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着邮递员远去的身影，那影子意味着一种麻烦的开始。门前的这一大堆邮件都是从世界各地飞向杨德明的，前几天有几个记者来访，这一切都是关于《倾听死者》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们为此文感到惊奇，认为此文出自一个死人是荒唐的，杨德明也倍感无奈。他从信件堆中走出，踱着步，他应该向他的执友祈求，但他已经死了，他是否会回答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关于他的这篇《倾听死者》而来，整篇文章都是执友口述的，只是标题是杨德明加上的。杨德明决定将他与死者的关系以及文章的来历等等做一个更清晰的阐释，于是他提笔开始写下这个回忆录。
我，杨德明在十五岁那年，我的家乡发生了一场大饥荒，无数的人在这次饥荒中活活饿死，有小孩，妇女，死得更多的却是身强力壮的男人。我的母亲也死在这次饥荒中，她死后的第二天，我们发现她的耳朵被更饥饿耗子咬去了半边。一个星期之内，我的父亲还有两个妹妹他们决定将我赶出家门，我已经没有力气了。父亲再没有能力养活这几个人，后来我知道他们因吃了过多的观音土而全部死在家中，他们都是坐着死的，似乎死得安翔，那一次死亡是可怕的。但没有人报怨，因为他们都还笼罩在谎言之中，那是六十年代的事情。
我不知要往那里去，一路主要靠水充饥。但我不能往回走，在逃荒的人沿路皆是，在这时我遇到了《倾听死者》的作者杨德彪，他比我长一岁是我的同乡也是我的本家。他父母也在这场饥荒中死去，这是我在乡里时就已经知道的，那是吃政府发的救剂粮死的，那些粮食都已经霉烂了，其实质等于毒药。而这救剂粮也只有少数几家分到，因为杨德彪父母是有残疾的，因此亨有特殊补贴。一直到后来杨德彪总说:
"要不是粮食霉烂，我们一家都还活着。"
他时常在回忆这事时暗自哭泣，但在我面前他没有遮掩，我们的经历是相似的。在逃荒的一路上，杨德彪就是我的亲哥哥，我们互相照顾着，总算逃到了一个大城市。这里的情况与别处差异太大，这里一点也没有饥荒的景象。城里人都过着富足的生活，每天有节奏地进行着。最初的时日，杨德彪带着我沿街乞讨，吃饱不可能，但活下去是没有问题。城里的乞讨也不容易，因为城里人反感乡下人，他们甚至恨乡下人，觉得就是我们这些农民使他们不够现代，妨碍他们。还有，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原来我们的社会是个不容许乞讨的社会，就像不允许卖淫一样这会给我们的体制抹黑。难怪城里人驱赶我们这些从乡下涌向城里的乞丐。人们被一车一车运走，不知运到什么地方去，也许是被运回他们的老家，本来我和杨德彪也将被运走，但那天人太多，我们就只得等第二天再走。当天晚上一个妇人将杨德彪和我拉进她的屋子里，这是个好心的妇人，她给我们俩洗了澡换了衣服。
"你们不要再做乞丐了，明天到城南去登记，那里有很多适合你们的工作，这服装会对你们有帮助的。"女人的丈夫是军人，常年在外，她就把她丈夫的旧衣服给我和杨德彪一人一件，我们一时间感到无比荣耀，仿佛我们也在给帝国效力。当天晚上杨德彪被女人叫去与她同睡，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代价，那年杨德彪十七岁，我到了十六岁。杨德彪常对我说那一晚对他意义深刻。
到城南登记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城里人模样，人很多，需求量也大。杨德彪和我由于穿的是军装所以优先，那登记的人知我们一定是军人家属，就一点也没非难我们。
"会写字吗?"那人问，我们只是摇头。
"不会没关系，可以学嘛!Ｇ，把他们分给你了。"说着他大声幺喝就把我们交给这个叫Ｇ的人，这人带着我们学了半年的文字还有其他的职业相关技术。直到后来，我和杨德彪才知道我们的工作叫"刽子手"。对这项工作，我们充满了感激，它养活了我们，虽说工作量大，每天都有许多为非做歹，或者危害社会的人将被我们除掉。
杨德彪说:"每天都要磨这刀太辛苦。"那时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要磨五六把刀，刀不铎利，头不落地。还有要勤洗衣服，几乎每砍一颗脑袋都要喷一次血，衣服全是血，夏天的时候那血是热的，而且惺臭。有一天杨德彪私下里问我:"你怕吗?我们杀了这么多人。"
"我怕，哥，我每天都睡不好，我一闭上眼那些死人就在我的世界里飘来飘去，哥，我们逃走吧!"
杨德彪抱着我的头，他什么也没说。但是第二天我们依旧拿着刀砍脑袋像砍萝卜一样，把这些看上去不平的东西削平。干这项工作的第五年，乡里的饥荒也差不多过去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要砍头的人却猛地增加了许多。也有很多人进入这一行。
一天杨德彪一回到住处便呕吐，过去砍再多的脑袋他也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他很痛苦地对我说:"今天一个人被我砍掉头后说出了我父亲的名，他还说'木柴要放到火底'，然后那眼睛才闭上。"杨德彪陷入了痛苦，整夜都不再说什么，一个人凹陷在黑暗中寂静着。
第二天杨德彪和我逃走了，我们其实不用逃，因为这份工作太抢手，有那么多的人渴望着它。但我和杨德彪一起逃回到我们的乡下老家，这里稀稀疏疏有几户人家，虽然饥荒已过去，人却不能再回来。我的家被别人占了，那人像也是逃荒到此地的。如此我只得和杨德彪一起住进他的家，我们将屋子翻整，用我们的劳作所得，不久我们就是乡里的阔人了。附近的邻居们考虑到杨德彪是婚配的年龄都主动上门来谈婚事，但都被杨德彪拒绝了，原来他一直怀念那个军人的妻子。而无人向我提起过婚事，我明白他们全因我的长相难以接受，用杨德彪的话说:"你要是长得再不恐惧些就有婆娘了。"有时我想我的长相就适合做刽子手。
我们到乡下生活的最初十年，杨德彪变得心安，但随着年龄上升，他又渐渐不安起来。时常他在夜半起床站到院子里，我从窗户看他。他总是站在院子里的井旁，尤其是月圆之夜，他会长久凝视夜空，又看那口井。白天的时候，杨德彪变得话少，他似乎有些烦我，也许不是，他讨厌光，所以整个白天他都把自己锁在漆黑中。一段时间邻居们问:"杨德彪这是出远门了吗?"
"是的，他最近一直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我担心他，每天只有我照顾他，我常想如果某一天我们中的某一个死去，那么谁来照顾那剩下的一个。如果那一天到来也是罪有应得，应该说那一天来得太晚了。
某天杨德彪突然叫住我"你给我准备些纸，越多越好，我要写下我的罪。你呢，你也要写吗?"
"哥，我想是的，我们的罪太深了，可是那些死者已经死了，写这些算什么呢!这不公平，我们砍了别人的头，光忏悔一下就完了吗?这不是更没人性，更造做吗!我们还是沉默吧!"
"可这些文字像血一样就要从我大脑里喷出来了。"我没有写什么，只是随便写了几页，但杨德彪却写了许多，似乎他找到了一个窗口，这个窗口可以让他暂时忘掉自己的罪恶，将他的脏擦去一些。有一天杨德彪抱着我的脚，他悲痛"你烧掉它们吧，我不配把它们拿去请求死者宽恕，因为这些文字太造做，不是真正的文字。你杀了我吧!"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杨德彪又陷入痛苦，恐惧和自责之中。活着对他来说是比死更难了，但用死来推脱他的罪这也太过简单，他的死赎不了他的罪。他也深深明白这点。
"你还记得吗，那个说出我父亲姓名的死者，他一定还没有死，他对我失望了，对我父亲也是，他怎么知道我会成为杀害他的凶手!一定是我父的灵通过他而对我说，他们都对我失望了。'杨德彪，杨德彪，是什么使你成了刽子手？'”
后来他常常对我这样说：“德明，你杀了我吧!要像我们杀掉别人一样砍掉我，我想只有如此我才能写出真正的东西用去向他们赎罪，你一定要把我砍了，在我的头落地之后倾听我说了什么，然后记下来拿去公开的刊物发表，这是我的罪状，我认罪。若是我什么也没说，那只是短暂的，你将我的头放在院中的井里，然后每天夜里到此倾听，所有死者会通过我的头而说出他们的冤屈。"
之后的一段时间，杨德彪的确认真地磨一把刀，大刀。他屡次将其放在自己的脖子上，直到他确信一刀下去，人头落地。但我迟迟没有执行，我也在恐惧之中。近一年的时间，杨德彪常在院里的井旁演示他的死给我看，我清楚杨德彪没有发疯，他理智很正常，他又苦苦哀求我，这流他血的罪记在他身上。我并非担心这罪，我的罪也深入海了。只是我怀疑这是否能见效，如果有效我也会如此行把我的脑袋也砍下来。
但我还是做了，是深夜做的，刀磨得锋利像那天晚上的月光一样，纸和笔都准备好了。只在我挥手的一瞬间，没有感到任何阻力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但都发生了。杨德彪的头掉在地上滚了一圈又立在那里，脸上粘有泥和血迹。
它说:"成了。"
但之后什么也没说，我白天将杨德彪的尸体埋了，又将他的头放在井里，夜里我一直匍匐在那里倾听，连续两夜都没有反应，我想他真的死了。井里的水都是静止的，井底有他的头胪，第三天晚上从那里发出一些声音但太微弱，有几个名字被我捕捉住我都写进《倾听死者》里了。第四晚没有发生什么，水还是那么净，那么静，第五晚下半夜一连串不停地发音从井里发出，不像只是杨德彪一个人的。于是我记下，这就是整篇的《倾听死者》。
要做的部分补充说明就是:它不是纪念杨德彪的，而是那些死者，阿门。
