?你怕得太長久,怕慣了,已經怕得沒有理性,怕到了不具思維功能的骨髓里。要打開靈魂与骨髓,打開潛意識的黑箱,讓光進入!你要喚醒,要喚醒在長夜中閃避了數十年的靈魂,告訴它那恐怖已經過去。你要把迷失多年的靈魂牽到陽光下,告訴它:  那些僭妄者才是魔鬼!

你不要躲在“鄭狗”、“鄭塊儿”、“鄭義”的背后,你就是“鄭光召”。你不可躲避,不可讓他們這樣殺死這個名字所代表的人格和那些生活。

     
听哪,穿過千年暗夜,是詩祖屈原招魂的歌聲: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托些。

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

 魂兮歸來,西方不可以淫些。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久些。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15

宛若夢境。

......我佇立于1966盛夏的北京,茫然四顧。滿城黑壓壓黑荊棘,那种太行山民稱作“黑葛針”的大型灌木,鐵鑄的枝條,刺長逾寸。許多不可名狀的恐怖在進行。触到甜膩膩的血的腥臭。有堅硬的腳步聲和吼喊的歌聲。微風從遠處帶來如歌的哀號。不死的尸骸四處游走。我想离去卻又不能,無盡的黑荊棘溫柔地將我緊緊纏抱,如夢似幻。無論走到哪儿,那黑荊棘都圍擁著我,如從我周身長出。我絕望了,驟然間長喚一聲“媽,媽媽——”

“么娃儿,么娃子!”一個年輕的聲音。我听見媽媽從半世紀之前的重慶親熱呼喚。媽媽帶著姐姐和我下河壩。在嘉陵江邊,藍色的河水里,媽媽和姐姐洗滌挨家挨戶收來的衣服,然后鋪卵石灘上,晾干。我就玩,捉石凹里的蝌蚪小魚,一邊揀拾蓮花白葉子,好帶回家煮稀飯,放一點油鹽是很好吃的。

我在那些裝卸木船的小碼頭上撿過許多菜葉,也曾在原木扎成的大木排上惊險万分地蹦跳,我敢肯定童年的嘉陵江是藍色的。我曾攀住一根竹纜沉入江水,再仰起臉看天,光波蕩漾中記牢了那寶石之藍。

待那些衣衫被單晾干,太陽就變得紅軟,就跟在媽媽姐姐的大背兜后,登天一般爬千門大石階。

石階邊,有眾多小販兜售桔柑地瓜枇芭沙炒葫豆椒鹽花生和琳琅滿目的小百貨。快爬上頂了,就有一些買小面、稀飯、涼粉、抄手、鍋魁、豆花飯的攤攤儿,拼命朝挑夫們吆喊。挑夫們赤膊負重而行,腳登草鞋,一步一頓,喊著悠悠無盡的號子,卻只有兩個字“嘿——啅、嘿——啅......”

有一次,姐姐實在餓透了,想喝一碗稀飯,才兩分錢。媽媽說,才兩分錢,買米回家夠全家人喝了。后來,姐姐被朝暮殺人不止的“運動”嚇得精神失常,殘喘几年后早逝了。媽媽后半生總覺得欠姐姐那一碗兩分錢的稀飯。

“么娃儿,”媽媽站在整整五十年前的千門梯坎儿上回首俯瞰:“光召,么娃儿!”

媽媽和姐姐的竹背兜里裝了洗淨晾干的衣服,透出好聞的太陽味儿。

我的小背兜里裝了些甘藍葉子,還有一些桔皮。

每當我返回生命的起點,每當我看見媽媽,听見她呼喚,就會眼前一亮,浮現出我的母親河,那條清純動人的藍色的河流......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湛湛江水兮,上有楓。

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魂兮歸來,哀江南!

16

你不可停止,不可怯懦,不可躲進童年的伊甸園。

你要直面心靈的困境。

你還有隱藏的怕。

除了怕遭神唾棄,你還怕什么?

你不要遮掩。你盡管照亮靈魂的永夜,把第一眼瞥見的東西大聲說出來。

——羞恥、屈辱!

這就是了!你是全校拔尖儿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好學生、全校音樂舞蹈聯演的總編導、田徑場上沖線奪冠的明星。你的名字無人不曉,以至于可以這樣說:不知道你的,就不是清華附中那六屆學生。現在可好,几乎是一夜之間,便淪為不可接触的賤人。你無望地抗拒,辯解,維護著起碼的尊嚴——就像你們那位杰出的校長,在大操場上在皮鞭下勞改還試圖保持微笑与風度。那一頓暴打真是痛快,連巴掌大一塊遮羞布都沒給你們留下。哪里還有什么師長之尊同窗之情,全是跪在地上癱在地上滿身是血是臭汗的畜生、賤類!剎那間,臉皮拉破了,那點殘存的矜持和人格徹底摧毀。有如少女被剝光衣裳,當街示眾。活下去,將永遠背負那奇恥大辱,不得洗雪。真是一場“触及靈魂的大革命”呀!受辱的人可以遠走他鄉,永不回還。受辱的靈魂只有躲進心底的黑暗,喑啞無聲地舔舐傷痛。于是,那一聲喊叫,女高音,字字珠玉的新華京腔,就成了恥辱的象征。自此你畏懼你的名字,害怕触碰那奇恥大辱。三十九年了,你打算自我麻醉到底,把這羞辱帶進墳墓?

你要如屈子那般,為自己招魂!

(看來,你的名字或許還有一解:召同招,招魂的招。莫非能海師父早就窺出那冥冥中的前定?)

你要敞開靈魂,好讓光進入!

17

你的魂魄深處還有隱藏的怕。

几日前,是二戰胜利60周年紀念日。你應友人之邀,參加了二戰“中緬印戰場”美國老兵最后一次聚會。都是八十上下的老人了,彎腰駝背,輪椅拐杖助走器,生命的終點已近在咫尺。他們要結束一年一度的全國聚會,宣布永遠解散。你第一次躬逢這种英雄云集的盛典,那悲壯之气令人暗自盈淚,特別是最后一晚那盛大輝煌的告別宴會......你記得文達爾.菲利普斯嗎?——你妻子采訪過的那位傳奇老人,116次飛越“駝峰”的飛行員,英雄中的英雄。先在歐洲戰場,被德國人從天上打下來。然后執行“駝峰空運”任務,又机械事故自己從天上掉下來,讓日本人抓住,刑訊逼供,拔掉兩個大拇指甲。——見采訪已大致完成,你赶緊趨前向老人提出兩個“私人性的問題”:

對于那些當年殘害你的敵人,如果他們仍未認罪忏悔,你會寬恕嗎?

老兵回答:我寬恕,但不會忘記。

對于忏悔者和不忏悔者,你都給予寬恕,那么正義何在?

老兵回答:正義在那個絕對者超越者手中。我們死后都要到他那儿去,接受最后的審判。

——你為何頓時淚水晶瑩?你也許隱約猜到,你心靈的深處潛藏著一只陰沉的獸。

——怎么會?我從來反對冤冤相報、仇恨......

——你敢說你不恨?對那些毒打過你,殺得中國血流成河的青年凶手沒有半點仇恨?

——我......當然,我......

——不要自我欺騙。往心靈中最黑暗的角落掃一眼:那輕輕切齒的小獸是什么?

——是的,是......仇恨,以及......對仇恨的懼怕......但我無力驅除......三十九年過去,有誰曾向我表示過悔恨表示過哪怕一點點含蓄的歉意?他們中的多數幻滅了內疚了,但仍有政權在握者至死与民眾為敵。1989年,我們呼喚自由,他們請纓鎮壓。再往后,我們逃亡入獄赴死,他們圈地賣厂拆民居搶銀行,公然墮落為明火執仗的匪類......血流得太多了,苦難太深了。我不可自作多情。我無法寬恕。我無權寬恕。我做不到。我走到了人的盡頭。

——那位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臨死前尚寬恕折磨他戲弄他的劊子手。听得見嗎,這是他遙遠的祈禱:“父啊,赦
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我不是神!而且,倘若他們還要做,他們完全曉得呢?

18

這一次痛苦的寫作應該結束了。

如夢初醒。

我掙脫了恐怖的奴役,第一次自我追詢“我是誰?”第一次躍入神秘凶險的藍黑色大海,發現我的每一個名字都是一條竹纜,系我生命之舟于波濤洶涌的海面。

我如此惊訝于“鄭光召”這個名字,惊訝于父輩以名為教的美好期待,惊訝于命名者們的光榮,惊訝于它強韌的生命力。

終于明白我實在應該感恩:

我的人生未能被那個血腥的夏季所摧毀。

近年來,做過几次體檢掃描,醫生總會惊訝于背部、頭后的累累傷痕。解釋說年輕時挨過打,就愈加惊奇。只好再多說兩個詞:“中國”、“文化革命”,便恍然大悟,不再問。我以為那些傷痕早已消失,卻不料仍藏在筋腱与骨上。更未料及的是,還潛藏于意識難以窺及的人格深處。

那种深入靈肉的摧殘,多半會使人魂飛魄散,万念俱灰,淪為精神奴隸。我卻不,自此走上了誓不妥協的反抗之路。

在“老紅衛兵”那里,“鄭光召”是一個仇恨的對象。文革后,兩派都被赶下鄉。到山西太谷縣插隊落戶的几百同學中,他們是少數,便聚居于一小山區公社。一日誤傳我從山下路過,便都呼啦啦拎起頭,要下山痛毆“鄭光召”,報仇雪恨。——多年來,我一直對他們那种旺盛的仇恨疑惑不解。雖然我的號召力足夠大,但我并沒有扯旗立山頭,以他們為敵。雖然后來龍子龍孫也挨了打,但我從未參加武斗,甚至沒有動過他們一手指頭。八十年代中期,我曾采訪廣西文革吃人狂潮中的凶手和罹難者遺屬。殊想不到的是,凶手們大多拒不悔罪,還耿耿記恨于可怜的受難者。武宣縣搬運工周石安因大飢饉年代盜竊一包大米判刑七年,刑滿出獄恰逢文革濫殺,毒打后拖至黔江邊挖心割肉。事過十八年,我走上石板小街,在縣城貧民區一間陰沉的小屋里見到他長兄:“......在我們很為難,街上很多人吃過他們的肉,現在還恨我們,我們抬不起頭。也沒有人來賠禮道歉,恨得我們要死。”那次采訪后,我才幡然省悟我始終被紅衛兵們刻骨仇恨的理由:受害者,特別是如我之類拒不遺忘的受害者,是刻在凶手額頭上的罪惡的印記。

招致仇恨的另一個原因則是誓死不屈。

他們稱我們為狗,痛打我們這些狗,實在是希望我們真的變成狗,夾起尾巴,卑微地匍匐于腳下。我以沉默和拒不認罪來守護殘存的自尊,便足以招來切齒之恨。中共延安整風,把那么多自家人打成“特務”。不招就打,招了就吃一碗雞蛋大鹵面,上台戴紅花。這個戲劇化之過程,其要旨就在于摧毀人格尊嚴,把人變成打怕了打服了的狗。由是,服与不服就成了他們和我之間久的游戲。我知道,我的不服招致了深仇大恨。我也恨,卻主要恨自己,恨自己弱冠之年那一跪。他們要的就是那一跪,我跪了。總念那位抄菜刀的李文波,他保住了自己的尊嚴。那一跪令人沉痛。士可殺而不可辱。而我,卻屈膝自辱了。其羞恥,傾東海之水難以洗雪。我發誓再不下跪,宁死不跪!當我拭去血跡再站起來,就成為他們所依恃的那种罪惡制度之死敵。我漸漸發現自己變得格外自尊,格外英勇,格外奮不顧身以死相拼。——我終于明白,這是“鄭光召”那個被污辱与被損害之人格的猛烈反彈。

這是一只受傷的獸,縱身黑暗,蹤跡緲無。

它易受傷害,格外敏感,甚而過度防衛。它藏匿于心靈的永夜,靜靜的,唯見兩點不熄的熒火。倘有風吹草動,便翻身躍起,豎起鬣毛,露齒低聲咆哮。它不理會任何呼喚,永遠深藏不出。它生死不惜地守護著自己的尊嚴,終于化為一個不屈的精靈。

這是獨屬于我的青春的啟蒙。

這是無意識深處對摧殘的自動反抗

這是對凌辱的永的回答。

魂兮歸來,一切活著与死去的痛深創巨的賤民們!

魂兮歸來喲

19

我走不出心中的黑暗。

我深知我無權審判。我不能問心無愧地向他們投擲正義之石。几年前,我在一篇回顧文革的長文中曾如此寫道:“‘我們每個人都是極權社會的受害者和締造者。’......我們每個人都是要忏悔的。”今天的認識依然如是。

我知道,只有愛才有拯救。

我可以愛那些曾沾染鮮血而幡然悔改者,但對于拒絕忏悔的凶手們,我愛不起來,而至多是怜憫。(真想問他們一句:那些沉甸甸的罪責和血,還要背負多久呢?)

我尤其無法去愛那些于今愈加瘋狂的太子衙內們。

他們沒有榮譽感、羞恥心,極度墮落。

他們在繼續劫掠殺戮,暴戾無比。

一條又一條新成的血河我涉不過去。

我無法寬恕無法愛。

 我做不到。

我似乎走到了人的盡頭。

我向往光明,心中卻有千年長夜。

神圣的使徒保羅說:

“我不了解自己的作為。因為我不做自己要的事,卻做自己恨的事......我可以欲想對的事,但卻做不到。”

保羅尚且如此,我是誰呀!

我招回了迷失的靈魂,卻逐不走陰气。

神,請原諒我的軟弱!

你那使太陽暗淡的大光竟在何處?

20

我一次次詢問:“我是誰?”

黑浪咆哮的大海上,生命之舟起伏搖擺,動蕩不宁。我看見我的每一個名字都是一條長纜,從各個方向拉扯著,錨固著,使我的小舟不致在浪濤中迷失、沉沒。

我努力猜測這畫面的暗喻......

似乎,每一條錨纜都象征著一個蟄伏于“我”深處的人格。我漸漸辨別出兩個主要的且時常對立的人格:一個是“鄭光召”,一個是“鄭義”。一個是人間的、律法的、追求公義誓不妥協的。一個是神圣的、博愛的、心存悲憫而詩意綿綿的。“我”正被它們向不同方向拉扯、撕裂,莫衷一是。回首人生,我發現自己愈加理解苦難,我的文字我的心變得越來越柔軟。我終于明白,我的使命就是運用自己全部生命与才華去承受苦難,抵抗苦難,升華苦難。但我不敢稱愛,我達不到那种為敵人含淚祝福的境界!

 也許。也許有一天,鄭光召和鄭義能夠合而為一,真正懂得了感恩、愛与謙卑。

我不敢肯定,但心頭有期待。

我的本名叫光召:我須得听從“光的召喚”。

——也許,這是關于我名字的最終的詮釋。

我是如此地渴望回到那藍色的河流。

藍色透明的河水里,游動著紅色的金魚,還有霜打的楓。

極目千里,其純淨絕美,令人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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