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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鱼找到了水
阿拉丁

──写给恐惧与不安



一九九零年的夏天我偷了一台录像机,JVC的。从此我再没进过五一广场那家录像厅。我熟悉它就像熟悉自己的身体,我的鼻孔里很久都漂浮着录像厅里的气息——

汗臭味、沤湿的球鞋的味道、劣质烤烟的味儿,和疲劳工作的机器散发出的烘烤塑料味,还有男人裤裆里辐射出的类似次氯酸的气味。

我就是在那儿认识了周润发、刘德华、万梓良,认识了张曼玉、叶玉卿和利智。我记住后者是因为那女人在一个不知何名的片子里晃来晃去的一对豪乳。那时我在黑暗中用极其轻柔的动作拉开了裤子拉链,我极力向后仰,装作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在这之前我瞥了一眼坐在身旁的杨科,他的左腿蹬着前排的座椅,左手夹着烟搭在膝盖上,整个身子蜷缩在座椅里,仿佛一张引而不发的弓。

走出录像厅,我揉了揉眼,把墨镜戴上。杨科问:“你刚才哆嗦什么?”

“冷”,我说:“空调开得太足了,吹得我浑身发冷。”

“利智那儿,可真大”,杨科两手抱圆,说:“比叶子楣的还大。”

我骗腿上车,裆部与车座的接触让我很不舒服,我抬了抬屁股,那里面冰凉、黏稠。右脚使劲一蹬,车滑出老远。阳光穿透肥大的梧桐叶筛下来,细碎的阴影在路面上摇曳,我突然感到头晕目眩,一阵阵的恶心。我趴在车把上,这个姿势可以把胃折叠起来,我紧蹬几下,听到杨科在我身后喊着:“嗨嗨,你他妈骑那么快干嘛!”

吃完晚饭,我爸好说歹说地拉着我下了盘棋。他是个臭棋篓子,我一个“卧槽马”连使八百回他都不长记性,跟他下棋太没劲了。有时候就让着他一盘两盘的,我爸就特别得美,摇着蒲扇说:“儿子,你这棋艺可是退步了”,口气跟象棋大师似的,我也不好意思戳破。我妈死了之后,老头寂寞得很,跟儿子下盘象棋是第二大乐趣,人生第一大乐趣是跟扭秧歌的阿姨们眉来眼去,可也没见他领一个回来。我跟我爸提过这事儿,说您看着哪个阿姨对眼了,就领咱家来,我也好给您参谋参谋,瞅准了就结婚,您还年轻,老这么憋着也不是回事儿。我爸就说,用不着你小子给老子操心,过过眼瘾就行了,真娶个进家,你也难受我也不好受。我是受够了女人唠叨啦。

他指的是我妈。我妈是个特能唠叨的女人,在我的记忆里,似乎她就没吃过什么东西,仿佛她那张嘴的功能就只有一个:就是在我爸的耳边唠叨。其实我爸挺好的,至少我觉得他没什么大毛病,可我妈的眼是高倍显微镜做的,我爸脸上的一粒雀斑在她看来就是一扇磨盘。倒是很少说我什么,我妈是个半文盲,我只要每次把考试卷子杵到她眼皮底下她就满意了,一百以内的数字她还是认得的。这么说吧,在学习上,我从来没让她找到数落我的机会。我爸就不一样了,他是中学教师,教历史的,能说会道,一肚子经史子集,还多才多艺。每年学校的晚会上,除了当主持人,他的葫芦丝也是保留节目。他在家也吹,《月光下的凤尾竹》一响,我妈就变得安静无比,面部凌厉的线条似乎也柔和了。

学生们最爱听我爸的历史课,原因有二,一是他几乎不按照课本上的讲,我们院一邻居大哥,一九九零年正在北师大上大二的王小山说:“有一回,你爸讲到明朝末年的时候,说‘姚雪垠的《李自成》千万别看,越看越糊涂’,还说‘课本上的历史是伪史,是刷了油漆涂了粉墨的历史’,结果被校领导勒令停课反省。也怪他讲得兴起,忘了那堂课区教育局长正在后边旁听呢!”有关我爸的典故,他讲得眉飞色舞,我听得目驰神遥,“讲得兴起”四个字从王小山嘴里出来全是重音,砸在心坎上,颤悠悠的,还拖着绕梁三日的余韵,说不出的令人神往。第二个原因是,我爸讲历史课就好比刘兰芳说评书,声情并茂活灵活现。对此,王小山亦有评价:“别的老师嘴里的历史人物是死的,你爸讲出来的,像刚钓上来的鱼,个个活蹦乱跳。”我身为我爸的儿子,却没有王小山的福分,有缘做我爸的学生,听我爸云山雾罩。他的学校离我家太远,我是就近上的厂子弟小学。有阵子,缠着我爸给我讲讲历史,可是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不在课堂就没那个气氛,没那个激情,眼皮底下,非得坐满了学生才能讲的出来。见我不高兴,我爸就笑,漾出一脸褶子。

过了几日,他给我一摞书,烟黄色书皮,一条褪色的红绳儿杀着捆。封皮上写着《史记》两字,翻开,一股尘土气,扉页上有硕大红五角星,五角星下面是绛红色仿宋体的毛主席语录,再翻内页,古白话对照,页脚处有密密麻麻的注释。

“儿子,这可是好书,虽说不是全本,可这年月能看到这些个东西已经不错了。”我爸说,“你可爱惜着点儿,别弄得跟你那烂课本似的。”

那时正值寒假,凡人不理,哥们谁叫都叫不动,天天趴在床上读《史记》。最喜欢的是匈奴列传里的冒顿单于,觉得此人不是一般的牛逼,张弓搭箭射自己的爱驹、爱妾,不跟着一块射的,立马枭首示众,生生练得手下的将士成了服从命令的机器,杀得兴起捎带着把亲老子头曼单于也宰了,够狠,够有领袖气质。我爸问我,你最喜欢读的是哪篇,我说冒顿单于这个,他听了拧了了眉毛,紧接着就咧着嘴笑,“臭小子,是不是要学着冒顿弑父啊?”

“哪能呢!”我也咧开嘴笑。

刚考上高中那年,我妈死了,死得干净利索。她照例下了班,照例在车站等车,照例等来了120路电车。接下来没有照例了,电车刚刚入港,还未停稳,车顶两只铁臂中的一只就轰然而下,正砸在我妈的脑顶,评书里的描述手法言简意赅,就四个字:脑浆迸裂。不到一秒钟的时间,我就成了没妈的孩。

托我妈的福,我有幸见到了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官,市公交总公司的党委书记。这个中年发福的男人庄严地抚慰着我那位呆若木鸡的父亲,“唉,你说说,这种事出现的概率,差不多是百年不遇,怎么就让你们给摊上了呢……”

站在一边的我,在悲哀的间隙突有奇想:假如他换成相反的表情,就是向一位中彩票的大奖得主在宣布获奖的消息。

再托我妈的福,回去的路上,我和我爸有幸乘坐了公交公司党委书记的桑塔纳,车窗外大雨瓢泼,司机沉默,父子亦一路无话,车内只闻雨刷摆动的声音。越过司机的肩膀,我望着两筒光柱穿破雨帘,水滴在光柱中挣扎,我似乎听到它们的嘶喊声,不甘和绝望。可那声音不是来自水滴,而是湿淋淋的路面对轮胎碾压之下的回应。

快到家的时候,我爸把大手摁在我脸上,旋转一圈替我抹去鼻涕眼泪,像是跟我,又像是跟自己说:“怪不得你妈唠叨个没完,看来是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啊……”



一九九零年的夏天我偷了一台录像机,JVC的。在这之前我还偷过一些东西,但是跟那台录像机比起来都微不足道。也就是哪个同学的一根新钢笔,一块带香味的彩色橡皮什么的,很小儿科。值得存入记忆的,是五六年前我和杨科在合作社偷的一盒月经带,按照惯例,他负责和合作社的售货员搭讪,我伺机下手,分工明确。

杨科长得童叟无欺,是个漂亮男孩。睫毛卷曲,双目如点漆,唇红齿白,一笑两个酒窝。这些形容词都是跟评书里学的,反正他长得好看,姿色远胜我们大院的女孩,特招人喜欢。我们都叫他假娘们,他不爱听,可打架他不行,为这还挨了几次揍。再有人叫他假娘们的时候,杨科也低着头,含混地“唔”一声。

某一年的春天,寒假结束,天气暖得邪乎,刚进三月,草就返青,树就抽芽。我们返校后,惊讶地发现女生们叫着齐的鼓起了小胸脯、撅起了小屁股,似是同施了一个批号化肥的新鲜作物。眼神也叆叇了,迷离了,雾蒙蒙的,像母兔子的眼睛,顾盼间,有种说不出的韵致。课间,我和杨科蹲在操场上,头上悬一轮暖阳,眼前跃着几头蓬勃的小母兽,欢快地,做着人类的游戏,跳皮筋,丢沙包,椒乳颤动,小辫飞扬。

杨科说:“一不留神,都长成小娘们了。”

我探一只手到他裤裆,中指拇指捏作一环,运力弹了出去。杨科“嗷”了一声,蹦起老高。

得手之后,我先走出合作社。出门的时候我打了个榧子,杨科甜甜地跟阿姨说了声“再见”就跑出来。我们俩拐到墙角,把那个纸盒拆开。偷东西的时候我没什么反应,这时候心却嘣嘣嘣跳了起来。杨科那双美目钉在我手里的盒子上,“快快,赶紧打开!”他说。

没什么稀奇的,不过是一条白色的带子,棉布缝制,只是这带子的连接有些怪异,两个“丁”字缝在一起。“好像是兜在屁股上的”,杨科说,“女的要流血了,就用这个带子一兜,血就沾不上裤子了。”

“你拿回去给你姐得了。”我说。杨科有个姐,不小了,到了用这东西的年龄。

“我才不呢”,杨科晃着脑袋,“我跟我姐怎么说,就说你偷的?”

“那扔了得了”,我说,然后我从右边裤兜里掏出两块油乎乎的桃酥,给杨科一块,“我看你跟那阿姨聊得带劲,就顺手拿了点吃的。”

“神偷!”杨科一边往嘴里塞,一边表扬我。

吃完桃酥,我把那盒赃物随手丢在墙根儿。杨科蹲下拾起来,从盒子里抽出那根怪异的带子,端详片刻,又凑在鼻子底下闻了闻,然后刨了个小坑,像埋葬一具尸体那样,郑重地把它埋了起来。

一九九零年的暑假,我找了个在商业大厦卖电器的差事。我爸说,挺好,这叫勤工俭学。他知道,我的目的不是挣那二百块钱,而是一台录像机。

在来大厦上班之前,我和杨科已经踩点儿多次。大厦的第三层是卖录像机和音响的,售货员穿着统一服装,看着都是国营的,其实全是私人承包。负责卖货的,都是老板雇的人,要不就是老板哪门子穷亲戚,都是一个人看摊儿。中午的时候,卖货的要去吃饭,相邻摊位的人就帮着照看一下,等前边那人吃完了,后边的人再出去吃。相互之间都烂熟,吃完饭回来的,最多就问一句有没有人买,根本不点货。

这就是漏洞。

没几天,我就跟旁边看摊的一个农村姑娘混得烂熟。一张圆脸浓墨重彩,一颦一笑有白粉扬尘舞蹈。有个土得掉渣的名字,不是叫秀珍就是叫秀芹。老板是她表姑父,长着一张暴发户的脸,两个下垂的眼袋里盛着备用的奸商的笑,下唇过于肥厚,像是第三只眼袋,耷拉着,下边紫色的牙龈肉都暴露出来,随时准备垂涎。一看便知是那种美丑不忌,老少咸宜的主儿。秀珍还是叫秀芹的,一见她姑父整个人就软了,我猜背着她姑姑的时候,说不定也要尽姑姑在床上的义务。我花了七八天的功夫,就达到了她见着姑父时的效果——我一来上班,她整个人就酥了就软了,卖货收钱时,余光都在我身上,跟我说话的时候,胸也往前凑,趁没人时,我摸了一把,软,特别软。然后她整个人靠上来,我就硬了。

我对自己说,你是来偷录像机的,不是来偷人的。

录像机得手后,我很快就忘记了她叫什么,记住她的名字对我来说是个负担。

我决定动手。我告诉杨科十一点就到大厦,在一楼喷泉边的长椅上等我消息。大约快十二点的时候,姑娘软软地扭过来,让我先去吃饭,吃完了给她带一份酿皮回来。我说我好像有点发烧,浑身没劲,恹恹地告诉她,“你去吃吧,也不用给我带什么吃的了,没胃口。”她把掌心放在我额头上,说,“不怎么热呀。”我说,“肯定烧,头疼。”她就捧着我的脸,脑门贴脑门地试我的温度,她嘴里热乎乎的气息令我一阵头晕脑胀。

“别不吃东西,一会儿我给你带点粥回来吧。”她走了,到楼梯口,回头瞅我一眼,说,“柜台上趴会儿吧,反正这会儿也没人买东西。”

我趴在楼梯护栏上打了个榧子,让杨科赶紧上来。我从她的货架最高一层拿了一台没有开封的录像机,纸箱上有三个大写的英文字母:JVC。我用一个黑色塑料袋装好,递给杨科。

“拿走,赶紧着。”

杨科抱起来就往前蹿,我压低嗓子说:“别跑,慢着点儿。”

“再慢点儿。”我说。

那天之后,我仍然每天准时上班。我离开大厦那天应该是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周六周日这两天生意最火。我正在给一位顾客调试录像机,就听见一声脆响。我楞了楞神的功夫,又听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

“您先等会儿”,我跟顾客说了一声,就跑出去。响声来自那姑娘的脸,她那位表姑父双眼暴突,平日色迷迷的眼神消失不见。叫秀珍或者秀芹的姑娘坐在地上,后背倚着货架,右眼只剩下一条缝,半边脸肿得老高,泪痕把粉底划得沟壑蜿蜒。男人的双腿叉开,横跨姑娘的双膝,站了个逼奸的姿势,猫着腰,一手薅着姑娘的脖领子,另一只手一下一下的在姑娘的脸上摔,嘴里骂着一些短语,节奏与姑娘挨的耳光吻合。几个顾客和卖货的在一边劝,但没人敢上前把暴怒的男人拉开。

我站在他身后看了一会儿,感觉自己的右腿越来越热,越来越沉。我抬腿、屈膝,勾着脚尖迅速弹出去,目标肛门。

在大厦保卫科呆到晚上十一点多,我被放了出来。我在路边一个烤肉摊坐下,要了一瓶冰镇的钟楼,十个肉串,我吃了一口,把肉串递给小老板,“多放点辣椒”,我说。

一个软乎乎的肉体紧挨着我坐下,是她。

我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地碰了下她的脸,“疼吧?”我问。

“你疼吗?”她也伸出一根手指,用指腹碰了碰我的眉弓。

“不疼。”我说。

“你明天就不来了吗?”

“不来了。”

“能给我留个地址吗?杨科……”她的胳膊从我腋下穿过,身子斜着靠过来。我歪了歪头,四大洋的水,在她眼里荡开。(此句抄袭自行吟歌手周云蓬)

我说,“我没固定地址。”然后我又补了一句:“回家种地去吧。”

忘了跟你们说了,在那个大厦里,我的名字叫杨科。



一九九零年的夏天我偷了一台录像机,JVC的。我用它看到了我从未见过的影像,下面是片段之一。

门反锁上了。

窗户关上了。

窗帘拉上了。

单位组织,我爸去北戴河疗养了。

杨科搬了把椅子踩上去,拎着一床湖蓝提花毛巾被,扭过脖子,我瞅见他嘴里叼着两根钉子,说的话是从半开的嘴唇挤出来的,说了两遍我才听清楚,“郑平,把锤子递我。”

“我操,那他妈是我爸的,你——”

“小声点!”杨科说:“就两个钉子眼,你爸发现不了。”

“你别弄撕了可。”我仰着头冲他说。

“郑平,你爸的毛巾被有股子味儿”,杨科抽了两下鼻子,没等我问就说,“精液的味儿。”

“我一脚踹下你来你信不信?”

“别别别,我不说了行了吧。”

他把两个被角钉在窗框上,慢慢放下毛巾被,吸收了残余的光线,整个屋子顿时暗了下来,我的心跳开始加快。我从沙发上起来,想去开灯,“别别别”,杨科及时制止,见我重又坐下,他在电视机前蹲下,把一盒录像带插进去。转身一屁股坐在我边上,说道,“得谨慎点儿,这可是在你们家,要是让警察抓了,我多少还差点儿,最多算一个从犯,你可就惨了,肯定劳教。”

我说:“哪那么多废话,赶紧看。”

“这带子我早看过了,再陪你看一遍吧。”杨科翘上二郎腿,一颤一颤地说,“你好好看吧,挺过瘾的,武则天一个人跟俩男的干。”

在杨科营造的黑暗中,我看了这辈子的第一个毛片。屏幕上武则天白生生的肉体在我脑海中战栗抖动,她的大和尚,我的小和尚,她的喘息声,我的呼吸声。

杨科掏了我一把,我掏了他一把。我们小声笑着,测试着相互的硬度。

杨科说:“你说历史上武则天是不是真这样啊,好赖是一皇上,能这么浪?”

我说:“当然,你丫要是皇上,你也这样。”

“那,不一样啊,她可是一女的。”

“女的怎么了?”我点了支烟,此时上官婉儿正在帮武则天试枪,“你丫以为是别人操她呀,那是她在操男人呢!”

杨科走后,我躺在床上闭上眼,那个丢了录像机的姑娘跳上来,三下两下脱去了衣裳,带着神秘的笑容与我对视,她的身子慢慢低下去、低下去,直至幻化为一滴水融入我的身体,而那一刻,我,开始有节律地颤抖。事毕,周身是汗,委顿至极,空乏虚弱,似只余皮囊一具。

半晌,爬起来去厕所冲凉,刚脱了裤衩背心,电话铃就响了。杨科在电话里笑得无比淫荡,说,“我一走你丫是不是就跑马了?”

杨科弄来了一大堆录像带,那阵子我们遍览香港人的、台湾人的、日本人的、白种人的、黑种人的裸体,记住了当时很多人都不熟知的名字:李丽珍陈宝莲徐锦江单立文曹查理。我和杨科彼此熟知了双方的品味,我喜欢看白种人干事儿,他对黄种人更感兴趣。我们的伟大友谊还体现在准确阅读对方的内心,当我呼吸急促时,杨科就会躲进厕所,关好门,无声无息。反之亦然。我写下这段的时候,抑制不住地想说想叹,感人啊,感人至深。

我才不在乎你们怎么看。

很久之后,我才发觉那似乎是一个阴谋,我自己设置的阴谋。

我是说我爸把我和杨科堵在屋里这件事。

我知道我爸那天回来,我没告诉杨科,门也没反锁。那件事过去了很长时间,我对自己的怀疑才浮出水面。一只捆在石头上的皮球,绳子泡糟了,断裂了,充满怀疑气体的球升上水面,弹起来,水花四溅。

我为我的怀疑感到恐惧,那时我爸的故事已经成为历史,如今他还活着,甚至活得很好,看不出那件事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可恐惧还是犹如刹车失灵的钢铁怪物,似乎永远撞击不到我的内心隐秘处,似乎,我的内心一直在奔跑在躲闪,但,威胁一直存在。

有时我对自己说,我爱他,爱我的父亲。可又一个怀疑随即蹑足潜踪而至,你爱他吗?真的爱他吗?

我清楚,这种情绪会导致我无法继续把这个小说写下去,我现在必需让另一个我站起来,继续为你们讲这个故事。

你可以感觉一下,“我”还是不是我的口吻。

那个海螺可真好看。我爸从北戴河买回来的,他说这叫鹦鹉螺,“儿子你把耳朵贴在海螺上,就能听见海潮声。”

他让我听海潮声那天,已经是几个月之后的事了。单说这天,一九九零年八月十二日。

钥匙插进锁眼转动的声音,我坐着没动,杨科弹了起来,“是不是你爸?”

“可能……是。”我说。杨科像一条受惊的鱼,扑棱了一下,游入厕所。

我爸推门进来,把旅行包墩在地板上,“咦?”,他说,“怎么这么黑?”然后,他转向屋子里最明亮的物体,电视屏幕。两团白花花的肉正缠绕在一处,“嘿咻嘿咻——”

“你?你看的是……黄色录像?”

“是。”

“你……知不知道看这个犯法?”

“知道。爸,你怎么说话哆嗦?”

“知道?知道你还敢看?”

我没回答。

“你说,这带子是哪来的?录像机是哪来的?”

“带子是我租的,录像机——”我停顿了一下,随后我听见自己说,“录像机是杨科的。”

厕所里静谧无比,我家厕所没窗户,杨科可能是潜入抽水马桶游走了。

“郑平,你跟我说实话,为什么明知犯法还要看?”

“爸,能让我先关了电视再问吗?我不大习惯跟您一起看。”

“放屁!谁看了?谁跟你一起看了?!”

“我瞧见了,您刚才瞥了好几眼……”我站起来,想去关电视,可我腿麻了,晃晃悠悠抬不起腿。随后我就倒在地上,我支起胳膊,望着他,此时我神情复杂的父亲。这一脚,踹在我的髋骨上。因为麻木,所以不疼。

杨科溜出来。一条毫无血色的鱼。鱼眼躲闪着我父亲飙来的目光,从门缝中游走了。

“他……是杨科?”

我说:“嗯。”

那天晚上,我头一回吃到那么好吃的海虾。从北戴河到我所在的城市,乘火车要九个小时。我爸把活虾装在布兜里,找宾馆的服务员要了冰块镇上,可还是怕坏,就一路把车窗开着,右手把布兜挽了两圈,套在手腕上,布兜悬在车窗外,这样虾就不会在闷热的车厢里腐烂。

这九个小时,虾一直在他手上。它们见到我的时候,大都还活着。

我吃了差不多所有的虾,我爸说他在北戴河吃了很多,我也就不客气了。我是整个儿吃下去的,虾头都没浪费。煮虾的汤我也喝得一滴没剩,鲜,我算知道“鲜”的词义是什么了,这个字用眼白搭,得用味蕾去认识。

看得出,他对我的吃相很满意。我低着头,脑顶上一小方头皮发痒,那一定是他脸上的笑意拂动的。他还给我倒了一杯啤酒,说:“儿子,陪爸爸喝一杯吧,长大了,可以少量喝点儿,不过烟不能抽。”

切,你以为我还是第一次喝酒啊,好笑,我早就是我们同学里知名的酒鬼了,我一口气能喝三瓶。还有,烟我也抽过。谢尔顿,白剑,还有最便宜的不带嘴儿的葛洲坝。

“咱们边喝边聊”,我爸上脸,两杯下肚就猴屁股着火,酒量还不如我呢。“嗨,你还倒,最多两杯啊,不许再喝了,酒精可影响发育。”

“我早发育好了,你看你看,哥们绝对成熟。”我攥着拳,小臂内收,让我爸欣赏我的肱二头肌。坏了,我忘了把“哥们”换成“我”或者“您儿子”了。

“哼”,我爸没看我的肌肉,也没注意我那“哥们”,他撇了撇嘴嘴,说,“是够成熟的,都敢看黄色录像了。”

“爸,其实看看也没什么”,我说,“我这就十八了,你说我什么事不懂,莫非看完了我真还当强奸犯去啊?”

“那倒不至于”,我们的谈话上了既定轨道,我爸的话也柔了也顺了,和踹我一脚时判若两人。他说,“我的儿子我最清楚,你绝对不是作奸犯科那种孩子。”

“您看人很准,爸,到底是讲历史的,阅人无数。”我觉得要及时表扬一下。

“你小子别臭美啊,怎么说你也没成人呢,看这种东西……早了点儿。”

“也不早了,我们同学都看。”

“甭跟我顶嘴,都看你也不许看了,这可是最后一回,下不为例。”他居然又给我满上一杯,“来儿子,干一个,喝完这杯你得答应我,以后不许再看了,学业为重,明年你就该高考了。”

“嗯,我不看了。”

“那录像机赶紧还人家,那孩子叫……叫什么来着?”

“杨科。”

“对,杨科,明天一早就给人家送去。”

“行,早晨起来我就还他。”

他把我抱起来,说是抱,其实是拖或者架到床上,我觉着他快弄不动我了,可我就是不配合他,就不。一挨床我就醒了,谭咏麟的歌,半梦半醒,我问他,“爸,你说武则天历史上是不是真那么荒淫无耻啊?”

“荒淫倒是荒淫”,他在黑暗中说,“无耻倒未必。”

“睡吧。”

十一点多,我被啤酒化成的尿憋醒,室内阒静,一道蓝荧荧的光让我睁不开眼。我坐起来,从一线眼帘中窥视,沙发靠背隐去了他的身子,只剩下少半个脑袋。电视屏幕上,一个涂着橄榄油的女人,闪闪发亮,金发飘飘,双乳跳动,头稍向后仰,双眼紧闭,睫毛在颤抖,正驰骋在一个男人的躯体上。狂野无匹。

我憋住尿,侧过身,无声地躺下。极力睡去。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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