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

有天，母亲和我喝茶时，讲起她少女时代所遇到的疯子，在老家。四十多年前的记忆，说来就来，毫无预兆。

两个疯子，一个住在隔壁，另一个住在邻村；一个是男人，另一个是女人；一个终日沉默寡言，另一个终日跳脚骂街。母亲叙述往事时，没有多余的情感。那是她小时候曾经历过的人事，虽然亲身经历，终究是于己无关的。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在数十年后一个怡人的清晨，回忆起它们。而我一边听着，一边心里产生奇怪的感觉：疯子这个特异的人群，在属于个人生存的种种权利上均受损，但他们，可以借助着自身的“特异”而获得了更长久的生命—活在不相关人的记忆里。

大多数的我们，活得很潦草。像墙角的野草，像不小心泼洒的墨。无声无息地来，无味无色的去。让我感动的是，母亲那一向富含表情的声音，将我带入了她的童年、少年岁月。那个在疯婆子凶狠的叱骂和疯汉子高举的菜刀前瑟瑟而倔强的小女孩，复活了。

那一瞬间，时间并非直线的，而是一个圆，过去和此刻首尾相连。这是生命中那些让我迷惑，让我惶恐的时刻。好像被一个来自无名处的、巨大的手，将我一举抛出了安稳的理性外，进入一个虚无又荒芜的空间里。

我想起自己的小时候，还有，小时候认识的疯子。

我有幸在那个疯子与普通人混居的年代生活过。

八十年代初，人们忙碌于从广大人民群众里揪出那些罪大恶极的刑事犯，一场接一场的运动，热热闹闹的，恍如节日庆典地进行着。巡游市内仅有的几条马路，大喇叭响起兴高采烈的广播，宣告与邪恶分子斗争的胜利。当时，最有名的罪犯是一个十六岁少年，他因为给一伙偷窃团伙望风而被送上刑场。至于所盗窃的物品，现在看来，简直不值一提。

法院的公告贴满了城市的墙壁---这勾起我最初的记忆，四人帮的公审也不过如此。

也许正因为罪犯是如此的多，让人们如此忙碌，所以，对于城市各个角落里游荡的疯子们，并没有多少人去关心他们的存在。而那个时候，也没有谁听说过精神病院这个名词。我想，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小城是没想过要建精神病院的。

既然有一座精神病院的存在，里面不关几个病人，也是让众人难堪的。

这过去的几十年，我再也不曾遇见疯子们。那些举止奇特的人，曾经自由的行走在八十年代的街道上。我在上学时，或者被我妈指使出门打酱油时，在路上随时遇到他们。而我也曾经，对他们的存在，如此的习以为常，以为这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正如，现在，对他们的不存在，也同样习以为常。

尽管，有时候，我会想起他们。并茫然的觉得，城市失去他们，就像破了一个洞。

一、拦路的斯芬克斯

在八十年代的孩子间口耳相传的名人里，除了那个有名的罪犯外，还有一个更有名的疯子。尽管，他并没有任何“名字”。

城市一度很小，像个果核，还未发育。最好的两间小学在城东，我们住在城西。上学路上，不乏伙伴，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而最终，总会认识许多原本陌生的孩子。

因为，通向那相邻的两家小学最短的一条路上，大家都会遇到一个共同畏惧的人---那个喜欢蹲在路上窥看穿校服裙子的女生的疯子。

他是个拦路的斯芬克斯。

我究竟遇见他多少回，已经算不清了。这个可怕的人，拥有成年人的身体，很壮实，圆头圆脑，脸颊上的两团肉鼓鼓的，嘴巴有点歪。

他喜欢笑。他们家就在路边，一栋筒子楼，具体哪一层，没有人确知。只听说，当他站在路边对着上学路过的女生咧开他肥厚的嘴唇傻笑时，他家人会在那栋楼的某扇窗户后盯着。

如果谁让疯子哭了，马上，楼梯间会响起旋风一般的脚步声，同时，伴随着一个妇人凶狠的咒骂。就是我们都畏惧他的原因。疯子，有强大的后盾。

有些胆子大的高年级男生会故意招惹疯子，且小心地掌握分寸，并不和他发生身体接触，大多是语言的挑衅。疯子对他们并不感兴趣，多数时候置之不理，被惹急了，也回敬几句，分明是软弱无力的。这时候，往往让男孩子们轰然大笑，然后，洋洋得意的离去，边走边继续谈论取笑那可怜又可恶的疯子。

而女生们，除了在这特定的地方，绕一个之字以外，大多是沉默的。仅仅是他的眼神和笑容就能造成巨大的心理恐慌。

就这样，从六岁上学起，那五年时光里，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都伴随着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对于孩子而言，光天化日下，出没于筒子楼和马路之间的这个疯子，背后有人撑腰而因此肆无忌惮的蹲在地上，头仰起来傻笑的男人就像一个阴影，一个恶梦，一个光斑，一头怪兽。一个潜在的威胁。

后来，我毕业了，离开城东的学校，那个我上学路上总要遇到的斯芬克斯，从此，成了历史。


二、“跺地球”的疯女人

“跺地球”是全城居民给与她的外号，极其显赫，深入民心。随便遇到一个人，只要提到“跺地球”，对方都知道是在说那个神秘的女人，从来不产生歧义。

她的造型长年如一，现在回想起来，是属于摇滚风格的。黑色的宽大长衫罩着她佝偻的身躯，灰白的头发披散着，每一根都在寻求自我的独立。她手上总拄着一根拐杖，肩上总披着一个麻袋。走路的时候念念有词，神思恍惚，可是，地上任何一个塑料瓶子都逃不过她的双眼。

“跺地球”的活动范围不定，但主要是围绕着东门一带。所以，我从城西到城东上学的路上，也常与她偶遇。

她基本是无害的。眼神从不与人接触，即使和她迎面而过，她不是东张，就必定在西望。同时，嘴里在咒骂着谁。除此以外，她还喜欢跺脚。她会走着走着，原地不动，然后狠狠的跺脚，好像要把地上什么东西踩死。

她的年龄是五十左右，也许是四十，对于一个十岁不到的孩子，难以判断。她行踪不定，却又总在小城的核心出没，人们就很好奇：她是流浪汉，还是也和我们一样，有固定住处？并且还有家人和孩子？

起码，这个问题让我疑惑很久。没想到，我和她竟有超于常人的缘分，因为，我后来不仅知道她住哪里，还曾踏足过她家。

那是在一次学校办的运动会结束以后。我和两个关系不错的女同学绕着操场边，漫无目的地晃荡。时间还早，我们都不想回家。柔和的阳光洒在树枝上，落在我们无知的脸庞上。一种说不出来的美将我们留在一个低矮的、残缺的围墙上。

后来，这个疯女人从我们前面经过。操场边上就是一条小路，她孤独的走在小路上，那么憔悴，那么哀伤。

“嗨，是那个‘跺地球’！我们跟踪她吧，看她去哪里”，我的好奇心在这个空白的下午突然勃发。两女同学也赞成。于是，我们就在后面，不紧不慢的跟随着一个卑微的身影。

而她的家，原来并不远。仅仅是过了一条马路，然后再斜穿进一条通向金融中专的小巷子，在某个可以左拐的通道，进去大约十几米就到了一间小平房。

很简陋，而且几乎是开放式的。通向起居室前有个小院子。

我们三个小女孩，不知道什么是禁忌，仅仅是因为好奇心，就跟随着她进入了小院子，并且在起居室的门口张望着。

房间里的家具都很陈旧，有许多生活上的杂物，而这个女人从外面带回来的塑料袋和塑料瓶子随意的堆放在房间的角落。一个三十多岁，面容安详的中年女人正坐在屋子里。

“跺地球”，对于我们三个女孩子并不理睬，而是拐进房间的另一个出口，消失了。

那个女人，好像是在看电视，还是在做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当她发现我们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的动静，只是走了出来，说了一句：有什么好看？你们哪个学校的？

我们三个人面面相觑，无以言对，接着，呼啦啦的夺门而出，一直跑到小巷子，才将积压在胸口的什么东西释放出来，咯咯的笑。而我心里知道，这不过是掩饰那复杂的感觉---既满足又惭愧，还略带有惊慌和兴奋。

时间是无法准确测量的。不知过了多久，我陆续听到一些关于”跺地球”为何疯了的传言，而它们有许多的版本，互相风马牛不相及，而细节也不尽然相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两个传言。

一个说法是，她的爱人在十年文革期间，因为成份不好，被斗死了。还有另外一个说法，人们都更乐意相信：她的爱人，和别的女人好了，双双远走高飞，把她抛弃了。

现在回想起来，“跺地球”其实五官端正，并不难看。如果不是坎坷的生活在她的脸上乱涂乱抹，还给她套上了一个疯子的面具，我想她原本是可以获得人们的一些尊重，甚至喜爱。

2010.3.13草稿

2010.3.28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