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特岛心灵的邂逅

1．

整个白天我独自在海岛上晃像个游魂，天总是晴的，和海一样，像个碧蓝的装饰画。总是下午一两点我就昏昏欲睡，躲在大沿的遮阳帽下，问自己该去哪里。

有一天，我乘大巴到克里特岛的中南部去，碰上了艾玛。我该叫她艾玛老师，她曾是个文学教授，退休于某常春藤盟校。

艾玛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降落在四千年古希腊米诺安宫殿的废墟上。她的肤色粉白，眼珠淡蓝，浅黄睫毛像沾了灰，一张脸像乳酪快晒化了。薄稀的短发银白，镜片后的眼神闪烁着孩子般的兴奋。

她来了毫无准备，没带水瓶、帽子、防晒油，更别提旅行包和相机了。只有右兜里鼓鼓地，后来得知那不是钱包，而塞着个大橘子。她说连早饭都没吃着，就被“我那好友大尉” 最后一分钟推上了车，橘子还是她在餐厅门口的竹篮子里摸的。

我俩乘同一辆大巴，可我开始并没注意上她。大巴上多的是年长的欧洲女人，穿着郑重的长裙。她们俨然都有伴，三三两两坐在一起，咯吱吱地啃着自己的语言。我的注意力一直在位子前头的一个东方女人身上。我的眼神撞上她那张脸时就只是个冷冷的眼角。她有着和她们相似的穿着，甚至年龄，只有一张脸是纯东方的，涂上厚厚的唇膏。我弄不懂她从哪里来，只听得她的英文有口音，转而又换去另一种，到哪座山里唱哪个歌。我就假定是英语加葡萄牙语。听到她咯咯的笑声我越发孤独了，就尽量往远看。窗外，山在缓缓倒退，路旁开满了灼红的夹竹桃，山比较秃，山下矮矮的一片莫不是梦幻的橄榄林了？

橄榄树却比我想象的朴素，叶子细蒙蒙的，是种平淡的绿，绿得花白，像是罩了灰尘。我听到导游用“银辉（Silvery）”来形容它。

我是在宫殿废墟停留时才注意上艾玛的。男导游满脸激情地像个历史老师，可惜就我和艾玛两个好问的学生。我俩紧随他爬了一串石阶，来到一个低矮的石墙跟前,这就是当年的宫殿。残破的石柱石门都浅在膝下，让我想起小时候上学经过的村落，圆石砌的泥墙，畅开的地，慵懒的阳光，该是晒麦子的好场所。

气喘吁吁的艾玛先张口：“怎么回事？上了楼梯又没有门儿。” 希腊胖导游竟连说问得好。他宽厚的脸膛笑起来怕是像四千年前的米诺安国王，抖着得意的嘴唇指给我们：喏，这几个石阶就是古希腊最原始的阶梯剧场了...

我看见艾玛眯着眼乐。下山风吹着残垣断壁的三阶式宫殿，她那单薄的身子芦苇似地倾向一边。她和我有某种相像，严肃的表情下可能是几分幼稚慌张。她的口音告诉我她也来自美国，我俩就这么认识了。

2．

从宫殿废墟出来，我们的旅游车不时地插入狭窄的山间村巷。村子常是一条街，有白色的东正教堂和小手工艺店铺。村里多石屋，屋宅虽旧，但好漆成红黄白醒目的纯色，沐浴在清洁的日光中。村民喜种花，往往是满石墙绚烂的大朵玫瑰，赏心悦目。山坡上也偶尔见到系三角巾的村民老太，一身黑、拄拐在烈焰下弯腰爬坡；小街的屋檐下却常有悠闲喝咖啡的老头，衬衣皮鞋，穿着周正地三五一排聊天。这让人觉得恍然来到“希腊人左巴”(“Zorba the Greek”, 1964) 那部老片里的克里特，那是上世纪早年的希腊偏僻山村，因循守旧，据说那时的女人们一旦守寡还得一辈子守贞穿黑。但片中希腊人左巴却是朴实而豪迈的，他醉酒跳舞的那段给人印象最深。可车窗外谁又是那体魄健壮、放荡不羁的左巴？我需要仔细看，可无论车行得多慢，我看得终究是表象。

长途旅行常让我想到“距离”一词，两地之间，人与地之间，人与人之间。距离亦非尺码可丈量，有时是内心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时刻都在旅行，因为我们一直在改变着与周围人和物的亲疏，难怪人们常有“咫尺天涯”或“天涯若比邻”的感慨。我很喜欢英文里“engage”这个词，比如“engaged conversation”是形容一场投入的谈话，投入到好比齿轮的啮合。然而，此种啮合需要缘分，第一步是破冰（break the ice）。

我和艾玛是不知不觉中打开话匣子的。起先，我俩在大巴里仍孤零零分坐。可我知道她在等我，犹豫了一小阵子，我终于鼓起了勇气拎起旅行包去找她。她欣喜地叫我挨她坐下。

艾玛说这是她头一次希腊之行，是“我那好友大尉”劝来的，大尉来这里开会。

她说真不相信自己来了，做梦似地。我真得就在她眼里看出激动了，连绵密的眼角纹中都是。她那张脸也像我，虽是两代人，一张脂粉不施的脸就没有了遮掩。

我那时才听说艾玛是个文学教授。小小瘦瘦的她，居然在七十年代的美国大学课堂上倡导过一次改革。我以为美国的课堂一贯那样，尤其是文科课上，活跃的气氛总是从始至终。艾玛却告诉我这都有个演变的过程。六七十年代，光做为一个女教授站在大学讲堂上就不是件易事。

艾玛的教改在今日看来似乎不算什么，不过就是尝试划分了小组，整学期采取小组讨论和社会实践的方式，然而那时的文学课上却不多见。她说文学课上必须得有学生的反馈和参与，只有学生们打开心扉分享不同意见，才会达到思考的效果。

她让我再次想到“engage”这个词，即师生们在课堂上充分“挂钩”。我不禁回想起在美国大学的一堂文学课，那个三十多岁的女助教给人印象很深。

那个课上我们读了三类小说，一是越战(“The Things They Carried” by Tim O’Brien)，一是美国的种族分离（”Going to Meet the Man” by James Baldwin），一是现今南非的种族冲突(“Disgrace” by Coetzee)。每次读完都在课上分组讨论，再在全班做总结报告。我记得好多都是敏感尴尬的情节，像种族歧视、社会暴力和性侵犯。作为旁听生的我不由在想，课上都是不足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尚未完全步入社会，却要提前面对这些成人世界丑陋的一面，他们有这样的承受力吗？比如在讨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Coetzee的小说《耻》（Disgrace）时，女助教就毫无回避地让大家分析那最残酷的一幕：南非白人教授在女儿家中遇黑人抢匪，眼看女儿被匪徒强奸，而他也被烧伤，几乎毁容却无能为力，而事后女儿竟拒绝报案。这一切很有讽刺性，因为教授本人在学校就因勾引女学生而被逐，而独居南非牧场的女儿偏偏是同性恋，因奸怀孕，还坚持要把无辜的小生命生出来。

课堂上除我和一个韩国男生之外都是白人。女助教引导大家一同反省殖民史留下的尴尬和伤疤。有的小组提出来对于南非的白人来讲，也许是一种难以释怀的“负罪”心理，内心缺乏安全感而担心“报应”，不是因为他们对黑人做了什么，而是因他们的父辈欠下了良心债，曾参与了对黑人社会的无情掠夺和侵占。又有小组从犯罪的底层黑人角度分析，说艰难的处境使他们对正义失去信心，认为既无公平可言，那他们也可以为所欲为。小组发言时女助教说得很少，几乎每个同学讲完，她都认真点头，偶尔会提出问题，但不发表对与错的点评。有时全班都累了，大家懒得举手，她就分小组指定问题给大家...

我不知道年轻时的艾玛什么样？会不会像这个女助教？艾玛还告诉我，最出乎意料地是她竟为此得到一份殊荣。那是在她退休之际的毕业典礼上，校长在台上宣布今天的大会要献礼给一个人，紧接着就点了她的名字。艾玛说她慌极了，恨不能钻到椅子底下去。校长说这是为嘉奖艾玛的教改，称其有开创作用，不仅影响了七十年代的一班学生，它潜移默化的作用还一直延续到今天。可艾玛是需要安静的，她的心怦怦跳，眩晕着，就像躲在黑夜里突然被一道强光照亮。

我不禁想象着艾玛那因荣誉而狼狈的模样。她对荣誉的畏惧像是躲枪子。这又为什么呢？原来背后还有个故事。

3．

我们的车来到克里特岛西南的一个叫做Matala的小镇。停车后那些欧洲女人们就纷纷在小街的各个礼品店里消失了。我和艾玛来到一个小而整洁的快餐店。她说不饿只为来陪我。我弄清楚了，原来她没带钱，就坚持给她也买了一份。

跟她对坐，看她，又觉得她像我。两人用餐时我常是最慢的那个，我是那么急于表达，而人多时又犹豫地无话。可今天她偷了我的角色。我盘子空了，她的三明治仍在，只咬了两口，思绪却跑回了千万英里外的美洲大陆。

她忍不住要讲给我大尉的故事。不过，讲大尉之前，先回到了她那头一段失败的婚姻。

艾玛已独身多年，前夫是同一所大学的理工科教授。他们有两个孩子，但安静的日子由丈夫的一份荣誉突然改变。那是当他在学术上终于得了梦寐以求的总统奖。

他用那份奖金买了一个葡萄园。“我们搬去乡下种葡萄吧，那是我从小的梦。”丈夫说着，梦就轻松实现了。丈夫先搬离闹市在葡萄园安了家。

然而，葡萄成熟的时节，他的心思完全没在葡萄上。因总统奖而一举成名的他，有了葡萄之外的另一收获，就是情人。

艾玛讲到这儿忽地瞥见一只小苍蝇。她吆喝一声，两个胳膊都抡起来，我还没见过如此阵势打苍蝇的。只听啪地一掌，停在夹克衫上的小东西顿时被击晕，我赶紧给她递上纸巾。她随意抹干净，这才舒一口气。

她接着说，丈夫的婚外情却没什么好结局。俩人很快分手，葡萄园和两个儿子，他选择了前者。然而出他所料的是，他离开了她，后来他的情人也抛弃了他。于是，这事业巅峰的男人竟沦落得孤零零的，只剩下一园葡萄林陪伴。

难怪艾玛会惧怕荣誉，然而多少人正渴望它。做梦的时候，醒来的时候。走了千里路也来寻求它，在国际会议厅里，在爱琴海的游轮上；各个肤色的人们，扎着领带，踩着高跟。高的眼神和低的眼神，日出日落为之奔命。

4．

我从前想象中的克里特岛，伊甸园似地，富饶而简单。漫山遍野该是不老的橄榄树，每棵树上都必坠满青悠悠的橄榄。这次才重新认识它。

导游告诉我尽管这里鸟语花香、日光充足，但年降雨量非常少，山秃黄而多石。正如当地人玩笑所说：世界的最初，上帝经过每个地方都从布袋里掏出点儿宝贝撒出去，最后才到了希腊，只剩下一布袋石头了。岛上的橄榄树虽是天赐，但种橄榄可要耐性，每株树25年后才结果。

这个古岛也倍受战乱的冲击。克里特岛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东罗马帝国（拜占廷）的属地，直到公元824年落入阿拉伯人之手，后又经历十字军东征。1669年，奥突曼土耳其人从威尼斯人手中夺走了克里特岛。十九世纪，又一度成为希腊独立战争的中心。直到二战，还遭受过德军的惨烈袭击。我在克里特北部经过一个东正教寺院，看到一面墙上用画笔记述了几个世纪前的一场浩劫。这场抵御奥突曼的保卫战竟是以三千僧侣加平民的丧生告终，当地的男女老幼点燃了炸药与侵略军同归于尽。

在希腊的一个展览馆，我还被一尊锈迹斑斑的铜像所迷，它虽比不上古希腊遗留下来的壁画高柱、或精美的陶器雕塑，但它却很特殊，因为这是一尊从海底打捞上来的古希腊妇女像。她简直是缠发裹身的雅典娜，湮没千年又重见天日，周身已斑驳褪色，表情却具内力，有份不可泯灭的母性静谧之美。旁边有现代人配的一首英文小诗，献给天下的母亲。诗词大意是：

            “我们都是母亲

              从你的眼神里看出

               我们都是母亲

                  时光的桎梏锁不住”

艾玛还有一段故事，就是关于做母亲的—

我本想请教她作为一个文学教授爱读什么样的书。可这问题刚出口，就碰上车窗外轰隆隆的施工声，我所说的“reading”，被她听作“cooking”。于是话题又一次回到她的前夫。

“我不大会做饭。我们结婚多年，我前夫唯一夸过我的，就是我做的意大利面。我就干脆连做三年，隔三岔五的就是这面，” 说着，她呵呵一笑，“这可真简单，我只需要买现成的番茄酱和干面条就是了。”

我在一旁打量艾玛，这个整天埋头于大诗人John Donne研究的女教授，眉宇间依旧书生气，可年轻时的她也得过一日三餐、生儿育女的平常日子。而且艾玛比别的母亲更辛苦。离婚后，她做了多年的单亲母亲。

她给我讲了这段故事：

“你相信吗？我有段时间居然迷上了奇幻大王托儿金（Tolkien）。我每天晚上都读他的书给儿子听。哦，那是我最开心的日子！那日子跑哪儿去了？现在我儿子都像你一样，有自己的家了。”

“我可真为自己高兴，我终于找到儿子喜欢的书了。你知道吗？在他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丈夫刚走，儿子很不开心，就跑去葡萄园找他爸，可那女人讨厌见他，不欢迎他来葡萄园。我儿子回来后很难过，也不想去上学。我们还去见了个心理医生，可怕的是，他们在检查中发现我儿子竟患有先天的读书障碍症！”

“这以后，我的生活可就转了一百八十度弯儿。医生说他需要特别的关心，尤其是一对一的交流，叫我多念书给他听。”

“瞧，我这个搞古典文学的，竟研究起儿童文学，还是从朋友那儿打听到了托儿金。我买了一架子，现在还堆在书房。真要命，我发现自己跟儿子一样迷这书呢！”

艾玛盯着前方，痴痴地笑，眼光像是跌回了奇幻世界。

她眼神里一丝怨恨都没有，只是让回忆充满。我不由得想象白炽灯下的这对母子。那年轻母亲，收了碗筷、抹了桌面，收拾番茄酱的残羹时还有几分笨拙，但等她挨着那金发小男孩坐下，打开一本书朗读时，那声音的魔法就出现了：窗外的夜同时被俩人穿透，时光变作一条奇异河流，载着他俩去一片新天地。那里侠光剑影，小矮人在雪山和树林里载歌载舞，男孩成了勇士，用刀剑和智慧与黑面骑士展开殊死搏斗...

艾玛接着说：“这招儿还真灵，儿子不但爱上了书，还迷上了写作，长大后虽没当个什么研究生，但有了一份自食其力的技工工作，业余还爱编些小故事。”

5．

午餐后我和艾玛在海滩上逛。Matala的海滩以西皮士闻名，传说好多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西皮士纷纷跑来这里定居，他们和艾玛该是同龄。如今，这些西皮士也纷纷进入暮年，但他们仍喜欢裸着晒得黝黑的脊背，披戴着石子贝壳串的珠链，任海风吹拂他们不羁的长发。

时间不多了，我们的车很快要返回，也许该快点把这儿的景致塞到相机里，连同我自己的。可艾玛仍迈着碎步子，旁若无人地眺望海平面。她穿着一身灰色长裤长衫，老远看就是个小老太太，而身边的凉棚下却是着彩色泳装、针刺纹身的长发西皮士。但海有几分像她，倔强地坚持自己的色彩和步调，反而叫赶潮的人从远方来追逐探看。

接着，艾玛给我讲了“我那好友大尉”的故事。

他俩认识多年，但从未擦出火花，直到俩人的再相识，在塞琳娜的追悼会上。塞琳娜的离开，让俩人同时失去了知己。塞琳娜是艾玛的好友，也是大尉的妻子。追悼会上，大尉放映了他专为塞琳娜制作的光碟，她从孩童起到暮年的音容笑貌，就在大屏幕上配着美妙的音乐闪现，一张张详细而生动，让艾玛看呆了。

“我的塞琳娜，我们认识了好几十年。我还是不能相信她走了...” 艾玛喃喃地说。

“塞琳娜比我幸福，她有大尉。大尉比我的前夫懂得爱。你知道爱是什么吗？大尉让我知道爱很简单，就是能为对方着想，为孩子着想，因为孩子才是我们的未来。我不算个虔诚的信徒，但我相信上帝是爱，被爱过的人都知道。”

我心说艾玛老师太可爱了，她那陶醉的眼神分明是在恋爱，恋爱中的女子应不分年龄。居然有把男女之情与上帝之爱作比的。

“大尉搞机械，还懂艺术，以前塞琳娜从没给我提起过。幸福的女人总让你觉得她们的一切都那么自然，她们的家，她们的儿孙，她们的事业，都平淡得没什么可夸耀。她们见了你，反而还会问长问短地关心你的事。”

“塞琳娜和大尉还有个好孙女。小姑娘在追悼会上念了自己的一个短文。短短的，能在一张卡片上写下来。写得很好，怎么说呢？...”

艾玛告诉我，这篇短文是一个九岁小女孩的语言，没什么装饰的词藻，只是记述了最后的一个圣诞节跟奶奶一起度过的几个细节，说那种开心的感觉一直没忘。我猜，这篇短文可能就有点像崔护那首“去年今日此门中”的诗，平白但有余味。在场的人都为小女孩拍手，连艾玛所在的文学院院长都说，这样平实的文章才是好文章，等这孩子长大了，我给她奖学金来我们这儿读书。

6．

在克里特岛的行程中我乘船游览了一个小岛，离雅典不远，被称作麻风岛（Spinalonga., Crete）。如今这岛已荒废了，一个多世纪前，这里竟遍布麻风病人。他们被送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大海间。导游开玩笑说这也是政府的恶作剧，因为这小岛上曾住满了赶不走的土耳其移民，一听说麻风病人上岸了，他们一下子就放弃了这个祖祖辈辈住了上百年的老家。

起先，雅典送食品和饮用水的船还定时来光顾，后来二战争中，雅典人自顾不暇，小岛就被大陆遗忘。这里长年干旱，我们游览的时候忽然来了一场雨，导游说这是七年来五月份的第一场雨。听说有阵子岛上的麻风病人只能靠收集雨水为生。

这些在岛上自生自灭的人们，如今还能见到他们当年的小教堂，里头墙上挂满了小名牌，每个都写着各自向天父的虔诚祷词。从前神父来给他们祝福的时候，每个牌子还要浸在酒精筒里先消毒。他们的石房子里还有好几个一人高的大圆木桶，用以储水。

当世界忘却他们的时候，那里的人们竟建起了小社会，简直是实现了原始的共产主义，这真是平等互助，各有分工。有取水的，有做木工活儿的，还有种菜做手工的，算不上为了营利，而只是在自救，在这孤岛上好共度残生。

后来，岛上竟有孩子生出来，一个连一个，有一百多个。这其中，居然有半数健康的。原来，岛上并非所有人都得了麻风，有些女人是随夫来的。有的自愿，有的别无选择，不知他们是怎样产生了抗体，竟连新生儿也可免于其难。

也许是他们的祷告感动了上帝。二战后，这些母亲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孩子离开麻风岛，政府终于帮他们做到了，共有几十个健康的新生儿被安全送回了雅典。走的时候，也是一些家庭生离死别的瞬间。

当然，也有人对“麻风孩子”有争议，那些天生患麻风的父母怎能有权利再生儿育女？但可能发生的都发生了，在这个如今被游人包围的孤岛上，有过最悲惨的和最幸运的。听说这一系列旧事被记在了一本历史小说里，就是Victoria Hishop的“The Island”。

从导游那里学到一句谚语：“理解他人的痛苦也是医治自我的一剂良药。” 我想，这种理解就在我们每天微小的行径中。有时，人们的痛苦就像是掩藏在地表深处的地壳运动，火山和地震随时可能爆发，但我们若不留神，所看到的就只是一片浮于表层的祥和气象。

在Matala等司机的时候，我俩在大巴的阴影里躲太阳。忽然艾玛眼睛一亮，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大橘子：瞧，我们还有甜点呢！她好半天才剥好了橘皮，分了大半给我，甜丝丝的汁儿就渗入我俩口中。

回到车上，艾玛的故事讲完了，却又没完。她的嘴唇翕张，又没声音。她饥渴了，她疲惫了。还有我，这个幽灵般的听众，此时却像探照灯离她太近。

返程中，我俩再次盯着车窗外沉默。许多山路，许多村镇，许多树，都像扇页一样在暮色中铺开又叠折，一一搁置在身后。车上的欧洲女人们也都打起了盹儿，连带那个巧嘴的东方女人，她的漂亮草帽摘下，烫发有几分凌乱。

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回味着艾玛的故事。在我身边的她仿佛消失了，我只是捧着一本书，她就是书中的一个人物。然而，这个大巴上的每一个女人都可能是一本书的主角，包括那个欧洲打扮、有点儿让我猜不透的的东方女人，还有我自己。然而，读一本书会很轻易地放下，我会相信主人公的悲欢就像卡通人物一样即使跌得粉粹仍会顺利地复原，反正痛在他人身上，属于另一维世界。那和我一起游览了一个古岛的艾玛呢？刚才那甜丝丝的橘子的汁液仍在舌尖。

我和艾玛的旅馆竟在一处，临别，她没留下房间号码，只给我一个电子邮件，可我回去后也弄丢了。

归途中的人们需要安静，因为现实近了。

@发表于香港《文综》杂志2017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