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 | 下一篇

两位美国朋友看中国艺术界

发布: 2009-5-29 00:33 | 作者: 王瑞芸



       三月里一个阴天的下午,我一个人去798转转,一转转到高氏兄弟的画室,就和他们两兄弟坐下来聊聊,聊到半路,进来一个外国女性,瘦瘦高高,剪着短发,穿着印花的棉外套。高氏兄弟马上站起来,一边跟她打招呼,一边扭头告诉我,她的中文名字叫姜斐德,是一个研究中国宋代艺术的美国学者,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个博士. 目前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是他们的朋友。

       她一望而知是个学者,文雅,从容,清爽乾净的模样,那种乾净显然是精神上的。

       高氏兄弟顺便把我介绍给她,说,这个朋友也从美国来,是研究西方艺术史的。

       “噢!”她立刻精神很集中地看着我。

       我对她说,我研究西方现当代艺术。

       “那太好了,中国很需要,非常需要。中国的当代艺术很热闹,但对西方情况的了解不够,尤其批评家们对西方艺术的史和论了解不够,这怎么行。”

       我听了,非常吃惊。一是吃惊她的诚实,初次见面,还没说上三句话,就如此坦率直言;二是吃惊她的准确,一个外国人,一下就点到了中国的穴位。

       “哎呀,这正是我目前着手做的事,我希望能把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全局清晰呈现出来。”

       “这真好。那我觉得你应该认识一下大卫. 普森教授,他从美国来,是我的朋友,目前在清华教西方美术史,你们俩可以谈谈的。”

       “那当然好。”

       “我下周三就要回美国,那要尽快联系普森教授,就得这几天内了。”(那一天已经是星期六)她说着就把她的名片给我,同时要了我的手机号,说,一联系到普森教授,就给我电话。

       只过了一天,电话就来了,约好星期一晚上到她家里去。她用电邮把她住址的地图发了给我,上面清清楚楚地画着两条路线,一是从春秀路过去的路线,一是从亮马桥过去的路线,她住塔园外交公寓。安排去她家见面,也是她在电话里问了我的住处,知道,从我住处去她家不远。

       真的不远,一趟车,七八站路就到了。塔园西门外居然有河,河道边上的街道非常安静,河边的柳树在三月底洇染上一抹淡淡的新绿,水墨画似的,那样轻盈温婉的景致几乎不像是在北京。

       她家在十楼,非常典型的西方外交界人士的公寓,宽敞,乾净,完全一尘不染。因是研究中国艺术之故,她照中国文人的样子,给自己公寓起名“数鱼斋”,里面挂着书法,国画,同时也照样挂着抽象画,并在客厅里摆着当代雕塑--一个非常写实的泥土做的中国矿工。她公寓中所有的艺术品都出自中国艺术家之手。

       我和大卫. 普森教授是同时到达的,两人在电梯口见了,虽然互不认识,但一说都到十楼,就都明白了对方是谁。普森教授马上给我名片,我一看,又吓了一跳,他是美国凯斯西方储备大学的教授,正是我在美国读书的同一所学校,只是我在读书时他还没去任教,无论如何,我们算是同校的师生!

       我们三个在姜斐德博士的客厅里坐下,喝着红酒和果汁,就开始聊天。因为都用英文,他们就更不拿我当外人。(和姜斐德博士在高氏兄弟画室里,我们都说中文,她的中文很好。) 我们开始谈中国的当代艺术。他们两个对中国当代艺术都有极高的兴趣,见到精彩的艺术家,他们立刻会显得精神十足。姜斐德博士拿出一幅在上海买的抽象作品,有一张单人床那么大,白的,兰的,灰的线条和色块,分布很优雅,描绘很精致,画面上虽没有具相,但姜斐德博士说,这不是抽象画,这是风景画。那幅画倒真可以当风景看,因为画中的线和色块分布明显具有山川水流的自然韵律,洋溢着抒情气质。普森教授看了又看,几乎呻吟着说,“看看,看看,你们有这个,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还要推崇劳生伯!”而这个画家在中国则完全不为人知。

       艺术好像是,有些女子,尽管天生丽质,但生在小城陋巷,就无声无息,人也不去注意。而那些名模淑媛,即使相貌奇特,骨胳嶙峋,但舆论一力推崇,就成为大众眼中的天人。

       又好像是,眼下世人对艺术品的判断已经不是一个直觉反映,而是一个观念投射,或者舆论引导。我从这两个美国朋友身上感到的不同在:美国人的直觉显然保存得比较好,比较多。比如,他们都喜欢吴冠中,我问,你们喜欢他,是因为他绘画里中国因素比较明显。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不是,就是因为他画得好……那样的线条分布,那样的空白处理。他们是就画看画,别的想得很少。美国人待人处世,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常常显得很单纯。

       单纯在眼下的时代,成为稀罕的品质。

       普森教授一晚上,几乎一直在叹息:你们为什么要如此依赖西方,做你们自己的事,做你们自己的!他把这个话说了好几遍。这句话,他是通过直觉说出的。对我这个中国人而言,则是花了二十年在美国生活的岁月换来的一份心得。在这二十年时间中,我好不容易把对于美国人的仰视换成了平视。我已经清楚地看到,在他们热闹而张扬的现当代艺术中存在的问题,庸俗和弱点,但他们最为动人的,是一派自信,一股子不管不顾的派头。这股派头,让他们(二战后)摆脱了欧洲的笼罩,让一个世界都承认了他们的权威。按常识说,权威者往往不是那个具有特殊技能的人,(美国艺术是在技术上做得领先吗?才不是) 而是具有一种气度:最大程度地认可自己,不跟着别人跑,于是大家就反过身来跟着他跑。一如我们从小的玩伴,是有那样一种人,并不见得能爬上最高的树,也不见得能游过最宽的河,但他敢说了算,自在自为,众顽童就都服他。

       中国人眼下最需要什么,健康的心态,心态,心态。我们三个对此很有共识。但这是最难描述的,又是最难度人的。因为自卑的反面就是自大,后果一样糟糕,全都没有弹出那个准确的音。就我的经验看,弹出那个最准确的音,需要了解,真正的了解,真正看到西方的长处和短处。而现在肯安静下来,观察、体会、思考的人有多少呢?中国象一锅煮开的粥,每一个米粒都在其中急速翻滚。

       这就引出了我们谈到中国对于西方艺术的研究,普森教授又开始大摇其头。在他看来,中国对于西方美术的研究,很多地方相当不靠谱。先说翻译,中国对西方艺术史翻译很可能不准确。他提到两个例子,一是翻译他的书,把“特别好”(terrific)一词翻译成“交通”(traffic)。 他说,“这么个词能错成这样,我简直不敢相信译本的可信度。”另一个是,他的老师的几本重要著作被翻译了,那几本书可不好翻译,但译者通共只向他的老师问过一个问题,是一个简单的词,简单到你可以在酒吧里问得到。显然,在这件事上,问题太少似乎并不说明译者的英文水平高。

       除去翻译的质量,另一个问题是,翻译什么?就选择的译书而言,有些书,在西方已经过时,可是中国却不惜时间人力,把很厚的书翻译出来,有多少用呢?还有,中国学者写关于研究西方艺术的文章,都只是中文的,西方人无法读。那就是说,中国对西方艺术的研究根本没有进入学术圈。我对他笑道,“这个你还真不能要求了,我们现在对于西方艺术主要还是介绍吧,真正进入研究,还差着些时日,你要给我们时间。”


21/212>

发表评论

seccode



View My St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