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的堂吉诃德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5-02-23 22:09:31 / 个人分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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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结合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分析在不同时代(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以及个人命运的思考问题,来理解知识分子所独有的精神天地与他们为祖国的前途所支撑起的民族气质,进而促使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思考新时代的价值体系,为在金钱腐蚀下的人性找到一个回归之路。还“信仰”一个全新的“世外桃源”,使得我们国家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有一方更加和谐的生存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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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的堂吉诃德 黄金世界 改造自我 人性回归今天&o#tO8E;[Jt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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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初,一个西班牙人创造了自己民族和时代的文学典型,并且他曾预言,他的堂吉诃德将受到中国皇帝的欢迎。尽管中国的皇帝未曾有过一饱眼福的机缘,不过经过三个世纪的长途跋涉,它还是从大西洋海岸来到了神秘的东方古国。1922年这部世纪文学经典与屠格涅夫的阐释被介绍到中国,我猜想它或许是被冥冥中的一股不可知的力量所驱赶,步履踉跄的奔向这个空间上相隔极远,而在心灵上相距甚近的广阔的世界的。今天,在这里要探讨的不是这部巨著的由来问题,而是要透过作品中堂吉诃德的特质来思考在具体的时代里中国的堂吉诃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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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堂吉诃德的探索今天1W `X[Dz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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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部第十一章里,堂吉诃德与牧羊人谈到他的“黄金时代”———古人所谓黄金时代真是幸福的时代,幸福的世纪!······那时候的人还不懂得分别“你的”和“我的”。在那个太古盛世,东西全归公有。······那是一片和平友爱,到处融融洽洽。弯头的犁还没敢用它笨重的犁刀去开挖大地妈妈仁厚的脏腑。她不用强迫,她那丰厚宽阔的胸膛,处处贡献出东西来,使她的儿女能吃饱喝足,生存享乐。······那时候,表达爱情的语言简单朴素,心上怎么想,就怎么说,不用花言巧语,拐弯抹角。真还没有和欺诈刁恶掺杂在一起。公正还有它自己的领域;私心杂念不像现在这样,公然敢干扰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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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的“理想国”正是近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热衷的,面对那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他们致力于探索中华民族的前途问题,譬如周作人在同时期以及以后的著作中,曾多次谈到,五四时期他是一个“理想派”,信仰“世界主义”,“梦想过过对乌托邦”,,具有浓重的“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而那位西班牙骑士所追求的,不惜为之献身的黄金世界,其实就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国。因此,现代的知识分子———周作人和他的同时代人,作为一个乌托邦的梦想家出现在20世纪的中国舞台上时,他们注定要扮演现代堂吉诃德,从一开始便在乌托邦理想这一根本点上,取得精神的共鸣与契合,这对于20世纪中国堂吉诃德的命运,以至某种程度上的未来中国的历史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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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作人介绍,五四时期的乌托邦理想,集中体现在“对于新村有着极大的憧憬”。人们也许至今仍对五四时期的新村以及相类似的“工读互助团”等运动缺乏足够的重视。其实,新村运动在五四时期是风靡一时的,不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大部分领导人所关注,更对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其倡导者、活动分子中,除周作人外,就有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罗家伦、王光祈、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这样一些在当时及今后对中国的命运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以后,随着中国社会与他们自身思想的发展,新村运动的乌托邦理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堂吉诃德精神气质被逐步扬弃、超越,同时又更加深刻地渗透于新的历史选择中,以更加隐蔽的、不易为人们所知觉的方式,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持续地发生影响。因此,当人们回顾历史时,就不能不重新注目于这段历史的源头。
当年堂吉诃德曾表示对于“不分彼此,同在一盘儿里吃,一个杯子里喝”的社会平等理想的向往,并这样描绘他的乌托邦的“黄金时代”:“那时候的人还不懂得分别‘你的’和‘我的’,在那个太古盛世,东西全归公有。”四百年后,堂吉诃德的梦在遥远的东方,得到历史的回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恽代英在一篇《未来的梦》的文章里,十分生动的描述了他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畅谈梦话”的情景,据说“谈的醺然欲醉,真是想得令人觉得犹有余味”。他们梦话的中心话题是要在分彼中国“造一个圆满快乐的黄金世界”;而他们心中的黄金世界首先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人人不此地平等地工作,又人人平等地享受的,实行公有制的共同生活体:“男女都作工六小时,不给薪资,衣、食、住由团体供给,儿童公育,老年公养”,也即全然共产,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经济平等”。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类的“协力”与“互助”。五四时期热心提倡“少年中国运动”的王光祈曾这样宣言:“我是一位梦想世界大同的人。我将中国这地方,看做世界的一部分······我的脑海里,没有国界的存在,我们为人类谋幸福的活动,原不必限于中国境内,······我们理想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这地方———人民之风俗、制度、学术、生活等等———适合全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而配得上为大同世界的一部分。”后来,毛泽东在回忆他们这一代人时,曾这样说:“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也许正是对“世界大同”理想的追求,放眼世界,胸怀宇宙的胸襟,最能体现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主义与浪漫精神,构成了中国现代堂吉诃德一大精神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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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堂吉诃德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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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第二部第十七章里,堂吉诃德就这样对别人说道:“我亲身体验到,我的冤家有的是显形的,有的是隐身的,而且我也拿不定他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找什么机会,变成什么模样来攻击我”。正是这种对于迫害的期待、预感、刺激着想象力,使这位骑士时时有着迎战的冲动。灵魂真的是可以穿越时空的,因为三个世纪后中国的堂吉诃德也产生了这样的困惑。鲁迅在《野草》里,他写到:“有一天,出于人的情怀,他把自己的血输给了一个生命垂危的人,可当那人活过来时,却反而嘲笑说‘你看,这个人长得多瘦,一点血气都没有。”可见,当时的些许国人还是习惯被奴役的,一旦有人解救他们,他们反过来会充满敌意,甚至攻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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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里,一次堂吉诃德清晨去叫仆从桑丘,发现他在打鼾,且不叫醒他,只是赞叹说:“哎,你呀,真是世界上最有福气的人,你不嫉妒别人,也没人嫉妒你,你安心睡觉,魔术家不害你,魔术也不搅扰你······你不受雄心大志的驱策,也不受世俗虚荣的摆布······”这赞叹是真诚的,又何尝不包含对回顾“自我”殉道的一种心酸呢?早在中国的堂吉诃德在进行“黄金世界”的探索时,鲁迅就提醒人们注意,绝不能将“社会平等”理解为“夷隆实陷,是为指归,是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而实行的结果“灭人之自我,使之泯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全体以沦于凡庸”。而心存忧虑的,又岂只鲁迅一人,二三十年代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选择道路、寻求归宿时,都无法回避这一未来命运问题。五四时期最负盛名的散文家、诗人朱自清和他的朋友小说家叶圣陶等也认真讨论:在“大时代”里,自己该往“哪里走”?在朱自清看来,今日的教义便是:“党所要求的是个人的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照党的方式而生活,想出自心裁,是不行的。”因此而产生了朱自清所说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在巴金的笔下,“我”一旦走上堂吉诃德道路,生活与自我就“完全改变了面目”:“我的心像一个火炉,火燃烧着,燃烧着,热通过了全身。没有疲倦,也没有忧郁。我在现在的路上坚定的下着脚步,走向未来。”———这是堂吉诃德吗?是,又不是,像,又不像。诚然,自我与他人,利己与利他。取得个人的自由解放与人类的自由解放成为一种思想矛盾,这群中国的堂吉诃德也很是焦灼,他们心底都清楚,若溶入集体当中,必然便没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与思想独立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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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到了1940年代末,中国的堂吉诃德都有着另一种急迫的、焦躁的情绪,因为不管你持什么政治立场、态度,事实已摆在眼前: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即将来临。正像这一时期著名的女诗人陈敬容在一首诗里所说———今天%u$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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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者蓄满了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