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向去去且去，如去如来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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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反思进行时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6-05-16 20:01:42 / 个人分类：风雨路上踏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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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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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正淳
发布于2016-05-16 21: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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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就在刚才发觉，本人贴在新浪微博@风雨路上踏歌行 的本文博文链接及同号博客博文消失，且悄无声息无通知。
这正是，2016，反思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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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正淳
发布于2016-05-16 21: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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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
博客博文还在，只微博被删，已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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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光
发布于2016-05-16 22: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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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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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川
发布于2016-05-17 03: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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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学习。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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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正淳
发布于2016-05-17 1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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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楼上两位兄台！
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推荐阅读：一同感知行进中的历史
文革50周年官方没活动http://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160517-617814人民日报深夜发文：决不允许“文革”错误重演http://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160517-618062环时：“文革”已被彻底否定http://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160517-618063郑永年：左右派的“文革思维”http://www.zaobao.com/forum/expe ... tory20150505-476164五十六朵花为擅用团中央下属组织名义道歉http://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160517-61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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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如零发布于2016-05-20 21: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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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摸着石头过河了
然后果真摸到石头了
然后河里待着也挺好
然后也就不急过河了
然后河水上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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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正淳
发布于2016-05-22 00: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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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7# 的帖子
奈何
奈何
谢谢来读，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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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正淳
发布于2016-05-26 23: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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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对遭举报并查处问题的回应和说明
我的学术研究领域包含举报者涉及的三个问题，但举报者就这三个问题给我戴的帽子，不仅并非我的观点，还有对我实行政治陷害之嫌。
一、关于民主社会主义
我对民主社会主义本身并无专题研究和著述。只是我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自然会关注世界各国，包括奉行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国家的发展情况。在3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对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还对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某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如日本和新加坡等“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赞赏有加。例如王震就说过，只要加上党的领导，英国搞的就是共产主义。作肯定性评价当然不等于他们主张中国照搬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至于我本人，在涉及这方面的文字中更未如此提倡和主张过。对我的这一举报，是没有根据的诬陷。
二、关于毛泽东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按照列宁的教导，党的领袖是高于一切和决定一切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代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中国以往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后的建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还影响到中国当前以至未来的发展。我研究和论述中共党史和中国外交问题，自然离不开毛泽东研究。我在论证毛泽东何以终于成为全党的最高领袖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和领导才能。
毛泽东犯有错误，导致中国的发展进步与世界拉开了距离。至于后期在全国范围推行“大跃进”、公社化以及“文革”等给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对这一点，连党史决议和教科书都不讳言。把客观而严肃地讨论毛泽东的缺点错误及其影响，说成是“仇视”毛泽东，只能反映举报者居心不良，想把我打成敌对分子。
三、关于建国后头三十年的历史
我从未否定过建国后头30年的建设成就。
我做研究工作，向来把中国和世界、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际联系在一起。结合时代问题研究，我对建国后头三十年的发展感触很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我一再论证，由于我国在时代问题上判断有误，错过了二战后世界经济技术空前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二战后头30年，从世界比较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显然有点停滞和落后。以中日两国比较为例，1955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为4.7%，超过日本将近一倍；1980年我国的世界比重降到2.5%，变成日本的1/4。又如韩国，1960年代初韩国经济起飞前，人均产值不到80 美元，不比我国多；但到1 980年，韩国已达到1674美元，我国只有193美元。 这种落后，使我深感痛心，力求通过研究找出根源。
这种观点并不出奇。邓小平1988年6月3日就说过，“我们从1957年下半年以后，耽误了20年，而这20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邓小平的这个说法，出现在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问题”几年之后。我以为，中国的停滞倒退主要原因就是对时代判断的失误。二战后世界明明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我可说是在理论界最早认定并系统论证二战后时代已从“战争与革命”转为“和平与发展”的一个），但毛主席却继续坚持“我们仍然处在战争与革命的伟大时代”。从学界到党内高层，在这个问题上长时间存在争议，还几次出现反复，我一直坚持原议并作过进一步论证。从十四大起，党中央把“和平与发展”定为时代主题，理论界的长期讨论是起了作用的。
四、关于我的研究成果
我从事国际问题和党史研究七八十年的学术观点和代表作，主要体现在多年来出版的几部学术文集和个人自传中——《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何方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争议下的国际问题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延安一路走来——何方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这些国内出版的正式出版物，都分别经过新闻出版署、社科院、外交部、党史研究室等有关单位审查批准，其中有些还被认作是“主旋律”，在《北京青年报》、《作家文摘》等报刊上连载或摘发。我发表的一些文章，包括引用的文献，也大都发表在国内正式出版的杂志和主流网络媒体上。我在被举报的三个问题上的准确和完整观点，均可在这些著作中查到。
我们党向来提倡以史为鉴。从列宁到毛泽东都说过，一个郑重的政党是欢迎批评和不怕做自我批评的。我作为一个1938年去延安参加革命，已有七十余年党龄的老党员，一直完全拥护党中央提出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思想路线。我在研究工作中从来就是这样做的。我发表的文章，属于学术讨论范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对建国后三十年特别是对“文革”的反思，也都符合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的精神。
五、附上我的一点意见。
全党正加强团结，一心一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伟大祖国复兴。在这个情况下，提倡这种“举报与查处”并发起运动，是否影响党员的正常心态和全党的团结，恐怕是多少有点问题的。希望组织上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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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正淳
发布于2016-06-04 12: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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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文革
易中天：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文革
来源：法律天使
一、还要总结阶级史
人类文明史都是以爱为本——博爱、兼爱、仁爱。任何煽动“恨”与“斗”的就是反文明。所以必须摒弃反文明的“阶级斗争”。
摒弃反文明的“阶级斗争”，却不可以模糊“阶级”之分。人分三六九等，当然有阶级之分，不同的阶级力量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走向。《马论》错在用“贫富”划分阶级，我认为“牟利手段”才是划分阶级属性、研究历史走向的唯一标准：
——依仗特权和垄断牟利的，是“特权阶级”；
——依靠创造和竞争牟利的，是“资产阶级”；
——特权无门、竞争无能的，是“无产阶级”。
此标准能启迪读者，为啥有的社会进步成了民主？而有的社会依旧轮回在专制？规律是：民主＝竞争，同样面对垄断为本的“特权阶级”造成的社会不公，竞争为本的“资产阶级”才能推动民主，而暴力为本的“无产阶级”再怎么造反与革命，都只会重蹈专制。
历史证明了一切：张角、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布尔什维克、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纳粹党）、意大利工人暴力团伙（法西斯）、红色高棉、红卫兵、造反派等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各路“无产阶级”暴力团伙，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
我重写的《中华史》不是传统的叙述史，而是纠偏史、对比史、真相史、本质史，选票派看了会怒骂、毛派看了会咒骂、同行看了会妒骂、权贵看了会责骂。
可不管你们怎么骂，只要还剩下一口气，我也要重写中华史！
——开启尘封千年的头脑功能、耕耘荒芜已久的思想土壤，虽千万人，吾往矣！
悄悄告诉你：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文革。不晓得大家为啥只盯着文革骂？文革无非就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许多朝代都搞过这种把戏，只是称谓不同而已。
“阶级斗争”就是仇富杀富，既洗劫了社会财富，又骗取了底层民意。
——大明王朝的无产阶级领袖朱元璋就是这么干的，把大批大批的富庶百姓抄了家，一批又一批地发配滇边“劳动改造”；
——委内瑞拉的无产阶级领袖查韦斯也是这么干的，带领穷棒子选民联手洗劫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和知识阶层争相流亡海外，国民经济大幅倒退。
“路线斗争”就是同室操戈，都是为了坐稳头把交椅。
——太平天国的无产阶级领袖洪秀全、大顺王朝的无产阶级李自成都是这么干的，为了坐稳头把交椅，搞掉的都是自家兄弟；
——前苏联的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更是这么干的，残酷清洗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兄弟。
所以“文革”并非史无前例，而是老酒装新瓶，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因此，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晚年搞文革。文革明显的危害性掩盖了另一场空前浩劫：文革爆发前十年的“全民枷锁制”：
——先用“全盘公有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谋生权；
——再用“城乡户籍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迁徙权。
几亿人口啊，剩下的唯一活路，就是被迫去“公有企业、人民公社”里，“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一下倒退了2200多年，复辟到了井田制时代。“三年饿死三千万”就是这个复辟制度造成的直接恶果，文革就算折腾了十年都没能死这么多人。
改革开放进步在哪里？莫言说：“倒不是因为恩赐给了老百姓多少钱，而是因为归还了老百姓最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从这个角度看，改开确功莫大焉。但，改革尚未成功，国人仍需努力。
我们当然要警惕文革回潮，但更要警惕先秦时代的第二次复辟！这才是殃及全民、无一漏网的最大浩劫。
二、揭穿中华谬论史
比如：究竟是谁“推翻了三座大山”？就需要正本清源地告诉读者：
——“封建主义”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
——“帝国主义”就是帝王制，是被孙中山推翻的；
——“官僚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官僚主义＝垄断主义；资本主义＝竞争主义。竞争与垄断水火不容，史上何来既垄断又竞争的“官僚资本主义”？只有“官僚权本主义”！
“封建制”之后是“集权制”，区别在于：
封建制 —— 思想多元、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集权制 —— 思想单元、言论禁锢、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而且封建社会只有“天子”，集权社会才出现了“皇帝”。
秦始皇推翻了“封建制”后，创立了“中央集权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集权制世代相传了2000多年，一直延续至今。
所以必须对历史纠偏——中国早没了封建，只有集权。
三、对比中华古今史
比如：“奴隶制”和“极左制”，一对比就明白了，劳动人民统统被剥夺了“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然后“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
再比如：“井田制”和“公社制”，一对比又明白了，都是土地公有制！名义上“公有”，支配权都归一小撮人，要么在贵族手中，要么在公仆手里。百姓只剩下了“奉命扛活权”。
历史只有在对比中才能被看穿本质：不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只要剥夺了人们“自由谋生、自由迁徙”权、只要重蹈“公有制”，那就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复辟。
四、必须借用世界史
比如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大师、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警世之言：——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言简意赅，醍醐灌顶。“经济民有化”（自由经济）才能“政治民主化”（自由选举）。
作为全面系统地阐述宪政民主基本思想的第一位作家，约翰洛克的警世之言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开国元勋、及法国启蒙运动中的许多主要哲学家：
——宪政就是契约，契约精神只能源自于经济私有化（民有化）的“自由经济”中。
就是说，没有“自由经济”的“自由选举”毫无制衡力，只能导致另一种专权与灾难。比如“坚决不走私有化邪路”的委内瑞拉、纳粹德国、前伊拉克、现伊朗，由于百姓的生计和生活统统依附于“公有制、国有制”，就算东施效颦实行了“自由选举”，选民也空有民主权力，毫无民主能力，只能把查韦斯、希特勒、萨达姆、内贾德、穆兄会、哈马斯等各路骗子或疯子选上台，只会让右翼民族主义、极左民粹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得逞。这绝非宪政民主，统统是垃圾民主，比开明专制更不如。
五、挤压中华泡沫史
所谓“中华5000年文明”就是泡沫史，有史可考的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
有人说从地下挖出了几万年前的陶罐，证明中华文明还包括“史前史”。这是无知，还挖出过50万年前的头盖骨呢，与文明史扯不上半点关系。文明包含三要素：
哲学——人类思想的荟萃；
宗教——人类心灵的寄托；
艺术——人类对万物之美的诠释。
哲学、宗教、艺术萌芽之前，没有文明史，只有莽荒史、原始部落史。中华文明史没有5000年，只有3700年。
http://t.cn/R5G09XL
http://weibo.cn/comment/DyB0lim0 ... l=1&vt=4#cmtf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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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正淳
发布于2016-06-05 0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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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为錢楊伉俪的“不公共”辩护http://t.cn/R5bJuv0
徐贲：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http://t.cn/R5bVVIR
张鸣：徐贲先生，我可能做不到你说的勇敢
http://t.cn/R5qeWV2
陶东风：我看徐贲与张鸣之争http://t.cn/R5qeWVw
笑蜀：岂为钱杨辩护，无非厌恶刻薄http://t.cn/R5qeWVZ
熊培云：海内外罗伯斯皮尔真多啊http://t.cn/R5qeW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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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正淳
发布于2016-06-11 21: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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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卫：中国并非没有美学而是早被摧毁
http://t.cn/R5xZ17Q
中纪委：中宣部统筹高校工作不力
http://t.cn/R5fmcoK
郭良平：中国为何走不出文革的阴影
http://t.cn/R5MdW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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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正淳
发布于2016-06-18 23: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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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霞：改革为什么推而不动甚至倒退
蔡霞：改革为什么推而不动甚至倒退
摘要：有些人空谈主义、概念，连常识都不要。我们要打破思想禁锢，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常识，回到生活本原看理论。而不能悬空地忽悠理论，不接地气。少讲主义，多谈问题。我们要切实地面对真问题，有效地解决真问题，才能切实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作者丨蔡霞 转自公号“东书房”
各位领导、各位老前辈，各位老师、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想就解放思想这个问题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打破思想禁锢关乎改革的命运。十八大以来，中央不断地强调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作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这极大地鼓舞了社会信心。
当时许多人为三中全会决议而欢欣鼓舞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然而，两年多过去了，改革在一些领域或者不进反退，或者徘徊停滞。改革的停滞和倒退，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内在紧张关系。曾经的欢欣鼓舞，现在被深深的忧虑所取代，对前景预期比较悲观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存在。
改革为什么推而不动甚至倒退?除了既得利益的势力强大，体制的缺陷积重难返以外，还因为我们陷入了深刻的思想困境。事实表明，体制、利益、思想三者之间存在着纠缠复杂的关系。打破改革的僵局，关键在于推进思想解放，为此，我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出几点粗浅的思考。
第一，解放思想，打破思想的禁锢，最重要的是转变思维方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曾经是我们打破“两个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思想武器。可以说，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然而，不能不说，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解放思想，一直停留在观点改变的低层次上。改革每往前走一步，都要经过激烈的观点争论，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观点背后的思维方式还没有改变。当下，我们看起来各种观点截然对立水火不容，但实际上思维方式却是两级相通的，这种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我觉得大概有几点：
1.都认为自己正确，凡是不同于自己观点的都是谬误。
2.强调一元化的统一认识，排斥思想的多元。
3.非黑即白两极对立，缺乏和平包容的精神。
4.把不同观念的碰撞看作是思想领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甚至用强力来进行压制。
这种思维方式使得我们难以心平气和地进行不同观点的对话、交流，在对话交流当中加以引导，以达到对重大问题的共识。这些问题都表明了，我们解放思想必须要有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转变思维方式才能走出思想困境。
第二，我们追问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思维方式吗?这几年来国内的思想理论争论越发地激烈，一争论就各自搬出马克思主义书上的字句，表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仿佛“文革”期间的打语录仗再现。我们在座有很多的老师、老前辈经历过“文革”，这种打语录仗真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吗?我认为恰恰是背离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洋洋洒洒4千多万字，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什么，我们究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的思维方式。我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维方式最根本的一点是思想的开放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是带有极强的批判精神的，这一是批判社会现实，二是批判反省自己。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精神极为强烈，他们的思维充满着开放性，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的思想观点放到社会实践当中去检验，并勇于根据变化了的实际修正自己的认识。
举几个小例子：
1.比如1872年的《共产党宣言》再版序言当中有那么一段话，大意是说25年过去了，那时候我们提出的关于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一些具体的步骤设想，现在看来许多已经过时了。但是我们对社会分析的基本观点没有错。
2.当时法国有些人很教条地搬用马克思的话，并且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还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但是收获的是跳蚤。”我们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是抓住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词句和观点，但是没有深刻地理解他们的思维，我们缺乏思想的开放性，缺乏他们自我反省和自我审视。
当我们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严重的后果，事实表明我们撞了南墙以后是在调整思路，宣传上说这是开创了新局面，进入了新阶段，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反思就出发，忙于往前走。因为缺乏深刻的思想理论反思，一遇到复杂的局面，就容易做本能的反应式的决策，这种本能的反应恰恰受旧的思维方式支配，习惯性地沿用以往的老办法来解决今天的复杂问题。需知，老办法是解决不了新问题的。相反，可能造成新的被动。
就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树立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精神，自觉地用变化了的实际面对社会的进步，来检视我们的理论，检视我们的观点，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才有思想的不断解放，把实践和理论推向前进。
第三，摒弃“主义”思维，回到生活的本原看理论。无论是马恩还是其他学者的理论，都是对人类社会深刻观察和深入探寻的思想成果，社会科学理论离不开生活常识，理论是在生活常识的基础上努力把握生活的本质，而形成的思想成果。但是理论一旦变成各种意识形态变成了各种主义，必然地有很强的政治性，对社会现实产生重大的影响。
实践表明，改革每往前走一步，都会遇到诸如理论的激烈争论。有些人空谈主义、概念，连常识都不要。我们要打破思想禁锢，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常识，回到生活本原看理论。而不能悬空地忽悠理论，不接地气。少讲主义，多谈问题。我们要切实地面对真问题，有效地解决真问题，才能切实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四，价值取向是我们打破思想禁锢解放思想的根本动力。理论作为意识形态，它就必然有价值取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发展是对未来理想追求的核心价值，我们要坚持这种价值追求，矢志不渝地朝着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向去努力，坚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个核心价值理念。
在现实社会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是始终站在社会民众这一边，他们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活动，始终是自觉地为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这些年来，我们的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就在于既得利益的阻挠，而有些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组织解放思想，为有严重缺陷的体制做辩护。我以为，打破思想禁锢推进解放思想的强大动力，就在于真正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价值取向，真正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
第五，打开思想空间，才能把路越走越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或迟或早要相应改变。从1992年十四大算起，我们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了，然而政治体制的改革远远地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变化的需要，经济和政治之间的不协调日益地突出，这种不协调、不平衡突出地反映在近年来社会矛盾冲突的高发和多发，而且至今还没有和平化解矛盾冲突的制度性途径和办法。
所以本来是处理突发事件和紧急状态的维稳机制，现在也成了“新常态”之一。尤其是今年以来，我们似乎在复杂矛盾面前踯躅徘徊，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倒退，何以如此?我觉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支撑我们深化改革的思想理论资源严重不足。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曾经明确地提出，我们要深化对“三个规律”的认识，其中最为基础的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这个问题的提出，当时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努力从人类文明转型的高度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这个认识角度的转换和提升，至今还没有被我们一些人清晰地认识到。
人类文明发展有共同的基本趋势和客观规律，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趋势和规律就在那里，无论是谁的主观意志和愿望都不可能改变。当然，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文明转型的一般规律和作用，必然会有不同的表现。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实际上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人类文明转型一般规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此而言，中国确实是有中国特色的，但是我们不能把中国特色讲成中国特殊，不承认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样的思想倾向可能误党误国，有可能使我们出现颠覆性的错误，这就很值得我们警惕。
承认客观规律，我们就需要放开眼界，打开思想空间，勇敢地去吸收人类文明的思想成果和制度成果。来探索我们深化改革、和平推进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路子。俗话说，“人遇到极难处，想不开就容易走绝路。”其实政党和人是一样的，如果思想空间打不开，路也就可能越走越窄，陷入困境和僵局。在这个意义上说，打破思想禁锢，关乎我们改革的命运。
最后，借用林达先生的一句话“人生和世界都如一个棋局，死棋还是活棋，有时候就在自己的手里。”谢谢大家，我的发言完了。
（本文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教授蔡霞在第二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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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正淳
发布于2016-06-19 23: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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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访谈：中国是奇观超级大国（上）
原创朱大可06.18 19:34阅读24400
【小编导读】
福柯曾经在《什么是启蒙？》中说过，要将关于自身的批判看成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哲学生活”，而这种批判又包含着对启蒙的信念以及我们对于自由的永在的渴望。 批判几乎构成了人类得以生存的根本，它表达着人类的理性、智识、反思与拒绝，拒绝混沌的生而无活以及整个人类史曾出现的压迫和威权。
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八十年代那热烈而反常的思潮，其内部都若隐若现着这样一种精神。虽然这两次启蒙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夭折，而在如今这样一个话语沉闷的年代，似乎连一种批判的氛围都已然消失，在沉闷之中，是否依然有着鲁迅精神的继承者，而这种理性而自律的声音，当精神被留存时，时代自能自证。(采访者：搜狐孔孔)
启蒙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天性
搜狐文化：您最近其实关注点更多在中国文化史，从早期的《流氓的盛宴》到最近《华夏上古神系》，感觉都是以一个非常大的视野在重新审视中国文化溯流，就您这种书写是否也有一种启蒙的含义在里面呢，让人们重新去认识中国文化的演变，以历史的眼光进行一个大的批判？
朱大可：启蒙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天性。启蒙者的主体首先必须是高度个人化的，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在思想上完全自由和独立的个体，但同时你也是最人类的，你必须以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思考的基本底线。
所谓人类价值，对我来讲还是一个学术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要以一个全球视界去看所有中国问题，只有这样你才看清楚它的真实面貌。如果你只是一个民族和地域的自我定位，在中国疆域的圈子里研究中国问题，就永远看不清事物的本性。而这恰恰就是迄今为止所有中国近现代学术的最大弊端。
搜狐文化：有些人就说全球化他会使文化丧失独特性。
朱大可：你只有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才能对你的研究对象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且你还要不断采用不同的分析工具，除了使用显微镜，你还需要在更宏大的生态空间里做物种学比较，你可能还需要使用解剖刀、基因检测或者其他手段，只有这样你才能发现研究对象的本质。许多人崇拜显微镜，相信从镜中获得的镜像，却不知道“管中窥豹”只是所有观察方式中的一种。
搜狐文化：其实如果一味的那样去保守就反而会让文化变脆弱。
朱大可：学人很自卑，拒绝去看外部世界，以为一头扎进钻进国学堆里就有了文化安全感。国学首先是文化鸵鸟的学术沙堆，其次才是焦虑的中产者的心灵鸡汤。我希望有一种更为开放的“中国学”，能够在全球视野和人类价值的框架里，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传统，并且给文化空虚的民众，提供真正有效的思想指南。
搜狐文化：您如何理解文革结束？
朱大可：我们实际上一直处于后文革时期。邓小平没有对文革做一个根本性清算，由此留下了后遗症。80年代，这个后遗症还没到今天这么严重的程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要为文革支付的利息在不断地滚雪球，今天已经到了要为它付出高昂代价的时候。
《诗人之死》、《人啊，人》，戴厚英著
搜狐文化：您刚刚提到80年代，其实80年代有一个和新文化运动相似的启蒙思潮，但最终夭折了，包括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也并未在中国扎根下来，这种反复的夭折，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到现在有着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历史上有几次这样的夭折。
第一次是“新文化运动”，但“新文化运动”随后就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两个不同的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是向西方学习，所谓“科学”、“民主”这两个词就是来自西方的，但是很快在“五四运动”中，另一种排外的声音，马上就消解了“新文化运动”的这种努力，所以可以看做是一次夭折，起码也是挫折。然后是抗战和国内战争，战争终止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三次发生在49年以后，它由一系列政治运动组成，像反胡适、反胡风、反右之类，而文革是它的顶点。第四次发生在 80年代的启蒙时期，它刚刚开始，就被打断。
这种多次反复的打断，就像是社会疗愈过程，每进行到一半就中断了，结果会加剧这个病症的恶化。对中国的社会进步而言，这是极为不利的状况。它已经在历史上做出了四次不良记录，制造了某种“习惯性夭折”。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沉重教训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为什么80年代会成为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首先是，文革在政治上被终止了，文革的主要发动者在组织、政治上都被清算了，但并没有完成思想文化的清算，在意识形态领域，当时形成了两个很大的对抗力量，思想上的改革者，最突出的代表是周扬。有趣的是，他过去是一条典型的棍子，从延安开始，打了很多人，让很多人蒙受苦难，包括胡风和丁玲在内。虽然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但在文革中他被关了九年，这期间他开始反思和忏悔，发现自己过去所做的都错的，所以他会在文革后的第四次文代会上，向所有的受害人流泪道歉。这种场面是非常罕见的。
作为一个加害者，周扬能向受害者公开道歉，这种个人勇气和忏悔深度是值得赞扬的，尽管也有极少数人，像丁玲，拒绝了他的道歉，但无论如何，他是党内知识分子拥有自我更新力量的代表，这种力量能够使当时的党出现一种亮色。但很可惜，周扬很快就遭到同志们的围剿，他熬过了文革，却没有熬过1986年底那场“反对自由化”的斗争。那么周扬为什么被批判呢？主要是因为他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核心不是阶级斗争理论，而是人道主义思想。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新发现。他的依据是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是，马克思关注人性、人的权利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这一理论，在这场大批判中再次被遮蔽。我们继续被引向意识形态误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刚刚被发现，就被彻底废弃了，直到今天，他们都没有给马克思和周扬平反。
人道主义思潮中有些作家，比如说著名的剧作家白桦、写过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比如戴厚英，写过《诗人之死》和《人啊，人》，比如巴金，写过《忏悔录》，他们都是重要的忏悔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戴厚英，她扮演过激进的红卫兵角色，是那种典型的加害者。最后她自己和自己所爱的诗人闻捷，都一同变成了受害者，正是这种戏剧性转变促成了她的觉醒。我觉得这是80年代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很可惜他们数量稀少，只是凤毛麟角而已。当然，我们也看到，今天有些当年红卫兵出来为他们在文革早期的行为道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事情，但这也仅限于个别人。中国文化传统没有忏悔和道歉的基因，尽管孔子说“吾日三省于吾身”，但这只是说说而已。为什么孔子这么要求呢？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人缺乏这种反思传统。
所以，为什么说启蒙运动是半吊子运动呢，那是因为，最重要的东西没有被确立起来。首先是没有追上人类的共同价值，结果被世界甩得很远。第二，由于没有人类价值观作为衡量工具，反思和忏悔就变得可疑起来。它很可能是无效的，或者是方向走偏的。
互联网时代，启蒙是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双轨制
搜狐文化：现在学界又有人提出了“新启蒙”或者说“再启蒙”，但在如今这样一个消费主义时代，已经没有那种公共空间或者氛围，让知识分子像新文化运动或者说80年代那样，去重新开启一个启蒙。您怎么看待这种声音？
朱大可：我觉得启蒙就像空气，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正在提供一种新的启蒙方式。过去的启蒙，是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单向启蒙，而互联网制造了一种新的状况，那就是知识分子和民众在共同启蒙，甚至互相启蒙，这种双向和多重的启蒙，是启蒙运动的2.0版。比如雷洋事件，你们可以看那么多的场景推测文章，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很多都是民众自己在做分析，而这种分析本身就是一次细小的启蒙，谁都无法阻止。互联网是启蒙的最大战地。
你实际上是无法管控他们这种互相启蒙的能力，这个能力在迅速生长，几年以前民众还没有升级到这种程度，现在这么多好文章，都写得很有趣，他们试图告诉我们，警权和人权、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它们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启蒙正是在这些微观事件逐渐实现的。知识分子在里面所扮演的角色跟过去完全不同，他参与到民众的自我启蒙当中，他不再是唯一的启蒙者，有时甚至他也在被启蒙的路上。当然，优秀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还是重要的，因为他可能看得更深更远，也更有说服力。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实际上一种双轨制，我认为，知识分子启蒙和民众自我启蒙，正在共同推动中国人的认知进步。
搜狐文化：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其实都是精英文化的繁盛期，知识和知识分子都被尊重，但现在却出现了“知识分子污名化”，甚至于在知识分子和民众，尤其是网民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敌对关系。这是不是和知识分子内部的构成有关？
朱大可：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关部门蓄意污名化，这个引导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本身也出了问题。知识分子不像过去那么完美了，他们过去被遮蔽的瑕疵，因互联网而被传播并放大了，这是一个祛魅的现代性过程，我对此并不感到担忧。我所忧虑是一部分知识者被权力或是资本所收买，说出各种违反“常识”的言论去误导民众，这会引发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所以我刚才讲知识分子启蒙力量不像过去那么强大了，但好在民众有了自我启蒙的能力，我觉这是一个有力的补偿。
搜狐文化：那您认为这种判断能力的进步的由来是什么？
朱大可：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让资讯获得传播。中国是互联网超级大国，删除永远跟不上发表的速度，管制的用工和成本现在已经不堪重负。这是政府面对的最大挑战。除非你把这个互联网关掉。但它制造了巨大的利润空间，所以政府也无法舍弃。这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心情。互联网的存在，为真相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传播是启动民智的最好方法，因为人们不管怎么样最基本的智力还在那里，是真是假是对是错，通过反复的比较，总是会找到一个相对正确的说法或想法，那就是民智，通过几次几十次之后，民众就学会如何去判断一个被官方界定的事件的真相。
搜狐文化：关于雷洋的很多分析其实是很理性的。
朱大可：相当理性，没有越出宪法和法规的范围，我觉得这点非常好，正是这种理性的分析和批判，而不是那种狂热的攻击，才是社会自我进化的标记。
搜狐文化：很多东西在中国都会偏离它本该被讨论的轨道，而变成一种道德批判，就像雷洋事件，有些人的关注点都朝向了嫖娼，但其实这是一个执法和法制的问题。您认为其实官方引导还是中国社会本身就有这样一个痼疾呢？
朱大可：有人在利用民众的这种道德洁癖，这是很正常的。一些人热衷于扮演道德民兵的角色。这个博弈会长期进行下去，但是你可以发现，聪明人的声音会越来越多，而那种被利用的声音，比较愚蠢的声音会越来越弱，这是一个基本趋势，以前这种情况几乎一面倒，肯定是铺天盖地的道德谴责。但是你看这次不一样，人们纷纷出来要澄清一点，嫖娼是嫖娼，被打死是被打死，这是两个事情，千万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以前做不到一点，就是一年以前都做不到这点，我觉得就短短一年里边，民众的政治智力已经有了令人惊讶的变化。
鲁迅在90后一代已经失宠
搜狐文化：今年也是鲁迅逝世八十周年，前几年的教科书讨论，有人认为鲁迅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以及不适用与当代了，特别是他后期的一些更加冷酷的那种批判方式，所以要弱化他的影响，您认为，时至今日，我们依旧应该思考鲁迅吗？如果是的话，又该如何让鲁迅在当代产生影响？
朱大可：我曾经把把鲁迅分成两种鲁迅，一个是北平鲁迅，一个是上海鲁迅。现在我还是坚持这个立场。
北平时期的鲁迅，写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故事新编》之类的小说等，还包括《野草》这样的散文。这是鲁迅的重大贡献，他使现代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以后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上海时期的鲁迅
上海时期的鲁迅，相对来说他的原创性下降了，首先是没有写出小说和散文来，虽然传说当中他曾经打算写一部长篇，最后也没见到他动手。上海鲁迅的主要文体是杂文，而杂文的主要方式就是批判。对上海鲁迅还要做一些细分，其中一部分是针对中国的国民性，针对中国社会政治写出的反抗性文本，这部分仍然是鲁迅精神的伟大呈现，而且对国民性的批判，也是北平鲁迅的一种延续。但还有一小部分是情绪化的人身攻击，我觉得这部分要舍弃掉。这是鲁迅的弱点，不能把这个弱点当作鲁迅的旗子高高举起。一定要对这两个部分的上海鲁迅再做一次甄别。那种宣称鲁迅是“完美的战士”的人，是在利用和捧杀鲁迅。
搜狐文化：鲁迅后期的个人仇恨性的批判，和文革后来的那种非友即敌式话语，有什么内在的思想继承吗？
朱大可：在上海时期，那种显而易见的憎恨，弥漫在杂文里，这些憎恨有些是公共的，是“为民而恨”，属于大爱的一部分，而有些是非常私人的，是可以打个问号的。一般而言，当恨没有跟爱融解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憎恨就会出问题。而被割裂的憎恨，更是容易被人利用。文革初期，鲁迅再一次变成重要的话语武器。鲁迅的语言被大量用在大字报和批斗大会上，成为戕害他人的暴力工具。他的憎恨被片面放大了，成为一种普遍的憎恨情结，这是鲁迅的悲哀，他根本无法预见到自己的话语未来。
搜狐文化：鲁迅其实一生没有归过什么具体的派别或者主义，他始终有的只是一种内在的批判精神吧。
朱大可：我最喜欢他的就是这一点。坦率地讲，我们都是鲁迅这一派的人。我在对鲁迅做这样那样的分析时，其实也是在对自己做分析，因为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多少都会受鲁迅的影响，跟他的人格有相似之处。我们要继承的不只是他的憎恨遗产，而是独立、自由的批判精神。鲁迅不跟人结盟，保持自己的独立立场。他的脊梁始终是笔直的。这种批判精神，恰恰应该作为面对“问题中国”的基本立场，而被现在青年一代所汲取。但我们可能是鲁迅的最后一代粉丝了。在90后那里，他似乎已经失宠。这是很不正常的。在一个问题成堆、需要千万个鲁迅的年代，鲁迅却在离我们远去。这是中国的另一种悲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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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正淳
发布于2016-06-20 21: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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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访谈：中国是奇观超级大国（下）
迅。
搜狐文化：鲁迅其实一生没有归过什么具体的派别或者主义，他始终有的只是一种内在的批判精神吧。
朱大可：我最喜欢他的就是这一点。坦率地讲，我们都是鲁迅这一派的人。我在对鲁迅做这样那样的分析时，其实也是在对自己做分析，因为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多少都会受鲁迅的影响，跟他的人格有相似之处。我们要继承的不只是他的憎恨遗产，而是独立、自由的批判精神。鲁迅不跟人结盟，保持自己的独立立场。他的脊梁始终是笔直的。这种批判精神，恰恰应该作为面对“问题中国”的基本立场，而被现在青年一代所汲取。但我们可能是鲁迅的最后一代粉丝了。在90后那里，他似乎已经失宠。这是很不正常的。在一个问题成堆、需要千万个鲁迅的年代，鲁迅却在离我们远去。这是中国的另一种悲哀。
只有与权力彻底切割，儒家才能获得新生
搜狐文化：鲁迅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有过深刻甚至是毫不留情的批判，但最终似乎是导致了一种“破而未立”的状态。因此，现在出现了一股儒家返场的潮流，一批人开始大搞“国学热”，试图重建儒家的伦理道德乃至政治影响，您如何看待这种热潮？
朱大可：鲁迅对儒家这种批判，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早期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全盘西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但是后来这批新文化运动成员，实际上是做了一些回调整的，胡适和鲁迅都回过去整理故纸，重返中国传统。鲁迅虽然不喜欢儒家，但他对中国的其它传统并不排斥，《中国小说史略》就是一个证明，鲁迅对古典文学还是很有见地的，他没有切断自己跟中国历史传统的关联。他批判儒家，批判国民性，甚至批判魏晋风度，但他根子还是在历史传统里，无论是他的话语方式，还是他收集善版书的无穷乐趣。
儒家只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为什么他要批判儒家？那是因为，儒家在过去两千年一直是专制制度橡皮棍子外面的那层橡皮。中国社会是法和儒的二元结构，内层是法，这个法不是法制，而是法家和专制，但外面包了一层儒家的皮而已。目前流行的儒家，又称为“第四代儒学”，致力于跟权力合谋，从未摆脱传统儒家的那种基本套路。在我看来，儒家要完成自我改造唯一的途径，就是跟权力做彻底的切割，成为一种更为纯粹的学术和伦理，最终才能被现代社会体系所吸纳。这是儒家自我“现代化”的唯一途径。
搜狐文化：现在随着农民工现象的加剧，农村空巢化，有一部分复兴儒家的学者就试图用传统的伦理秩序去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您认为这种试图去改造是可能的吗？因为确实它在近代已经被摧毁了。
朱大可：儒家的人伦关系是建立在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基础上，这个农耕文明已经死掉了，又哪里来的乡村儒家生活呢？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不过就是一堆零乱的杂毛而已，你可以把它搓成毛线，编织成另外一件东西，但你不能将其还原为那种叫做毛皮的东西了。
中国的农业文明或农耕文明，曾经到达过一个伟大的高度，尤其是在宋代。明清两朝都是它的回光返照。但是它后来被彻底消灭了。土改把把农耕文明的精英——地主全部消灭掉，村社制度和“三堂模式”（祠堂、庙堂和学堂）也全部瓦解，然后把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农民失去土地，又没有地主精英作为道德引领者，还有什么农业文明可言？我们现在只有农业，而没有农业文明，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总是被人拿来混淆。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思想究竟在何处安放？本来是由地主集团来传播这些思想的，他们自身就是儒家弟子，而现在靠谁来传播呢？靠你城里人来传播？农民会信你那一套？农业文明的根基已经消失。所以他们的复兴计划，只能是一些自欺欺人的幻觉。
我认为水泥地是长不出任何生命的。古代的土地生命体是可以长出各种植物的，现在农村已经水泥化了，在制度上已经完全板结了。当然，农业文明的文化残片，可以在新的工业文明，也就是现代文明中继续扮演它的角色，但不可能是主导型角色，它只是可供选择的多元文化样态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搜狐文化：像户籍制度起源于早期的编户齐民，它也是依附于中国的农业文明的，正如您刚刚说的那样，农业文明和传统的农村社会已经瓦解了，现在中国一些人也在呼吁取消户籍制度，您怎么看？
朱大可：取消户籍制度当然是对的，因为当初户籍制度设计者的目的，就是为了固化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要固化这种关系呢？是因为这个田要必须有人交租，政府要拿税赋。通过这个固化关系，它首先解决的是帝国的税收来源。第二个目的，是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让他不至于变成流民，而流民是社会动荡不安和造反的最大因素。当然，除此之外，帝国还有征兵或劳役的其他需要。
但是，现在土地是国家的，七十年的使用期有什么用？农民对这个土地没有所有权，政府随时可以剥夺你，强拆你，你一旦抗争，推土机还可以一举铲死你。这样的恐怖征地模式，最终是无法捆绑农民的。农民不是傻瓜，反正土地不是自己的，他们就全跑城里去了，因为那里收入更高。老家的地通常会转租给外地农民，他们随便在地里投放农药化肥，把水土彻底搞坏，因为反正也不是他家的。他决不会去呵护不属于自己的土地。这就是农民所面对的深层困境，他的家园正在离他而去，而新的城市又无法真正接纳他，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所以他进了城之后，仍然是一个异乡人。中国农民的最大的悲剧就是身份悲剧。他永远是流浪在自己家园里的异乡人。
文学的小众化甚至微众化，依然有价值
搜狐文化：现代也出现了很多乡土文学，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似乎渐渐式微了。您虽然已经“和文学离婚”多年，但也还在从事文学批评，在这样一个短阅读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笼罩的时代，文学其实很难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了，而且似乎如今人们正陷入一种昏迷的状态，许多激发文学的东西被瓦解了，文学该如何寻找一条出路？
朱大可：传统作家的写作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封闭式写作。他宣布要在书房里埋头写一部构思奇妙的伟大作品，写了三年，然后交给出版社去出版发行。但出版后大家都无语了，因为你所写的小说现实，跟日常现实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嘛。中国是一个奇观国家，每天你都能观看到各种不可思议的奇观，它们远远超出了作家的想象空间。所以纯文学正在失去了自己的传统魅力。
你会发现，就拿四、五月份来说，莆田系和百度事件还没结束，就发生了海南暴力殴打妇女儿童的事件，随后是北京的魏则西事件，接着又是江浙家长抗议强征高考名额事件，还有医生被杀和院长自杀事件，一个事件顶着一个事件，就像涨潮时的层层波浪，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浪潮式奇观”。中国是奇观超级大国，我们是全球最大的“事件消费群体”，每天都在纵情消费那些令人震惊的事件，而观看它们的刺激度，远远超过了文学阅读，那你说这文学还会有用吗？当年小说之所以能够称为民众的最佳精神伴侣，是因为它置身于非传播时代，那时消息是靠印刷物来传播的，所以小说那时是最牛的。
搜狐文化：您认为现在对印刷品非传播时代已经过去了。
朱大可：是呀，1949年以来，文学最红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我记得那时一本文学杂志会被上几十上百人翻阅，翻到后来杂志的边都卷起来了，上面还有各种头发、血斑和污渍。现在你看看，一本新出的杂志，有一两个人翻看，就很不错了。一般根本没有人看，因为人人都在看手机，手机解决了所有问题。民众所需要的东西，新闻和图片就能满足了。还有就是它的娱乐功能，所以纸质文学很容易被代替。这是小说家的悲哀，他们永远不可能回到那个辉煌的时代。
搜狐文化：那您认为文学在现代这个时代它的出路在？
朱大可：我觉得文学正在小众化，你只要坦然面对这个事实就行了。以前文学曾经有过大众化时期，但那是不太正常的。文学就像是一种精神药剂，治疗那些在特殊年代中受过伤害的受害者，甚至有过一种专门用来疗伤的文学品种，名字就叫“伤痕文学”。在我的记忆里，它的疗愈效果还是不错的。很多人在阅读文学中慢慢修复了记忆里的伤痛。现在文学失去了这个功能，新时代的创伤，需要新的疗法，而那就是娱乐，是商业电影、大众电视、游戏和网络文学。
但纯文学应该继续以小众和微众的方式存在下去。它的意义在于捍卫汉语的价值底线，否则的话，只剩下互联网语言，那汉语就基本完蛋了。互联网语言是一种双刃剑，它制造了大量新词，提升了语言的活力，但它同时也消解了语言的个性、质感和深度，导致汉语的粗鄙化和劣质化。纯粹的文学写作，至少保住了汉语的底线，使它不至于变得太坏。这就是作家的责任。我会支持那些坚持纯粹写作的作家，我觉得他们更加重要，现在他们有点寂寞，因为读者日益稀少，只有在获奖的时刻才会被关注一下，那是转瞬即逝的荣耀。但是没有关系，哪怕小众化和微众化，你的存在也仍然是有价值的。就像金字塔那个顶端，距离大地最远，它只是一个小尖尖而已，但它为汉语标定了高度。没有这种必要的高度，汉语就可能会扁平化，沦为一堆过度口语化、粗鄙化和秽语化的杂碎。
搜狐文化：对，我觉得它代表着人类精神某种仰望的东西吧。
朱大可：当然，我也不反对类型小说或是网络小说，恰恰相反，鉴于它是大众所需要的事物，所以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但衡量大众小说的标准会有所不同，它看起来比较简单：第一是口感，也就是可读性，看它有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第二是营养，也就是看它价值观是否正确，有没有在里面投放有害的添加物。这是最基本的评判标准，当然，我自己还有一套自己的标准，用来指导我的学生的写作。
搜狐文化：有传言说，您的工作室也在从事类型小说创作，这是为什么？
朱大可：我工作室的一些90后的小朋友，他们正在进行一个叫做“谜托邦”的写作计划，每年大约推出16~20本类型小说，大部分属于幻想小说。这个写作计划的源头，是我的神话研究。这项研究做了二十多年。去年东方出版社出了我的《华夏上古神系》，算是一次学术性小结吧，接下来是工作室把这些学术成果转化为小说。当然，他们的故事也不完全是神话题材，还有都市悬疑和历史探案。这是年轻一代的志趣。他们的原型写作实验，目前还有不少缺陷，不完全符合所谓“市场化”的标准，但却展示出一种新的希望。可以确信的是，在三五年之内，类型小说会有一个重大的进化契机。我希望这个计划，能够为大众文化的改良，无论是类型小说还是大众影视，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
责任编辑: 宋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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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正淳
发布于2016-06-20 21: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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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 2017-0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